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最近幾年，我逐漸注意到，校內外的許多青年朋友對我的學習歷程頗感興趣。也許對我的小學和中學更感興趣。在這方面，蔡德貴先生的《季羨林傳》和於青女士的《東方鴻儒季羨林》都有所涉及，但都由於缺少資料而語焉不詳。我自己寫了一部《留德十年》，把在哥廷根大學的學習過程寫得比較詳細。另一部書《清華園日記》即將出版，寫的是四年清華大學讀書的情況。至於小學和中學，前後共有十幾年，都是在濟南上的，除了在一些短文裡涉及一點以外，系統的陳述尚付闕如。這似乎是一件必須加以彌補的憾事。
我現在就來做這件事情。
我在濟南共上過五所中小學，時間跨度是從1918年至1930年，絕大部分時間是軍閥混戰時期，最後兩年是國民黨統治，正是人民生活最不安定的時期。我敘述的主要物件當然是我的學習情況，但是其中也難免涉及社會上的一些情況。這對研究山東現代教育史的學者來說當然會有些用處，對研究社會史的人也會有些參考價值。
我為什么在這個時候來寫這樣的文章呢？
原因就在眼前。我今年已經是九個晉一。查遍了季氏家譜，恐怕也難找出幾個年齡這樣老的人。可是我自己卻並沒有感受到這一點。我還正在「老驥伏櫪，志在萬里」哩。從健康情況來看，儘管身體上有這樣那樣的病——我認為，這是正常的；如果一點病都沒有，反而反常——但沒有致命的玩意兒。耳雖半聰，目雖半明，但腦袋還是「難得糊塗」的，距老年痴呆症還有一段距離，因此，自己就有點忘乎所以了。總認為，自己還有很多題目要做，比如佛教史上的大乘起源問題，稍有點佛教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但是，中國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研究佛教史的學者無慮數百人，卻沒有哪一個人對大乘起源問題能講出一個令人信服的道理來，多數是隔靴搔癢，少數甚至不著邊際。我自己想彌補這個缺失有年矣，已經積累了一些資料。最近我把資料拿出來看了看，立刻又放下，不由得嘆上一口氣，好像晚年的玄奘一樣，覺得辦不到了。再像七八年前那樣每天跑上一趟大圖書館，腿腳已經不靈了；再看字極小的外文參考書，眼睛也不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有廢書興嘆，即使志在十萬裡，也只是一種幻想了。
可我又偏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每天不寫點什么，不讀點書，靜夜自思，彷彿是犯了罪。現在，嚴肅的科研工作既然無力進行了，但是記憶還是有的，而且自信是準確而且清晰的。想來想去，何不把腦袋裡的記憶移到紙上來，寫一寫我的小學和中學，彌補上我一生學習的經歷呢？
這就是我寫這幾篇文章的原因。以上這些話就算是小引。
回憶一師附小
學校全名應該是山東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
我於1917年陰曆年時分從老家山東清平（現劃歸臨清市）到了濟南，投靠叔父。大概就在這一年，唸了幾個月的私塾，地點在曹家巷。第二年，就上了一師附小。地點在南城門內升官街西頭。所謂「升官街」，與升官發財毫無關係。「官」是「棺」的同音字，這一條街上棺材鋪林立。大家忌諱這個「棺」字，所以改謂升官街，禮也。
附小好像是沒有校長，由一師校長兼任。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士棟，字祝晨，綽號「王大牛」。他是山東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國一建立，他就是活躍的積極分子，擔任過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為山東教育界的元老，在學界享有盛譽。當時，一師和一中並稱，都是山東省立重要的學校，因此，一師校長也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在一個七八歲的小學生眼中，校長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運真正會捉弄人，在十六年以後，在1934年，我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到山東省立濟南高中來教書，王祝晨老師也在這裡教歷史，我們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師方面，在一師附小時，他根本不會知道我這樣一個小學生，他對此事，絕不會有什么感觸。而在我呢，情況卻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對他執弟子禮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裡直樂。
我大概在一師附小隻待了一年多，不到兩年，因為在我的記憶中換過一次教室，足見我在那裡升過一次級。至於教學的情況，老師的情況，則一概記不起來了。唯一殘留在記憶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認識了一個「盔」字，也並不是在國文課堂上，而是在手工課堂上。老師教我們用紙摺疊東西，其中有一個頭盔，知道我們不會寫這個字，所以用粉筆寫在黑板上。這事情發生在一間大而長的教室中，室中光線不好，有點暗淡，學生人數不少。教員寫完了這個字以後，回頭看學生，戴著近視眼鏡的臉上，有一絲笑容。
我在記憶裡深挖，再深挖，實在挖不出多少東西來。學校的整個建築，一團模糊。教室的情況，如雲似霧。教師的名字，一個也記不住。學習的情況，如海上三山，糊里糊塗。總之是一點具體的影像也沒有。我只記得，李長之是我的同班。因為他後來成了名人，所以才記得清楚，當時對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最奇怪的是，我記得了一個叫卞蘊珩的同學。他大概是長得非常漂亮，行為也極瀟灑。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說，男女外表的美醜，他們是不關心的。可不知為什么，我竟記住了卞蘊珩，只是這個名字我就覺得美妙無比。此人後來再沒有見過。對我來說，他成為一條神龍。
此外，關於我自己，還能回憶起幾件小事。首先，我做過一次生意。我住在南關佛山街，走到西頭，過馬路就是正覺寺街。街東頭有一個地方，叫新橋。這裡有一所炒賣五香花生米的小鋪子。鋪子雖小，名氣卻極大。這裡的五香花生米（濟南俗稱長果仁）又鹹又香，遠近馳名。我經常到這裡來買。我上一師附小，一齣佛山街就是新橋，可以稱為順路。有一天，不知為什么，我忽發奇想，用自己從早點費中積攢起來的一些小制錢（中間有四方孔的銅幣）買了半斤五香長果仁，再用紙分包成若干包，帶到學校裡向小同學兜售，他們都震於新橋花生米的大名，紛紛搶購，結果我賺了一些小制錢，嚐到做買賣的甜頭，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媽報告。這樣大概做了幾次。我可真沒有想到，自己在七八歲時竟顯露出來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誤」入「歧途」，「天才」沒有得到發展。否則，如果我投筆從賈，說不定我早已成為一個大款，揮金如土，不像現在這樣柴、米、油、鹽、醬、醋、茶都要斤斤計算了。我是一個被埋沒了的「天才」。
還有一件小事，就是滾鐵圈。我一閉眼，彷彿就能看到一個八歲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彎成鉤的鐵條，推著一個鐵圈，在升官街上從東向西飛跑，耳中彷彿還能聽到鐵圈在青石板路上滾動的聲音。這就是我自己。有一陣子，我迷上了滾鐵圈這種活動。在南門內外的大街上沒法推滾，因為車馬行人，喧鬧擁擠。一轉入升官街，車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用不著拐彎，一氣就推到附小的大門。
然而，世事多變，風雲突起。為了一件沒有法子說是大是小的、說起來簡直是滑稽的事兒，我離開了一師附小，轉了學。原來，當時正是五四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而一師校長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來響應，改文言為白話。忘記了是哪個書局出版的國文教科書中選了一篇名傳世界的童話《阿拉伯人和駱駝》，內容講的是：在沙漠大風暴中，主人躲進自己搭起來的帳篷，而把駱駝留在帳外。駱駝忍受不住風沙之苦，哀告主人說：「只讓我把頭放進帳篷裡行不行？」主人答應了。過了一會兒，駱駝又哀告說：「讓我把前身放進去行不行？」主人又答應了。又過了一會兒，駱駝又哀告說：「讓我全身都進去行不行？」主人答應後，自己卻被駱駝擠出了帳篷。童話的意義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這篇課文竟讓叔父看到了。他大為驚詫，高聲說：「駱駝怎么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
