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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學和中學(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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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祁蘊璞先生/b

在山東中學教育界,祁蘊璞先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大概畢生都是著名的一中的教員,講授歷史和地理。在歷史和地理的教學中,他是狀元,無人能出其右者。

在課堂上,祁老師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說話還有點磕巴。他的講義每年都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和考古發掘的最新結果以及學術界的最新學說加以補充修改。所以他教給學生的知識都是最新的知識。這種做法,不但在中學是絕無僅有,即使在大學中也十分少見。原因就是祁老師精通日文。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最積極地、最熱情地、最及時地吸收歐美的新知識。而祁先生則訂有多種日文雜誌,還隨時購買日本新書。有時候他把新書拿到課堂上給我們看。他怕沾有粉筆末的手弄髒了新書,戰戰兢兢地用袖子託著書。這種細微的動作並沒能逃過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他對書籍是怎樣愛護。如果是在今天的話,他早已成了什么特級教師,並會有許多論文發表,還結成了多少集子。他的大名會出現在什么《劍橋名人錄》上,還有花錢買來的《名人錄》上,堂而皇之地印在名片上,成為「名人」。然而祁先生對這種事情他絕不會幹。他讀新書是為了教好學生,沒有今天學術界這種浮躁的學風。同今天比起來,那時候的人實在是淳樸到可愛的程度了。

上面曾說到,祁先生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還有點磕巴。他講課時,聲調高揚,語音鏗鏘,但為了避免磕巴,他自己發明了一個辦法,不時墊上三個字shilinla,有音無字,不知道應該怎樣寫。乍聽時,確實覺得有點怪,但聽慣了,只需在我們耳朵中把這三個音刪掉,就一切正常了。

祁老師教的是歷史和地理。他關心國家大事,關心世界大事。眼前的世界形勢隨時變動,沒有法子在正課中講,他於是另在課外舉辦世界新形勢講座。學生中願意聽者可以自由去聽,不算正課,不考試,沒有分數。先生講演,只有提綱,沒有寫成文章。講演時指定兩個被認為文筆比較好的學生做記錄,然後整理成文,交先生改正後,再油印成講義,發給全體學生。我是被指定的兩個學生之一。當時不記得有什么報紙,反正在北園兩年,沒看過報。國內大事都極模糊,何況世界大事!祁老師的講演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增加了我們的知識,對我們的學習有極大的幫助。

1928年,日寇佔領濟南,學校停辦。從那以後,再沒有見到祁蘊璞老師。但是他卻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現在。

b王崑玉先生/b

王老師是國文教員,是山東萊陽人,父親是當地有名的文士,也寫古文。所以王先生有家學淵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特別是古文寫作方面更為突出。他為文遵桐城派義法,結構謹嚴,惜墨如金,邏輯性很強。我不研究中國文學史,但有一些胡思亂想的看法。我認為,桐城派古文同八股文有緊密的聯絡。其區別只在於,八股文必須代聖人立言,《四書》以朱子注為標準,不容改變。桐城派古文,雖然也是「文以載道」,但允許抒發個人感情。二者的差別,實在是微乎其微。王老師有自己的文集,都是自己手抄的,從來沒有出版過,也根本沒有出版的可能。他曾把文集拿給我看過。幾十年的寫作,只有薄薄一小本。現在這文集不知到哪裡去了。惜哉!

王老師上課,課本就使用現成的《古文觀止》。不是每篇都講,而是由他自己挑選出來若干篇,加以講解。文中的典故,當然在必講之列。而重點則在文章義法。他講的義法,已如我在上面講到的那樣,基本是桐城派,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古文觀止》裡的文章是按年代順序排列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老師選講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長傳》。講完後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讀〈徐文長傳〉書後》。我從小學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變。我彷彿駕輕就熟般地寫了一篇《書後》,自覺並沒有什么了不起,不意竟獲得了王老師的青睞,定為全班壓卷之作,評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當然很高興。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老師這一捧,我就來了勁兒。於是就拿來韓、柳、歐、蘇的文集,認真讀過一陣兒。實際上,全班國文最好的是一個叫韓雲鵠的同學。可惜他別的課程成績不好,考試總居下游。王老師有一個習慣,每次把學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後,總在課堂上佔用一些時間,親手發給每一個同學。排列是有順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後。作文後面都有批語,但有時候他還會當面說上幾句。我的作文和韓雲鵠的作文總是排在最後一二名,最後一名當然就算是狀元,韓雲鵠當狀元的時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總是被我們倆壟斷,幾年從來沒有例外。

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北園的風光是非常美麗的。每到春秋佳日,風光更為旖旎。最難忘記的是夏末初秋時分,炎夏初過,金秋降臨。秋風微涼,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課以後,同學們大都走出校門,到門前荷塘邊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學習的疲乏。於時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悽迷,荷香四溢。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定會好詩百篇。可惜我從來就不是什么詩人,只空懷滿腹詩意而已。王崑玉老師大概也是常在這樣的時候出來散步的。他抓住這個機會,出了一個作文題目:《夜課後閒步校前溪觀捕蟹記》。我生平最討厭寫論理的文章,對哲學家們那一套自認為是極為機智的分析,我十分頭痛。除非有文采,像莊子、孟子等,其他我都看不下去。我喜歡寫的是抒情或寫景的散文,有時候還能情景交融,頗有點沾沾自喜。王老師這個作文題目正合吾意,因此寫起來很順暢,很愜意。我的作文又一次成為全班壓卷之作。

自從北園高中解散以後,再沒有見到過王崑玉老師。後來聽說,他到山東大學(當時還在青島)中文系去教書,只給了一個講師的頭銜。我心中憤憤不平。像王老師那樣的學問和人品,比某一些教授要高得多。現在有什么人真懂而且又能欣賞桐城派的古文呢?王老師鬱郁不得志,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我的心中,王老師形象卻始終是高大的,學問是非常好的,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王老師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b完顏祥卿先生/b

