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奏
雖然用了個頗像小說或劇本的名字的標題——八方風雨——這卻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在八年抗戰中，我的生活的簡單紀實。它不是日記，因為我的日記已有一部分被敵人的炸彈燒燬在重慶，無法照抄下來，而且，即使它還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么簡單無趣，也不值得印出來。所以，憑著記憶與還儲存著的幾頁日記，我想大概的，簡單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寫下來。我希望它既能給我自己留下一點生命旅程中的印跡，同時也教別離八載的親友得到我一些訊息，省得逐一的在口頭或書面上報告。此外，別無什么偉大的企圖。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後，仍然是個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並沒有乘著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作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那么，騰達顯貴與金玉滿堂假若是「偉大」的小注兒，我這裡所記錄的未免就顯著十分寒磣了。我必定要這么先宣告一下，否則教親友們看了傷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簡言之，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假若有人喜歡讀驚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應該另寫一部傳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謂，「八方風雨」者，因此，並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異寶，而後潛入後方，待價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作過。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於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遊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著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溼了我的瘦小的鋪蓋捲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二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裡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裡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著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訊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著作漢奸，怎么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開啟。看一看痴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
弱女痴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潛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著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鋪戶都上了門，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極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裡，我切盼有車，寧願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願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么，走與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託他照應著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價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開啟，一個茶役問了聲：「幹什么？」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後拉我的肩。友人託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裡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著我，也不怎么沒再說什么。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家裡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腳踏車的旁邊，然後用腳，用身子，用客氣，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後，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兒，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頦恰好放在腳踏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我只能這么坐著，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與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裡。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裡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裡就會爆炸；我，箱子，腳踏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著，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著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確。後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兒一問媽：爸上哪兒去了呢？
夜裡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著原來的姿式坐著，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趕的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么，見著石頭彷彿都願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幹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我差點兒噎死。一邊打著嗝兒，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站中，來的去的全是軍車，只有這綠鋼車，安閒的，漂亮的，停在那裡，好像「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與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後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在武昌
離開家裡，我手裡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么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餘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與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
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將幹些什么呢？」這好決定。我既敢只拿著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懶，勤動著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著，又有好幾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別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極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願我剛剛來到，就又離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遊澤丞教授。他不單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與床鋪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雲架橋——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與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像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氣的碼頭。雲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遊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壞，學校還不至於停課，他很願意約我在華中教幾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裝置都極簡陋。漢口的巷子裡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裡跑。租界裡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著日本人還不至於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裡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裡邊。這，只須機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么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裡。摹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與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乾二淨，我與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只派幾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機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裡，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那裡，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於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么在武昌住下去。
四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么奇醜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盪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裡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適高興。
特別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這是老字號。掌櫃與多數的夥計都是河北人。我們認了鄉親。每次路過那裡，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與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髒，卻有古蹟：歸元寺、鸚鵡洲、琴臺、魯肅墓，都在那裡。這些古蹟，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廠是有歷史的。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氣也不令人喜愛。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極熱，使人無處躲藏。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漢口，整個的像個大火爐子。樹木很少，屋子緊接著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裡，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著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幾百架小飛機。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灑了雄黃；雖然不準知道，這是否確能避除毒蟲，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哼，裡面跳出一條蜈蚣來！
提到飲食，武漢並沒有什么特殊的東西。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幾種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什么菜都加點燴粉與糖，既不特別的好吃，也不太難吃。至於燒賣裡面放糯米，真是與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隨著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討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藝員更豐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著生意。只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閒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著「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眾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著「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筆，什么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么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裡，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裡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會用北平的俗語；於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詞彙不是他們所能瞭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儲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板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儘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確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並且上了弦板。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組織「文協」
文人們彷彿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敵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著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這是，一點也不誇大，歷史上少見的一件事。誰曾見過幾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與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里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這位老先生是「文協」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後來歷屆年會的主席。上午在商會開會。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後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討論會章並選舉理事。真熱鬧，也真熱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致外國作家的英文與法文信。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的開會。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高射炮響了。聽到了敵機的聲音。我們還繼續開會。投彈了。二十七架敵機，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我也是一個——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我們一直幹到深夜。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黨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只管團結與抗戰。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適夷，王平陵，陳西瀅，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只就這幾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么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與把持的痕跡。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會里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著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宣告，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七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週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提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儘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他們——像馮乃超和孔羅蓀幾位先生——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於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么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週年紀念日起，會刊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么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復刊後，只能行銷於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於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於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並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么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著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么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週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么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么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閒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乾著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著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著敵機被我機打傷，曳著黑煙逃竄，走著走著，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兇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著豎著，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著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機到了。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著，我們的洞就像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溼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像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裡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