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的取消，讓知識無法改變文人的命運，讓官階無法兌現官員的合法利益，讓權力只能交換無現實意義的規則，偌大的官場讓士子們身無所戀。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他們能夠選擇的就是清倉而去，寧願隱身鄉間做一個自由的農夫，也不願再貿然入市。全國各地，從權力系統的上層到底層，每天都在上演著拒官辭官、官員玩失蹤的活劇。
山東地區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召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絕，他的辭官理由是：只要趕上好年景，幹什么都沒有當一個莊稼漢快樂。文人貫雲石在京城當過高階文官，後來也稱病跑到江南隱居起來。他說：人在官場禍福難料，不如過自得其樂的生活，來得安逸。蒙古貴族孛羅，曾經是一名御史，也放棄功名，混跡鄉間。他對自己的為官生涯這樣總結：黃雞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懲奸猾。士人無心眷戀紛紛擾擾的官場，將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歸隱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
76地緣效應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鄉土觀念尤為重要。尤其是在官場上，鄉土觀念成為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的聯絡紐帶。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以姓氏形成自然村落聚族而居，同一姓氏的家族生活在特定範圍的地域之內。傳統社會的經濟形式也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人們與外界的交換十分有限，同一村落基本上是同一祖先，人口流動少，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膠著密切。
與此相應，中國人的價值觀體系是隨著不同參照系而滑動的差序格局，即以我為基點，隨著不同的血緣或地緣的親疏遠近關係即人情向外推延，形成一個不同層次的水波一樣的差序。晚清時期，以曾國藩為首領的湘軍勢力就是靠著濃厚的鄉土觀念發展起來的。中國人有著極重的鄉情意識，當然湖南也不例外。凡自家居所前後方圓十餘里內都稱之為「屋門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無；如遇上「屋門口人」與外鄉人發生爭鬥，則不管是非曲直都會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財也在所不惜，所以在這一地區經常發生大規模的鄉民械鬥事件。
湘軍將領生於斯長於斯，長期受這種地域性文化的薰陶，他們將這份鄉情看得很重。曾國藩就堅定地認為「同縣之人易於合心」。而他的弟弟曾國荃在用人上則奉行「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之人」。在湘軍發展過程中，這種「唯鄉人是舉」的用人觀念在當時也的確能夠起到凝聚人心、提高戰鬥力的作用。
湘軍的兵源基本上都是來自湖南本土，其組成人員遍及三湘四水。人們以「湘軍」稱呼，這裡就透露出濃郁的鄉土氣息。曾國藩的八十餘名幕僚中湘籍就佔去了四分之一。在湘軍中，湖南本地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湘軍將帥，從創始人到第二代如劉坤一等，基本上都是籍隸湖湘。湘軍將帥隨著軍事力量的發展壯大，遍佈天下，後來很多人都成為督撫提鎮，由軍而政，形成龐大的湘系軍事政治集團。
更為關鍵的是，湘軍領導階層的這種用人思想為地方人才在官場上的脫穎而出大開方便之門，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湖南籍人才投身官場的積極性。當然官場集團勢力的形成，也不能僅僅侷限於小圈子。「湘系勢力」的主體是湖南籍的漢族人員，但它並不完全排斥湖南籍以外的人員。
也就是說，湘系勢力的權力結構有著不同的層面。我們就拿其上層結構來說，根據差序格局原理，就可以將其劃分為「內層」和「外層」兩大部分。
這裡內與外是相對概念，「外層」是指那些不是靠湘軍起家，或非湖南籍，但在一定時期內與湘系內層有著基本一致的派系特點和利益，並且具有直接聯絡和協同行動的那部分官員。
「內層」就是那些直接靠湘軍起家的湖南籍軍政要員。他們是「屋門口人」，在社會關係的差序格局中距離圈子中心最近的那部分人。這些人在湘軍建立以前就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絡，在建立和發展湘軍及湘系勢力的過程中，他們又聯絡起更多的同道。他們間甚至不乏師生、同學、姻親、世交、密友關係者，形成了一張多邊關係網路。他們的同道認同感非常強，常把「吾黨」「吾鄉」這樣的話掛在嘴邊，可以說到了事事相顧、彼此一家的地步。雖然說因為個人性格、利益等諸方面原因，人與人之間也難免會有矛盾和摩擦。但是當外部力量侵犯到派系利益的時候，這種由個人矛盾引發的小恩怨、小私利就會讓位於集團利益的大局。
早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在湖南、湖北兩省的地界上就形成了一個以曾國藩為中心的經世派士人集團。這些人在私底下互通聲氣、相互勾連。很多時候，他們會通過在朝為官的曾國藩來轉達湖南士人對於國家政策的意見和看法，而曾國藩也會適時通過這種方式來尋求「鄉人」的支援和擁護。每當曾國藩在奏陳重要事情時，往往會將奏摺謄抄一份，轉寄給湖南的那些故交舊友，以此來向鄉人們傳達一個訊號：我曾國藩雖然身居高位，但並沒有辜負鄉人們的期望，你們對我來說很重要。
需要在這裡指出的是，這些「湘系勢力」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他們之間不乏師生親友的關係。比如，曾國藩與彭玉麟、李鴻章的師生關係；羅澤南與胡林翼的師生關係；胡與羅，羅與曾，曾與郭嵩燾、李續宜、李元度又存在著親家關係。這樣，「湘系勢力」個體之間就結成了以同鄉、師生、親友為紐帶的龐雜的人際關係網路。這個網路在晚清官場上表現出了驚人的凝聚力、戰鬥力和影響力。
在圍剿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湘系勢力」在權力系統中實現了由軍到政的華麗轉身。在湘軍的將帥或相關要員中，有些人出任總督巡撫，兼成為地方政要，他們施政，自然需要建立其屬於自己的親信班底。
在權力系統中，這種由軍、政勢力結合而成的權力團體，往往是構成「地方勢力」的基本要素。以「曾國藩」為核心的「湘系勢力」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政治聯盟，更不同於一般官場中人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抱團取暖。「湘系勢力」這個圈子的中上層人物沒有一個是權力的弱者，這些人都是來自當地的地主階層，最起碼也是士子出身。這些人不光在知識分子中間具有一定的號召力，而且手裡還握有實打實的權力，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都是躋身於軍政官僚階層的社會名流。
該群體勢力總體上是以湖南人為骨幹，他們追求的是「地緣」利益。中國人有句古話「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句話雖然說的是血親，但也是一種「地緣效應」。不光這些官場大員們講究「地緣」，就連一般計程車卒也以「湘人」自居，這種身份上的認同感往往會在權力結構中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曾國藩在創立湘軍初期，選拔的就是湖南的地方人才。