完顏這個姓,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大概是「胡」人之後。其實我們每個人,在長期民族融合之後,差不多都有「胡」血。完顏祥卿先生是一中的校長,被聘到山大高中來教倫理學,也就是邏輯學。這不是一門重要的課,學生也都不十分注意和重視。因此我對完顏祥卿先生沒有多少可以敘述的材料。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須講一講。完顏先生講的當然是舊式的形式邏輯。考入清華大學以後,學校規定,文科學生必須選一門理科的課,邏輯可以代替。於是只有四五個教授的哲學系要派出三個教授講邏輯,其中最受歡迎的是金嶽霖先生,我也選了他的課。我原以為自己在高中已經學過邏輯,現在是駕輕就熟。焉知金先生講的不是形式邏輯。是不是接近數理邏輯?我至今仍搞不清楚,反正是同完顏先生講的大異其趣。最初我還沒有完全感覺到,乃至答題碰了幾個釘子,我才幡然悔悟,改弦更張,才達到了「預流」的水平。

b王老師/b

教數學,名字忘記了,好像當時就不清楚。他是一中的教員,到高中來兼課。在山東中學界,他大名鼎鼎,威信很高。原因只能有一個,就是他教得好。在北園高中,他教的不外三角、小代數和平面幾何之類。他講解十分清楚,學生不需用多大勁,就都能聽懂。但是,文科學生對數學是不重視的,大都是敷衍了事。後來考大學,卻吃了大虧。出的題目比我們在高中學的要深得多。理科高中的畢業生比我們這些文科高中的畢業生在分數方面沾了大光。

b劉老師/b

教英文,名字也忘記了。他是北大英文系畢業的,英文非常好,也是一中的教員。因為他的身軀相當矮,學生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作「×豆」,是非常低階,非常骯髒的。但是,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毫無汙辱之意,我們對劉老師還是非常敬重的,由於我有尚實英文學社的底子,在班上英文是絕對的狀元,連跟我分數比較接近的人都沒有。劉老師有一個習慣,每當學生在課堂上提出問題,他自己先不答覆,而是指定學生答覆。指定的順序是按照英文水平的高低。關於這問題他心裡似乎有一本賬。他指定比問問題者略高的人來答覆。如果答覆不了,他再依次向上指定學生答覆。往往最後是指定我,這算是到了頭。一般我都能夠答覆,但也有露怯的時候。有一次,一個同學站起來問:notatall是什么意思。這本來不能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卻一時糊塗油蒙了心,沒有解釋對,最後劉老師只好自己解答。

b尤桐先生/b

教英文。聽口音是南方人。我不記得他教過我們班。但是,我們都很敬重他。1928年,日寇佔領了濟南,高中停辦。教師和學生都風流雲散。我們聽說,尤先生還留在學校,原因不清楚。有一天我就同我的表兄孫襄城,不遠十里,來到白鶴莊看望尤老師。昔日喧騰熱鬧的大院子裡靜悄悄的,好像只有尤老師和一個工友。我感覺到非常淒涼,心裡不是滋味。我們陪尤老師談了很久。離開以後,再沒有見過面,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b「大清國」先生/b

教經學的老師。天底下沒有「大清國」這樣的姓名,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諢名。來源是他經常愛說這幾個字,學生們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乾脆就叫他「大清國」,結果是,不但他的名字我們不知道,連他的姓我也忘了。他年紀已經很大,超過六十了吧。在前清好像得到過什么功名,最大是個秀才。他在課堂上講話,張口就是「你們民國,我們大清國,怎樣怎樣」,「大清國」這個諢名就是這樣來的。他經書的確讀得很多,五經四書,本文加註疏,都能背誦如流。據說還能倒背。我真不知道,倒背是怎樣一個背法?究竟有什么意義?所謂「倒背」,大家可能不理解是什么玩意兒。我舉一個例子。《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倒背就是「之習時而學……」這不是毫無意義的瞎胡鬧嗎?他以此來表示自己的學問大。他對經書確實很熟,上課從來不帶課本。《詩》《書》《易》《禮》他都給我們講過一點,完全按照註疏講。誰是誰非,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也完全懵然。但是,在當時當局大力提倡讀經的情況下,經學是一門重要課程。

附帶說一句,當時教經學的還有一位老師,是前清翰林,年紀已經八十多歲,由他的孫子講注。因為沒有教過我們,情況不瞭解。

b德文老師/b

德文不是正課,是一門選修課。所以不大受到重視。教德文的老師是膠東人,方面大耳,留著一撮黑鬍子,長得很像一個德國人。大概在青島德國洋行裡做過什么事,因而學會了一點德文,所以就被請來教我們德文。我選了這一門課,可惜連他的姓名都沒有記住,他也沒有諢名。他的德文大概確實很有限,發音更差。他有一次在課堂上大聲抱怨,有人說他發音不好。他把德文的gut(好,英文的good)讀為「古吃」。這確實不是正確的發音,但是他卻憤憤不平,滿面慍色。德文課本用的是一個天主教堂編的。裡面的漢語陳腐不堪,好像是前清時代編成的,一直未改。這位德文教員,德文雖然不怎么樣,雜學卻有一兩下子。他專門蒐集十七字詩,印成了一本書,完全自費,他送給我一本。因為滑稽有趣,我看了一遍就背住了一些,直至七十年後的今天還能成誦。我舉一首,以概其餘:

發配到雲陽

見舅如見娘

兩人齊下淚

三行

因為這位舅父瞎了一隻眼。我當時在家中頗受到歧視,心有所感,也作了一首十七字詩:

叔嬸不我愛

於我何有哉

但知盡孝道

應該

沒有多少趣味,只是略抒心中的不平而已。這一首詩曾惹得叔父的親女兒秋妹的不滿。

b王老師/b

教諸子的老師,名字忘記了,北大畢業,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書讀得很多,也有學問。他曾寫了篇長文《孔子的仁學》,把《論語》中講到「仁」的地方全部蒐集起來,加以綜合分析,然後得出結論。此文曾寫成講義,印發給學生們。我的叔父讀了以後,大為讚賞,可能是寫得很不錯的。但是此文未見發表。王老師大概是不諳文壇登龍術,不會吹拍,所以沒有能獲得什么名聲,只浮沉於中學教師中。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得到他的訊息。

