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最有經驗的精神分析醫生，在對每一個人所做的分析中都會面臨許多新問題。在每一個病人身上，他都會發現自己正面臨著以前從未遇到過的困難，正面臨著種種難以辨認、更難以解釋的態度，以及初看上去是那樣撲朔迷離、難以看透的反應。回顧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描述過的神經症性格結構中的複雜性，回顧其中所包含的種種複雜因素，這種多樣性也就不足為奇了。一個人遺傳稟賦中的種種差異，以及他一生中種種經歷和體驗的差異，特別是童年時代經驗的差異，使這些因素的構造和組合表現出無限豐富的多樣性。
然而，正如我們一開始就指出過的那樣，儘管存在著所有這些個人差異，一種神經症賴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內心衝突，實際上卻始終是同樣的。從總體上講，這些衝突乃是我們文化中健康人也同樣要面臨的那些衝突。在神經症病人和正常人之間不可能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這差不多已經是老生常談，但再重複一遍也許仍然有用。許多讀者面對著自己經驗中的種種衝突和態度，很可能反躬自問：我是不是神經症病人？最有效的判斷標準就是：個人是否感到這些衝突已成為他的桎梏和障礙，他能否正視這些衝突並直接地應付和解決這些衝突。
當我們發現我們文化中的神經症患者都遭遇著同樣的內心衝突，發現在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樣面臨著這些內心衝突，我們就不得不再次面對我們一開始就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在我們文化中，是一些什麼條件，使得神經症的形成恰好是圍繞著這樣一些特殊的衝突，而不是別的衝突。
弗洛伊德理論對這個問題僅僅作了有限的思考。他的生物學傾向同時就決定了他缺乏社會學傾向，因此他往往把社會現象歸結為心理因素，而又把這些心理因素歸結為生物性因素（裡比多理論）。這種傾向已經使許多精神分析作家相信：戰爭是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導致；我們現有的經濟制度來源於肛門欲驅力；機器時代之所以不能在兩千年前出現，其原因要在那時的自戀傾向中去尋找。
弗洛伊德不是把文化視為複雜的社會過程的產物，而主要把它視為生物性驅力的產物，這些生物性驅力或受到壓抑或得以昇華，其結果就是在此之上建立起各種反應形式。對這些生物驅力的壓抑越是完全徹底，文化的發展程度就越高。由於昇華的能力畢竟有限，由於原始驅力的強烈壓抑若得不到昇華就會導致神經症，所以文明的成長不可避免地必然意味著神經症的產生。神經症是人類為了文化的發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隱藏在這一思維線索之下的理論前提，是相信存在著由生物性決定的人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相信口唇、肛門、生殖器和攻擊性驅力以大致相等的量普遍地存在於一切人類身上。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性格形成的差異，都是由於壓抑所需要的不同程度，以及這種壓抑以不同的程度對不同種類的驅力所施加的額外限制。
歷史的和人類學的發現，未能證實文化的高度發展與性驅力和攻擊驅力和壓抑強度之間，存在著一種直接的關係。這一錯誤主要在於它假設的是一種量的關係，而不是一種質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存在於壓抑的程度和文化發展的程度之間，而存在於個人衝突的性質和文化困境的性質之間。量的因素當然不能忽視，但它只有在整體結構的框架和範圍內，才能給以正確的估價。
在我們的文化中，存在著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這些困境作為種種內心衝突反映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日積月累，就可能導致神經症形成。由於我並非社會學家，我將僅僅簡略地指出那些導致文化問題和神經症問題的主要傾向。
現代文化在經濟上是建立在個人競爭的原則上的。獨立的個人不得不與同一群體中的其他個人競爭，不得不超過他們和不斷地把他們排擠開。一個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個人的損失。這一情境的心理後果乃是人與人之間潛在敵意的增強。每一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的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對手。這種情形在同一職業群體的成員中特別明顯，儘管他們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並竭力用彬彬有禮的君子風度將這一點掩飾起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競爭，以及伴隨這種競爭的潛在敵意，已經滲透到一切人類關係中。競爭在各種社會關係中已是一個佔壓倒優勢的因素，它滲透到男人與男人的關係中，滲透到女人與女人的關係中。不管競爭的焦點是風度、才能、魅力還是別的社會價值，它都極大地破壞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誼。同樣，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它也妨礙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這一點不僅反映在伴侶的選擇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侶爭奪優越地位的整個鬥爭中。它滲透到學校生活中，而且，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滲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兒童毫無例外地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這一病毒。父親與兒子的競爭，母親與女兒的競爭，子女之間的競爭，並不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而是人對受文化制約的刺激所作出的反應。弗洛伊德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他發現了家庭成員之間競爭所發揮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結概念和其他假說中都反映了這一點。然而必須補充的是，這種競爭本身並不是由生物性決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條件的產物；而且，家庭環境並不是刺激起這種競爭的唯一環境，競爭性刺激從生到死，從搖籃到墳墓都在積極活躍地發揮其作用。