隨著戰爭不斷深入，戰線逐漸遠離湖南省，但當「湘軍」需要補充兵員，將領們考慮最多的還是回「自己的地盤」募兵。除了在湖南地界壯大起來的「湘軍」，那些在外省主政的湖南籍高官，其所轄的軍隊也力爭改建為以本省人為主體。清末一個個地方實力派系的產生，主要是源於制度性的權力管道滲透進古代中國的傳統鄉土觀念，並使得這種「地緣性」的觀念也轉化為官場基因的一部分。「湘系勢力」在晚清權力結構中的異軍突起，就是「地緣效應」在官場上的真實寫照。如果說地方權力集團改寫了中國近現代史也並不為過。這其中尤以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的先後崛起為代表，使晚清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動。
湘軍屬於晚清權力結構中的軍事集團，它是由曾國藩一手打造起來的。可是隨著湘系勢力的不斷擴張，最終形成了以曾國藩為主、多支共存、多頭並立的「湘系勢力」。也就是說，曾國藩只是其中勢力較大的一支，他並沒有真正統率全部勢力。曾國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病逝了，在他死之後，湘軍卻沒有因為曾國藩的離世就煙消雲散。
77嫵媚術
貞觀六年（632年）金秋時節，唐太宗李世民在丹霄殿設宴，與近臣飲宴。席間，李世民突然轉身向身旁的國舅長孫無忌附耳低語：「在這夥大臣裡，有個叫魏徵的老頭。如果我不聽他的進諫，他就會給我臉子看，不理睬我，你能告訴我這是為什么嗎？」
李世民的話全讓魏徵聽見了，他立刻湊過身子，為自己辯解道：「我進諫就是有意見。如果陛下連意見都聽不進去，我還像個沒事人，陛下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不說話，也算是一種沉默的抗議。」
李世民終於忍不住了：「你難道不會先當面應付我，轉過身再來進諫嗎？」
魏徵卻不以為然道：「我如果當面順從您，背地裡再非議指責，這樣做不符合聖人的教誨。」
李世民覺得魏徵說話的語氣和神態充滿了幽默感，便指著這個被他笑話長了「山羊鼻」的老頭子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卻覺得嫵媚。」
魏徵曾經就忠臣與良臣跟李世民有過探討，魏徵說：「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問：「忠、良之間有差異嗎？」
魏徵進一步解釋道：「良臣不僅可以自身獲得美名，還能使君主受到萬世景仰。自己的子孫世代相傳，享受榮華，福祿無疆。而忠臣卻不僅令自己和家人死於非命，還令君主背上殺直臣的惡名，家國並喪。單單有個好名聲而已。以此對比而言，相差實在太遠了。」
所謂的忠臣是一個難以描述清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立場有著不同的衡量標準。老子認為「國家昏亂有忠臣」。也就是說，忠臣與昏君是相伴而生的。開啟中國歷史畫卷，人們就會看到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劇，人們還會看到一串串長長的冒死諫言的忠臣名單陳列眼前：殷商末期的比干被剖心，楚國的屈原逼迫投江，明朝的海瑞被打入死牢……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儒家的理論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說，作為帝國官員有義務匡正君王的失誤，但良臣遇到明君則仍為良臣，如果遇到昏君則只好去做忠臣。在忠臣與良臣之間，魏徵寧願選擇做一個輔佐明君的活良臣，也不願意去做一個以身殉國的死忠臣。
歐陽修曾經說過一個歷史段子：「有一次李世民、魏徵、長孫無忌三人一起喝酒，可能喝高了，氣氛比較曖昧，說話也就有點兒越界。長孫無忌跟魏徵抱怨說：‘你能夠混到今天這份兒上，實現自我價值，有我一份推薦的功勞吧，怎么我現在在你這兒說話就這么不管用呢？’長孫把話匣子一開啟，三人就這個話題耍開了嘴皮子。最後魏徵仗著酒勁兒，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李世民說：‘我知道你這個皇帝需要我進諫，要不然我哪裡來的膽量？要不是你有需求，借我這個做臣子的十個膽子也不敢，除非我不想活了。’」
我們且不論歐陽修說的這件事是否靠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魏徵和李世民的政治雙簧秀是真實存在的。他們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儒家知識分子希望用道德改造君王，君王有兩種選擇：一是相互排斥，水火不容；二是像李世民這樣和諧相處，配合默契。當然這個過程和夫妻相處之道有異曲同工之妙，需要的是磨合。
魏徵沒有失信於李世民，大大小小共向他獻上兩百多條進諫。態度決定一切，對於唐太宗來說，接受進諫的形式，要遠遠大於接受進諫的內容。魏徵懂得君臣攻守之道，或直白，或婉轉，大部分時候還是會做到把意思表達到位還不傷唐太宗的面子。他深知「自古上書，不急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語，聖人擇焉」。
玄武門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徵。進諫與納諫是兩個概念，而納諫與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其實魏徵也清楚，自己的進諫並沒有被李世民完全接收，更沒有轉化為具體的施政藍圖。李世民追求的不過是一種明君的範兒，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出自己虛懷若谷的君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諫言的具體內容已經變得不再重要。
對於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文職官員們而言，最在乎的是君王納諫的一種態度。在他們看來，一個脾氣暴虐的皇帝遠遠比不上一個性情平和的君王來得合乎天道。在儒家政治理想中，明君聖主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去完成他們心中「內聖外王」的烏托邦。所謂的盛世，拋去那些「神化」的虛幻外衣，也不過就是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魏徵獻給李世民的二百多條諫言，洋洋灑灑數十萬言，還不包括那些沒有落在筆端的口頭諫言。內容除了國家大事，更多是匡正君王的言行和道德操守。君臣二人互相唱和，成就了歷史舞臺上的一段佳話。
在魏徵的政治觀裡，一個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應該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帝國的大小臣僚們希望皇帝能夠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帝國做出貢獻。儒學臣僚們希望「皇帝」並不僅僅只是一個職位、一份職業。這是政治理想中最低階的追求，一種完全物化的政治觀念。帝國權力秩序的建立依靠的是社會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價值所在就是道德。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是每天都會在帝國的任何一個角落裡迎面撞上的各種各樣抽象化了的禮儀。
78迷龍術
在歷代大內總管裡，仇士良都可以算得上一個異數。他打倒了一個皇帝，立了一個皇帝，前後殺了二王、一妃、四宰相。仇士良控制朝政達四十年之久，這在宦官中屬於一等人才，不是明朝劉瑾、魏忠賢這些後輩可比的。拋開權力運作，他的人生也處處充滿異數，異數到了太監也能生兒子的地步。
據《仇士良神道碑》記載，他娶了御史大夫的女兒胡氏，生了五個兒子。他曾要求按慣例，給一個兒子「蔭官」，引起給事中李忠敏的警惕。他質問仇士良身為太監怎么會有兒子。仇士良非常憤怒，但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在他看來，自己充滿異數的人生不需要向這個世界做任何解釋。