高中教員介紹到此為止。

我們的校舍

校舍很大,據說原來是一所什么醫學專科學校。現在用作高中的校舍,是很適當的。

從城裡走來,一走進白鶴莊,如果是在春、夏、秋三季,碧柳撐天,綠溪潺湲,如入圖畫中。向左一拐,是一大片空地,然後是坐北朝南的大門。進門向左拐是一個大院子,左邊是一排南房,第一間房子裡住的是監學。其餘的房子裡住著幾位教員。靠西牆是一間大教室,一年級三班就在那裡上課。向北走,走過一個通道,兩邊是兩間大教室,右手的一間是一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左手是二班,走出通道是一個院子,靠東邊是四班的教室。中間有幾棵參天的大樹,後面有幾間房子,「大清國」、王崑玉和那位翰林住在裡面。再向左拐是一個跨院,有幾間房子。再往北走,迎面是一間大教室,曾經做過學生宿舍,住著二十多人。向東走,是一間教室,二年級唯一的班在這裡上課。再向東走,走過幾間房子,有一個旁門,走出去是學生食堂,這已經屬於校外了。回頭向西走,經過住學生的大教室,有一個旁門,出去有幾排平房,這是真正的學生宿舍。校舍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應該說,裡面的空間是相當大的,住著二三百學生並無擁擠之感。

學校管理和學生生活

現在回想起來,學校的管理是非常奇特的。應該有而且好像也真有一個校長,但是從來沒有露過面,至於姓什么叫什么,更是統統忘掉了。學生們平常接觸的學校領導人是一位監學。這個官銜過去沒有碰到過,不知道是幾品幾級;也不知道他應該管什么事。當時的監學姓劉,名字忘記了。這個人人頭極次,人緣不好,因為幾乎全禿了頂,學生們贈以諢名「劉禿蛋」,竟以此名行。他經常住在學校中,好像什么事情都管。按理說,他應該是專管學生的操行和紀律的,教學應該由教務長管。可是這位監學也常到課堂上去聽課,老師正在講課,他站在講臺下面,環視全室,面露奸笑,感覺極為良好,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勢。學生沒有一個人喜歡他的,他對此毫無感覺。我現在深挖我的記憶,挖得再深,也挖不出一個劉禿蛋到學生宿舍或學生食堂的鏡頭。現在回想起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足見他對學生的生活毫無興趣,而對課堂上的事情卻極端注意。每一個班的班長都由他指定。我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兩年四個學期中,我始終被他指定為班長。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無非是想拉攏我,做他的心腹,向他打小報告,報告學生行動的動向。但是,我鄙其為人,這樣的小報告,一次也沒有打過。在校兩年中,僅有一次學生「鬧事」的事件,是三班學生想「架」(當時的學生話,意思是「趕走」)一位英文教員。劉禿蛋想方設法動員我們幾個學生支援他。我終於也沒有上他的圈套。

我無論怎么想,也想不起學校有一間辦公室,有什么教務員、會計、出納之類的小職員。對一所有幾百人的學校來說,這應該是不能缺的。學校是公立,不收學費,所以沒有與會計打過交道。但是,其他行政和教學事務應該還是有的;可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了。

至於學生生活,最重要的無非是兩項:住和吃。住的問題,上面已經談到,都住宿舍中,除了比較擁擠之外,沒有別的問題。吃是吃食堂,當時叫作「飯堂」。學校根本不管,由學生自己同承包商打交道。學生當然不能每人都管,由學生自己每月選出一名伙食委員,管理食堂。這是很複雜很麻煩的工作,誰也不願意幹。被選上了,只好幹上一個月。但是,行行出狀元。二年級有一個同學,名叫徐春藻,他對此既有興趣,也有天才。他每夜起來巡視廚房,看看有沒有廚子偷肉偷糧的事件。有一次還真讓他抓到了。承包人把肉藏在醬油桶裡,準備偷運出去,被他抓住,罰了款。從此伙食質量大有提高,經常能吃到肉和黃花魚。徐春藻連選連任,他樂此不疲,一時成了風流人物。

我的生活和學習

關於生活,上面談到的學生生活,我都有份兒,這裡用不著再來重複。

但是,我也有獨特的地方,我喜歡自然風光,特別是早晨和夜晚。早晨,在吃過早飯以後上課之前,在春秋佳日,我常一個人到校舍南面和西面的小溪旁去散步,看小溪中碧水潺潺,綠藻漂動,顧而樂之,往往看上很久。到了秋天,夜課以後,我往往一個人走出校門在小溪邊上徘徊流連。上面我曾提到王崑玉老師出的作文題《夜課後閒步校前溪觀捕蟹記》,講的就是這個情景。我最喜歡看的就是捕蟹。附近的農民每晚來到這裡,用葦箔插在溪中,小溪很窄,用不了多少葦箔,水能通過葦箔流動,但是魚蟹則是過不去的。農民點一盞煤油燈,放在岸邊。我在回憶正誼中學的文章中,曾說到蛤蟆和蝦是動物中的笨伯。現在我要說,螃蟹絕不比它們聰明。在夜裡,只要看見一點亮,就從蘆葦叢中爬出來,奮力爬去,爬到燈邊,農民一伸手就把它捉住,放在水桶裡,等待上蒸籠。間或也有大魚游來,被葦箔擋住,遊不過去,又不知回頭,只在箔前跳動。這時候農民就不能像捉螃蟹那樣,一舉手,一投足,就能捉到一隻,必須動真格的了。只見他站起身來,舉起帶網的長竿,魚越大,勁越大,它不會束「手」待捉,奮起抵抗,往往鬥爭很久,才能把它捉住。這是我最愛看的一幕。我往往蹲在小溪邊上,直到夜深。