於是我立即轉了學。從此一師附小隻留在我的記憶中了。
（2002年2月28日）
回憶新育小學
我從一師附小轉學出來，轉到了新育小學，時間是在1920年，我九歲。我同一位長我兩歲的親戚同來報名。面試時我認識了一個「騾」字，定為高小一班。我的親戚不認識，便定為初小三班，少我一字，一字之差我比他高了一班。
我們的校舍
新育小學坐落在南圩子門裡，離我家不算遠。校內院子極大，空地很多。一進門，就是一大片空地，長滿了青草，靠西邊有一個乾涸了的又圓又大的池塘，周圍用磚石砌得整整齊齊。當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園中的花池，說不定曾經有過荷香四溢，綠葉擎天的盛況，而今則是荒草悽迷，碎石滿池了。
校門東向。進門左拐有幾間平房，靠南牆是一排平房。這裡住著我們的班主任李老師和後來是高中同學、北大畢業生宮興廉的一家子，還有從曹州府來的三個姓李的同學，他們在家鄉已經讀過多年私塾，年齡比我們都大，國文水平比我們都高，他們大概是家鄉的大地主子弟，在家鄉讀過書以後，為了順應潮流，博取一個新功名，便到濟南來上小學。帶著廚子和聽差，住在校內。令我憶念難忘的是他們吃飯時那一蒸籠雪白的饅頭。
進東門，向右拐，是一條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門，門上有四個大字：循規蹈矩。我當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覺得這四個筆畫繁多的字很好玩。進小門右側是一個花園，有假山，用太湖石堆成，山半有亭，翼然挺立。假山前後，樹木蓊鬱。那裡長著幾棵樹，能結出黃色的豆豆，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樹。從規模來看，花園當年一定是繁榮過一陣的。是否有納蘭容若詞中所寫的「晚來風動護花鈴，人在半山亭」那樣的榮華，不得而知；但是，極有氣派，則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見的。可惜當時的校長既非詩人，也非詞人，對於這樣一箇舊花園熟視無睹，任它荒涼衰敗，垃圾成堆了。
花園對面，小徑的左側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大院子，沒有多少房子，高臺階上聳立著一所極高極大的屋子，裡面隔成了許多間，校長辦公室，以及其他一些會計、總務之類的部門，分別佔據。屋子正中牆上掛著一張韋校長的炭畫像，據說是一位高年級的學生畫的，我覺得，並不很像。走下大屋的南臺階，距離不遠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壇，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藥什么的，一團錦繡。出一個籬笆門，是一大片空地，上面說的大圓池就在這裡。
出高臺階的東門，就是「循規蹈矩」小徑的盡頭。向北走進一個門是極大的院子，東西橫排著兩列大教室，每一列三大間，供全校六個班教學之用。進門左手是一列走廊，上面有屋頂遮蓋，下雨淋不著。走廊牆上是貼布告之類的東西的地方。走過兩排大教室，再向北，是一個大操場，對一個小學來說，操場是夠大的了。有雙槓之類的設施，但是，不記得上過什么體育課。小學沒有體育課是不可思議的。再向北，在西北角上，有幾間房子，是教員住的。門前有一棵古槐，覆蓋的面積極大，至今腦海裡還留有一團蓊鬱翠秀的影像。
校舍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教員和職員
按照班級的數目，全校教員應該不少於十幾個的；但是，我能記住的只有幾個。
我們的班主任是李老師，從來就不關心他叫什么名字，小學生對老師的名字是不會認真去記的。他大概有四十多歲，在一個九歲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個老人了。他人非常誠懇忠厚，樸實無華，從來沒有訓斥過學生，說話總是和顏悅色，讓人感到親切，他是我一生最難忘的老師之一。當時的小學教員，大概都是教多門課程的，什么國文、數學（當時好像是叫算術）、歷史、地理等課程都一鍋煮了。因為程度極淺，用不著有多么大的學問。一想到李老師，就想起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某一年的初春的一天，大圓池旁的春草剛剛長齊，天上下著小雨，「沾衣欲溼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李老師帶著我們全班到大圓池附近去種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種，無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類。順便說一句，當時西紅柿還沒有傳入濟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於時碧草如茵，嫩柳鵝黃，一片綠色彷彿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們蹦蹦跳跳，快樂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鴨，是我一生三萬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來還興奮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師輔導我們的英文。認識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說，英文字母f就像一隻大馬蜂，兩頭長，中間腰細。這個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記得課堂上的英文是怎樣教的。但既然李老師輔導我們，則必然有這樣一堂課無疑。好像還有一個英文補習班。這樁事下面再談。
另一位教員是教珠算（打算盤）的，好像是姓孫，名字當然不知道了。此人臉盤長得像知了，知了在濟南叫shaoqian，就是蟬，因此學生們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shaoqian，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是怎樣寫。此人好像是一個迫害狂，一個法西斯分子，對學生從來沒有笑臉。打算盤本來是一個技術活，原理並不複雜，只要稍加講解，就足夠了，至於準確純熟的問題，在運用中就可以解決。可是這一位shaoqian公，對初學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極殘酷不合理的規定：打錯一個數，打一板子。在算盤上差一行，就差十個數，結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課下來，每個人幾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錯到幾十個到一百個數，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時老師打累了，才板下開恩。那時候認為體罰是合情合理的，八九歲十來歲的孩子到哪裡去告狀呀！而且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還沒有出來。小學生被趕到窮途末路，起來造了一次反。這件事也在下面再談。
其餘的教師都想不起來了。
那時候，新育已經有男女同學了。還有纏著小腳去上學的女生，大家也不以為怪。大約在我高小二年級時，學校裡忽然來了一個女教師，年紀不大，教美術和音樂。我們班沒有上過她的課，不知姓甚名誰。除了初來時頗引起了一陣街談巷議之外，不久也就習以為常了。
至於職員，我們只認識一位，是管庶務的。我們當時都寫大字，叫作寫「仿」。仿紙由學生出錢，學校代買。這一位庶務，大概是多剋扣了點錢，買的紙像大便後用的手紙一樣粗糙。山東把手紙叫草紙。學生們就把「草紙」的尊號賞給了這一位庶務先生。
我的學習和生活
在我的小學和中學中，新育小學不能說是一所關鍵的學校。可是不知為什么，我對在新育的三年記憶得特別清楚。一閉眼，一幅完整的新育圖景就展現在我的眼前，彷彿我是昨天才離開那裡的：校舍和人物，以及我的學習和生活，鉅細不遺，均深刻地印在我的記憶中。更奇怪的是，我上新育與一師附小緊密相連，時間不過是幾天的工夫，而後者則模糊成一團，幾乎是什么也記不起來。其原因到現在我也無法解釋。
