我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準確地刻畫出我們時代的神經症患者，刻畫出實際推動他們的內心衝突、他們的焦慮、他們的痛苦，以及他們在個人生活和與他人交往中所遇到的種種障礙。在這本書中，我不打算討論任何特殊型別的神經症，只想集中討論我們時代所有神經症患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表現出來的性格結構。
r我把重點放在實際存在的衝突，以及神經症患者為解決這些衝突所做的嘗試上；放在神經症患者實際存在的焦慮，以及他為對抗這些焦慮所建立的防禦機制上。這種對實際處境的強調，並不意味著我放棄了這樣一種觀念，即神經症本質上形成於早期童年時代的經驗。但我與許多精神分析作家不同的地方在於：我並不贊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時代，並不贊成把病人後來的反應看作本質上是早期經驗的重演。我要指出的是：童年時期的經驗與病人後來的衝突兩者之間的關係，比一般精神分析專家所設想的要複雜得多。這些精神分析專家只注意到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而實際情況卻是：儘管童年時代的經驗為神經症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它們卻並不是後來種種心理障礙的唯一原因。
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實際的精神障礙時，我們發現：神經症不僅可以由偶然的個人經驗所造成，同時也可以由我們在其中生活的特殊文化環境所造成。事實上，文化環境不僅為個人經驗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歸根結底決定了它們的特殊形式。舉例來說，一個人擁有一位專斷的母親或擁有一位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母親，這可以說是個人的命運，但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我們才能發現專斷的母親或自我犧牲的母親。同時也僅僅因為存在著這些文化條件，這樣一種經驗才會對該人往後的生活產生影響。
當我們充分意識到文化環境對於神經症的重要影響後，被弗洛伊德視為神經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後退到背景的位置上。這些次要因素的影響，只有根據大量精確的事實材料才能加以考慮。
我的這種思想傾向，使我對神經症中許多基本問題都做出了新的解釋。儘管這些解釋涉及不同的問題（例如受虐狂問題，愛的病態需要之內涵，病態的犯罪感之意義等），它們卻具有一個共同基礎，即強調焦慮對產生病態的性格傾向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由於我的許多解釋都與弗洛伊德的說法大相徑庭，一些讀者可能會問，這究竟是否還稱得上是精神分析。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認為什麼是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東西。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論構成的，那麼，我在這裡所說的一切就不能算作精神分析。但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質在於某些基本的思路，目的在於考察無意識過程的作用和無意識過程獲得表現的方式，並以心理治療的形式使這些潛在的過程意識化，那麼，我在這裡所說的就算得上精神分析。我相信嚴格地拘泥於弗洛伊德的一切理論解釋，會導致這樣一種危險，即容易使我們在一切神經症中發現弗洛伊德理論希望我們發現的那些東西。這是一種迂腐的、食而不化的危險。我相信對弗洛伊德偉大成就的尊敬，應該表現為繼續鞏固他所奠定的基礎，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共同完成精神分析的未來使命，使精神分析既成為一種治療實踐，又成為一種理論方法。
這種說法同時也回答了另一種可能提出的問題，即我的理論是否是一種阿德勒式的理論。不錯，我的理論與阿德勒所曾強調過的某些觀點有一些相似，但就其根本而言，我的理論卻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礎上。事實上，阿德勒的理論恰恰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它說明：甚至對心理過程的富於創造性的洞察，如果從片面的方向上去探索，如果不根據弗洛伊德的基本發現，也會變得枯燥乏味。
由於本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界定在哪些方面我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的見解，所以整個說來我僅僅把自己的爭論和辯駁侷限在我的觀點與弗洛伊德有著重大歧異的那些問題上。我在這裡所說的一切，乃是我在對神經症的長期精神分析研究中所獲得的種種印象。假如要提供我的理論所據以建立的一切材料，我就必須在本書中包括和容納許多詳細的病案，但這一程式在一本旨在概括性介紹神經症問題的書中，無疑會顯得冗長累贅，大而無當。同時，即使沒有這些材料，專家乃至外行也仍然可以檢驗我的結論是否正確。如果他是一個善於觀察的人，他就可以拿我的假設與他的觀察和經驗作一比較，並根據這一比較，對我所說的一切予以拒絕或接受、修正或堅持。
本書採用明白曉暢的語言寫成，為了清晰起見，我儘量不去過多地討論枝節問題；同時我也儘可能避免使用技術性術語，因為這類術語往往可能被用來取代清晰的思考。因此，許多讀者，特別是外行，可能以為神經症人格的問題是一個明白易懂的問題，但這是一個錯誤的甚至危險的結論。我們必須承認，一切心理問題都必然是極其複雜、極其微妙的。如果有誰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那麼他最好還是不要讀這本書，否則他就會發現他越弄越糊塗，並因為不能找到現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本書既是寫給有興趣的外行看的，也是寫給那些其職業就是與神經症病人打交道，因而熟悉本書所涉及的種種問題的人看的。這些人中不僅包括精神病專家，同時也包括教師和社會工作者，包括那些開始意識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此外，我希望本書對神經症患者本人也具有某種意義。如果神經症患者原則上並不把心理學思想作為一種對個人的侵犯和強加而予以拒斥，他就往往能夠根據自己的切身痛苦，比他那些健康的同胞更敏銳更優越地領略人的心理的錯綜複雜。然而遺憾的是，閱讀本身並不能治癒他的疾病，使他擺脫自身的處境；在他所閱讀的書中，他可能更易於發現他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影子。
我願藉此機會，表達我對本書編輯伊麗莎白·託德女士的感激。至於那些我必須對之表示感謝的作家，我在本書正文中已分別提到。我要向弗洛伊德表示最大的感謝，因為他為我們的工作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工具；同時我也要向我的病人表示最大的感謝，因為我對他們的任何瞭解，都來源於我們共同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