在學習方面,我現在開始買英文書。我經濟大概是好了一點,不像上正誼時那么窘,節衣縮食,每年大約能省出二三塊大洋,我就用這錢去買英文書。買英文書,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日本東京的丸善書店。辦法很簡便,只需寫一張明信片,寫上書名,再加上三個英文字母cod(cashondelivery),日文叫作「代金引換」,意思就是:書到了以後,拿著錢到郵局去取書。我記得,在兩年之內,我只買過兩三次書,其中至少有一次買的是英國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說集。不知道為什么我當時竟迷上了吉卜林。後來學了西洋文學,才知道,他在英國文學史上是一個上不得大臺盤的作家。我還試著翻譯過他的小說,只譯了一半,稿子早就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反正我每次接到丸善書店的回信,就像過年一般歡喜。我立即約上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午飯後,立刻出發,沿著膠濟鐵路,步行走向頗遠的商埠,到郵政總局去取書,當然不會忘記帶上兩三塊大洋。走在鐵路上的時候,如果適逢有火車開過,我們就把一枚銅元放在鐵軌上,火車一過,拿來一看,已經軋成了扁的,這個銅元當然就作廢了,這完全是損己而不利人的惡作劇。要知道,當時我們才十五六歲,正是頑皮的時候,不足深責的。有一次,我特別驚喜,我們在走上鐵路之前,走在一塊荷塘邊上。此時塘裡什么都沒有,荷葉、葦子和稻子都沒有。一片清水像明鏡一般展現在眼前,「天光雲影共徘徊」,風光極為秀麗。我忽然見(不是看)到離開這二三十里路的千佛山的倒影清晰地映在水中,我大為驚喜。記得劉鐵雲《老殘遊記》中曾寫到在大明湖看到千佛山的倒影。有人認為荒唐,離開二十多里,怎能在大明湖中看到倒影呢?我也遲疑不決。今天竟於無意中看到了,證明劉鐵雲觀察得細緻和準確,我怎能不狂喜呢?

從郵政總局取出了丸善書店寄來的書以後,雖然不過是薄薄的一本,然而內心裡卻似乎增添了極大的力量。一種語言文字無法傳達的幸福之感油然溢滿心中。在走回學校的路上,雖然已經步行了二十多里路,卻一點也感不到疲倦。同來時比較起來,彷彿感到天空更藍,白雲更白,綠水更綠,草色更青,荷花更紅,荷葉更圓,蟬聲更響亮,鳥鳴更悅耳,連剛才看過的千佛山倒影也顯得更清晰,腳下的黃土也都變成了綠茵,踏上去軟綿綿的,走路一點也不吃力。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省下來的錢買自己心愛的英文書的感覺,七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一回憶起來,仍彷彿就在眼前。這種好買書的習慣一直伴隨著我,至今絲毫沒有減退。

北園高中對我一生的影響,還不僅僅是培養購書的興趣一項,還有更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關鍵性的,誇大一點說是一種質變。

我在許多文章中都寫到過,我幼無大志。小學畢業後,我連報考著名的一中的勇氣都沒有,可見我懦弱、自卑到什么程度。在回憶新育小學和正誼中學的文章中,特別是在第二篇中,我曾寫到,當時表面上看起來很忙,但是我並不喜歡唸書,只是貪玩。考試時雖然成績頗佳,距離全班狀元道路十分近,可我從來沒有產生過當狀元的野心,對那玩意兒一點興趣都沒有。釣蝦、捉蛤蟆對我的引誘力更大。至於什么學者,我更不沾邊兒,我根本不知道天壤間還有學者這一類人物。自己這一輩子究竟想幹什么,也從來沒有想過。朦朦朧朧地似乎覺得,自己反正是一個上不得檯盤的人,一輩子能混上一個小職員噹噹,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常想,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是自知得過了頭,變成了自卑。家裡的經濟情況始終不算好。叔父對我大概也並不望子成龍。嬸母則是希望我儘早能掙錢。正誼中學畢業後,我曾被迫去考郵政局,郵政局當時是在外國人手中,公認是鐵飯碗。幸而我沒有被錄取。否則我就會幹一輩子郵政局,完全走另外一條路了。

但是,人的想法是能改變的,有時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我在北園高中就經歷了這樣的改變。這一次改變,不是由於我參禪打坐頓悟而來的,也不是由於天外飛來的什么神力,而完全是由於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

北園高中是附設在山東大學之下的。當時山大校長是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彭,是前清倒數第二或第三位狀元,是有名的書法家,提倡尊孔讀經。我在上面曾介紹過高中的教員,教經學的教員就有兩位,可見對讀經的重視,我想這與狀元公不無關聯。這時的山東督軍是東北軍的張宗昌,綠林出身,綽號「狗肉將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以這「三不知」蜚聲全國。他雖一字不識,也想附庸風雅。有一次竟在山東大學校本部舉行祭孔大典,狀元公當然必須陪同。督軍和校長一律長袍馬褂,威儀儼然。我們附中學生十五六歲的大孩子也奉命參加,大概想對我們進行尊孔的教育吧。可惜對我們這一群不識抬舉的頑童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三跪九叩,而是院子裡的金線泉。我們圍在泉旁,看一條金線從泉底嫋嫋地向上漂動,覺得十分可愛,久久不想離去。

在第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考試完畢以後,狀元公忽然要表彰學生了。大學的情況我不清楚,恐怕同高中差不多。高中表彰的標準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數達到或超過95分者,可以受到表彰。表彰的辦法是得到狀元公親書的一個扇面和一副對聯。王壽彭的書法本來就極有名,再加上狀元這一個嚇人的光環,因此他的墨寶就極具有經濟價值和榮譽意義,很不容易得到的。高中共有六個班,當然就有六個甲等第一名;但他們的平均分數都沒有達到95分。只有我這個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數是97分,超過了標準,因此,我就成了全校中唯一獲得狀元公墨寶的人,這當然算是極高的榮譽。不知是何方神靈呵護,經過了七十多年,經過了不知道多少世局動盪,這一個扇面竟然保留了下來,一直保留到今天。扇面的全文是:

淨幾單床月上初

主人對客似僧廬

春來預作看花約

貧去宜求種樹書

隔巷舊遊成結托

十年豪氣早消除

依然不墜風流處

五畝園開手剪蔬

錄樊榭山房詩丁卯夏

五羨林老弟正王壽彭

至於那一副對聯,似尚存在於天壤間。但蹤跡雖有,尚未到手。大概當年家中絕糧時,嬸母取出來送給了名聞全國的大財主山東章丘舊津孟家,換麵粉一袋,孟家是嬸母的親戚。這個蹤跡是友人山大蔡德貴教授偵查出來的,我非常感激他;但是,從寄來的對聯照片來看,字跡不類王壽彭,而且沒有「羨林老弟」這幾個字。因此,我有點懷疑。我已經發出了「再探」的請求,將來究竟如何,只有「且看下回分解」了。

王狀元這一個扇面和一副對聯對我的影響萬分巨大,這看似出乎意料,實際上卻在意料之中。虛榮心恐怕人人都有一點的,我自問自己的虛榮心不比任何人小。我屢次講到,我幼無大志。講到自卑,這其實就是有虛榮心的一種表現。如果一點虛榮心都沒有,哪裡還會有什么自卑呢?

