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病態需要往往採取性迷戀或永不知足的性飢餓形式出現。考慮到這一事實，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神經症患者對愛的病態需要的整個現象，會不會都是由性生活的不滿足推動的？他們對愛、接觸、讚賞、支援的全部渴望，會不會並不主要是由安全感的需要，而是由裡比多的不滿足所發動的呢？
弗洛伊德一定會傾向於這樣看問題。他發現：許多神經症病人都急於接觸他人並傾向於依附他人。他把這一傾向說成是由裡比多的不滿足造成的。但這一思想卻是建立在某些前提基礎上的：它事先假定所有那些本身並不具有性色彩的外在表現，例如希望得到忠告、讚許、支援的願望等，都是經過「沖淡」或得到「昇華」的性需要的表現；更有甚者，它把溫情也假定為受到抑制的或得到「昇華」的性驅力的表現。
這些用來作為前提的假定都是未經證實的。事實上，情愛、溫柔的感受和表現，同性欲之間的聯絡並不像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緊密。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個人的愛，乃是文化發展的一種產物。布利弗奧特指出：性慾與殘酷比性慾與溫情有更近的親緣關係。儘管他這種說法並不十分令人信服，但通過在我們文化中所進行的觀察，我們知道：性慾的存在可以不必伴隨愛與溫情；而愛和溫情的存在，也不一定要伴隨性慾。例如，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說母親與子女之間的溫情是具有性慾性質的。我們能夠觀察到的一切，乃是性因素可能存在，而這也還是由於弗洛伊德的發現。在溫情與性慾之間，我們的確可以發現許多聯絡：溫情可以成為性慾的前驅；我們可能懷有性慾而僅僅意識到溫情；性慾可以刺激溫情的增長，或完全轉變為溫情。然而，儘管溫情與性慾之間的這種種轉化明確地指示出在它們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我們最好還是小心謹慎一點，寧可假定它們是兩種不同範疇的感覺。它們的存在既可以彼此吻合，也可以相互轉化、相互取代。
何況，如果我們接受弗洛伊德的說法，假定未得到滿足的裡比多是追求愛的動力，那麼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那些從生理學觀點看性生活完全滿足的人身上，也同樣能夠發現對愛的渴望及其全部複雜表現——佔有慾、無條件的愛、覺得自己不被人們所需要，等等。正因為這些情形都確實存在而不容置疑，所以其結論必然是：未得到滿足的裡比多並不能說明這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原因，存在於性領域之外。
最後，如果對愛的病態需要只不過是一種性慾現象，我們就無法理解與此相關的種種問題，例如佔有慾、無條件的愛、冷落感等。的確，這些不同的問題都已被發現並有過詳細的描述。例如，嫉妒被追溯到兄弟姊妹之間的競爭心理或俄狄浦斯情結，無條件的愛被追溯到口唇性慾，佔有慾被追溯到肛門性慾，等等。但一直沒有人意識到：我們在前幾章中描述過的種種態度和反應，事實上都屬於同一範圍，它們乃是一個總體結構的不同組成部分。不知道焦慮是隱藏在愛的需要背後的動力，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造成這種需要高漲或低落的確切條件。
藉助弗洛伊德自由聯想的巧妙方法，特別是通過注意病人對愛的需要的變化波動，我們就可以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準確地觀察焦慮與愛的需要之間的關係。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合作和建設性工作，病人可能會突然改變他的行為，要求佔用醫生的時間，並渴望得到醫生的友情；他可能會變得盲目地崇拜醫生，或變得容易嫉妒、容易執著或過分敏感於自己「僅僅是一個病人」。與此同時，病人的焦慮也會增加，這種增加了的焦慮或者表現在夢中，或者表現為自覺忙忙碌碌，或者表現為諸如腹瀉、尿頻等生理症狀。病人自己並不知道焦慮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對醫生的日益迷戀和依附正是由這種焦慮所決定的。如果醫生髮現了這一聯絡並將它揭示給病人，病人和醫生就會共同看到：一旦醫生觸及病人突然產生的迷戀問題時，病人會感到萬分焦慮。例如，他可能把醫生的解釋視為一種不公平的責難或侮辱。
