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不僅會只看到他這些自卑感的表面價值，他還會始終堅持其正確性。儘管他會因這些自卑感而產生抱怨和痛苦，他卻遠不能接受任何證據以打消這些自卑感。如果別人認為他是一個完全能夠勝任工作的人，他就會堅持說：他們過高地估計了他，他所取得的成就不過是一種令人吃驚的假象。在此之前我曾提到過的那個女孩子，她在體驗到她哥哥的侮辱後，在學校裡產生了一種不同尋常的野心。然而，儘管她在班上始終名列前茅，並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名出類拔萃的學生，但在自己心目中，她卻仍然堅信她十分愚蠢笨拙。儘管一個女人照一照鏡子，或感覺到男人們在注意她，就可以使她相信自己有一定魅力，但這樣的女人卻可能死死地抱住這樣一個信念，相信自己沒有任何吸引力。有些人在40歲以前一直認為自己太年輕，還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擔任領導工作；而過了40歲以後，他又轉而感到自己已經太老，再也不能提出新的見解或擔任領導工作。有位著名的學者曾為自己不斷地贏得尊敬而感到驚奇，因為在他自己的感覺中，他始終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庸才。別人的稱讚和恭維在他看來不過是內容空洞的諂媚，或者是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以致引起了他的憤怒。
這種現象，幾乎到處都可以觀察得到。它表明這種或許可以稱之為今日最普遍之邪惡的自卑感，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病人身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因為如此，才被他們頑固地加以堅持和保護。這些自卑感的價值就在於：通過在自己心目中貶低自己，藉此使自己顯得低人一等以限制自己的野心，於是與競爭心理相關的焦慮就可以得到緩和。
順便說一句，我們不應忽視，自卑感有可能實際削弱和降低一個人的地位，因為這種自輕自賤的傾向往往會損傷一個人的自信心。一定程度的自信心，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決條件，不管這所謂的成就是指不按標準食譜調拌色拉，是指推銷商品，是指捍衛自己的觀點，還是給他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
具有強烈自卑傾向的人，有可能在夢中夢見他的競爭對手超過了自己，或夢見自己處在不利的位置上。由於在下意識中，他無疑是希望自己戰勝對手的，所以這些夢有可能顯得不符合弗洛伊德關於夢是願望的滿足的見解。但是，我們不應該這樣狹隘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見解。如果直接的願望滿足會帶來太多的焦慮，那麼緩和這些焦慮就會比直接的願望滿足更為重要。因此，當一個害怕自己野心的人夢見自己被人打敗，這並不表示他希望失敗，而只表示他寧可失敗，因為相對說來，失敗對他的危害更小。我的一個病人計劃在她接受治療期間要作一次演講，因為那時候她正不顧一切地想要打敗我。但她卻做了一個夢，夢見我正在作一次十分成功的演講，而她卻坐在聽眾席上，謙卑地對我懷著崇拜之情。同樣，一個野心勃勃的教師，也夢見自己的學生成了老師，而自己卻不能完成他佈置的作業。
自我貶低被用來控制野心的程度，同樣也見之於這一事實，這就是，遭到貶低的能力往往正是個人最強烈渴望超越他人的那種能力。如果一個人的野心是在知識上優越於他人，那麼智力和才華就是他實現這種野心的工具，因而必然會受到貶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愛慾的性質，那麼容貌和魅力就是實現這一野心的工具，並因而會遭到貶低。這種聯絡是如此常見，以致我們根據自我貶低傾向凝聚在哪一點上，就可以猜測出一個人的最大野心是什麼。