這裡面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97分這個平均分數給了我許多啟發和暗示。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分數與分數之間是不相同的。像歷史、地理等的課程,只要不是懶蟲或者笨伯,考試前,臨時抱一下佛腳,硬背一通,得個高分並不難。但是,像國文和英文這樣的課程,必須有長期的積累和勤奮,還須有一定的天資,才能有所成就,得到高分。如果沒有基礎,臨時無論怎樣努力,也是無濟於事的。我大概是在這方面有比較堅實的基礎,非其他五個甲等第一名可比。他們的國文和英文也絕不會太差,否則就考不到第一名。但是,同我相比,恐怕要稍遜一籌。言念及此,心中未免有點沾沾自喜,覺得過去的自卑實在有點莫名其妙,甚至有點可笑了。

第二層意思是,這樣的榮譽過去從未得到過,它是來之不易的。現在於無意中得之,就不能讓它再丟掉,如果下一學期我考不到甲等第一,我這一張臉往哪裡擱呀!這是最原始最簡單的虛榮心,然而就是這一點虛榮心,促使我在學習上改弦更張,要認真埋頭讀書了。就在不到一年前的正誼中學時期,蝦和蛤蟆對我的引誘力遠遠超過書本。眼前的北園,荷塘縱橫,並不缺少蝦和蛤蟆,然而我卻視而不見了。俗話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現在成了回頭的浪子,勤奮用功的好學生了。

第三層意思是,我原來的想法是,中學畢業後,當上一個小職員,搶到一個飯碗,渾渾噩噩地,甚至窩窩囊囊地過上一輩子,算了。我只是一條小蛇,從來沒有幻想過成為一條大龍。這一次表彰卻改變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條大龍,也絕不是一條平庸的小蛇。最明顯的例證是幾年以後我到北平來報考大學的情況。當時北平的大學五花八門,魚龍混雜,有的從幾十個報考者中選一人,而有的則是來者不拒,因為多一個學生就多一份學費。從山東來的幾十名學員中大都報考六七個大學,我則信心十足地只報考了北大和清華。這同小學畢業時不敢報考一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好像我變了一個人。

以上三層意思說明了我從自卑到自信,從不認真讀書到勤奮學習,一個關鍵就是虛榮心。是虛榮心作祟呢?還是虛榮心作福?我認為是後者。虛榮心是不應當一概貶低的。王狀元表彰學生可能完全是出於偶然性。他萬萬不會想到,一個被他稱為「老弟」的十五歲的大孩子,竟由於這個偶然事件而改變為另一個人。我永遠不會忘記王壽彭老先生。

北園高中可回憶的東西還有一些,但是最重要的印象、最深的印象上面都已經寫到了。因此,我的回憶就寫到這裡為止。

我在北園白鶴莊的兩年,我十五歲到十六歲,正是英國人稱之為teens的年齡,也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的少年,因為不在母親身邊,並不能說是幸福。但是,我在白鶴莊,卻只能說是幸福的。只是「白鶴莊」這個名字,就能引起人們許多美麗的幻影。古人詩「西塞山前白鷺飛」,多么美妙絕倫的情境。我不記得在白鶴莊曾見到白鷺;但是,從整個北園的景色來看,有白鷺飛來是必然會發生的。到了現在,我離開北園已經七十多年了,再沒有回去過。可是我每每會想到北園,想到我的teens,每一次想到,心頭總會油然漾起一股無比溫馨無比幸福的感情,這感情將會伴我終生。

2002年2月24日寫完

羨林按:以上一段文字是去年2月寫的。到今天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前幾天,李玉潔和楊銳整理我的破舊東西,突然發現了王狀元的這副對聯。開啟一看,楮墨如新。寫的是:

羨林老弟雅察

才華舒展臨風錦

意氣昂藏出岫雲

王壽彭

我們都大喜過望。一個六十歲老狀元對一個十六歲的大孩子的讚譽使我忐忑不安,真彷彿有神靈呵護,才出現了這樣一個奇蹟。

(2003年1月9日補記)

回憶濟南高中

1928年,日寇佔領了濟南,我被迫停學一年。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的軍隊進城,從此結束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基本上由一個軍閥統治中國。

北園高中撤銷,成立了全山東省唯一的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全省各縣的初中畢業生,想要上進的,必須到這裡來,這裡是通向大學(主要是北京的)的唯一橋樑。