新育三年，斑斕多彩，文章談到我自己、我的家庭、當時的社會情況，內容異常豐富，只能再細分成小題目，加以敘述。
學習的一般情況
總之，一句話，我是不喜歡念正課的。對所有的正課，我都採取對付的辦法。上課時，不是玩小動作，就是不專心致志地聽老師講，腦袋裡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兒，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時景色的變化，春天繁花似錦，夏天綠柳成蔭，秋天風捲落葉，冬天白雪皚皚。舊日有一首詩：「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遲遲正好眠，秋有蚊蟲冬有雪，收拾書包好過年。」可以為我寫照。當時寫作文都用文言，語言障礙當然是有的。最困難的是不知道怎樣起頭。老師出的作文題寫在黑板上，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寫上「人生於世」四個字，下面就窮了詞兒，彷彿永遠要「生」下去似的。以後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萬沒有想到，以後自己竟一輩子舞筆弄墨。我逐漸體會到，寫文章是要講究結構的，而開頭與結尾最難，這現象在古代大作家筆下經常可見。然而，到了今天，知道這種情況的人似乎已不多了。也許有人竟認為這是怪論，是迂腐之談，我真欲無言了。有一次作文，我不知從什么書裡抄了一段話：「空氣受熱而上升，他處空氣來補其缺，遂流動而成風。」句子通順，受到了老師的讚揚。可我一想起來，心裡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這也可能算是文壇的腐敗現象吧。可我只是個十歲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壇，我一不圖名，二不圖利，完全為了好玩兒。但自己也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所以才悔愧，從那以後，一生中再沒有剽竊過別人的文字。
小學也是每學期考試一次，每年兩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總盤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幾名之間。甲等第一名被一個叫李玉和的同學包攬，他比我大幾歲，是一個拼命讀書的學生。我從來也沒有爭第一名的念頭，我對此事極不感興趣。根據我後來的經驗，小學考試的名次對一個學生一生的生命歷程沒有多少影響。家庭出身和機遇影響更大。我從前看過一幅豐子愷的漫畫，標題是「小學的同學」，畫著一副賣吃食的擔子，旁邊站著兩個人，頗能引人深思。但是，我個人有一次經歷，比豐老畫得深刻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濟南院前大街僱洋車回佛山街，在黑暗中沒有看清車伕是什么人。到了佛山街下車付錢的時候，驀抬頭，看到是我新育小學的同班同學！我又驚訝又尷尬，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如果是漫畫家，畫上一幅畫，一輛人力車，兩個人，一人掏錢，一人接錢，相信會比豐老的畫更能令人深思。
我的性格
我一生自認為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一個上不得檯盤的人。每次參加大會，在大庭廣眾中，渾身覺得不自在，總想找一個旮旯兒藏在那裡，少與人打交道。「今天天氣，哈，哈，哈」一類的話，我不願意說，說出來也不地道。每每看到一些男女交際花，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如魚得水，左邊點頭，右邊哈腰，臉上做微笑狀，縱橫捭闔，折衝樽俎，得意揚揚，顧盼自雄，我真是羨慕得要死，可我做不到。我現在之所以被人看作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完全是環境造成的。是時勢造「英雄」，我是一隻被趕上了架的鴨子。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在新育小學時期，性格好像不是這個樣子，一點也不內向，而是外向得很。我喜歡打架，欺負人，也被人欺負。有一個男孩子，比我大幾歲，個子比我高半頭，總好欺負我。最初我有點怕他，他比我勁大。時間久了，我忍無可忍，同他幹了一架。他個子高，打我的上身。我個子矮，打他的下身。後來摟抱住滾在雙槓下面的沙土堆裡，有時候他在上面，有時候我在上面，沒有決出勝負。上課鈴響了，各回自己的教室。從此他再也不敢欺負我，天下太平了。
我卻反過頭來又欺負別的孩子。被我欺負得最厲害的是一個名叫劉志學的小學生，歲數可能比我小，個頭差不多，但是懦弱無能，一眼被我看中，就欺負起他來。根據我的體會，小學生欺負人並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什么仇恨。只是個人有勁使不出，無處發洩，便尋求發洩的物件了。劉志學就是我尋求的物件，於是便開始欺負他，命令他跪在地下，不聽就拳打腳踢。如果他鼓起勇氣，抵抗一次，我也許就會停止，至少會收斂一些。然而他是個窩囊廢，一絲抵抗的意思都沒有。這當然更增加了我的氣焰，欺負的次數和力度都增加了。劉志學家同嬸母是拐彎抹角的親戚。他向家裡告狀，他父母便來我家告狀。結果是我捱了嬸母一陣數落，這一幕悲喜劇才告終。
從這一件小事來看，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一個內向的孩子。怎么會一下子轉成內向了呢？這問題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現在忽然想起來了，也就順便給它一個解答。我認為，《三字經》中有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習」是能改造「性」的。我六歲離開母親，童心的發展在無形中受到了阻礙。我能躺在一個非母親的人的懷抱中打滾撒嬌嗎？這是不能夠想象的。我不能說叔嬸虐待我，那樣說是謊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視，卻是可以感覺得到的。比如說，做衣服，有時就不給我做。在平常瑣末的小事中，偏心自己的親生女兒，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對於這些事情並不敏感。但是，積之既久，在自己潛意識中難免留下些印記，從而影響到自己的行動。我清晰地記得，向嬸母張口要早點錢，在我竟成了難題。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們都在院子裡鋪上席，躺在上面納涼。我想到要早點錢，但不敢張口，幾次欲言又止，最後時間已接近深夜，才鼓起了最大的勇氣，說要幾個小制錢。錢拿到手，心中狂喜，立即躺下，進入夢鄉，睡了一整夜。對一件事來說，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影響不大的，但是時間一長，性格就會受到影響。我覺得，這個解釋是合情合理的。
我在這裡必須補充幾句。我為什么能夠從鄉下到濟南來呢？原因極為簡單。我的上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位，行一的大大爺和行二的二大爺是親兄弟，是舉人的兒子。我父親行七，叔父行九，還有一個十一叔，是一母一父所生。最後一個因為窮，而且父母雙亡，送給了別人，改姓刁。其餘的行三四五六八十的都因窮下了關東，以後失去了聯絡，不知下落。留下的五個兄弟，大大爺有一個兒子，早早死去。我生下來時，全族男孩就我一個，成了稀有金屬，傳宗接代的大任全壓在我一個人身上。在我生前很多年，父親和九叔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失怙失恃，無衣無食，兄弟倆被迫到濟南去闖蕩，經過了千辛萬苦，九叔立定了腳跟。我生下來六歲時，把我接到濟南。如果當時他有一個男孩的話，我是到不了濟南的。如果我到不了濟南，也不會有今天的我。我大概會終生成為一個介乎貧僱農之間的文盲，也許早已不在人世，墓木久拱了，所以我畢生感謝九叔。上面說到的那一些家庭待遇，並沒有逾越人情的常軌，我並不懷恨在心。不過，既然說到我的小學和我的性格，不得不說說而已。
回家路上
我的家距離新育小學並不算遠。雖然有的地方巷子很窄，但都是青石鋪路，走上去極為平坦、舒適，並沒有難走的地方。