唐文宗在仇士良的挾制下，苦悶鬱煩，只好飲酒求醉，賦詩遣愁。而仇士良也只允許他吃喝玩樂，不准他過問國家大事。開成四年（839年），唐文宗在一次朝會後，曾涕泣曰：「今日朕受制於家奴，還不如周赧王、漢獻帝受制於諸侯大臣。」
唐文宗帶著無限的惆悵和憂傷，病死於長安宮的太和殿。等到仇士良扶立的唐武宗登基後的第三年，仇士良和新皇之間產生了種種矛盾，很不愉快地退休了。退休之際，他還對送行的太監們上了一課：「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也就是告誡他的那些徒子徒孫們，不能讓天子閒著，得讓他不停地玩，這樣他就顧不上別的事了。千萬別讓他讀書，別讓他跟讀書人接近。他知道前代興亡，就會感到害怕，疏遠我們。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全得靠太監，這樣，寵信和權柄就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有人將仇士良這一套經驗稱之為「迷龍術」。有人說玩是人的天性，不會玩是人泯滅了天性。的確，人從嬰兒時代到耄耋之年，都離不開玩。歷史上愛玩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有玩打獵的，有玩山水的，有玩字畫的，有玩女色的，不少皇帝玩過了火，玩的目的就是享樂，結果樂是享盡了，國家也玩兒完了。唐代不光繼承了前代遊戲，還引進了大量的域外遊戲，並且有所創新，完善並發展了多種多樣的娛樂方式。宮廷之地更是超級遊戲玩家的聚集地，遊戲內容豐富多彩，既有室內的，又有室外的，有激烈的，有悠閒的，有博弈性的，有競技性的，有純粹娛樂性的。在以玩為時尚的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唐朝皇帝，應該說是一個比一個會玩，一個比一個玩得癲狂。他們把玩當成了大事正事，玩出了花樣來，玩得兢兢業業、奮不顧身、轟轟烈烈。
就是這么一個職業玩家，玩到最後連史書都懶得去做過多的評價。比如說，唐朝還有一個皇帝，唐敬宗李湛，也是一個大頑主。玩到最後，連《舊唐書·唐敬宗本紀》中也只留下寥寥數語：「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幸賴裴度，復任弼諧。彼狡童兮，夫何足議！」
君王好玩，才讓仇士良的「迷龍術」有了用武之地，這也是他們的生存之道。隨著年代推移，宦官們的心機越來越深。而仇士良那一套免費教材——「迷龍術」歷經千年而不衰，併成為職場創業的必修科目。有人好，就會有人厭。否則，仇士良也就不會在新皇帝登基三年後被趕出朝廷的核心。說到底，所謂「迷龍術」不過是善於揣度帝王心的宦官們，玩的一場投機遊戲。
79守井哲學
朱元璋一直保持著一個習慣，就是在地方官上任之前，找他們談一次話。談話的內容無非兩點：一是要正確對待自己的事業，恪盡職守；二是如何抵抗貪汙受賄的誘惑，做個清官。他會給自己的部下算一筆很實在的利害關係賬。
朱元璋告訴官員，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像是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幹。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裡受刑，判決之後再送到勞改工場服苦役。這時候贓款在數千裡之外，可能被妻子兒女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家破人亡，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乾淨的錢是毫無益處的。這樣的說法被記錄在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大誥》裡，後來被人稱之為「守井哲學」。
「守井哲學」本身並沒有任何錯誤。問題在於這口井的流量必須要足夠大，以保證守在井邊的人不至於渴死。
朱元璋的「守井哲學」，其實是不符合現實執行規則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曾經頒佈過一份官員接受反腐教育的小冊子，叫作《醒貪簡要錄》。在這份小冊子裡詳細記載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資標準的理論依據。作為一把手，朱元璋不可能盲目蠻幹。明代正一品官員的俸祿是每月支米八十七石，一年一千零四十四石。
就是這樣一個工資標準，《醒貪簡要錄》給出的演算法卻讓我們感覺到這份工資其實並沒有低到傳說中的那個份兒上：米來自稻穀，加工一千零四十四石米需要兩千六百二十石稻穀。而要生產兩千六百二十石的稻穀，則需要用田八百七十三畝。種田需要耕牛，按一頭牛耕地五十畝計算，需用牛十七頭。田間勞作方面的人力花費，如果按照一個人種十五畝田計算，需要五十七個人耕種。收割之後，農夫挑一擔未脫粒的稻禾只能出四鬥稻穀，所以一千零四十四石米需要六千五百五十挑。如果從田裡把稻禾挑到打穀場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來回就是兩裡，這樣算下來為了挑擔就得走上一萬三千一百里。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八十七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了這份俸祿，老百姓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光是挑擔就需要走萬里的路程。你能說這樣一份工資算低嗎？
在這本小冊子裡，還以七品縣令的工資標準進行了一番計算。七品縣令的月薪在當時是七石半大米，年薪只有九十石，與一品官員的月薪差不多。但按照《醒貪簡要錄》的演算法，也需要七十多畝地、五個農民專門為之生產，光是挑那些稻禾也需要走上一千多里地。也就是說，按照當時的市場行情來看，官員的工資與其勞動付出是成正比的。
朱元璋當然不承認自己出臺的低薪制會餓死官員，他覺得按照這個工資標準，保證縣太爺一家吃喝，應該是不成什么問題的。但是縣太爺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年頭不比現在，縣太爺不光是縣長那么簡單，同時他還是縣法院院長、縣財政局局長、縣稅務局局長，縣工商局局長……這么多事情總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點下面的小吏們。不打點，誰會賣力給你做事呢？縣太爺還得聘請跟班、聘請師爺等，這些開支國家都不報銷，都得從縣太爺的工資里扣；此外，上級路過，逢年過節什么的，招待、送禮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沒法兒在官場混，這些也都得從縣太爺的工資里扣。
這樣一路算下來，兩三千塊錢的月工資，等於讓縣太爺去喝西北風。
朱元璋總是不斷地在抱怨，官員們早上剛上任，晚上就有可能將手伸向不該伸的地方。雖然殺了一批又一批貪官，朱元璋還是無法阻止官吏們心頭的貪念。表面上看朱元璋是站在官員的立場上來算這筆賬的，但實際上朱元璋是用臣子們的算計來倒推自己的算計。一句話，就是通過這種算計把臣子們裝進口袋裡的贓款掏出來，進行重新分肥。但是臣子們一個個精明得像猴似的，又豈能輕易被說動，更何況真金白銀的誘惑要遠遠大於單調乏味的說教。
80良賤不婚
對於個人而言，婚姻往往是改變個人及其家庭命運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常說，婚姻是一個人的二次生命。既然是二次生命，那么它就存在著一種社會資源的重新組合。這種組合等於將個人、家庭與家族的人脈資源、財富資源以及智力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從而使個人和家族的社會影響力和榮譽指數都達到最大化和最最佳化。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婚姻改變命運」之說。