校舍

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坐落在濟南西城杆石橋馬路上,在路北的一所極大的院落內。原來這裡是一個什么衙門,這問題當時我就不清楚,我對它沒有什么興趣。校門前有一個斜坡,要先走一段坡路,然後才能進入大門。大門洞的左側有一個很大的傳達室。進了大門,是一個極大的院子,東西兩側都有許多房子,東邊的一間是教員遊藝室,裡面擺著乒乓球檯。從院子西側再向前走,上幾個臺階,就是另一個不大的院子。南側有房子一排,北側高臺階上有房子一排。是單身教員住的地方。1934—1935年,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時,曾在其中的一間住過一年。房子前,臺階下,種著一排木槿花。春天開花時,花光照亮了整個院子。院子西頭,有一個大圓門,進門是一座大花園。現在雖已破舊,但樹木依然蓊鬱,綠滿全園。有一個大荷塘,現已乾涸,當年全盛時,必然是波光瀲灩,荷香四溢。現在學生仍然喜歡到裡面去遊玩。從這個不大的院子登上臺階向北走,有一個門洞,門洞右側有一間大房子,曾經是學生宿舍,我曾在裡面住過一段時間。出了這個門洞,豁然開朗,全校規模,頓現眼前。到這裡來,上面講的那一個門洞不是唯一的路。進校門直接向前走,走上臺階,是幾間極高大的北屋,校長辦公室、教務主任辦公室、教務處、訓導處、庶務處等都在這裡。從這裡向西走,下了臺階,就是全校規模最大的院子,許多間大教室和學生宿舍都在這裡。學生宿舍靠西邊,是許多排平房。宿舍的外面是一條上面蓋有屋頂的極寬極長的走廊,右面是一大排教室。沿走廊向北走,走到盡頭,右面就是山東省立一中。原來這一座極大的房子是濟南省立高中和一中(只有初中)所佔用。有幾座大樓,兩校平分。

校舍總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教員和職員

有一個頗怪的現象,先提出來說一說。在時間順序中,濟南高中是在最後,也就是說,離現在最近,應該回憶得最清晰。可是,事實上,至少對教職員的回憶,卻最模糊。其中道理,我至今不解。

高中初創辦時,校長姓彭,是南方人,美國留學生,名字忘記了。不久就調山東省教育廳任科長。在現在的衙門裡,科長是一個小蘿蔔頭。但在當時的教育廳中卻是一個大官,因為沒有處長,科長直通廳長。接任的是張默生,山東人,大學國文系畢業,曾寫過一本書《王大牛傳》,傳主是原第一師範校長王世棟(祝晨),上面已經提到過。「王大牛」是一個綽號,表示他的形象,又表示他的脾氣倔強。他自己非常欣賞,所以採用作為書名,不表示輕蔑,而表示尊敬。我不記得,張校長是否也教書。

教務主任是蔣程九先生,山東人,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或化學,記不清楚了。我們是高中文科,沒有上過他的課。

有一位李清泉先生,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我沒有上過他的課。

我記得最詳細最清楚的是教國文的老師。總共有四位,一律是上海灘上的作家。當時流行的想法是,只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國文。因此,我覺得,當時對國文這一學科的目的和作用,是並不清楚的。只要能寫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達到了。北園高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唯一的區別只在於,那裡的教員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學生作文是用文言文。國民黨一進城,就彷彿是換了一個世界,文言文變為白話文。

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從上海來的作家,年紀很輕,個子不高,但渾身充滿了活力。上課時不記得他選過什么課文。他經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現代文藝的使命」。所謂現代文藝,也叫普羅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其使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蘇聯人,原文為俄文,由日譯本轉譯為漢文,佶屈聱牙,難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來就沒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轉譯為漢文,當然就驢唇不對馬嘴,被人稱之為天書了。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也不出這幾本書。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但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是革命,第二個是革命,第三個仍然是革命,這就足夠了。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丁玲當時正在走紅,紅得發紫。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見到了丁玲,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但是,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於是下令通緝胡也頻。胡老師逃到了上海,一年多以後就被國民黨殺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筆名冬芬,北大英文系畢業,譯有《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的一封長信,現儲存於《魯迅全集》中。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他不講什么現代文藝,不講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作為教材,仔細分析講授。作文不出題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你願意寫什么就寫什么。有一次,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

高中國文教員,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還有幾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萊蒂,都是從上海來的小有名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我並沒有讀過。董每戡在濟南一家報紙上辦過一個文學副刊。二十多年以後,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他的訊息,他在廣州的某一所大學裡當了教授。

除了上述幾位教員以外,我一個教員的名字都回憶不起來了。按高中的規模至少應該有幾十位教員的。起碼教英文的教員應該有四五位的,我們這一班也必然有英文教員,這同我的關係至為密切,因為我在全校學生中英文水平是佼佼者,可是我現在無論怎樣向記憶裡去挖掘,卻是連教我們英文的教員都想不起來了。我覺得,這真是一件怪事。

我的學習和生活

榮譽感繼續作美

我在上面回憶北園高中時,曾用過「虛榮心」這個詞兒。到現在時間過了不久,我卻覺得使用這個詞兒,是不準確的,應改為「榮譽感」。

懂漢語的人,只從語感上就能體會出這兩個詞兒的不同。所謂「虛榮心」是指羨慕高官厚祿,大名盛譽,男人夢想「紅袖添香夜讀書」,女人夢想白馬王子,最後踞坐在萬人之上,眾人則局蹐自己腳下。走正路達不到,則走歪路,甚至弄虛作假,吹拍並舉。這就是虛榮心的表現,害己又害人,沒有一點好處。榮譽感則另是一碼事。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做出了成績,有關人士予以表彰,給予榮譽。這種榮譽不是營求得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這同虛榮心有質的不同。我在北園高中受到王狀元的表彰,應該屬於這一個範疇,使用「虛榮心」這一個詞兒,是不恰當的。虛榮心只能作祟,榮譽感才能作美。

我到了杆石橋高中,榮譽感繼續作美。唸了一年書,考了兩個甲等第一。

要革命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我在濟南高中有兩個國文老師,第一個是胡也頻先生。他在高中待的時間極短,大概在1929年秋天開學後只教了幾個月。我從他那裡沒有學到什么國文的知識,而只學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他在課堂上只講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為了給自己披上一件不太刺激人的外衣,他稱之為「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理論也不大講,重點講的是它的目的或者使命,說白了,就是要革命。胡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講,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百人。他還曾同上海某個出版社聯絡,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代文藝。我在組織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積極分子。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併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乾脆就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也許還有一點理論,也不過是從弗理契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論」。不幸(對我來說也許是幸)被國民黨當局制止,胡老師逃往上海,群龍無首,煙消雲散。否則,倘若這個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論文落到敵人手裡,無疑是最好的罪證,我被列入黑名單也說不定。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劇。在自己糊里糊塗中就成了「革命家」,遭到迫害。同時,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裡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從戰術上來講,難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說這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氣概,強大的敵人是打不倒的。

