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身上，這種缺乏選擇性，而對性物件不加區分的傾向，可能表現在對潛在的性物件的性別不加區分這點上。他們可能主動地尋求與男性和女性的性關係，或者，可能被動地屈服於別人的性要求，而不管這些性要求是由一位異性還是由一位同性的人提出來的。這裡，我們對第一種人不感興趣，因為儘管他們也把性用來作為獲得除此之外即很難獲得的人際聯絡的手段，但其基本動機，卻主要並不是出於愛的需要；相反，更多的是出於征服他人，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出於制伏他人的願望。由於這種願望是如此強烈，如此不可遏制，所以性別的問題相對說來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總之，在他們看來，男人和女人都必須加以制伏，不管是從性上加以制伏還是從其他方面加以制伏。但第三種人，即傾向於被動地屈服同性或異性的性要求的人，他們之所以如此，卻主要是由於自己有太多的愛的需要。特別是由於害怕失去對方，因而不敢拒絕對方的性要求，不敢保護自己不讓他人對自己提出任何性要求，不論這種要求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而他們之所以不願意失去對方，則是因為他們十分迫切地需要和對方接觸往來。
用某種「雙性傾向」（bisexuality）來解釋這種不分男女而發生性關係的現象，在我看來乃是一種誤解。在這種情形中，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出存在著對同性的真正依戀。只要一種健全的自我肯定取代了焦慮的位置，這種表面上的同性戀傾向就會立刻消失，正像對異性性物件不加選擇區分的傾向也會立刻消失一樣。
關於雙性傾向所說的那些話，也同樣能夠給同性戀問題以某些啟示。事實上，在所謂「雙性」型別的人和具有明確的同性戀傾向的人之間，存在著若干過渡手段。在後者的生活中存在著某些明確的因素，足以說明他為什麼要排斥異性，不讓她們作為他的性物件。當然，同性戀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僅僅從一種觀點、一個角度去理解這一問題。這裡，我只能說我還沒有見過一個同性戀者，在他身上沒有同時存在著我們在「雙性」型別的人身上發現的那些因素。
最近幾年，許多精神分析作家都反覆指出：由於性興奮和性滿足可以被用來釋放內在的焦慮和受到壓抑的心理緊張，所以人們的性慾很可能有所強化和增加。這種機械的解釋也許有其一定的正確性，但是我相信，同樣也存在著由焦慮導致性需要增加的種種心理過程，而且我們完全有可能認識和發現這些心理過程。這一信念的根據，一方面是精神分析的觀察，另一方面則是聯絡病人與性慾無關的種種性格特點來對這些病人的生活歷史所做的全面考察。
這種型別的病人可能一開始就充滿熱情地迷戀於醫生，急不可耐地要求得到某種愛的回報。他們也可能自始至終保持一種相當冷淡的態度，而把他們對性親暱的需要轉移到某個局外人的身上。這個局外人由於與醫生有某些相似，或由於在夢中兩人被等同起來，所以實際上成了醫生的替身。最後，這些病人希望同醫生建立性關係的需要，也可能僅僅出現在夢中或表現為與醫生見面時的性興奮狀態。這些病人往往對這些毫無疑問是性慾標誌的表現十分驚訝，因為他們既未被醫生所吸引，也根本沒有愛上他。事實上，醫生的性魅力在這裡根本就沒有發揮可以覺察到的作用；而且，這些病人的性氣質也並不比其他人更迫不及待，更一發不可收拾，他們的焦慮也並不比其他人更多或更少。他們不同於他人之處，是他們對任何真正的愛，都懷著深深的不信任。他們完全相信：如果醫生畢竟對他感興趣的話，那也僅僅是出於自私的動機；而在內心深處，他是看不起他們的，很可能他會更多地給他們帶來傷害而不是帶來好處。
由於神經症病人的高度敏感，所以在每一次精神分析過程中，他們都可能做出仇恨、憤怒和懷疑的反應。但在那些有特別強烈的性需要的病人身上，這些反應卻形成一種頑固而持久的心態。他們的這種反應和心態，就好像在醫生與病人之間，存在著一堵無形的、但卻是難以穿透的牆似的。一旦接觸到他們自己的困難問題，他們本能的衝動就是屈服和退卻，中斷分析治療。他們在分析治療中的這一表現，正是他們在整個生活中的全部表現的精確縮影。唯一的區別是：在進行精神分析之前，他們可能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人際關係事實上是多麼脆弱，多麼錯雜。然而，他們很容易涉足於性關係這一事實，只能有助於他們混淆實際情形，使他們誤認為：他們能夠隨時同他人建立性關係，即意味著他們一般說來具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我提到的這些心態，是這樣頻繁而有規律地同時出現。因此，只要病人在精神分析開端伊始，就不斷表現出對醫生的性慾望、性妄想和做與醫生有關的性夢，我就會認為在他的人際關係中一定存在著特殊的嚴重的失調。正是根據這方面的所有觀察，我發現，醫生的性別相對說來是不太重要的。那些相繼接受過男性醫生和女性醫生分析治療的病人，往往對兩者都做出同樣的反應。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僅僅根據表面現象，就對病人在夢中和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同性戀願望下結論，那就很可能犯嚴重的錯誤。
