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神經症病人的競爭心理所具有的破壞性質，它必然會在神經症病人身上產生大量的焦慮，從而導致逃避競爭。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焦慮來自何處？
不難理解，其中的一個來源，乃是害怕對野心的冷酷無情的追求會遭到他人的同樣報復。一個人如果在他人取得成功或希望取得成功時，就將他們踩在腳下，對他們加以侮辱和打擊，那麼他肯定會害怕他人以牙還牙，懷著同樣強烈的願望來打敗自己。但是這種對報復的恐懼，儘管威脅著每一個靠犧牲他人利益而獲得成功的人，卻並不是使神經症病人的焦慮日益加劇從而使其產生對競爭的抑制的全部原因。
經驗表明：僅僅是對報復的恐懼，並不一定導致抑制作用。相反，它只可能使人懷著想象的或真實的嫉妒、敵意和競爭心理，對他人加以冷酷的算計；或試圖擴張自己的權力，以防止被他人打敗。一定型別的成功者往往只有一個唯一的目標，這就是獲得權力或財富。但如果拿這種人格的結構與神經症病人的人格結構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顯著的差別。那些冷酷無情地追求成功的人，並不在乎，也並不想得到他人的愛。他既不需要也不指望得到別人的任何東西，不管是某種幫助還是某種慷慨。他深信他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當然，他會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需要他人的忠言，僅僅是因為這對他實現自己的目標有用。為愛而愛對於他毫無意義。他的慾望和他的防衛措施都僅僅沿著一條筆直的路線向前，這就是獲得權力、名望和財富。即使是一個由於內心的衝突，才被迫成為這種行為型別的人，如果他內心沒有什麼東西干擾他這種追求，他也並不會形成神經症病人通常所具有的那些病態特徵。恐懼只會促使他更加努力，以便使自己獲得更大的成功，變得更不可戰勝。
然而，神經症病人卻會追求兩個互不相容的目標：一方面，他極具攻擊性地追求「唯我獨尊」；另一方面，他又極其渴望被一切人所愛。這種夾在野心與愛之間的處境，乃是神經症病人內心的一個關鍵性衝突。神經症病人何以會變得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他何以不願意承認這些野心和要求，又為什麼會阻止或完全逃避這些野心和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失去愛。換句話說，神經症病人之所以會限制自己的競爭心，其原因並不在於他有一個特別嚴厲的「超我」，這個超我不允許他的攻擊傾向過分強大；而是因為他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兩難之境，具有兩種兩樣不可抗拒的需要，一種是他的野心，另一種則是他對愛的渴望。
這種困境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一個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腳下，與此同時又得到他們的愛。儘管如此，這種壓力在神經症病人心中實在是太大了，因此他確實企圖解決這一困境。通常，他試圖以兩種方式來獲得一種解決，一種是使支配欲和因支配欲得不到滿足而產生的怨恨合理化；另一種則是限制自己的野心。關於他如何使自己的攻擊需要合理化，我們不妨談得簡略一些，因為它們的性質和特徵，與我們在討論神經症病人獲得愛的方式，以及他們如何使這些方式合理化時所發現的那些性質和特徵完全一樣。無論在這裡還是在那裡，合理化都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策略，它的目的在於使這些要求變得無可非議，從而使它們不致阻礙他被人所愛。如果說在一場競爭中他貶低了他人，侮辱了他人或者打擊了他人，那麼他自己倒是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觀的。而如果他想剝削他人，那麼他自己相信而且企圖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幫助。
正是這種對合理化的需要，比其他任何行為都更厲害地使一種狡猾而隱秘的不真誠滲透到一個人的人格中，哪怕這個人基本上還算誠實也是如此。同樣，它也解釋了神經症病人最常見的一種人格傾向，即一種頑固的一貫正確心理。這種心理有時候明顯，有時候則隱藏在一種順從或甚至是自咎（self-recriminating）的態度後面。這種一貫正確的態度往往被混同於「自戀」傾向。然而事實上，它卻與任何形式的自戀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鳴得意和自我欣賞的成分。因為，與表面現象相反，他並不真正相信自己一貫正確，而只是不斷地、不顧一切地需要顯得正當合理。換句話說，這乃是一種防禦態度，它來自迫切需要解決某種問題的內在壓力，而這種內在壓力，歸根結底乃是由焦慮產生的。
對這種合理化需要的觀察，很可能作為因素之一，啟發了弗洛伊德形成特別嚴厲的「超我」要求這一思想；而神經症病人在自己的反應中，往往以破壞性衝動屈服於這一特別嚴厲的「超我」要求。因此，這種合理化的需要，還有對我們的解釋極富於啟發性的一面。除了作為一種應付他人的策略手段而不可缺少外，這種合理化的需要，在許多神經症病人身上，同樣也是一種滿足自己需要的方式，它可以使自己在自己心目中顯得正當合理，無可指責。在討論犯罪感在神經症中發揮的作用時，我還要回過頭來討論這一問題。