上國文課

胡也頻先生教的是國文;但是,正如上面所講的那樣,他從來沒有認真講過國文。胡去董來,教學風格大變。董老師認認真真地講解文藝理論,仔仔細細地修改學生的作文。他為人本分,老實,忠厚,純誠,不慕榮利,淡泊寧靜,在課堂上不說一句閒話,從而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至於我自己,從寫文言文轉到寫白話文,按理說,這個轉變過程應該帶給我極大的困難。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困難都沒有。原因並不複雜。從我在一師附小讀書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洶湧澎湃,向全國蔓延。「駱駝說話事件」發生以後,我對閱讀「五四」初期文壇上各大家的文章,極感興趣。不能想象,我完全能看懂;但是,不管我手裡拿的是笤帚或是掃帚,我總能看懂一些的。再加上我在新育小學時看的那些「閒書」,《彭公案》《濟公傳》之類,文體用的都是接近白話的。所以由文言轉向白話文,我不但一點勉強的意思都沒有,還頗有一點水到渠成的感覺。

寫到這裡,我想寫幾句題外的話。現在的兒童比我們那時幸福多了。書店裡不知道有多少專為少年和兒童編著的讀物,什么小兒書,什么連環畫,什么看圖識字,等等,印刷都極精美,插圖都極漂亮,同我們當年讀的用油光紙石印的《彭公案》一類的「閒書」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當年也有帶畫的「閒書」,叫作繡像什么什么,也只在頭幾頁上印上一些人物像,至於每一頁上上圖下文的書也是有的,但十分稀少。我覺得,今天的少兒讀物圖畫太多,文字過少,這是過低估量了少兒的吸收能力,不利於他們寫文章,不利於他們增強讀書能力。這些話看上去似屬題外,但仔細一想也實在題內。

我覺得,我由寫文言文改寫白話文而絲毫沒有感到什么不順手,與我看「閒書」多有關,我不能說,每一部這樣的「閒書」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筆。但是,一般說起來,文章都是文從字順,相當流利。而且對文章的結構也十分注意,絕不是頭上一榔頭,屁股上一棒槌。此外,我讀中國的古文,覺得幾乎每一篇流傳幾百年甚至一兩千年的文章在結構方面都十分重視。在潛移默化中,在我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無論是寫文言文,或是寫白話文,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結構,要層次分明,要有節奏感。對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特別注意。開頭如能橫空出硬語,自為佳構。但是,貌似平淡也無不可,但要平淡得有意味。讓讀者讀了前幾句必須繼續讀下去。結尾的訣竅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如食橄欖,餘味更美。到了今天,在寫了七十多年散文之後,我的這些意見不但沒有減退,而且更加堅固,更加清晰。我曾在許多篇文章中主張慘淡經營,反對鬆鬆垮垮,反對生造詞句。我力勸青年學生,特別是青年作家多讀些中國古文和中國過去的小說;如有可能,多讀些外國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情趣。我這種對文章結構勻稱的追求,特別是對文章節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還沒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語點破的是董秋芳老師。在一篇比較長的作文中,董老師在作文簿每一頁上端的空白處批上了「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的批語。他敏銳地發現了我作文中的節奏,使我驚喜若狂。自己還沒能意識到的東西,竟蒙老師一語點破,能不狂喜嗎?這一件事影響了我一生的寫作。我的作文,董老師大概非常欣賞。在一篇作文的後面,他在作文簿上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其中有幾句話是:「季羨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聯榜的一樣,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說是全校之冠吧。」這幾句話,同王狀元的對聯和扇面差不多,大大地增強了我的榮譽感。雖然我在高中畢業後在清華學習西洋文學,在德國治印度及中亞古代文字,但文學創作始終未停。我覺得,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濟互補,身心兩利。所有這一切都同董老師的鼓勵是分不開的,我終生不忘。

學生對外打群架

我在上面談到上新育小學時學生互相欺負打架的情況。這恐怕是男孩子八九歲十來歲時不可避免的現象。他們有過多的剩餘精力又不大懂道理,總想找個機會發洩一下。到了高中階段,已經十七八歲了,有了一點理智,同學互相打架的事情就幾乎沒有了。我在濟南高中待了一年,卻親眼看到了兩次對外打群架的事。

一次是同校外的回民。

濟南,同中國其他一些大城市一樣,是漢回雜居的。回民大都聚住在西城一帶,杆石橋內外居住的幾乎都是回民。回漢兩個民族風俗習慣頗有些不同之處,最顯著的是回民不吃豬肉。可是在高中學生中漢族佔絕對多數,必須吃豬肉,而吃豬肉又必須出去買,而買又必須經過回族的聚居區,矛盾就由此發生。如果在當時能有現在這樣多塑膠布,放在洋車上的成片的豬肉只需用塑膠布一蓋,就不至於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引起回民的不滿。日子一久,回民心中積滿了怒火。有一天,幾個高中學生去採購豬肉,回來時走過杆石橋大街,被一群虔誠的穆斯林痛打了一頓。在舊社會,最不敢惹的人是軍人,是兵,他們人多勢眾也,因此得了一個綽號「丘八」。其次最難惹的人是學生,也是由於人多勢眾,因此得了一個綽號「丘九」。這一次,高中學生在街上遭到了回民的毆打,焉能善罷甘休。被打的學生回校一宣揚,立刻有幾百個學生聚集起來,每人手持木棒之類的東西,湧出校門,走到回民居住區,不管青紅皂白,遇到凡是鼻子有點高貌似回民的人,舉棒便打。回民一時聚集不起來,否則一場大規模的械鬥就難以避免了。我沒有參加這一場出擊,我是事後才聽說的。我個人認為,凡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國家或地區,行為準則的第一條應該是互相尊重對方的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可惜這一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極難,天下從此多事矣。

另一次打群架是與西鄰的育英中學。

有一天,不知由於什么事由,育英中學舉辦了一個文藝晚會。高中有幾個學生想進去看,但又沒有票。於是引起了口角,一群育英學生把高中的學生打了一頓。高中學生回校後,在宿舍區大聲號召,於是響應者雲起,又是各持木棒什么的,湧出學校,湧向育英,見人便打,一直打進會場,把一場晚會攪亂,得勝回朝,這是大丘九打小丘九,十七八歲的孩子打十四五歲的孩子,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的。