我同一般的比較調皮的小孩子一樣，除非肚子真餓了，放學後往往不立即回家，在路上同一些小朋友打打鬧鬧，磨蹭著不肯回家。見到什么新鮮事兒，必然擠上去圍觀。看到爭吵打架的，就更令我們興奮，非看個水落石出不行。這一切都是男孩子共有的現象，不足為怪。但是，我們也有特立獨行的地方。濟南地勢，南高北低。到了夏天下大雨的時候，城南群山的雨水匯流成河，順著一條大沙溝，奔騰而北，進了圩子牆，穿過朝山街、正覺寺街等馬路東邊房子後面的水溝，再向前流去，濟南人把這一條沙溝叫「山水溝」。山水每年夏季才有，平常日子這條溝是乾的。附近的居民就把垃圾，以及死狗死貓丟在溝裡，根本沒有人走這裡。可我就選了朝山街的山水溝作為回家去的路，裡面沙石滿地，臭不可聞，根本沒有走人的路。我同幾個小夥伴就從這裡走回家。雖然不是每天如此，次數也不會太少。八九十來歲的男孩子的行動是不可以理喻的。
看捆豬
還有不可以理喻的一些行動，其中之一就是看捆豬。
新育小學的西鄰是一個養豬場，規模大概相當大，我從來沒有進去過。大概是屠宰業的規定，第二天早晨殺豬，頭一天下午接近黃昏的時候就把豬捆好。但是，捆豬並不容易，豬同羊和牛都不一樣。當它們感到末日來臨時，是會用超常的力量來奮起抵抗的。我和幾位調皮的小夥伴往往在放學後不立即回家，而是一聽隔壁豬叫就立即爬上校內的柳樹，坐在樹的最高處，看豬場捉豬。有的豬勁極大，不太矮的木柵欄一躍而過，然後滿院飛奔。捉豬人使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和極端殘忍的工具——一條長竿頂端有兩個鐵鉤——努力把豬捉住。有時候竿頂上的鐵鉤深刺豬的身軀上的某一部分，鮮血立即噴出。豬仍然不肯屈服，帶血狂奔，流血滿地，直到精疲力盡，才被人捆綁起來，嘴裡仍然嚎叫不止，有的可能叫上一夜，等到第二天早晨捱上那一刀，靈魂或者進入地獄，或者進入天堂，除了印度相信輪迴轉生者以外，沒有人能夠知道了。這實在是極端殘忍的行為。在高階的雍容華貴的餐廳裡就著葡萄美酒吃豬排的美食者，大概從來不會想到這一點的。還是中國古代的君子聰明，他們「遠庖廚」，眼不見為淨。
我現在——不是當年，當年是沒有這樣敏感的——浮想聯翩，想到了很多事情。首先我想到造物主——我是不相信有這玩意兒的——實在是非常殘酷不仁。他一定要讓動物互相吞噬，才能生活下去。難道不能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創造動物界嗎？即使退一步想，讓動物像牛羊一樣只吃植物行不行呢？當然，植物也是生物，也有生命；但是，我們看不到植物流淚，聽不到它們嚎叫，至少落個耳根清淨吧。
我又想到，同樣是人類，對豬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我曾在德國住過多年。那裡的農民有的也養豬。怎樣養法，用什么飼料，我一概不知。養到一定的重量，就舉行一次schlachtfest（屠宰節），邀請至親好友，共同歡聚一次。我的女房東有時候就下鄉參加這樣的歡聚。她告訴我，先把豬趕過來，乘其不備，用手槍在豬頭上打上一槍，俟其倒斃，再來動手宰割，將豬身上不同部位的肉和內臟，加工製成不同的食品，然後大家暫時或長期享用。豬被人吃，合乎人情事理，但不讓豬長時間受苦，德國人這種「豬道主義」是頗值得我們學習的。至於在手槍發明以前德國人是怎樣殺豬的，就沒有研究過，只好請豬學專家去考證研究了。
看殺人
最不可以理喻的行動是喜歡看殺人。其實，這可能是最可以理喻的，因為大人們也都喜歡看。
新育小學坐落在南圩子門裡。圩子門是朝山街的末端。出圩子門向右拐，有一條通往齊魯大學的大道。大道中段要經過上面提到的山水溝，右側有一座小小的龍王廟，左側則是一大片荒灘，對面土堤很高，這裡就是當時的刑場，是處決犯人的地方。犯人出發的地方是城裡院東大街路北山東警察廳內的監獄。出大門向右走一段路，再左拐至舜井街，然後出南城門，經過朝山街，出南圩子門，照上面的說法走，就到了目的地。
朝山街是我上學必經之路。有時候，看到街道兩旁都擠滿了人，就知道，今天又要殺人了。我於是立即興奮起來，把上學的事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擠在人群裡，伸長了脖子，等候著，等候著。此時，只有街道兩旁人山人海，街道中間則既無行人，也無車馬。不久，看到一個衣著破爛的人，喝得醉醺醺的，右肩揹著一支步槍，慢騰騰地走了過去。大家知道，這就是劊子手。再過不久，就看到大隊警察，簇擁著待決的囚犯，一個或多個，走了過來，囚犯是五花大綁，背上插著一根木牌，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名字上面用硃筆畫上了一個紅×。在「十年浩劫」中，我的名字也曾多次被「老佛爺」的鷹犬們畫上紅×，表示罪該萬死的意思。紅衛兵們是很善於學習的。閒言少敘，書歸正傳。且說犯人過去了以後，街上的秩序立即大亂。人群紛紛向街中間，擁擁擠擠，摩肩接踵，跟著警察大隊，擠出南圩子門，紛紛搶佔高地制高點，能清晰看到刑場的情況，但又不敢離得太近，理由自明。警察押著犯人走向刑場，犯人向南跪在高崖下面，槍聲一響，儀式完畢，警察撤走。這時一部分群眾又擁向刑場，觀看躺在地上的死屍。槍斃土匪，是沒有人來收屍的。我們幾個頑皮的孩子當然不甘落後，也隨著大家往前擁。經過了這整個過程，才想起上學的事來。走回學校，免不了受到教員的斥責。然而卻絕不改悔，下一次碰到這樣的事，仍然照看不誤。
當時軍閥混戰，中原板蕩，農村政權形同虛設。縣太爺龜縮在縣城內，廣大農村地區不見一個警察。壞人或者為窮所逼鋌而走險的人，變成了土匪（山東話叫「老缺」〈？〉），橫行鄉里。從來沒聽說，哪一幫土匪劫富濟貧，替天行道。他們綁票勒索，十分殘酷。我的一個堂兄林字輩的第一人季元林，家裡比較富裕，被土匪綁走，勒索鉅款。家人交上了贖票的錢，但仍被撕票，家人找到了他的屍體，慘不忍睹，雙眼上各貼一張狗皮膏藥，兩耳中灌滿了蠟燭油。可見元林在匪穴中是受了多么大的痛苦。這樣的土匪偶爾也會被捉住幾個，送到濟南來，就演出一齣上面描寫的那樣的悲喜劇。我在新育三年，這樣的劇頗看了不少。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來說，瞭解社會這一方面的情況，並無任何壞處。
馬市
馬市指的是舊社會定期舉行的買賣騾馬的集市。新育小學大門外空地上就有這樣的馬市。忘記是多久舉行一次了。到了這一天，空地上擠滿了人和馬、騾、驢等，不記得有牛。這裡馬嘶驢鳴，人聲鼎沸，一片繁忙熱鬧的景象。騾馬的高低肥瘦，一看便知；但是年齡卻是看不出來的。經紀人也自有辦法。騾、馬、驢都是吃草的動物，吃草要用牙，草吃多了，牙齒就受到磨損。專家們從牙齒磨損的程度上就能看出它們的年齡。於是，在看好了騾馬的外相之後，就用手扒開它們的嘴，仔細觀看牙齒。等到這一些手續都完了以後，就開始討價還價了。在這裡，不像在蔬菜市場上或其他市場上那樣，用語言，用嘴來討價還價，而是用手，經紀人和賣主或他的經紀人，把手伸入袖筒裡，用手指頭來討論價格，口中則一言不發。如果袖筒中價錢談妥，則退出手來，交錢牽牲口。這些都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下等人」，不懂開什么香檳酒來慶祝勝利。甚至有的價格還抵不上一瓶昂貴的香檳酒。如果袖筒會談沒有結果，則另起爐灶，找另外的人去談了。至於袖筒中怎樣談法，這是經紀人壟斷的秘密，我們局外人是無法知道的。這同中國佛教禪宗的薪火相傳，頗有些類似之處。
九月九廟會
每年到了舊曆九月初九日，是所謂重陽節，是登高的好日子。這個節日來源很古，可能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濟南的重陽節廟會（實際上並沒有廟，姑妄隨俗稱之）是在南圩子門外大片空地上，西邊一直到山水溝。每年，進入夏曆九月不久，就有從全省一些地方，甚至全國一些地方來的藝人會聚此地，有馬戲團、雜技團、地方劇團、變戲法的、練武術的、說山東快書的、玩猴的、耍狗熊的等，應有盡有。他們各圈地搭蓆棚圍起來，留一齣入口，賣門票收錢。規模大小不同，蓆棚也就有大有小，總數至少有幾十座。在夜裡有沒有「夜深千帳燈」的氣派，我沒有看到過，不敢瞎說。反正白天看上去，方圓幾十裡，頗有點動人的氣勢。再加上臨時趕來的，賣米粉、炸丸子和豆腐腦等的擔子，賣花生和糖果的攤子，特別顯眼的柿子攤——柿子是南山特產，個大色黃，非常吸引人，這一切混合起來，形成了一種人聲嘈雜、歌吹沸天的氣勢，彷彿能南搖千佛山，北震大明湖，聲撼濟南城了。
我們的學校，同廟會僅一牆（圩子牆）之隔，會上的聲音依稀可聞。我們這些頑皮的孩子能安心上課嗎？即使勉強坐在那裡，也是身在課堂心在會。因此，一有機會，我們就溜出學校，又嫌走圩子門太遠，便就近爬過圩子牆，飛奔到廟會上，一睹為快。蓆棚很多，我們光揀大的去看。我們誰身上也沒有一文錢，門票買不起。好在我們都是三塊豆腐乾高的小孩子，混在購票觀眾中擠了進去，也並不難。進去以後，就成了我們的天地，不管耍的是什么，我們總要看個夠。看完了，走出來，再鑽另外一個棚，幾乎沒有鑽不進去的。實在鑽不進去，就繞棚一週，看看哪一個地方有小洞，我們就透過小洞往裡面看，也要看個夠。在十幾天的廟會中，我們鑽遍了大大小小的棚，對整個廟會一覽無餘，一文錢也沒有掏過。可是，對那些賣吃食的攤子和擔子，則沒有法鑽空子，只好口流涎水，望望然而去之。雖然不無遺憾，也只能忍氣吞聲了。
看戲