俗話說，一生清貧人下屈，偶爾聯姻人上人，這曾經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種心結。但是這句話並不符合伶人的生存狀態。也就是說權力系統和社會力量剝奪了伶人的這種權利，使伶人無法與其他階層同命運。如果說，普通民眾由於社會的身份和等級關係，不太容易與身份高貴者攀上姻親，那么伶人連這種基本的資格都不具備。
伶人因為職業關係，在婚姻資源的配置上走進了一條死衚衕。就像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所說：伶人在社會上，在一切職業之中，便幾乎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一個小天地。他們一天不停止唱戲，一天不教子弟改行，一個伶人便一天要受一種特別的身份的拘束。這種身份一天不能擺脫，他要結交朋友，選擇配偶，便一天不能跳出同業的範圍。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數的伶人不能和所謂上流的社會有對等的關係。婚姻的締結，當然是絕無僅有。
官家社會將人分作良民和賤民兩大等級，因此婚姻也同樣存在著等級。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社會則奉行「良賤不婚」的原則，「良賤不婚」不光體現在國家的正式法令中，也有社會輿論幫腔作勢。但是這種等級內婚姻與伶人的「圈內婚姻」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無論是良民還是賤民，其等級的可選擇面就算有所禁忌，可是與伶人相比還是比較寬泛的。伶人的「圈內婚姻」卻將等級內婚姻推向極端化，其他賤民可以選擇相同社會等級者，而伶人卻只能是「樂人只教嫁樂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在上海租界發生了一起涉及優伶與商人之女「良賤婚姻」糾紛的「楊月樓」拐賣案，一時間成為滬上的熱點事件。
楊月樓是京劇戲班裡演武生的名伶，時人譽贊其「玉立亭亭，藝兼文武」。他因擅長演猴王孫悟空，故有綽號「楊猴子」。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戲園金桂園演出，英俊瀟灑的扮相、優美悠揚的唱腔博得滬上眾多女子的愛慕。
也就在這一年的春節，廣東香山籍韋姓大商人的女兒韋阿寶陪伴其母連著三天觀看了楊月樓的演出。該女子年方十七，正是情竇初開的大好年華，不知不覺中就迷戀上了楊月樓。回家後，韋阿寶竟私下修書，「細述思慕意，欲訂嫁婚約」，送上自己的生辰八字要求與其締結婚約。在這份庚帖中，韋阿寶約楊月樓見面商談婚姻大事。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感佩商人千金韋阿寶的勇氣。十七歲少女只識愛情，不識世道險惡。她的這種行為帶有極大的風險性，本來女子擅自出入娛樂場所就不符合傳統社會的規範，又加上約會陌生男子，而且約的還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伶人。良賤身份有別既是朝廷律法中的明文規定，又是人們世代沿襲的生活禮俗，在社會輿論中也是一致公認的行為準則。
面對韋阿寶的勇氣，楊月樓的表現是又疑又怕，不敢前去赴約。這時候的楊月樓已是將滿三十歲的成年男子，他在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不會像一個少年人那樣莽撞。他很清楚，自己是吃哪碗飯的，也清楚對方是吃哪碗飯的。
向自己吐露心意的韋阿寶是商人之女，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上海，商人在當時的社會階層中所處的位置並不算低。而他這個優伶靠著舞臺形象俘獲了眾多女粉絲的心。他知道，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去接近她們，更別說談婚論嫁了。
其實韋楊事件並不是首例，浙江有一已故鹽商的女兒因為愛上了一位伶人，結果受到來自家庭和社會重重阻撓，無法結合在一起，最後因相思之苦一病不起。母親不忍見女兒痛苦至死，就去請求族長能夠同意他們結合在一起。族長凜然回答「家素清白，安能作此醜事」，就是說，我們這個家族向來是清清白白的，丟不起那人。在女孩母親的百般請求之下，族長要求把該女逐出家門。為了能夠保全家族的名聲，令其改名易姓，永遠不得認祖歸宗。
良賤相戀之所以水火不容，是因為在權力等級分明的時代裡，人也跟著分三六九等。倡優被劃入賤民行列，有特別的戶籍「樂戶」固定身份；而工商業者為良人。賤民不許與良人通婚。誰要是違反這一規定，娶了良家婦女，是要領受一百大板的。雍正年間，伶人雖然已經入了民籍，但良賤不婚仍然是當時社會的一項傳統習俗。
81妖術
在中國歷史程式發生轉折時期，往往會有一種無法言明道破的神秘力量存在。從底層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殿都會傳播一種透著邪性的儀式，人們在子虛烏有的神靈面前祈禱，為生活而祈禱，為權力而祈禱。底層民眾手中沒有體制賦予的權威，背後更沒有可供依靠的組織資源。他們的生存安全感來自他們的子女和自己辛苦的勞作，當他們僅有的生存資源和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脅或者侵佔的時候，他們所能做的就是一忍再忍。
他們會為自己找到一個釋放的出口，那就是通過迷信活動來得到神權的庇護。神權的低門檻兒，讓他們不用付出巨大的物質代價就可以實現。而「妖術」就是他們交通神靈世界的一種儀式。
在這裡有必要了解一下，何為「妖術」。先給「術」下個定義：據稱能夠擁有超越時間和空間，能夠預言未來，遙控事物的強化力量（能夠操縱人的生死，或將靈魂從活著的生靈身上取走，或將靈魂賦予沒有生命的事物）。這種術其實是一種「妖術」，而並非「巫術」。
通常情況下，官府不允許這些巫術、妖術跳出固有的社會秩序。在他們的眼中，這些妖術、巫術同樣能夠作為一種權力型別控制和統治民眾，就像是一種隱性權力。而這種隱形權力對正式權力會造成一定的威脅，分肥利益。
古代官家集團對民間的「妖術言論」從來就沒有放心過。歷朝歷代的法律條款中都有明確禁止民間「妖術」活動這一條。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官家集團擔心民眾若是受惑於異端邪說，便可能會在思想上受制於「妖術」，從而引發社會動盪。這種狀況的出現，將會使官家的正式權力受到來自神靈世界「隱權力」的衝擊。
在官家集團的眼裡，凡是沒有經過授權私自與神靈發生交往便是對公權力的一種挑釁。民眾藉著「妖術」與官府對抗，涉案人往往會被拿出來作為反面典型警示老百姓。迷信活動所帶來的是精神層面的綁架，誰也沒有見到過被詛咒的人受到神靈的傷害，它帶來的只是心理上的恐慌，由擾亂人們的心智升級為擾亂民間的秩序。古代官家判定妖術或邪術的標準主要有兩點：一是是否擾亂民間秩序；二是是否威脅到國家的正式權力。只要有一點成立即可定性為妖術。
古代巫師是否有神性，不是自己說的，也不是底層民眾說的，而是由權力集團說了算。因為皇帝的屁股雖然坐在龍椅上，但他對自己手中權力的合法性一直是自信不足，恐慌有餘。在他的潛意識裡，老百姓很容易就會受到妖言的蠱惑，以致造成一種社會性的恐慌。
導致皇帝患有「妖術恐慌症」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對於社會底層的民眾來說，術師的「妖術」威脅到的是靈魂與肉體的脆弱聯結；而對於官家集團來說，「妖術」危害到的則是皇權同上天神權的脆弱聯絡。這後一種脆弱，使得君權神授的完整性與永續性受到了來自民間和官僚集團的質疑。正是這種質疑，使得皇權代言人對自己手中的權力患得患失，以致陷入了更大的恐慌。
「妖術」在很多時候代表著一種自由飄浮的社會權力。在天人關係與權力秩序處理和諧的層面上，這種自由飄浮的社會權力與帝國秩序能夠共同分享。而這種分享對於封建專制的皇權來說，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82吃喝風