因此，總的說來，正像「閃閃發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一樣，看起來像性慾的東西也不一定都是性慾。大部分看起來像性慾的現象，實際上都與性慾毫無關係，而不過是表現了對安全感的慾望。如果不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必然會過高估計性慾的作用。
那些由於未發現的內在焦慮的緊張，而導致性慾高漲的人，往往容易天真地把自己強烈的性慾，歸因於自己固有的天性和氣質，或者歸結為自己思想比較解放，能夠掙脫傳統和習俗的禁忌。他們所犯的錯誤，與那些過高估計自己睡眠需要的人犯的錯誤完全一樣。這些人想象自己的體質需要10小時或10小時以上的睡眠，而實際上他們過高的睡眠需要，很可能是受各種各樣遭壓抑的情感決定的。睡眠可以作為逃避內心衝突的一種手段，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強迫性進食、強迫性飲酒的情形。吃、喝、睡眠和性交，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生命的需要。它們的強烈程度不僅受個人體質的制約，而且還受其他許多條件的制約，如氣候、其他需要是否得以滿足、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緊張的程度、目前的生理狀況等。同時，它們還伴隨著這些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然而，所有這些需要同樣也可能因無意識的因素而增加。
性慾與對愛的需要兩者之間的聯絡，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節制性慾的問題。這種禁慾行動能否持續下去，也要取決於文化和個人的因素。在個人方面，它要取決於種種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但是，一個需要以性行為來減輕焦慮的人，顯然是不可能堅持長期禁慾的，甚至連短期的禁慾也不可能。
這些考慮，促使我們對性在我們文化中發揮的作用進行反思。我們對我們在性問題上的自由開通往往懷著一種驕傲和滿意的心情。誠然，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的確有了一些好的變化。我們在性關係上有了較大的自由，我們較以前有更大的可能獲得性的滿足。後一點特別適用於女性：性冷淡不再被認為是女性的正常狀態，而是普遍地被承認為是一種不足和缺憾。但是，儘管有這些變化，這方面的進步卻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神速和意義深遠。因為，今天的許多性行為更多的是作為心理緊張的發洩和輸出，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性驅力；它們更應該被視為一種鎮靜劑，而不應被視為性歡娛或性享受。
文化情境也同樣反映到精神分析的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偉大成就之一，就在於他為給性以應有的重要性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在細節上，許多被認為是性慾表現的現象，實際卻不過是種種複雜的神經症狀況的表現，尤其是對愛的病態需要的表現。例如，與醫生有關的性慾，通常都被說成是對父親或母親的性慾固著作用（sexualfixation）的重演；但事實上，它們往往根本就不是性願望，而是為減輕焦慮尋求安全保障。不錯，病人往往陳述種種聯想和夢境，例如表示出一種希望躺在母親懷抱裡或回到母親肚子裡的願望，這些聯想和夢境表明有一種對父親或母親的「移情作用」。但我們卻不應該忘記，這種明顯的移情作用，很可能只是希望得到愛或得到庇護的當前願望的表現形式。
即使把這種針對醫生的性慾望理解成針對父親或母親的類似慾望的直接重演，也沒有證據證實，幼兒對父母的依戀，本質上是一種性依戀。不錯，有許多證據表明，在成年神經症患者身上，所有那些被弗洛伊德說成是俄狄浦斯情結特徵的愛與嫉妒的特性，很可能早在童年時代就已經存在了，但這種情形卻不如弗洛伊德所設想的那樣大量和普遍。正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結並不是一種初始過程，而是許多種類不同的過程的結果。它可能是一種相當簡單的兒童反應，因父母給予帶有性刺激的愛撫所產生，因子女目擊性場面所產生，或者，因父母使子女成為自己盲目的愛的物件而產生。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種相當複雜的過程的結果。正像我說過的那樣，在那種給俄狄浦斯情結的生長提供了溫床的家庭環境中，孩子的心裡往往有許多恐懼和敵意，而對這些恐懼和敵意的壓抑則往往導致發展中的焦慮。我認為，在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結的產生，很可能正是因為子女出於安全的目的而緊緊抓住父母一方不放。事實上，獲得充分發展的俄狄浦斯情結，正像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樣，顯示出標誌著愛的病態需要的種種特徵和傾向，例如對無條件的愛的過分要求、嫉妒心理、佔有慾、因遭到冷落拒絕而產生的仇恨，等等。因此，在這些病例中，俄狄浦斯情結本身不過是一種神經症形式，而並不是神經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