這一次不是在城外了，而是在城內，就在我們住的佛山街中段一座火神廟前。這裡有一座舊戲臺，已經破舊不堪，門窗有的已不存在，看上去，離倒塌的時候已經不太遠了。我每天走過這裡，不免看上幾眼；但是，好多年過去了，沒有看到過一次演戲。有一年，還是我在新育小學唸書的時候，不知道是哪一位善男信女，忽發大願，要給火神爺唱上一天戲，就把舊戲臺稍稍修飾了一下，在戲臺和火神廟門之間，左右兩旁搭上了兩座木臺子，上設座位，為貴顯者所專用。其餘的觀眾就站在臺下觀看。我們家裡，規矩極嚴，看戲是絕不允許的。我哪裡能忍受得了呢？沒有辦法，只有在奉命到下窪子來買油、打醋、買肉、買菜的時候，乘機到臺下溜上幾眼，得到一點滿足。有一次，回家晚了，還捱了一頓數落。至於臺上唱的究竟是什么戲，我完全不懂。劇種也不知道，反正不會是京劇，也不會是崑曲，更不像後來的柳子戲，大概是山東梆子吧。前二者屬於陽春白雪之列，而這樣的戲臺上只能演下里巴人的戲。對於我來說，我只瞥見臺上敲鑼拉胡琴兒的坐在一旁，中間站著一位演員在哼哼唧唧地唱，唱詞完全不懂；還有紅綠的門簾，儘管陳舊，也總能給寥落古老的戲臺增添一點彩色，吹進一點生氣，我心中也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點興奮，這樣我就十分滿足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些演員的名字我至今記憶猶新。女角叫雲金蘭，老生叫耿永奎，丑角叫胡風亭。胡就住在正誼中學附近，我後來到正誼唸書時，還見到過他，看來並不富裕，同後來的京劇名演員梅蘭芳、馬連良等闊得流油的情況相比，有天淵之別了。
學英文
我在上面曾說到李老師輔導我們學英文字母的事情。英文補習班似乎真有過，但具體的情況則完全回憶不起來了。時間大概是在晚上。我的記憶中有很清晰的一幕：在春天的晚間，上過課以後，在校長辦公室高房子前面的兩座花壇中間，我同幾個小夥伴在說笑，花壇裡的芍藥或牡丹的大花朵和大葉子，在暗淡的燈光中，分不清紅色和綠色，但是鼻子中似乎能嗅到香味。芍藥和牡丹都不以香名。唐人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其中用「天香」二字，似指花香。不管怎樣，當時，在料峭的春夜中，眼前是迷離的花影，鼻子裡是淡淡的清香，腦袋裡是剛才學過的英文單詞，此身如遺世獨立。這一幅電影畫面以後常在我眼中展現，至今不絕。我大概確實學了不少的英文單詞。畢業後報考正誼中學時，不意他們竟考英文，內容是翻譯幾句話：「我新得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不過有些字我不認識。」我大概是翻出來了，所以才考了一個一年半級。
國文競賽
有一年，在秋天，學校組織全校學生遊開元寺。
開元寺是濟南名勝之一，坐落在千佛山東群山環抱之中。這是我經常來玩的地方。寺上面的大佛頭尤其著名，是把一面巨大的山崖雕鑿成了一個佛頭，其規模雖然比不上四川的樂山大佛，但是在全國的石雕大佛中也是頗有一點名氣的。從開元寺上面的山坡往上爬，路並不崎嶇，爬起來比較容易。爬上一刻鐘到半個小時就到了佛頭下。據說佛頭的一個耳朵眼裡能夠擺一桌酒席。我沒有試驗過，反正其大概可想見了。從大佛頭再往上爬，山路當然更加崎嶇，山石更加亮滑，爬起來頗為吃力。我曾爬上來過多次，頗有駕輕就熟之感，感覺不到多么吃力。爬到山頂上，有一座用石塊壘起來的塔似的東西。從濟南城裡看過去，好像是一個橛子，所以這一座山就得名橛山。同泰山比起來，橛山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但在濟南南部群山中，橛山卻是雞群之鶴，登上山頂，望千佛山頂如在肘下，大有「一覽眾山小」之慨了。可惜的是，這裡一棵樹都沒有，不但沒有松柏，連槐柳也沒有，只有蓑草遍山，看上去有點童山濯濯了。
從橛山山頂，經過大佛頭，走了下來，地勢漸低，樹木漸多，走到一個山坳裡，就是開元寺。這裡松柏參天，柳槐成行，一片濃綠，間以紅牆，彷彿在沙漠裡走進了一片綠洲。雖然大廟那樣的琳宮梵宇，崇閣高塔在這裡找不到；但是也頗有幾處佛殿，佛像莊嚴。院子裡有一座亭子，名叫靜虛亭。最難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泓泉水，在東面石壁的一個不深的圓洞中。水不是從下面向上湧，而是從上面石縫裡向下滴，積之既久，遂成清池，名之曰「秋棠池」，洞中水池的東面岸上長著一片青苔，栽著數株秋海棠。泉水是上面群山中積存下來的雨水，匯聚在池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泉水甘甜泠洌，冬不結冰。廟裡住持的僧人和絡繹不絕的遊人，都從泉中取水喝。用此水煮開泡茶，也是茶香水甜，不亞於全國任何名泉。有許多遊人是專門為此泉而來開元寺的。我個人很喜歡開元寺這個地方，過去曾多次來過。這一次隨全校來遊，興致仍然極高，雖歸而興未盡。
回校後，學校出了一個作文題目《遊開元寺記》，舉行全校作文比賽，把最好的文章張貼在教室西頭走廊的牆壁上。前三名都是我在上面提到過的從曹州府來的三位姓李的同學所得。第一名作文後面教師的評語是「頗有歐蘇真氣」。我也榜上有名，但在八九名之後了。
一次失敗的「造反」
我在上面介紹教員時，曾提到一位教珠算的綽號叫shaoqian的教員。他那法西斯式的教學方法引起了全班學生的憤怒。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抵抗。對於小孩子也不例外。大家挨夠了他的戒尺，控訴無門。告訴家長，沒有用處。告訴校長，我們那位校長是一個小官僚主義者，既不教書，也不面對學生，不知道他整天干些什么。告訴他也不會有用。我們小小的腦袋瓜裡沒有多少策略，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就是造反，把他「架」（趕走）了。比我大幾歲的幾個男孩子帶頭提出了行動方略：在上課前把教師用的教桌倒翻過來，讓它四腳朝天。我們學生都離開教室，躲到那一個寥落的花園假山附近的樹叢中，每人口袋裡裝滿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樹上結滿了的黃色的豆豆，準備用來打shaoqian的腦袋。但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們不懂什么組織要細密，行動要統一，意見要一致，便貿然行事。我喜歡熱鬧，便隨著那幾個大孩子，離開了教室，躲在亂樹叢中，口袋裡裝滿了黃豆豆，準備迎接勝利。但是，過了半個多小時，我們都回到教室裡，準備用黃豆豆打教師的腦袋時，我們都傻了眼：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安然坐在那裡，聽老師講課，教桌也早已翻了過來。原來能形成的統一戰線，現在徹底崩潰了。學生分成了兩類：良民與罪犯。我們想造反的人當然都屬於後者。shaoqian本來就不是什么好東西，現在看到有人居然想砸他的飯碗，其憤怒之情概可想見，他滿面怒容，威風凜凜地坐在那裡，竹板戒尺拿在手中，在等候我們這一批自投羅網的小罪犯。他看個子大小，就知道，誰是主犯，誰是從犯。他先把主犯叫過去，他們自動伸出了右手。只聽到重而響的啪啪的板子聲響徹了沒有人敢喘大氣的寂靜的教室。那幾個男孩子也真有「種」，被打得齜牙咧嘴，卻不哼一聲。輪到我了，我也照樣把右手伸出去，啪啪十聲，算是從輕發落，但手也立即紅腫起來，刺骨地熱辣辣地痛。我走出教室，用一隻紅腫的手，把口袋裡的黃豆豆倒在地上，走回家去，右手一直痛了幾天。
我的第一次「造反」就這樣失敗了。
我想，如果是在四十多年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像shaoqian這樣的老師，一定會被小學生打死的。
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我們都不是造反的材料。我們誰也沒有研究、總結一下失敗的教訓：出了「叛徒」？沒有做好「統戰」工作？事過之後，誰都老老實實地上珠算課，心甘情願地挨shaoqian的竹板子打，從此以後，天下太平了。
偷看小說
那時候，在我們家，小說被稱為「閒書」，是絕對禁止看的。但是，我和秋妹都酷愛看「閒書」，高階的「閒書」，像《紅樓夢》《西遊記》之類，我們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們專看低階的「閒書」，如《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小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封神榜》等。我們都是小學水平，秋妹更差，只有初小水平，我們認識的字都有限。當時沒有什么詞典，有一部《康熙字典》，我們也不會也不肯去查。經常念別字，比如把「飛簷走壁」，念成了「飛dan走壁」，把「氣往上衝」念成了「氣住上衝」。反正，即使有些字不認識，內容還是能看懂的。我們經常開玩笑說：「你是用笤帚掃，還是用掃帚掃？」不認識的字少了，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掃帚。儘管如此，我們看閒書的癮頭仍然極大。那時候，我們家沒有電燈，晚上，把煤油燈吹滅後，躺在被窩裡，用手電筒來看。那些閒書都是油光紙石印的，字極小，有時候還不清楚。看了幾年，我居然沒有變成近視眼，實在是出我意料。