中國古代官場是一個熟人社會，很多事轉來轉去最終都要落在「人情」二字上面。熟人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讓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私人利益的對接管道，並通過這種管道把人與人聯絡起來，將各個點連成一條線，最後構成一張張無所不在的關係網。而灰色收入正是這一張張關係網捕進去的魚和蝦，網越大捕進去大魚大蝦的可能就越大。關係網越織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並進而成為深度扭曲的人際關係的一種潤滑劑。在熟人社會里，人情大過天，官員無論是想升遷還是想自保，都必須通過付出大量交際成本來維繫人情。吃喝作為交際的必要手段，成為通用的官場規則。
官員們在迎來送往之間將吃喝宴請演變為一套固有流程。一個官員從升遷到任再到離職，還有壽辰、婚嫁等，大小宴席會貫穿他的整個官場生涯，日常應酬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一個官員赴宴的頻率往往與他在官場的起伏有著直接關係。四世紀初，時任郡主簿的虞預曾經發出尖銳的批評之音：「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晉書·虞預傳》）勾畫出古代官場迎送應酬的積習和常態。
《後漢書》又有「自是選代互動，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的記載。上上下下都忙於交際應酬請客送禮，竟能使機關裡空空蕩蕩，沒人辦事。可見官員的迎來送往、吃喝應酬，已導致行政效率嚴重低下。
翻閱史書，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在新王朝初期，那些開國君王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往往會懷揣著清明的政治理想登上權力之巔，在這種高壓態勢之下，吃喝風一時難以形成氣候；待到王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社會財富日積月累，甚至出現了所謂的「盛世景象」，但吃喝風愈刮愈烈；到了王朝末期，吃喝風已成為帝國病患軀體上難以治癒的絕症，誰也無法做到起死回生。官員熱衷於應酬送禮，哪裡還有心思辦公？所以，歷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費吃喝的規定。如漢代官員外出執行公務時，通常由沿途的驛站負責接待，而接待的標準都有詳細規定。縣令派手下到地方上辦事時，辦事員需要持介紹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紹信還必須由縣政府的三位副職聯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發現驛站接待了因私人員，縣令就會派人查處。接待時，官員的級別不同，吃飯的標準也不同，級別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級別低的則只有少許肉，不能喝酒。官員到任、離任及外出巡視時若接受宴請，必須自己掏錢埋單，否則將免官。北魏獻文帝時期，若官員在地方巡視時吃掉一隻羊、喝掉一斛酒，就會被判處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罪名。
晚唐時規定，各地節度使來朝廷覲見皇帝，以表忠心時，都要拿出實際行動。何謂「實際行動」，即自己掏腰包在皇宮裡擺酒席，邀請皇帝與朝中官員出席，名為「買宴」。買宴表面上看是將公款吃喝的花銷轉嫁給了官員，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國庫開支，但官員有各種辦法可以將之再度轉嫁。比如，回自己單位報銷，或者轉給下級埋單。即使真的自掏腰包，也可以通過橫徵暴斂或者索賄將之討回。
就制度建設來說，宋朝對公款吃喝的管理是歷代中較為完善、合理的。國家財政會專門撥給地方官員一筆「公使錢」，即用於公務接待的專用經費。由此可見，趙宋官家承認公務接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須按照法定的規格、標準。儘管如此，趙宋官家也曾立法整頓吃喝風。如《慶元條法事類》記載，凡官員出差公幹、下基層考察，均由政府發給「券食」，憑券供給飲食，「依條計日支給人吏券食」。官員如果在公務性接待之外「預妓樂宴會」，要處以「杖八十」的刑責；「監主自盜」更是重罪，最高刑罰可以是死刑。《職制敕》則規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湖州知州劉藻在任上「專事筵宴，庫帑告竭」，被降職罷官。「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的王希呂、范成大與胡元質等人，也被宋孝宗「怒而黜之」。
《萍州可談》記：杭州城極為繁華，因此北宋中央派赴兩浙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以至杭州政府得專門安排一員副職陪他們吃喝玩樂。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就扮演過這個角色，因為不勝酒力，疲於應付，發牢騷說杭州通判這個差事是「酒食地獄」。
慶曆四年的秋季賽神會，北宋著名詞人蘇舜欽便依照慣例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然後召集了一幫同僚與文友，到酒樓吃喝玩樂。有人便以蘇舜欽濫用公款、召妓宴樂為由，指控他已構成「監主自盜」罪。最後蘇舜欽被「削籍為民」，一個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從此結束了政治生涯；參與進奏院聚飲的其他人，也被趕出京城。
這些制度雖然在某些節點和事件上起到了約束作用，但並不能完全根治宋朝官場上的吃喝之風。明朝從一開始就對公款吃喝予以約束，但公款吃喝乃至迎來送往的密度卻不亞於宋朝。明代官秩分為九品十八級，俸祿分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祿米一千石，俸鈔三百貫，從九品祿米六十石，俸鈔三十貫，這個俸祿其實只夠官員勉強餬口，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如七品縣官年俸只有九十石米，僅僅夠二三十人吃一年，但縣官除了家人外，還要養吏，老婆、孩子、辦事人員都靠這九十石米，連吃飽都不可能，更別說生活。如果沒有灰色收入，地方官根本活不下去。萬曆二十三年，剛當上吳縣知縣才幾個月的袁宏道寫信給朋友大倒苦水：現在已經知道人生做吏甚苦，做縣令尤苦，做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原因是「上官如雲，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
清朝道光年間的進士張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見聞錄》，他曾在翰林院待了六年，三十七歲開始外調，宦海浮沉，歷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陝西督糧道、四川按察使、直隸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和福建布政使等職。他對自己的總結是：「應酬不可謂不厚矣！」
他在福建當汀漳龍道臺時，目睹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後回廣東原籍的情景：「差役抬夫，家屬輿馬，僕從幾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頓，酒席上下共用四百餘桌」。一個被革職的人尚有如此進賬，換作視察、出差、升官、調任，又該是怎樣一番情景呢？
如果是欽差出巡過境，地方會先從財政裡借出一筆鉅款開銷，最後由各州縣分攤，「大約每次攤派俱在三五萬金」，用於吃喝接待和饋贈禮金。欽差往往故作姿態不肯接受禮金，地方官還得派人將禮金送往其京城私宅。如此到位的服務，只因欽差能在皇帝面前說話。
張集馨擔任陝西督糧道這一肥差時，終日迎來送往。在西安過路的官員，將軍巡撫都要請客，便由他承辦，首先寫請帖，他要把各官員姓名打聽清楚，然後將帖子送到各官署驗明無誤，才會發給過路官員。然後張燈結綵，準備宴席。
