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么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么「大丈夫當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隻「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么動盪不安，不管「城頭」多么「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幹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後能搶到這樣一隻「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後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後，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幹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裡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面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於是我名落孫山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並不是想當什么學者。「鍍金」之後，容易搶到一個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於北大，所以舍後者而取前者。後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後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干年鍍過了金以後，回國後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裡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計，我不敢瞎說。同時並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彷彿是西裝革履中的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裡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章制度，在這裡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絡，師瞭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20世紀30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於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後，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系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入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傷了點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並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噹噹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於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振聾發聵，於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絡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六十七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後去世的一位是後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一百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四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有了這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