人與人之間這種潛在的敵對性緊張，其結果乃是導致不斷產生的恐懼——對他人潛在敵意的恐懼，這種恐懼又因為害怕自己的敵意遭到他人的報復而加強。正常人身上恐懼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害怕遭到失敗。對失敗的恐懼是一種現實的恐懼，因為一般說來，失敗的可能性總是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個競爭性的社會里，失敗即意味著各種需要都遭到實際的挫折。失敗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著喪失名聲地位，意味著各種各樣情緒上的挫折打擊。
成功何以如此令人神往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對於我們自尊心的影響。不僅他人要根據我們取得的成功程度來評價我們，就是我們自己，不管願意與否，也要根據同一種模式來評價我們自己。按照現存的意識形態，成功取決於我們自身內在的素質，或者，用宗教的話說，它是上帝賜福給我們的見證；實際上，成功要取決於許多不受我們控制支配的因素，例如幸運的環境、厚顏無恥的冒險舉動等諸如此類的因素。儘管如此，在現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即使最正常的人也不能不感覺到，如果他成功，他就有一定價值；如果他失敗，他就一錢不值。不用說，這反映了我們的自尊心是建立在搖搖欲墜的基礎之上的。
競爭、同胞之間潛在的敵意、恐懼、搖搖欲墜的自尊心，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導致了個人的孤獨感。即使他與他人有很多往來和接觸，即使他的婚姻美滿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獨的；如果這種孤獨感與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憂慮、恐懼擔心相吻合，就會成為一場災難。
正是這種情形在我們時代的正常人身上，產生了用愛來作為一種補償的強烈需要。愛的獲得使他感到不那麼孤獨，不那麼缺乏自信和較小受到敵意的威脅。由於愛符合一種生命需要，它在我們的文化中遂受到過高的評價和強調。像成功一樣，它也成為一種幻象，並給人造成這樣一種錯覺，彷彿它是一切問題的最後解答。愛本身並不是一種幻象，儘管在我們的文化中它往往被用來滿足各種與愛全然無關的願望；但是愛卻被搞成了一種幻象，因為我們對它的期望總是比它可能滿足和實現的要高得多。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愛所做的過分強調，掩蓋了產生過分誇張的愛的需要的種種因素。因此，個人（包括正常的人）總是處在需要大量的愛，但又發現難以得到愛這樣一種兩難之境中。
到此為止，這種情形為神經症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溫床和沃壤。影響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同樣也在較高的程度上對神經症患者發生影響，在神經症患者身上，同樣的後果不過是更加嚴重而已。在正常人身上，這些後果表現為搖搖欲墜的自尊心、潛在的敵對性緊張、憂慮擔心、含有恐懼和敵意的競爭心、對美滿人際關係的越來越大的需要；在神經症患者身上，這些後果則表現為自尊心的崩潰、破壞性、焦慮、其焦慮和破壞性衝動越來越強烈的競爭心理，以及對愛的病態需要。
如果我們還記得，每一種神經症中都包含著神經症患者無法調和的矛盾傾向，我們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我們的文化中就不存在同樣的矛盾？這些矛盾構成了典型的神經症衝突的社會文化基礎。研究和描述這些文化矛盾是社會學家的任務，對我說來，只要簡略地勾畫出某些主要的矛盾傾向，就已經足夠了。
我們要提到的第一個矛盾，是以競爭和成功為一方，以友愛和謙卑為另一方，即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物都被用來鞭策我們走向成功，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必須信心十足，而且還必須異常兇狠，能夠把他人推到一邊，自己大踏步地一往無前。另一方面，我們又深深地浸透了基督教理想，認為我們不應該自私，不應該凡事只為自己打算，而應該謙卑、忍讓、屈服。對於這一矛盾，在正常範圍內只有兩種解決方案：一是隻認真對待其中一種追求和努力，而不考慮另一種；二是同時認真地接受這兩種信念，並同時在兩個方向上都產生嚴重的抑制傾向。
第二個矛盾是我們各種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我們在滿足這些需要方面實際受到的挫折。在我們的文化中，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我們的需要不斷地受到諸如「高消費」、「向他人看齊」等廣告宣傳的刺激。然而對大多數人說來，這些需要的實現和滿足卻要受到種種限制；對個人說來，由此而產生的心理後果乃是慾望及其實現之間的差距和脫節。
另一個矛盾存在於所謂的個人自由和他實際所受到的一切侷限之間。社會對個人說，他是自由的、獨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偉大競技」正向他敞開，如果他聰明能幹，精力充沛，他就能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實上，對大多數人說來，所有這些可能性均受到實際的限制。人們平時所謂的「我們不可能選擇自己的父母」這句話，同樣也可以推廣到整個生活領域，例如我們不可能選擇和成就一項職業，不可能選擇娛樂消遣的方式，不可能選擇一個伴侶。對個人說來，由此而產生的結果乃是內心的動盪，一方面感到自己在決定自己命運方面擁有無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徹底的軟弱無能。
這些深藏在我們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經症患者拼命要加以調和的內心衝突：他的攻擊傾向和妥協傾向的衝突，他過多的要求和害怕一無所獲的恐懼心理的衝突，他的自我擴張、自我吹噓與他個人的軟弱感之間的衝突。不同於正常人之處僅僅是程度上的差別。正常人能夠應付這些困境而不致損害自己的人格；而神經症患者的內心衝突卻是如此強烈，以致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決方式。
那些可能成為神經症患者的人，彷彿是以一種過分強調的方式體驗到由文化產生的這些困境，並且往往以童年時代的經歷為中介，因而要麼不能解決這些困境，要麼即使解決了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價。因此，我們不妨說神經症患者正是我們當今文化的副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