「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制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
「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否則謂道中慳吝。戲筵散後，無論冬夏，總在子末醜初。」
「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餘金，程儀在外。」
地方同僚之間更是應酬不斷，以聯絡感情。「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春秋年節，又須請將軍、副都統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領導，藩司負責全省的錢糧，臬司負責全省的刑獄）、道、府、縣，以及外道府縣之進省者，皆是戲筵。」尤其是張集馨身為督糧道，更不能佔著肥缺不會做人，到了年節，更是要請將軍、巡撫宴會，還要赴外道府縣進省者的宴請。
陝西糧道衙門的三堂上掛著一副楹聯，生動地描繪了督糧道的生活，楹聯曰：
問此官何事最忙，冠蓋遙臨，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終歲為人作嫁，脂膏已竭，親朋僮僕孰知恩？
83帝王術
何為「帝王之學」？說得直白些就是物色、選擇、擁戴、輔佐「非常之人」成就王霸之業的學問。在輔佐「非常之人」時，設計非常之謀略，建立非常之功勳。崇尚這種學問的人稱之為「帝王學」，可是自古以來多稱其為「帝王術」，認為它是有「術」無「學」的。
「帝王術」一詞大約最早出現在《史記·商鞅列傳》的讚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說他「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的內涵至少要包含以下幾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是很恰當的。因為它只是個「術」，所以缺少規範，目的就是一切。傳統文化的非規範性的一面在「帝王學」上表現得特別強烈。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則從吾所好。」連聖人都說，如果能夠得到富貴，就算是執鞭御車的活兒都願意去幹。荀子以孔子為聖人，提倡「禮」教，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提出人性本惡，須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相對於帝王術，道德仁愛、正義禮樂顯得虛而不實，也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荀子的人性論觀點奠定了後代法家的基礎，由人性「性惡」的觀點，建立了荀子思想的核心體系「禮」教，主張禮治法治並用，一方面重視「王道」，提倡「禮義」；同時主張「法后王」，同意武力兼併天下，用法禁、刑賞治理國家。荀子披著孔聖的外衣，操王道的教義，是一種實用的學說，因而說他是帝王之術的祖師，一點兒都不為過。
荀子雖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他的理論體系並不僅僅侷限於儒家。相較於孔孟，荀子理論的實用性更強。儘管荀子生前不為韓王所用，也未被秦王所重，最終客死楚國，但他不像屈原那樣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也不同於其他諸子百家走極端，更不像老莊那樣無為清靜。
正因為如此，他的弟子韓非、李斯才會在踏上權力之路後轉型成為法家人物。從學於儒家，對於儒家那一套仁義道德之說也是認同的。雖然如此，但是儒家思想對李斯、韓非等人日後政治實踐的影響是有限的。他們壓根兒就沒打算像傳統的儒士那樣宣揚仁義學說，恪守儒家禮儀，一生安貧樂道。在他們看來，身處於戰爭頻繁、天下統一已趨勢而進的背景下，儒家那一套仁政王道的學說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尚法務實的王霸之術才能真正為統治者所需要，有著最大的用武之地。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韓非，所繼承的法、術、勢三家，其中就有「術」。但是，最赤裸裸講「術」的還是縱橫家，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他們只講目的，不計手段。這些人物活躍於戰國時期，他們穿梭於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輔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寶座。他們有《鬼谷子》《陰符》這樣的「經典」，有鬼谷子這樣「見首不見尾」的神秘祖師爺，有蘇秦和張儀這些參透了帝王術精義的超一流高手。而這些人都是那些信奉帝王術的儒生們心目中的超級英雄，入卿拜相如同俯拾草芥，男人的一生就應該活得像他們那樣精彩不凡。正因為如此，這些曾經活躍於中國歷史舞臺的縱橫家就成了「帝王術」的專家。所以，這個學派搞的「術」更具有影響力，縱橫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潛伏在我們的文化機體之中，不時會表現出來，特別是外部環境有利於它存在和生長的時候。
當身處楚國的李斯決定投奔秦國時，荀子對弟子做出的這樣一個選擇感到非常失望，說他捨本求末，遠仁義而近虎狼。
李斯給出的理由是，秦王想吞併天下，稱帝而治，這正是布衣封侯，遊說者拜相的大好時機。讀書人要是不能學以致用，博取榮華富貴，與行屍走肉又有什么區別？
當我們在談到中國文化基因時，向來只重視儒、釋、道三家，對於縱橫家很少提及。偶爾提及，也只是滿足於規則與謀略的借鑑。實際上，歷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識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滿意儒家思想、具有個人野心計程車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對縱橫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為取得功名富貴的手段。特別是動亂時期，這種以陰謀詭計為黑箱策劃、以縱橫捭闔為公開手段的活動更是為許多文人士大夫所認同。社會動亂時，遊民活動最為劇烈。遊民只講利害、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性格特徵與搞「帝王術」的縱橫家們一拍即合。那些懷揣「王道利劍」的文人士大夫與組織化的遊民領袖交接往來，甚至把與他們共事看成一種時髦，這樣更強化了「帝王術」操作中的非規範的一面。他靠的是自己的頭腦、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關係，他靠的是自己的拳頭、自己的猛人姿態。他們共同投入改朝換代的激烈的鬥爭中，「帝王術」與遊民的思想意識融合起來。
遊民兼流氓出身的劉邦在儒家知識分子的輔佐下建立漢朝，參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當時社會情況的內容，制定了九章律法。這是漢朝製作律令的開端。而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裡所謂的「術」就是儒家的治國治人之術，不是整個的儒家之學。因此，才會有人說「帝王術」是中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84告密
如果說告密是滲透進中華文明的一種轉基因文化，那么將這種基因滲入社會肌體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的執政者們。如果說中國人是以「禮義廉恥」的四維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么告密者所實施的告密行為無異於破壞傳統文化和人性根源的殺傷性武器。
