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文協」的幹事），便帶著「文協」的印鑑與零碎東西，辭別了武漢。只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著義大利旗子。這是條裝置齊全，而一切裝置都不負責任的船。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鉤掉了半截；什么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開水是在大木桶裡。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孃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裡！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著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磯下船。船上不答應在那裡停泊。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我們下了旅館。我繼續拉痢。天天有空襲。在這裡，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是熱鬧，不是緊張。中國人彷彿不會緊張。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從容不迫」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鋪位——在甲板上。我們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們浮著水走就好。
彷彿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著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見。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裡，永遠不再抬頭。我只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頭髮很黑——在水裡打旋兒。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會中的黃次鹹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我們知道，在會里——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內。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重慶的熱是出名的。我永遠沒睡過涼蓆，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睡在涼蓆上，照舊汗出如雨。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彷彿是在爐裡。只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裡。城中樹少而坡多，頂著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在青年會的小食堂裡，我們花一二十個銅板就可以吃飽一頓。
「文協」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裡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裡去。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寫完，我去吃午飯。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誰。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擬劉（寶全）派。學會了這么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隻有幾段被富先生們採用了：
《新拴娃娃》（內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嘆》（內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內容是讚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內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趕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鏵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於此，知內容與形式必求一致，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這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只聽說有一兩出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臺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著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像文明戲。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蛻》。這篇東西沒能寫成。《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么分別。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好在，什么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文協」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將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文協」派員參加。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以後。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機關與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種簡單、單薄的建築滿可以將就。力氣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這種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不為炸軍事目標，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裡幾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里，所以沒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準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裡跑到馮先生那裡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文協」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我也去住了幾天。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此後，我老穿著這樣的衣服。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著，使我很像個清道夫。吳組緗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文協」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繡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勳諸位先生。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寧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里。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裡——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像樣的，長詩。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衝了走。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裡，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極大的一個損失！
九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我只好經常穿著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菸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捲菸——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著香菸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政府投降。這是個夢想。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嚇倒的。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裡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兒來吧，城裡沒法子寫東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裡。園裡只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我在這裡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並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只好靜臥。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病一到，即須臥倒，工作完全停頓！著急，但毫無辦法。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適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像北平。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我喜歡那比什剎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像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么多的老朋友。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幾罐土茶，圍著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幾點鐘。羅膺中兄也顯著老，而且極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喆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鹹，查良釗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遊山逛景。這真是快樂的日子。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么好聽，聽眾倒還不少。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提著小包，順著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點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彷彿是置身於一種晴朗的夢境，江南與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只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託，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么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他聽我有願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幾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坐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機臺，第三司機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內，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作的。兩位司機師都是北方人。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後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大理沒有什么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鋪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小街左右都流著清清的活水。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裡來，我又找到遊澤丞教授。他和包漠莊教授，李何林教授，陪著我們遊山泛水。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趕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極高興的玩了幾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蹟，並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捨的道謝告辭。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在等車之際，有好幾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趕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寫與遊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文協」的事。「文協」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像發瘋似的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裡都是空空的。「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著冷落。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並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只要能掙扎著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這么掙扎著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
鼓詞，十來段。舊劇，四五出。話劇，八本。短篇小說，六七篇。長篇小說，三部。長詩，一部。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么了不起。不過，把病痛，困苦，與生活不安定，都加在裡面，即使其中並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跡來了。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並沒拿到幾個。戰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因滬館與渝館的失去聯絡，版稅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駱駝祥子》，《櫻海集》，《牛天賜傳》，《老牛破車》四書，因人間書屋已倒全無訊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駱駝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賜傳》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櫻海集》與《老牛破車》都無機會在渝付印。其餘的書的情形大略與此相同，所以版稅收入老那么似有若無。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像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話劇與鼓詞，目的在學習，也談不到生意經。只有小說能賣，可是因為學寫別的體裁，小說未能大量生產，收入就不多。
不過，寫作的成績雖不好，收入也雖欠佳，可是我到底學習了一點新的技巧與本事。這就「不虛此寫」！一個文人本來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著錢呢？沒有餓死，便是老天爺的保佑；若專算計金錢，而忘記了多學習，多嘗試，則未免掛羊頭而賣狗肉矣。我承認八年來的成績欠佳，而不後悔我的努力學習。我承認不計較金錢，有點愚蠢，我可也高興我肯這樣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幹出來的。
有許多去教書的機會，我都沒肯去：一來是，我的書籍，存在了濟南，已全部丟光；沒有書自然沒法教書。二來是，一去教書，勢必就耽誤了亂寫，我不肯為一點固定的收入而隨便擱下筆。筆是我的武器，我的資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隨馮先生去遊灌縣與青城山。
我真喜愛青城山。它的翠綠的顏色直到如今還印在我的腦中。三峽，劍門，華山，終南，祁連山我都看過了，它們都有它們的特點，都有它們的奇偉處，可是我覺得它們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靜的人，所以特別喜歡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沒能到峨嵋去！四川真偉大，有多少奇山異水可看呀！一個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夠開眼的了！就是在重慶那么亂的山城裡，它到底有許多青峰，和兩條清江可以作詩料呀！
我愛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頭一年四季總有一瓶鮮花給我一點安慰。梅，各色的梅；臘梅，各種的臘梅；杜鵑，茶花，水仙，菊，和各種的花，都能在街頭買到。看著花，我想像著那山腰水濱的美麗，便有些樂不思「離」蜀矣！
十一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此地出煤。在許多煤礦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裝置與輕便鐵路。原有的手工業是製造石器——石硯及磨石等——與掛麵，現在又添上小的粉面廠與染織廠。
這裡的學校是復旦大學，體育專科學校，戲劇專科學校，重慶師範，江蘇省立醫學院，兼善中學和勉仁中學等。遷來的機關有國立編譯館，禮樂館，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館，兒童福利所，江蘇醫院，教育電影製片廠……。有了這么多的學校與機關，市面自然也就跟著繁榮起來。它有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著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裡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著。因此，一來這裡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復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外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著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哪知道，這樣一來可就不再動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裡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嚥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著吞嚥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彷彿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庵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彷彿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閒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么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在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說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么，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裡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裡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么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菸。這卻專為省錢。可是，戒了三個月，又吸上了。不行，沒有香菸，簡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進城，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準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臥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與關切也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
十二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么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像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伕，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么，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的守住崗位，專心一志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更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么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三十三年的戰局很壞，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萬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抗戰勝利了，我進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協」既是抗敵協會，理當以抗戰始，以勝利終。進城，我想結束結束會務，宣佈解散。朋友們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關門。他們都願意把「抗敵」取銷，成為永久的文藝協會。於是，大家開始籌備改組事宜，不久便得社會部的許可，發下許可證。
關於復員，我並不著急。一不營商，二不求官，我沒有忙著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處為家；反正到哪裡，我也還是寫作，幹嗎去擠車擠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鄉，這是當然的。可是，我既沒錢去買黑票，又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寫了一首「鄉思」的七律，就拿它結束這段「八方風雨」吧：
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餘年心願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羚角斜；
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髮待歸鴉！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四川北碚
原載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北平《新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