這一連串的反應彷彿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出現了，對它的討論使病人對醫生產生了強烈的敵意；病人開始仇恨醫生，在夢中希望他死，他立刻壓抑了自己的敵對沖動，變得異常恐懼，並出於安全的需要而緊緊依靠著醫生。當所有這些反應都依次發生了之後，敵意、焦慮以及隨之而增加的愛的需要，便退居幕後，逐漸淡化。愛的需要的高漲，是如此頻繁而有規律地隨焦慮的發生而發生，以致我們完全有充分把握把它作為一種警報訊號。它告訴我們，某種焦慮正日益明顯地被病人意識到，因此病人需要獲得安全感。我們所描述的這一過程並不僅僅侷限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這些反應也同樣發生在私人關係中。例如，在婚姻關係中，儘管丈夫在內心深處憎恨和懼怕他的妻子，他卻可能緊緊地依附她，嫉妒她，讚美她，並把她理想化。
我們完全有理由把這種附加在暗藏的仇恨之上的過分誇張的忠誠，說成是一種「過度補償」，只要我們意識到這一術語僅僅對這一過程作了一個大致的描述，而並不涉及其動力作用。
如果由於上面提到的這些原因，我們不同意對愛的需要作性慾病因學的解釋，我們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愛的病態需要，會不會只是有時偶然地與性慾同時出現，或看上去顯得好像是一種性慾？會不會存在這樣一些條件，由於這些條件的存在，對愛的需要可能以性的方式表現出來，或以性的方式被人感覺到。
愛的需要是否以性慾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外部環境是否有利於這種表現。此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文化的差異、生命活力的差異和性氣質的差異。最後，它還要取決於個人的性生活是否滿意，因為如果一個人的性生活不滿意，他就很可能比那些性生活滿意的人，更容易以性的方式做出反應。
儘管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對個人的反應都具有確定的影響，但它們還不足以說明個體間的基本差異。在顯示出對愛有病態需要的一定數量的人當中，這些反應往往因人而異。因此我們發現他們中有些人在與別人的接觸中，幾乎是強迫性地立刻就表現出或強或弱、程度不等的性色彩；而另一些人的性興奮和性活動程度卻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為的範圍內。
屬於前一型別的是這樣一些男性和女性，他們往往從一種性關係中馬上跳到另一種性關係中。對這些性關係的更進一步認識表明：一旦他們沒有這種關係，或者不能很快就有希望獲得這種關係，他們就會感到很不安全或缺乏保障，並且往往表現得十分古怪異常。另一些屬於同一型別但有較多抑制傾向的人，是這樣一些男性和女性，他們雖然事實上幾乎根本就沒有這種關係，但他們卻自作多情地在自己與他人之間製造出一種愛慾氣氛，而不管這些人是否特別吸引他們。最後，屬於這一型別的第三種人，是那些在性上有更多抑制傾向的人。儘管如此，他們卻很容易進入性興奮狀態，並且控制不住地要把任何男性或女性暗中視為自己潛在的性物件。在最後這一種人當中，強迫性手淫可能取代性關係，但也不是必然如此。
至於說到所獲得的生理滿足的程度，則在這一型別的人當中有很大的差別。除了其性需要所具有的強迫性質外，這種典型的人的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對性物件都明顯地缺乏選擇性。他們也具有我們從總體上考察過的那些對愛有病態需要的人所具有的同樣性格特徵。除此之外，我們還可能吃驚地發現：他們一方面隨時準備進入事實上的性關係或想象中的性關係，可另一方面，他們在對別人的情感關係上卻存在著深刻的紊亂，即一種比普通人的基本焦慮更深刻的情緒失調。這些人不僅是無法相信愛，而且事實上即使他們得到愛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的心理已發生了嚴重的失調，也就是說，如果是男人，則已經患了陽痿。他們可能知道自己這種保護性姿態，否則，他們就可能怪罪他們的性物件。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些人往往認為自己迄今尚未遇見一個真正稱心如意的姑娘或男子。
對這些人說來，性關係不僅是對特定的性緊張狀態的緩和，而且是一般的人際交往的唯一途徑。如果一個人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對他來說，獲得愛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那麼，肉體的接觸就可能被用來作為感情交往的代用品。在這種情形下，交媾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與他人聯絡的渠道，並因此而獲得了無比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