包含在病態競爭中的焦慮所產生的直接後果，乃是對失敗的恐懼和對成功的恐懼。對失敗的恐懼，一部分是出於對侮辱的恐懼。任何失敗都可能成為一場災難。一個女孩子倘若在學校裡沒有學好自己希望學到的某種知識，她就不僅會感到極其羞愧，而且還會感到班上的其他女孩子都會瞧不起她並共同反對她。這種反應會給她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她會不斷地把任何事情都看作是失敗；而事實上這些事情並不意味著失敗，或最多也只是無關緊要的失敗，例如未得到全班最高分，在一場考試中的某一區域性失誤，在舉行的一次活動中未取得巨大的成功，未能口若懸河、談吐驚人等。總之，她將任何不符合其過高期望的事情都看作是失敗。而任何形式的冷落——我們已經知道，神經症病人往往會懷著強烈的敵意對此做出反應——都同樣會被視為一種失敗，並因而被視為一種屈辱。
神經症病人的這種恐懼，可能會因為擔心他人在知道了他冷酷無情的野心後，對他的失敗幸災樂禍而大大加劇。比失敗本身更令他害怕的，乃是他已經以某種方式顯示了自己正在與他人競爭，顯示了他確實希望獲得成功並已經為此做出了努力，然後遭到了失敗。他覺得單純的失敗還可以被人們原諒，甚至還可能喚起他人的同情而不是敵意；然而一旦他表現出對成功有興趣，他就會被一大群迫害他的敵人所包圍。這些人虎視眈眈地等待著，一旦他有任何虛弱或失敗的跡象，他們就會猛撲上來吞噬他。
由此而產生的態度，隨恐懼的內容之不同而不同。如果其內容偏重於對失敗本身的恐懼，他就會加倍努力，甚至不顧一切地企圖避免失敗。每當面臨對他的力量和能力的嚴峻考驗，例如考試或公開亮相之前，他就會產生尖銳的焦慮。但如果恐懼的內容偏重於害怕他人發現自己的野心，其結果就會恰恰相反。這時候他所感受到的焦慮，就會使他顯得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對任何事情都不作努力。這兩種情形的對比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它顯示出這兩種歸根結底是同出一轍的恐懼，是如何可以產生出兩組完全不同的特徵的。一個符合第一種模式的人，會通宵達旦地拼命苦讀以迎接考試；而一個符合於第二種模式的人，則會袖手旁觀，什麼也不幹，而且很可能會故意引人注目地沉溺於社會活動或其他嗜好，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對功課完全不感興趣。
神經症病人往往意識不到他自己的焦慮，而僅僅意識到由此而產生的後果。例如，他可能無法集中精力專心工作；他也可能出現多疑症病人的恐懼，例如擔心體力活動會使他發作心臟病，害怕過度的腦力勞動會使他神經崩潰等；他也可能在任何活動之後變得精疲力竭——一旦某種活動中包含著潛在的焦慮，它就很可能使人容易疲勞——並以此證明活動和努力對他的健康有害而必須加以避免。
在他退出競爭，不作任何努力的過程中，他很可能使自己沉溺在各種各樣的消遣活動中——從玩單人紙牌一直到聚會聊天，他也可能採取一種姿態使自己顯得十分疲沓懶散。一個女性神經症病人可能故意衣冠不整，寧可給人以不事打扮的印象，也不願給人以故意打扮的印象，因為她覺得故意打扮得漂亮只會使她遭到他人的嘲笑。一個容貌出眾，十分漂亮的姑娘，卻自認為十分土氣、寒磣，往往不敢在大庭廣眾中塗脂抹粉，因為她總認為別人會這樣想：「多麼可笑的醜小鴨，居然企圖使自己顯得有魅力！」
因此神經症病人往往認為最好還是不要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因為這樣更加安全。他的格言是：「安分守己、謙虛謹慎，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像維布倫（veblen）曾經指出過的那樣，引人注目——例如引人注目的悠閒安適，引人注目的揮霍鋪張——在競爭中往往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相應的，逃避競爭也必然會注重和突出其反面，即儘量避免引人注目。這意味著堅持傳統觀念和習俗標準，不要使自己成為新聞人物，不要顯得與眾不同。
如果這種逃避傾向成了佔主導地位的性格特徵，它就會使人不敢冒任何風險。不用說，這種傾向必然會導致生活的貧乏和潛能的扭曲。因為，除非環境十分有利，否則任何幸福、任何成就的獲得，都必然包含著冒險和努力奮鬥。
到此為止，我們已討論了對可能遭到的失敗的恐懼，但這僅僅是病態競爭所伴隨的焦慮的一種表現。這種焦慮同樣也可能表現為對成功的恐懼。在許多神經症病人身上，焦慮在這樣大的程度上涉及對他人的敵意，以致他們竟害怕成功，即使他們對成功有充分的把握。
這種對成功的恐懼，來源於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並因而失去他人的愛。有時候這是一種自覺的恐懼。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很有天賦和才華的作家，由於其母親也開始寫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她因此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寫作。當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間歇，她又憂心忡忡、猶豫遲疑地重新開始寫作時，她害怕的不是寫得不好，而是寫得太好。這個女病人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她極端恐懼他人會對她做的每一件事產生嫉妒；因此，她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來儘量討好他人，以期贏得他人喜愛。這種恐懼同樣也可能僅僅表現為一種隱隱約約的擔心，擔心一旦自己有所成就，就必然會失去所有的朋友。