我不但在家裡偷看，還把書帶到學校裡去，偷空就看上一段。校門外左手空地上，正在施工蓋房子。運來了很多紅磚，摞在那裡，不是一摞，而是很多摞，中間有空隙，坐在那裡，外面誰也看不見。我就搬幾塊磚下來，坐在上面，在下課之後，且不回家，掏出閒書，大看特看。書中俠客們的飛簷走壁，刀光劍影，彷彿就在我眼前晃動，我似乎也參與其間，樂不可支。等到腦筋清醒了一點，回家已經過了吃飯的時間，常常挨數落。
這樣的閒書，我看得數量極大，種類極多。光是一部《彭公案》我就看了四十幾遍。越說越荒唐，越說越神奇，到了後來，書中的俠客個個賽過《西遊記》中的孫猴子。但這有什么害處呢？我認為沒有。除了我一度想練鐵沙掌以外，並沒有持刀殺人，劫富濟貧，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危害社會。不但沒有害處，我還認為有好處。記得魯迅先生在答覆別人問他怎樣才能寫通寫好文章的時候說過，要多讀多看。千萬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類的書籍。我認為，這是至理名言。現在，對小學生，在課外閱讀方面，同在別的方面一樣，管得過多，管得過嚴，管得過死，這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方法。無為而治，我並不完全贊成，但「為」得太多，我是不敢苟同的。
螞蚱進城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裡講上一講。因為我一生只見過一次，可能不能稱為小事了，這就是螞蚱進城。這種事。我在報紙上讀到過，卻還沒有親眼見過。
有一天，我去上學，剛拐進曹家巷，就看到地上蹦的跳的全是螞蚱，不是有翅膀的那一種大個的，而是渾身光溜溜的小個的那一種。越往前走，螞蚱越多，到朝山街口上，地上已經密密麻麻的全是螞蚱了。人馬要想走路，路上根本沒有落腳之地，一腳下去，至少要踩死十幾二十個。地上已經積屍成堆，如果螞蚱有血的話，那就必然是血流成河了。但是小螞蚱們對此視若無睹。它們是從南圩子門跳進城來的，目的是北進，不管有多大阻礙，它們硬是向北跳躍，可以說是置生死於不顧，其勢是想直搗黃龍，銳不可當。我沒有到南圩子門外去看，不知道那裡的情況怎樣。我也不知道，這一路蝗蟲縱隊是在哪裡形成的，是怎樣形成的。聽說，它們所到之處，見綠色植物就吃，蝗群過後，莊稼一片荒蕪。如果是長著翅膀的蝗群，連樹上的葉子一律吃光，算是一種十分可怕的天災。我踩著螞蚱，走進學校，學校裡一隻也沒有。看來學校因為離圩子門還有一段路，是處在蝗蟲衝擊波以外的地方，所以才能倖免。上午的課程結束後，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走過朝山街。此時蝗蟲衝擊波已經過去。至於這個波衝擊多遠，是否已經到了城門裡面，我不知道。只見街上全是螞蚱的屍體，令人見了發怵。有的地方，屍體已被掃成了堆，掃入山水溝內。有的地方則仍然是屍體遍野，任人踐踏。看來這一次進城的螞蚱，不能以萬計，而只能以億計。這一幕螞蚱進城的鬧劇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我當時只是覺得好玩而已，沒有更多的想法。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大自然這玩意兒是難以理解，難以揣摩的。它是慈祥的，人類的衣食住行無不仰仗於大自然。這時的大自然風和日麗。但它又是殘酷的，有時候對人類加以報復，這時的大自然陰霾蔽天。人類千萬不要翹尾巴，講什么「征服自然」。人類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只能設法理解自然，同自然交朋友，這就是我最近若干年來努力宣揚的「天人合一」。
想念母親
我六歲離開了母親，初到濟南時曾痛哭過一夜。上新育小學時是九歲至十二歲。中間曾因大奶奶病故，回家過一次，是在哪一年，卻記不起來了。常言道：「孩兒見娘，無事哭三場。」我見到了日夜思念的母親，並沒有哭；但是，我卻看到母親眼裡溢滿了淚水。
那時候，我雖然年紀尚小，但依稀看到了家裡日子的艱難。根據叔父的詩集，民國元年（1912年），他被迫下了關東，用身上僅有的五角大洋買了十分之一張湖北水災獎券，居然中了頭獎。雖然只拿到了十分之一的獎金，但數目已極可觀。他寫道，一夜做夢，夢到舉人伯父教他作詩，有兩句詩，醒來還記得：「陰陽往復竟無窮，否極泰來造化工。」後來中了獎，以為是先人呵護。他用這些錢在故鄉買了地，蓋了房，很闊過一陣。我父親遊手好閒，農活幹不了很多，又喜歡結交朋友，結果拆了房子，賣了地，一個好好的家，讓他揮霍殆盡，又窮得只剩半畝地，依舊靠濟南的叔父接濟。我在新育小學時，常見到他到濟南來，住上幾天，拿著錢又回老家了。有一次，他又來了，住在北屋裡，同我一張床。住在西房裡的嬸母高聲大叫，指桑罵槐，數落了一通。這種做法，舊社會的婦女是常常使用的。我父親當然懂得的，於是辭別回家，以後幾乎沒見他再來過。失掉了叔父的接濟，他在鄉下同母親怎樣過日子，我一點都不知道。儘管不知道，我仍然想念母親。可是，我「身無綵鳳雙飛翼」，我飛不回鄉下，想念只是白白地想念了。
我對新育小學的回憶，就到此為止了。我寫得冗長而又拉雜。這對今天的青少年們，也許還會有點好處。他們可以通過我的回憶瞭解一下七十年前的舊社會，從側面瞭解一下中國近現代史。對我自己來說，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彷彿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又變成了一個小孩子，重新度過那可愛又並不怎么可愛的三年。
（2002年3月15日寫完）
回憶正誼中學
在過去的濟南，正誼中學最多隻能算是一所三流學校，綽號「破正誼」，與「爛育英」湊成一對，成為難兄難弟。但是，正誼三年畢竟是我生命中一個階段，即使不是重要的階段，也總能算是一個有意義的階段。因此，我在過去寫的許多文章中都談到了正誼；但是，談得很不全面，很不繫統。現在想比較全面，比較系統地敘述一下我在正誼三年的過程。
正誼中學坐落在濟南大明湖南岸閻公祠（閻敬銘的紀念祠堂）內。原有一座高樓還儲存著，另外又建了兩座樓和一些平房。這些房子是什么時候建造的，我不清楚，也沒有研究過。校內的景色是非常美的，特別是北半部靠近原閻公祠的那一部分。綠楊撐天，碧水流地。一條清溪從西向東流，尾部有假山一座，小溪穿山而過。登上閻公祠的大樓，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向北望，大明湖碧波瀲灩，水光接天。夏天則是荷香十里，綠葉擎天。向南望，是否能看到千佛山，我沒有注意過。我那時才十三四歲，舊詩讀得不多，對古代詩人對自然美景的描述和讚美，不甚了了，也沒有興趣。我的興趣是在大樓後的大明湖岸邊上。每到夏天，湖中長滿了蘆葦。蘆葦叢中到處是蛤蟆和蝦。這兩種東西都是水族中的笨伯。在家裡偷一根針，把針尖砸彎，拴上一條繩，順手拔一條葦子，就成了釣竿似的東西。蛤蟆端坐在荷葉上，你只需抓一隻蒼蠅，穿在針尖上，把釣竿伸向它抖上兩抖，蛤蟆就一躍而起，意思是想捕捉蒼蠅，然而卻被針尖鉤住，捉上岸來。我也並不傷害它，仍把它放回水中。有了這個教訓的蛤蟆是否接受教訓，不再上當，我沒法研究。這疑難問題，雖然比不上相對論，但要想研究也並不容易，只有請科學家們代勞了。最笨的還是蝦。這種蝦是長著一對長夾的那一種，齊白石畫的蝦就是這樣的。對付它們，更不費吹灰之力，只需順手拔一枝葦子，看到蝦，往水裡一伸，蝦們便用長夾夾住葦稈，死不放鬆，讓我拖出水來。我仍然把它們再放回水中。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戲耍也。上下午課間的幾個小時，我就是這樣打發的。
我家住在南城，要穿過整個濟南城才能到大明湖畔，因此中午不回家吃飯。嬸母每天給兩個銅元當午餐費，一個銅元買一塊鍋餅，大概不能全吃飽，另一個銅元買一碗豆腐腦或一碗炸丸子，就站在校門外眾多的擔子旁邊，狼吞虎嚥，算是午飯，心裡記掛的還是蛤蟆和蝦。看到路旁小鋪裡賣的一個銅元一碟的小蔥拌豆腐，簡直是垂涎三尺。至於那幾個破爛小館裡的炒木樨肉等炒菜，香溢門外，則更是如望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有一次，從家裡偷了一個饅頭帶在身邊，中午可以節約一個銅元，多喝一碗豆腐腦或炸丸子。惹得嬸母老大不高興。古話說：君子不二過，從此不敢再偷了。又有一次，學校裡舉辦什么慶祝會，我參加幫忙。中午每人獎餐券一張，到附近一個小館裡去吃一頓午飯。我如獲至寶，昔日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今天我終於來了，飽飽地吃了一頓，以至晚上回家，連晚飯都吃不下了。這也許是我生平吃得最飽的一頓飯。
