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20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21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20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20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20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生下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嚐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過飽飯。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裡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么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兒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蓆棚裡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六十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麵），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裡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裡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裡，瞅著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溼。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信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男孩。在封建社會里，這意味著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迴盪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6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人和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么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么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兩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便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作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裡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唸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戰，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濟南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么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的。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捱了一棒，幸虧還沒有全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絕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高階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作《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急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六十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算不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彷彿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平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年，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精神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七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物件。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為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拼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事變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么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六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五十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兩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開啟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3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3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寇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影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階「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美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一百二十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八百馬克相比，真則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么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么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裡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拉開帷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號——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是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捱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唸書和教書。除了捱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徵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趁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朗恩口試俄文的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及格後，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了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飢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柺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復迴盪，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裡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迴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么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個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衊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彷彿當頭捱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六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十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佔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悽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