兩千三百多年前，商鞅變法時就曾明文規定：「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這聽上去像是在公然提倡告密。歷史上告密之風盛行有兩個主要時期，武則天的武周和朱元璋的洪武時期。之所以如此，源於兩個執政者對自己的政權缺乏自信。武則天當政被認為是「牝雞司晨」，就不能不在意社會的輿論；朱元璋以一個遊民的身份坐上龍椅，就不能不警覺朝野的看法和民間的非議。於是，「武周」與「朱明」兩朝，告密現象格外風行，酷吏與酷刑也為歷代之最。朱元璋在位時，如果有人在語言文字中用了諸如「丐」「賊」「僧」之類以及與其諧音近義的詞，一旦察覺或讓人告發都會被處以極刑。
武則天在通向權力之巔的道路上，需要來自民間力量的輿論支援。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有政治智慧的當家人都會大肆鼓勵民間進言，武則天也不例外。這個有著極高政治天賦的女人，她所創立的匭檢制度更是將告密手段推向一個高峰。銅匭分為四格，用來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無法收回，除非用鐵器強行將箱子撬開。四格的開口正對著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並援引五行學說，配以四季塗上不同的顏色。
既然是告密，那么箱子裡的密信多半是在夜半無人之際投進去的。箱子擺得堂而皇之，可接近他的人卻要把這種官府鼓勵的行為做得偷偷摸摸，見不得光。無論那些告密者懷著怎樣複雜的情緒靠近它，不過是一種趨利避害的選擇。
說到告密，不得不提朱元璋設立的兩大特務組織，檢校和錦衣衛。大明開國之前，朱元璋有意識地在身邊豢養了一批由他親自調控、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的檢校。當時天下群雄四起，對他來說，想要從中脫穎而出，戰時的情報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等到時局穩定下來，朱元璋並沒有忘記這些藏於暗處的耳朵與眼睛。不但沒有解散這些檢校，反而賦予了他們新的工作內容。由前期的戰時情報，轉為監察帝國上下的一舉一動。尤其是用來察聽京城大小衙門的官吏，他們所幹下的不公不法的事情，還有風聞之事，就連不著邊際的道聽途說也要隨時監聽，及時向他報告。
檢校的來源非常複雜，其主要成員是社會閒散人員，其中也有文武官員，甚至還有和尚與道士。他們之間並不清楚對方的身份，也就是說檢校是他們的隱身份，他們在陽光下行走的時候用的卻是各自的顯身份。他們只接受一個人的調遣，那就是朱元璋。通過錦衣衛與巡檢司兩個機構，朱元璋在全國佈下了一個龐大的監控網路，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無論官僚還是百姓，均處於嚴密的監視與控制之下。
檢校不分白天黑夜，像幽靈一樣四下活動，無孔不入，一有風吹草動，他們便會向皇帝報告，於是臣僚們退朝後的一舉一動，盡在他的掌控之中。也正是在他們的推波助瀾之下，朱元璋在洪武年的系列大案中才會得心應手、收放自如。這些人一天到晚乾的就是告發人隱私的勾當。朱元璋甚至將他們比作自己豢養的惡犬。
告密往往是用以保護自己的一種有效手段，可對於那些道德敗壞、心理陰暗的人來講，更是一種成本最小的邀寵和晉升的途徑。權衡利害得失，既然告密可以趨利避害，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告密行為滋生蔓延需要幾個客觀條件：一是對告密人本身具有的利益誘惑。二是告密行為的無後果特質。也就是說不論追查的結果如何，告密者本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三是不透明的暗箱操作模式。對當朝有怨言而無法明奏，只能私下謗譏市朝。四是嚴酷的手段。不主動告發的人常常會成為受害者，而那些主動出擊的人卻成了最大的利益者。在這種情況下，置身於權力圈中的人都會做出利益取捨。不求損人，但求自保。人人都想釐清自己，與所謂的異己分子劃清界限。也正是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告密才會成為最熱門、最可鄙的一種行為方式。
在權力者的保駕護航之下，告密者們狠狠地將禮義廉恥踩在自己腳下，如同一個人撕下面皮露出動物的本性。他們追逐利益就如同蚊蠅趨腥。道德不再是一個人生存的法寶，善良也成了造就個人命運悲劇的根源。利益，赤裸裸地擺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只要有利益可以撈取，一切都不是問題。那些藏匿於人性深處的慾望火種，很快就燃燒為吞沒世道良知的燎原之火。那些靠出賣他人換得自己百倍身價的告密者，慶幸自己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救命稻草，做出了一個正確無比的選擇。
85屠城與殺降
屠城與殺降是非常血腥的詞，但縱觀中國歷史，自秦統一後，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屠城的歷史。在王朝更迭、皇權易手的紛亂時期，屠城更是一道家常便飯。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它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屠城事件在中國歷史的各階段普遍存在著，這是縱向的普遍。二是指無論何種軍隊都不會與屠城無涉，這是橫向的普遍。
雖然古代戰爭中人們進行屠城是普遍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對這種殘忍行為進行道德譴責。可以說，出於人心仁愛而對屠城等殘酷的屠殺行為進行道德譴責，是與戰爭中殘酷的屠城行為同時存在的。
孟子看到《武成》篇記載周武王攻打殷紂王時，殺傷太多，以致「血流漂杵」，但他表示這是不可相信的。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為什么他不相信這種記載呢？這是因為孟子認為：「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楚漢相爭，項羽雖敗卻盡得千年風流。殊不知，項羽也是一個喜歡血腥屠城的狂魔。在《史記》中記載的就有：秦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項羽屠襄城。同一年，劉邦、項羽屠城陽。兩年後，項羽屠咸陽：「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又屠齊地：「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以前的貴族既有輕生死、重道義的優點，也有不把人命當命的壞毛病。可笑的是，當項羽得意忘形之後，連錢貨女人都貪圖，把最後的貴族氣都丟掉了。
劉邦也並不見得有多良善，除了與項羽一同屠城陽之外，秦二世三年，他也屠了潁陽，又引水灌廢丘；在打敗項羽後，劉邦還打算引天下兵屠魯，但後來出於別的打算放棄了，魯國也投降了。而在劉邦立國之後，還發生了劉賈屠城父，樊噲屠胡陵、煮棗、廢丘，周殷屠六邑，周勃屠馬邑，柴武屠參合，欒布灌趙城邯鄲，周勃屠渾都（存疑）。以上的一樁樁一件件，都說明，在秦末戰爭當中，將軍們真不把屠城看成一回事，更不把人命看成一回事。脾氣暴躁些的，殺人就殺得眼紅一點兒，如項羽、樊噲；性格正常的，像劉邦，就挑幾個城市來殺。
有了項羽這種極度暴虐的貨色作為對比，劉邦這種暴虐程度一般的，也成了大善人。歷史久遠，一個「屠」字，實在難以道盡其中濃濃的血腥味。屍橫遍野，河水為之斷流，到處都是熊熊燃燒的烈火，漫山遍野的哭喊和尖叫，空氣中瀰漫著焦炭的煙火氣和烤肉的腥羶，滿地都是血漿，遍地都是被踩得黏糊糊的腳印……每一次屠城，其實都差不多，沾了血之後，殺一個和殺一百個，在這些人眼裡都沒有區別了（除了可以砍下頭顱當軍功之外）。然而，一轉眼，這些士兵，說不定就成了降卒。別人也不會認真對待他們的命。項羽坑殺的二十萬降卒，二十萬精壯男子，從開始到斷氣，一定需要好幾個時辰。那些拿著鍬鏟埋別人計程車兵，難道就不覺悚然，不覺兔死狐悲？