到此為止，這種自卑感與事實上的缺陷並無任何關係，我們僅僅是把它作為逃避競爭的傾向所產生的結果來加以討論的。但是，難道它們真的與實際存在的缺陷，與對實際缺陷的認識毫無關係嗎？事實上，這些自卑感乃是實際的缺陷和想象的缺陷兩者共同的結果；它們是由焦慮發動的自我貶低傾向和對實際存在的缺陷的認識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正像我多次強調過的那樣，我們最終是無法欺騙和愚弄我們自己的，儘管我們可以成功地把某種衝動關閉在意識的大門之外。正因為如此，所以具有我們討論過的這種性格傾向的神經症病人，在自己內心深處，是知道自己具有必須加以隱藏的反社會傾向的。他知道自己的態度遠遠談不上真誠，知道自己的偽裝完全不同於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他能夠隱隱意識到所有這些表裡不一，乃是其產生自卑感的一個重要原因，儘管他絕不會明確地承認這些表裡不一的現象來自何處——因為它們發源於被壓抑的驅力。由於不知道這些自卑感的來源，他對自己所做的解釋，就不可能是真實的解釋，而只能是一種使之合理化的努力。
他之所以感到他的自卑感直接地表現了一種實際存在的缺陷，還有另一層原因。由於他在自己野心的基礎上，已經對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建立起種種幻想，所以他不可能不拿自己的實際成就與自己是一個天才，是一個完人的幻想作比較。正是在這種比較中，他的實際行為和實際能力顯得低劣。
所有這些逃避傾向的全部結果，乃是神經症病人遭到真正的失敗，或至少是不能達到按他的天賦、才華和機會所應該達到的高度。那些與他同時起步的人已經走到了他的前面，有了更好的職業、更大的成就。這種落後的局面並不僅僅指外在的成就。隨著年歲的增長，他會越來越感覺到在自己的潛能和成就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尖銳地感覺到，不管自己的天賦和才能是什麼，它們都將被白白地浪費掉；他感覺到自己的人格發展受到了阻礙，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成熟。他對意識到這種表裡不一的差距所作出的反應，是一種模模糊糊的不滿足。這種不滿足並不帶有受虐狂的性質，而是一種實實在在、恰如其分的不滿足。
正像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這種潛能和成就之間的差距，可能是外部環境造成的。然而在神經症病人身上形成的這一差距，作為神經症的可靠標誌和根本特徵，卻是由他內心的衝突造成的。他在實際生活中的失敗，以及由此而在潛能和成就之間造成的越來越大的差距，不可避免地會更大地加強他已有的自卑感。因此他不僅相信自己達不到他可能達到的目標，而且事實上的確比他可能成為的人更加低能。這樣，人格發展所受到的不良影響，由於使自卑感有了現實的基礎，因而變得更加巨大。
與此同時，我所提到過的另一差距，即高漲的野心和與之相比顯得貧乏而可憐的現實之間的差距，變得如此難以忍受並因而需要一種補救。這樣，幻想就應運而生，變成了這種補救。在這種情形下，神經症病人越來越用誇張的幻想代替了實際的可以獲得的目標。這些誇張的幻想對他具有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們遮蓋了他那種難以忍受的虛無感；它們即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又不需要進入任何競爭，因而也就不會招來失敗或成功的危險；它們使他遠離任何實際的可以實現的目標，從而建立起一種自大的妄想。正是這種毫無出路的價值，使這些誇張的幻想成為危險的幻想，因為與勇往直前的筆直大道相比，這種毫無出路的死衚衕，對於神經症病人顯然有某些明確的利益。
神經症病人的這些自大幻想，應該與正常人的自大幻想和精神病病人的自大幻想區分開。有時候，甚至正常人也會認為自己很了不起，因而賦予自己的所作所為以過分的、不適當的重要性，沉浸在幻想將來如何轟轟烈烈地幹一番大事業之中；但這些幻想始終是點綴性的，他並不會對它過於認真。至於精神病患者的誇大妄想，則又是另一個極端。他深信自己是一位天才，是日本天皇，是拿破崙，是耶穌，並且本能地拒絕一切對這種妄想不利的現實證據；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局外人的提醒，拒不承認他事實上不過是一個可憐的看門人，是收容所裡的病人，是他人輕視和嘲笑的物件。即便他最終意識到這種分裂和脫節，他也會按對他的自大妄想有利的方式做出決定，他會認為：別人絕不比他更聰明，他們不過是為了傷害他而故意對他加以輕視和侮辱。
