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十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裡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絡，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十一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了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么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星期，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35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汙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圓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圓，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彷彿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進化的規律。1949年春，北京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三十八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么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么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汙泥濁水，盪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瞭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彷彿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揹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三十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鉅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汙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作「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么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裡，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彷彿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彷彿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彷彿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佈，群眾大譁。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許多愛護黨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裡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裡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裡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捱了餓。我在德國捱過五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鍊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裡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鬨鬨，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裡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么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裡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裡。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伙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三十一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於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儘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就通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後臺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係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著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執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么叫法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態。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么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態上。
這種變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著後臺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汙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革命路線」。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裡寫過：「為了保衛什么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偽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幹反人民的事情。我懷著冒險、僥倖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捱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痴，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渾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么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么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絡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么遲鈍。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物件，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化大革命」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物件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於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臺，「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並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瞭解放後四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裡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20世紀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過七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裡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於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鋥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著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20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概難言矣！概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汙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1993年2月17日
自傳季羨林，生於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裡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過艱苦奮鬥，叔父終於在濟南立住了腳。我於六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裡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外國語文系）。193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解放後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唸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闊了我的視野，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么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么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註意蒐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50年代中期以後，整合了一個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曰《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五十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至於翻譯，五十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整合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溼》《五卷書》《十王子傳》（選譯）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但是，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裡，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今譯》。同年，廣西灕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託解讀這些殘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中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外一些雜誌上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年4月15日寫完
1992年4月補充重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