我當時並不喜歡唸書。我對課堂和老師的重視遠遠比不上我對蛤蟆和蝦的興趣。每次考試，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壞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幾名，在班上總還是高才生。其實我根本不計較這些東西。提到正誼的師資，因為是私立，工資不高，請不到好教員。班主任叫王烈卿，綽號「王劣子」，不記得他教過什么課，大概是一位沒有什么學問的人，很不受學生的歡迎。有一位教生物學的教員，姓名全忘記了。他不認識「玫瑰」二字，讀之為「久塊」，其他概可想象了。
杜老師
但也確有飽學之士。有一位教國文的老先生，姓杜，名字忘記了，也許當時就沒有注意，只記得他的綽號「杜大肚子」。此人確係飽學之士，熟讀經書，兼通古文，一手小楷寫得俊秀遒勁，不亞於今天的任何書法家。聽說前清時還有過什么功名。但是，他生不逢時，命途多舛，畢生浮沉於小學教員與中學教員之間，後不知所終。他教我的時候是我在高一的那一年。我考入正誼中學，錄取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由秋季始業改為春季始業。我只待了兩年半，初中就畢業了。畢業後又留在正誼，唸了半年高一。杜老師就是在這個時候教我們班的。時間是1926年，我十五歲。他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與描繪風景抒發感情有關。我不知天高地厚，寫了一篇帶有駢體文味道的作文。我在這裡補說一句：那時候作文都是文言文，沒有寫白話文的。我對自己那一篇作文並沒有沾沾自喜，只是寫這樣的作文，我還是第一次嘗試，頗有期待老師表態的想法。發作文簿的時候，看到杜老師在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等於他重新寫了一篇文章。他的批語是：「要做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短短一句話，可以說是正擊中了我的要害。古文我讀過不少，駢文卻只讀過幾篇。這些東西對我的吸引力遠遠比不上《彭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等一類的武俠神怪小說。這些東西被叔父貶為「閒書」，是禁止閱讀的，我卻偏樂此不疲，有時候讀起了勁，躲在被窩裡利用手電筒來讀。我腦袋裡哪能有多少古典呢？僅僅憑著那幾個古典和駢文習用的詞句就想寫「花樣文章」，豈非是一個典型的癩蛤蟆嗎？看到了杜老師批改的作文，心中又是慚愧，又是高興。慚愧的原因，用不著說。高興的原因則是杜老師已年屆花甲竟不嫌麻煩這樣修改我的文章，我焉得不高興呢？離開正誼以後，好多年沒有回去，當然也就見不到杜老師了。我不知道他後來怎樣了。但是，我卻不時懷念他。他那挺著大肚皮步履蹣跚地走過操場去上課的形象，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鄭又橋老師
另外一個讓我難以忘懷的老師，就是教英文的鄭又橋先生。他是南方人，不是江蘇，就是浙江。他的出身和經歷，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他英文非常好，大概是專教高年級的。他教我們的時間，同杜老師同時，也是在高中一年級，當時那是正誼的最高年級。我自從進正誼中學將近三年以來，英文課本都是現成的：《天方夜譚》《泰西五十軼事》，語法則是《納氏文法》（nesfieldgrammar）。大概所有的中學都一樣。鄭老師用的也不外是這些課本。至於究竟是哪一本，現在完全忘記了。鄭老師教書的特點，突出表現在改作文上。別的同學的作文本我沒有注意，我自己的作文，則是鄭老師一字不改，而是根據我的原意另外寫一篇。現在回想起來，這有很大的好處。我情動於中，形成了思想，其基礎或者依據當然是母語，對我來說就是漢語，寫成了英文，當然要受漢語的制約，結果就是中國式的英文。這種中國式的英文，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能消除。鄭老師的改寫是地道的英文，這是多年學養修煉成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拿我自己的作文和鄭先生的改作細心對比，可以悟到許多東西，簡直可以說是一把開門的鑰匙。可惜只跟鄭老師學了一個學期，就離開了正誼。再一次見面已經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1947年暑假，我從北平回到濟南。到母校正誼去探望。萬沒有想到竟見到了鄭老師。我經過了三年高中，四年清華，十年德國，已經從一個小孩子變成了一個小夥子，而鄭老師則已垂垂老矣。他住在靠大明湖的那座樓上中間一間屋子裡，兩旁以及樓下全是教室，南望千佛山，北倚大明湖，景色十分宜人。師徒二十多年沒有見面，其喜悅可知。我曾改寫杜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明湖光。」他大概對我這個徒弟很感到驕傲，曾在教課的班上，手持我的名片，激動地向同學介紹了一番。從那以後，「世事兩茫茫」，再沒有見到鄭老師，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我對他仍然是憶念難忘。
徐金臺老師
徐老師大概是正誼的資深的教員，很受師生的尊敬。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是，他在課外辦了一個古文補習班。願意學習的學生，只需每月交上幾塊大洋，就能夠隨班上課了。上課時間是下午放學以後，地點是閻公祠大樓的一間教室裡，唸的書是《左傳》《史記》一類的古籍，講授者當然就是徐金臺老師了。叔父聽到我談這一件事，很高興，立即讓我報了名。具體的時間忘記了，反正是在那三年中。記得辦班的時間並不長，不知道是由於什么原因，突然結束了。大概讀了幾篇《左傳》和《史記》。對我究竟有多大影響，很難說清楚。反正讀了幾篇古文，總比不讀要好吧。
叔父對我的古文學習，還是非常重視的。就在我在正誼讀書的時候，他忽然心血來潮，親自選編，親自手抄了一本厚厚的《課侄選文》，並親自給我講解。選的文章都是理學方面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一篇也沒有選。說句老實話，我並不喜歡這類的文章。好在他只講解過幾次之後就置諸腦後，再也不提了。這對我是一件十分值得慶幸的事情，我彷彿得到了解放。
鞠思敏先生
要談正誼中學，必不能忘掉她的創辦人和校長鞠思敏（承穎）先生。由於我同他年齡差距過大，他大概大我五十歲，我對他早年的活動知之甚少。只聽說，他是民國初年山東教育界的領袖人物之一，當過什么長。後來自己創辦了正誼中學，一直擔任校長。我十二歲入正誼，他大概已經有六十來歲了，當然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沒有談過話。我每次見到他，就油然起敬仰之情。他個子頗高，身材魁梧，走路極慢，威儀儼然。穿著極為樸素，夏天布大褂，冬天布棉襖，腳上穿著一雙黑布鞋，襪子是布做的。現在機器織成的襪子，當時叫作洋襪子，已經頗為流行了。可鞠先生的腳上卻仍然是布襪子，可見他儉樸之一斑。
鞠先生每天必到學校裡來，好像並不擔任什么課程，只是來辦公。我還是一個孩子，不瞭解辦學的困難。在軍閥的統治之下，軍用票滿天飛，時局板蕩，民不聊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持一所有幾十名教員、有上千名學生的私立中學，談何容易。鞠先生身上的擔子重到什么程度，我簡直無法想象了。然而，他仍然極端關心青年學生們的成長，特別是在道德素質方面，他更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把學生培養成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每週的星期一上午八時至九時，全校學生都必須集合在操場上。他站在臺階上對全校學生講話，內容無非是怎樣做人，怎樣愛國，怎樣講公德、守紀律，怎樣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怎樣孝順父母，怎樣尊敬師長，怎樣與同學和睦相處，總之，不外是一些在家庭中也常能聽到的道德教條，沒有什么新東西。他簡直像一個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而且每次講話內容都差不多。事實上，內容就只有這些，他根本不可能花樣翻新。當時還沒有什么擴音器等洋玩意兒。他的嗓子並不洪亮，站的地方也不高。我不知道，全體學生是否都能夠聽到，聽到後的感覺如何。我在正誼三年，聽了三年。有時候確也感到絮叨。但是，自認是有收穫的。他講的那一些普普通通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在正誼待了三年以後，1926年，我十五歲，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鞠思敏先生應聘擔任了這裡的教員，教的是倫理學，課本用的是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他衣著樸素如故，威儀儼然如故，講課慢條斯理，但是句句真誠動聽。他這樣一個人本身簡直就是倫理的化身。其效果當時是不可能立竿見影的，但是，我相信，他將影響我們的終身。