神經症病人可以說介乎這兩個極端之間。如果他最終意識到他這種誇張了的自我評價，他對此做出的自覺反應，就更接近於正常人的反應。如果在夢中，他把自己喬裝打扮成王室成員的面目出現，他會認為這些夢十分有趣和可笑。但是，儘管在自覺意識中他會把這些誇張的幻想視為虛幻的不真實的幻想，但在情感上，這些幻想對於他，卻有與精神病患者類似的現實價值。在這兩種病例中，原因都只有一個，這就是：這些誇大的幻想具有重要的功能。不管是多麼脆弱和不穩固，它們卻是神經症病人的自尊心賴以支撐的臺柱。正因為如此，所以神經症病人始終抓住這些幻想不放。
潛伏在這種功能中的危險，一旦在病人的自尊心遭到打擊時，就會顯露出來。這時候，隨著這一支柱的崩潰，他就會從半空中跌下來，從此一蹶不振。例如，一個本來有充分理由相信別人愛她的姑娘，有一天卻突然意識到，那個男子在是否與她結婚的問題上正猶豫不決。在一次談話中，他對她說：他覺得自己還太年輕，還太缺乏結婚的準備和足夠的經驗，他認為比較明智的辦法，是在把自己束縛於婚姻關係之前，更多地接觸一些別的姑娘。她經受不住這一打擊，變得消沉抑鬱，開始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對失敗產生了極大的恐懼；隨之而來的是希望遠離一切，既不願見人也不願工作。這種恐懼是如此強大，以致即使是令人振奮的事件，例如那個小夥子後來又決定願意和她結婚，以及由於對她的能力表示高度的讚賞而給她一個更好的工作，都不足以使她感到安全。
與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經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懷著痛苦的敏感，把現實生活中成千上萬不符合他頭腦中幻想的瑣事放在心上。因此，他對自己的評價自然會搖擺不定，一會兒覺得自己無比偉大，一會兒又覺得自己一錢不值。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就在他最相信自己具有不同尋常的價值的同時，他又會驚奇於別人居然認為他十分重要。或者，就在他覺得自己十分可憐、十分低賤的同時，他又會因為別人居然認為他需要幫助而感到憤怒。他的這種敏感，可以比之於一個周身疼痛的人，任何一點最輕微的接觸都會使他立即退縮。他很容易感到傷害、蔑視、冷落、渺小，並相應地報之以復仇般的憎恨心理。
這裡，我們再一次看見「惡性迴圈」是如何發揮其作用的。這些誇大的幻想顯然具有某種安慰價值，並且以想象的方式給人以某種支援，但與此同時，它們卻不僅強化了逃避傾向，同時還以敏感為中介，產生出更大的憤怒，並因而產生出更大的焦慮。當然，這裡所說的是嚴重的神經症，但是在較小的程度上，它們也同樣見之於不那麼嚴重的病例，在這些病例中，就是病人本人也往往難以察覺這種情形。然而另一方面，只要神經症病人能夠從事某種建設性的工作，就可以建立起一種良性迴圈。通過這種方式，他的自信心會日益增長，因而他那些誇張的幻想就再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由於神經症病人往往缺乏成就，他在事業、婚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一切方面都往往落後於他人，遂使他更加嫉妒他人並因而強化了由其他途徑形成的嫉妒傾向。當然，有許多因素可以使他壓抑自己的嫉妒傾向，例如性格中固有的高貴感，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沒有權力為自己爭取任何東西，或僅僅因為不能發現自己確實不幸福。但這種嫉妒傾向越是受到壓抑，就越是可能投射到他人身上，因而產生一種有時近乎偏執狂的恐懼，害怕他人會在一切事情上嫉妒自己。這種焦慮是如此強大，以致他總是感到不舒服，即使他遇到某些好事，例如新的工作、對自己的恭維、幸運的收穫、交桃花運等，也同樣如此。所以這種焦慮很可能極大地強化他的逃避傾向，使他不打算擁有任何事物，不打算取得任何成功。
撇開一切細節，由神經症病人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所導致的「惡性迴圈」，其主要輪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慮、敵意、受到傷害的自尊心→對權力或其他類似事物的追求→敵意和焦慮的增加→逃避競爭的傾向（伴隨著自我貶低的傾向）→由此而導致的失敗和在潛能與成就之間出現的差距→過分高漲的優越感（伴隨著嫉妒心）→不斷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隨著對嫉妒的恐懼）→越來越敏感（伴隨著新產生的逃避傾向）→越來越多的敵意和焦慮，由此而重新開始下一輪迴圈。