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神經症病人在這種恐懼中更多意識到的卻不是這種恐懼本身，而是由此而導致的種種抑制。例如，這種人在打網球的時候，每當接近勝利就會感到有什麼東西在阻礙他，使他不能贏得勝利。或者，他可能忘記去赴一個對他的未來十分重要的約會。如果在一次討論或一場談話中，他有十分中肯而有益的意見，那麼他可能用很低的聲音，或用極其簡略的方式把這意見表達出來，以致竟沒能給人們留下任何印象，未能引起應有的轟動。他往往讓人代替他去宣佈或發表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他發現，當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可以侃侃而談，思路敏捷，口齒伶俐；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卻總是顯得那麼笨拙和遲鈍。當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演奏某種樂器得心應手，一副大師風度；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時候，卻顯得笨手笨腳，宛如初出茅廬。儘管他對這種不穩定狀態感到十分困惑和奇怪，他卻沒有辦法改變這一狀態。只有當他終於能夠洞察他這種逃避傾向時，他才會發現：一旦同一個不如他本人聰明的人交談，他就會不知不覺地、強迫性地表現得比對方更為笨拙和遲鈍；一旦和一個拙劣的樂師一起演奏，他就會不知不覺地被迫演奏得更壞。而這都是由於害怕一旦優越於他人，就會侮辱和傷害他人的緣故。
最後，如果他確實取得了成功，那麼他不僅不可能享受成功的樂趣，甚至還會覺得這彷彿並不是他自己的經歷。他也可能儘量沖淡和貶低這種成功，把它歸功於某種幸運的環境或機遇，歸功於某些無足輕重的外來刺激和外來幫助。在取得成功之後，他很可能感到十分抑鬱，部分是由於這種恐懼，部分是由於一種潛在的失望，即實際的成功往往遠不如他心中暗自期望的那樣巨大。
這樣，神經症病人的內在衝突，一方面來自想要超人一等的、名列前茅的、狂熱而又不可抗拒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則來自一旦開端良好、進展順利就必然要起而阻止自己的巨大強迫性。如果他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那麼第二次他就註定要把這件事做得一塌糊塗；如果這堂課學得很好，那麼下堂課就一定學得糟糕；如果在治療過程中取得了一點進展，緊接著的必然是故態復萌；今天給人印象很好，明天給人的印象則必然十分惡劣。這一連串的反覆不斷發生，從而使他感到他是在毫無希望地同種種強大的怪癖做鬥爭。他就像珀涅羅珀一樣，每天晚上把自己白天織成的錦緞重新拆散。
因此在整個過程的每一階段，都可能發生抑制作用。神經症病人可能完全壓抑住他自己野心勃勃的願望，以致竟完全不願做任何一種工作；他可能希望做某些事情，但卻不能集中精力完成這一任務；他也可能工作得十分出色，但卻避而不願意承認這是一個成功；最後，他甚至可能雖然做出了傑出的成就，但卻不可能欣賞這一成就，甚至感覺不到這一成就。
在以此逃避競爭的這許多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一種，或許是神經症病人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同真實的或假想的競爭對手之間，創造出一種不可超越的距離，以使一切競爭顯得荒謬可笑，從而在意識中消滅競爭心理。要造成這一距離，可以通過把他人放在一個高不可攀的地位上，也可以通過把自己放在一個無比低下的地位，從而使一切競爭的念頭和競爭的企圖都顯得荒唐可笑和根本不可能實現。後一過程，正是我將要加以討論的「自賤作用」（belittling）。
自輕自賤、自我貶低可以是一種自覺的策略，僅僅由於權宜之計而加以使用。如果一位大畫家的徒弟畫出了一幅出色的畫，而又有理由擔心他老師的嫉妒，那麼，他可能會貶低他的作品以緩和他老師的嫉妒。然而，神經症病人對自己低估自己的傾向，卻只有一點模模糊糊的感覺。即使他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也會認真地相信，別人會比他做得更好，他的成功不過是一種偶然的碰巧，他很可能再也無法做得這麼好。即使他已經做得很不錯了，他仍然可能雞蛋裡挑骨頭，例如認為自己工作得太慢等，以此來貶低自己的整個成就。一位科學家可能會對他自己領域中的問題感到茫然無知，以致他的朋友不得不提醒他，他本人曾對這些問題有過自己的專著。當有人向他提出一個愚不可及或根本不能解答的問題時，他往往傾向於感到這是他本人的愚蠢。當讀到一本隱隱約約覺得不能同意的書時，他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對它審思一番，而是傾向於據此推論，他本人竟愚蠢得不能讀懂這本書。他甚至還可能抱著這樣一種信念，相信自己已設法對自己保持著一種批判的和客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