我在山大附中待了兩年，1928年，日寇佔領了濟南，我當了一年亡國奴，九死一生，躲過了那一場災難。從1929年起，我在省立濟南高中讀了一年書，在清華讀了四年，又回高中教了一年書，然後到德國去待了十年，於1947年才再回到濟南。滄海桑田，鞠老師早已不在人間。但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他，他在日寇佔領期間，大義凜然，不畏日寇的威脅利誘，誓死不出任偽職，窮到每天只能用鹽水泡煎餅果腹，終至貧困而死，為中華民族留正氣，為後世子孫樹楷模。我聽了這些話，不禁肅然起敬，較之朱自清先生，鞠老師似尤過之。為了紀念這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家，人民政府把正誼中學前面的一條馬路改稱鞠思敏街，這實在是令人敬佩之舉。但是，不幸的是，正誼中學已經改了校名。又聽說，鞠思敏街也已換了街名。我個人認為，這都是十分不妥的。後者，如果是真的話，尤其令人不解。難道是有關部門通過內查外調，發現了鞠思敏先生有什么對不起中國人民的行動嗎？我希望，山東省的有關部門能夠恢復正誼中學的建制，而且——如果真正去掉的話——能夠恢復鞠思敏街的名稱。現在，我國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國勢日隆，真正是換了人間。但是，外敵環伺，他們不願意看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中央釋出的公民道德建設的簡短的條文中，第一就是愛國，這實在是切中要害的英明之舉。在山東宣傳一下鞠思敏，用身邊的例子來教育人民，必然是事半而功倍。為山東人，為中國人，留下這一股愛國主義的浩然正氣，是會有悠久而深遠的意義的。
鞠思敏先生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尚實英文學社
寫完了正誼中學，必須寫一寫與正誼同時的尚實英文學社。
這是一個私人辦的學社，坐落在濟南城內按察司街南口一條巷子的拐角處。創辦人叫馮鵬展，是廣東人，不知道何時流寓在北方，英文也不知道是在哪裡學的，水平大概是相當高的。他白天在幾個中學兼任英文教員，晚上則在自己家裡的前院裡招生教英文。記得學生每月是交三塊大洋。教員只有三位：馮鵬展先生、鈕威如先生、陳鶴巢先生，他們都各有工作，晚上教英文算是副業，但是，他們教書都相當賣力氣。學子趨之若鶩，總人數大概有七八十人。別人我不清楚，我自己是很有收穫的。我在正誼之所以能在英文方面居全班之首，同尚實是分不開的。在中小學裡，課程與課程在得分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歷史、地理等課程，考試前只需臨時抱佛腳死背一氣，就必能得高分。而英文和國文則必須有根底才能得高分，而根底卻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打下的，現上轎現扎耳朵眼是辦不到的。在北園山大高中時期，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名叫葉建樳，記憶力特強。但是，兩年考了四次，我總是全班狀元，他總屈居榜眼，原因就是其他雜課他都能得高分，獨獨英文和國文，他再聰明也是上不去，就因為他根底不行。我的英文之所以能有點根底，同尚實的教育是緊密相連的。國文則同叔父的教育和徐金臺先生是分不開的。
說句老實話，我當時並不喜歡讀書，也無意爭強，對大明湖蛤蟆的興趣遠遠超過書本。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我的壓力真夠大的。每天（星期天當然除外）早上從南關穿過全城走到大明湖，晚上五點再走回南關。吃完晚飯，立刻就又進城走到尚實英文學社，晚九點回家，真可謂馬不停蹄了。但是，我並沒有感覺到什么壓力，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沒有。每天晚上，尚實下課後，我並不急於回家，往往是一個人沿著院東大街向西走，挨個兒看馬路兩旁的大小鋪面，有的還在營業。當時電燈並不明亮。大鋪子，特別是那些賣水果的大鋪子，門口掛上一盞大的煤氣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下面擺著攤子，在冬天也陳列著從南方運來的香蕉和橘子，再襯上本地產的蘋果和梨，紅綠分明，五光十色，真正誘人。我身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只能過屠門而大嚼，徒飽眼福。然而卻百看不厭，每天晚上必到。一直磨蹭到十點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要長途跋涉了。
我就是這樣度過了三年的正誼中學時期和幾乎同樣長的尚實英文學社時期，當時我十二歲到十五歲。
（2002年2月1日寫完）
回憶北園山大附中
1926年，我十五歲，在正誼中學春季始業的高中待了半年，秋天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一年級。入正誼時佔了半年的便宜，結果形同泡影，一掃而光了。
山大高中坐落在濟南北園白鶴莊。泉城濟南的地勢，南高北低。常言道「水往低處流」。泉城七十二名泉的水，流出地面以後，一股腦兒都向北流來。連泰山北麓的泉水也通過黑虎泉、龍洞等處，注入護城河，最終流向北園，一部分注入小清河，向大海流去。因此，北園成了水鄉，到處荷塘密佈，碧波瀲灩。風乍起，吹皺一塘清水。無風時則如一片明鏡，可以看到二十里外的千佛山的倒影。有人懷疑這種說法，最初我也是懷疑派。後來我親眼看到了，始知此語非虛。塘邊綠柳成行。在夏天，綠葉葳蕤，鋪天蓋地，都是綠霧，彷彿把宇宙也染成了綠色的。雖然不能「煙籠十里堤」，也自風光旖旎，悅人心目。記得叔父有一首七絕：
楊花流盡菜花香，弱柳扶疏傍寒塘。
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
雖然寫的是春天的景色，完全可以舉一反三，看看北園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
白鶴莊就是處在綠楊深處，荷塘環繞的一個小村莊。高中所在地是村中的一處大宅院。當年初建時，據說是一個什么醫學專科學校，後來關門了，山大高中初建就選定了這一座宅院作為校址。這真是一個唸書的絕妙的好地方。我們到的時候，學校已經有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我們一年級共分四個班，總共六個班，學生二百餘人。
教員隊伍
高中是公立的學校，經費不發生問題。因此，師資隊伍可謂極一時之選，遠非正誼中學所可比。在下面，我先把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幾位老師簡要地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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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憶正誼中學的時候，我已經寫到了鞠思敏先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我在這裡不再重複。
在正誼中學，鞠思敏先生是校長，不教書。在北園高中，他是教員，講授倫理學，仍然兼任正誼校長。他仍然穿著一身布衣，樸素莊重。他仍然是不苟言笑。但是，根據我的觀察，所有的教員對他都十分尊敬。從輩分上來講，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其他教員都可能是他的學生一輩。作為講課的教員，鞠先生可能不是最優秀的。他沒有自己的講義，使用的課本是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他只是加以闡發。講話的聲調，同在正誼每週一訓話時一模一樣，不像是懸河瀉水，滔滔不絕，沒有什么抑揚頓挫。但是我們都聽得清，聽得進。我們當時年齡雖小，但是資訊還是靈通的。每一位教員是什么樣子，有什么德行，我們還是一清二楚的。鞠先生的過去，以及他在山東教育界的地位，我們心中都有數，所以學生們都對他表示出極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