然而，為了充分理解嫉妒在神經症中發揮的作用，我們還必須從更廣泛的角度來對它加以考察。神經症病人——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不僅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自己還看不到有任何機會可以逃避這種不幸。他為了獲得安全感而做出的種種努力，被局外旁觀者說成是一種惡性迴圈；在神經症患者本人看來，卻是陷身於天羅地網中的一種絕望掙扎。正像我的一位病人所形容的那樣，他感到自己掉進了一個有許多門的地下室裡，但不管他開啟哪一扇門，都只能是把他引入新的黑暗，而他自始至終都意識到此刻他人正在外面的陽光下散步。我認為，不認識到神經症中包含著這種令人癱瘓無力的絕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嚴重的神經症。這些神經症患者以毫不含糊的語言表達了他們這種惱怒，然而另一些神經症患者卻用無可奈何的放棄或一種表面上的樂觀主義深深地掩蓋了這種惱怒。因此，我們可能很難發現，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虛榮、自負、要求和敵意後面，有一個正在受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已被永遠排除在一切使生活值得一過的歡樂和享受之外；他意識到即使他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我們一旦發現了所有這些絕望感的存在，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那些看上去顯得如此富於攻擊性，如此卑鄙無恥，如此難於以某種特殊情境為之解釋的行為。一個像這樣完全被關閉在幸福的大門之外，不可能獲得任何歡樂的人，他要是不對那不屬於他的世界充滿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天使了。
現在回到嫉妒的問題上。這種逐漸形成和發展的絕望感，乃是嫉妒藉以不斷發生的基礎。它主要並不是對某一特殊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說的生存嫉妒，即對每一個感到更安全、更平衡、更幸福、更坦率、更自信的人的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嫉妒。
如果一個人心中已經形成了這種絕望感，那麼，無論這種絕望感是接近於意識還是遠離於意識，他都會試圖對它加以解釋。他並不像精神分析醫生那樣，把它視為一種不可抗拒的過程的結果，而是認為它不是由他人引起，就是由自己引起。他往往會同時責備自己與別人，儘管在大多數情形下，這兩種原因中只有一種處在明顯的位置。一旦他把這種責備加諸他人，他就會產生一種怨恨和控訴的態度。這種態度可能一般地指向命運，也可能指向環境，指向某些具體的人——父母、老師、丈夫、醫生。正像我反覆指出過的那樣，對他人的病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要從這一角度去理解。神經症病人的思想就好像遵循著這樣一條路線：「由於你們大家對我的痛苦負有責任，因此你們有義務幫助我，而我也有權利期待你們的幫助。」一旦他開始在自己心中尋找邪惡的根源，他就會感到他的痛苦是罪有應得。
當說到神經症病人有把譴責加諸他人的傾向時，很可能引起一種誤會。這聽起來就像是說他對他人的譴責和控訴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憤憤不平，因為他確實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特別是在童年時代。但是，在他的譴責中同樣存在著病態的因素，這就是：它們往往取代了朝著積極的目標作建設性的努力，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和不分青紅皂白的。例如，它們可能指向那些希望對他有所幫助的人；與此同時，對那些真正傷害他的人，他又可能完全感覺不到或完全無法表示其正當的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