從此,濟南高中成了濟南的西霸天,沒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了。

畢業旅行籌款晚會

我在濟南高中一年,最重大最棘手的事莫過畢業旅行籌款晚會的經營組織。

不知道是誰忽然心血來潮,想在畢業後出去旅行一番。這立即得到了全班同學的熱烈響應。但是,旅行是需要錢的,我們大多數的家長是不肯也沒有能力出這個錢的。於是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自己籌款。那時候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多的暴發戶大款,勸募無門。想籌款只能舉辦文藝晚會,賣票集資。於是全班選出了一個籌委會,主任一人,是一位比我大四五歲的諸城來的學生,他的名字我不說。為什么不說,我也不說。我也是一個積極分子,在籌委會里擔任組織工作。晚會的內容不外是京劇、山東快書、相聲、雜耍之類。演員都是我們自己請。我只記得,唱京劇的主要演員是二年級的臺鎮中同學,劇目是「失、空、斬」。臺鎮中京劇唱得確極有味,曾在學校登臺演出過,其他節目的演員我就全記不清了。總之,籌備工作進行得順利而迅速。連入場券都已印好,而且已經送出去了一部分。但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就是校長的批准。張默生校長是一個老實人,活動能力不強,他同教育廳長何思源的關係也並不密切,遠遠比不上他的前任。他實在無法幫助推銷這樣多的入場券。但他又不肯給學生們潑冷水,實在是進退兩難。只好採用拖的辦法,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後來我們逐漸看出了這個苗頭。我們幾經討論,出於對張校長的同情,我簡直想說,出於對他的憐憫,我們決定停止這一場緊鑼密鼓的鬧劇。我們每個人都空做了一場旅行夢。

以上就是我對濟南高中的回憶。雖然只有一年,但是能夠回憶能夠寫出的東西,絕不止上面這一些。可是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寫出來了無意義。於是我的回憶就到此為止了。

結語

我在上面用了四萬三千字相當長的篇幅回憶了我從小學到中學的經歷,是我九歲到十九歲,整整十年。或許有人要問:有這個必要嗎?就我個人來講,確乎無此必要。但是,最近幾年來,坊間頗出了幾本有關我的傳記,電視紀錄片的數目就更多,社會上似乎還有人對我的生平感興趣。別人說,不如我自己說,於是就拿起筆來。那些傳記和電視片我一部也沒有完全看過。對於報章雜誌上那些大量關於我的報道或者描繪,我也看得很少。原因並不複雜:我害怕那些溢美之詞,有一些頭銜讓我看了臉紅。我感謝他們對我的鼓勵;但我必須宣告,我絕不是什么天才。現在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這個壇上或那個壇上自命天才的大有人在,滿臉天才之氣可掬,可是這玩意兒「只堪自怡悅」,勉強別人是不行的。真正的天才還在我的期望中。為了澄清事實,避免誤會。我就自己來,用平凡而真實的筆墨講述一下自己平凡的經歷。對別人也許會有點好處。

另外一個動手寫作的原因是,我還有寫作的要求。我今年已經是九十晉一,年齡夠大了。可是耳尚能半聰,目尚能半明,腦袋還是「難得糊塗」。寫作的可能還是有的。我一生舞筆弄墨,所寫的東西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嚴肅的科學研究的論文或專著,一種是比較輕鬆的散文、隨筆之類。這兩種東西我往往同時進行。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前者上,後者往往只是調劑,只是陪襯。可是,到了今天,儘管我寫作的要求和可能都還是有的,儘管我仍然希望同以前一樣把重點放在嚴肅的科學研究的文章上,不過卻是力不從心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七八年前,我還能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現在卻是辦不到了,腿腳已經不行了,我腦袋裡還留有不少科學研究的問題,要同那些稀奇古怪的死文字拼命,實際上,腦筋卻不夠用了,只能希望青年人繼續做下去了。總而言之,要想滿足自己寫作的慾望,只能選取比較輕鬆的題目,寫一些散文、隨筆之類的文章,對小學和中學的回憶正屬於這一類。這可以說是天作之合,我只有順應天意了。

小學和中學,九歲(一般人是六歲)到十九歲,正是人生的初級階段。還沒有入世,對世情的冷暖沒有什么瞭解。這些大孩子大都富於幻想,好像他們眼前的路上長的全是玫瑰花,色彩鮮豔,芬芳撲鼻,一點荊棘都沒有。我也基本上屬於這個範疇;但是,我的環境同絕大多數的孩子不一樣。我也並不缺乏幻想,缺乏希望;但是,在我面前的路上,只有淡淡的玫瑰花的影子,更多的似乎是荊棘。儘管我的高中三年是我生平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在考試方面,我是絕對的冠軍,無人敢攖其鋒者,但這並沒有改變我那幼無大志的心態,我從來沒有夢想成為什么學者,什么作家,什么大人物。家庭對我的期望是娶妻生子,能夠傳宗接代;做一個小職員,能夠養家餬口,如此而已。到了晚年,竟還有寫自己的小學和中學十年的必要,是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的。

不管怎樣,我的小學和中學十年的經歷寫完了。要問寫這些東西有什么好處的話,我的回答是有好處,有原來完全沒有想到的好處。我彷彿又回到了七八十年前去,又重新生活了十年。喜當年之所喜,怒當年之所怒,哀當年之所哀,樂當年之所樂。如果不寫這一段回憶,如果不向記憶裡挖了再挖,這些情況都是不會出現的。蘇東坡詞:

誰道人生無再少?

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時間是一種無始無終,永遠不停前進的東西,過去了一秒,就永遠過去了,雖有翻天覆地的手段也是拉不回來的。東坡的「再少」是指精神上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有具體的經驗。在我寫這十年回憶的時候,我確實感覺到,自己是「再少」了十年。僅僅這一點,就值得自己大大地欣慰了。

2002年3月28日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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