殘酷的從來都是人心。歷史上曾運用在戰爭中的殺傷力最大的武器是原子彈，但兩次原子彈爆炸的直接死亡人數加起來不超過二十萬。項羽一次就坑了二十萬人。早幾十年，秦將白起也是一次就坑殺了趙國降卒四十萬人（數字有可能誇大），光是他的軍隊在戰爭中就斬首近百萬人。白起打仗鐵血無情，六國軍隊只要聽說是白起帶兵來戰便會潰逃。史書上記載說：所有的國家都不敢與秦國作戰，後面加了一個註釋，就是因為秦人有白起。據梁啟超考證，整個戰國期間共戰死兩百萬人，白起軍隊殺死的就佔二分之一。殺人現場在今山西省高平縣西北十公里王報村，附近有峽谷，東西南北各六十餘步，取名「殺谷」，唐明皇李隆基曾到此地，改名「省冤谷」。當地人至今談谷色變，據說晚間時有慘叫、哭聲傳出谷外。用著原始的冷兵器殺起人來雖然麻煩，可威力比原子彈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任何武器的殺傷力能夠與人心的殘忍相比擬。
實際上，在後來的歷史發展當中，每逢戰亂，屠城（包括灌城、坑卒）仍然像一個可怕的傳統一樣，斷斷續續地持續著。有人認為項羽坑殺降卒是怕倒戈，很有合理性。對此，我難以同意。秦漢時期的大屠殺有很多並非基於軍事戰略方面的考慮，而僅僅是情緒的宣洩、貪慾的滿足。
項羽最後的敗亡，與他喜歡殺降、喜歡屠城是絕對有關係的。不要忘了，後來的驍將李廣至死不得封侯，他自己最後總結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殺了八百降卒，是以不祥。比較起來，劉邦在入關之前，眾多城邑望風而降，得到了善待，也成了劉邦不斷吸納將領、打勝仗的基礎。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大明開國將領常遇春率軍途經柳河川（今河北赤城縣西），突然暴亡。在各種演繹的版本里，有一個版本帶著因果報應的「天譴論」色彩，那就是常遇春喜歡在戰後屠殺投誠過來的降將。從下面一組資料，我們可對常遇春這一血腥嗜好有一大概的瞭解。
元至正十八年九月，常遇春與陳友諒大戰，活埋投降士兵三千多人。徐達阻攔未果。常遇春殺降將的理由是：「此勁旅也，不殺為後患。」
洪武元年（1368年），常遇春率兵攻伐張士誠所佔據的泰州，結果遭遇城中百姓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惹得常遇春對泰州軍民十分痛恨，殺心即起。後來他用水陸兩路夾擊的方法攻破泰州。他進城後下的第一個命令就是大肆屠城，以洩心頭之憤。同時朱元璋命人從高家堰放水淹淮揚，整個泰州隨即成為一片汪洋澤國。一時間，泰州兵災加水災，百姓非死即逃，以致城空地荒。沒辦法，朱元璋下令遷移蘇州部分百姓到泰州定居。
同樣是在這一年，常遇春從蘇北長驅直入山東境內，在東進青島途中，他的軍隊突然包圍了魯中重鎮濰縣城。守城的元軍拼死抵抗，並強制不少當地青壯年男子上城保衛，使明軍費了很多時日，付出重大犧牲才將縣城攻下。惱羞成怒的常遇春在城破時下達了屠城的命令，殘忍地將全部元兵及大部分城內居民殺死。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手下部將嚴廣追討陳友諒部將饒鼎臣於湘潭，同樣是令人噁心的屠城把戲。明嘉靖刊《湘潭縣誌》稱其屠城後，僅餘「潭民七戶」。這次屠城使湘潭人口劇減，包括鄉村，全縣僅存四千六百五十三戶，兩萬零五十三人，可見當時殺戮之慘。因為經歷這場浩劫，湘鄉、湘潭從此由州降為縣。
在中國戰爭史上，自古就有「殺降不祥」的說法。身為一代名將的常遇春卻為何對「殺降屠城」情有獨鍾，難道他不怕遭遇天譴？究其緣由，一是對於那些放棄自己陣營轉而投靠他計程車卒，常遇春的心中始終存有一種疑慮，認為他們可能是詐降。為了免除後患，便將他們一殺了之。二是因為某些城池久攻不下，使他的軍隊蒙受了重大損失。這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生性孤傲、冷血多疑的常遇春，破城之時便成了他洩憤之時。還有一種說法是，降兵也要大量糧草養活，且收服不易。為了不給對手留下翻盤的機會，出於戰略上的考慮，常遇春也會選擇將降兵殺掉。
一個對自己聲譽都不愛惜的武將，就算再能打，就算民間社會將其捧上戰神的高位，他在政治上都不可能有多么遠大的圖謀，充其量不過是一部戰爭的機器而已。
中國人原本是世界上最驕傲的民族，他們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強大、最光榮的種群。1276年，中國人的世界顛倒了：大宋王朝被掀翻，蒙古騎兵的鐵蹄一直踏上了海南島。「夷狄」成了整個中國的統治者。
蒙古人是最善於使用暴力的民族，「屠城」是他們最廣為人知的戰爭手段。「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鎮長官，成吉思汗統統予以消滅……毫不誇張說，原有十萬人口的地方，所餘的活人不足一百。」（《世界征服者史》）
雖然蒙古人在東亞進行的屠城要少於中亞和歐洲，但中國史書上關於「屠城」的記載仍然比比皆是：1213年攻密州，屠之。1216年攻廣寧，除工匠優伶外，悉坑之。1219年，屠絛州。「肅州城破，有旨盡屠之。唐兀人昔裡鈐部請入城救其家族，於是倖免者僅一百零六戶。」（《元史》卷122）……1229年窩闊臺繼位後，屠城漸少。但據說伯顏攻宋時仍然屠城二百。
可以想象，在蒙古鐵騎征服的過程中，人口損失是何等驚人。蒙古鐵騎長驅直入兩河山東時，「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裡，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矣……」「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既而亦為兵所焚，火月餘不滅……」「韃靼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蒙古攻滅金朝之後，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發現金國境內的人口，比戰爭之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川在宋代曾繁盛一時，人口近兩千萬。蒙古大軍過後，僅剩八十萬……
與漢民族的征服不一樣的是，蒙古人的征服並不宣傳什么「替天行道」「弔民伐罪」。草原民族從不掩飾他們征服的目的，他們一直視漢人為獵物。征服漢地之後，蒙古貴族們認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打算把漢人統統殺光，把廣大中國變為一片牧場。事實上，他們在俄羅斯的許多地方已經這樣做了。幸虧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百般解說，說留著漢人剝削他們比殺掉他們有利百倍，才使漢人免遭滅族。
等到明清易代之際，中國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
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裡記載王騭在給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瘡痍。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們估計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參見《中國人口史》）。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四川人口大量消亡，與張獻忠入川有著直接關係。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接著清軍入關。張獻忠攻佔成都，稱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權。1645年11月，大西軍在漢中前線連連失利，清軍節節進川東，川南又逐漸為南明軍隊攻佔。張獻忠決定，剿滅各地城市人口，以徹底消除內應。
張獻忠也許是瘋了，問題是為什么他的數萬部下居然對這個瘋子俯首帖耳，一絲不苟地執行這個瘋子的瘋狂指令？這就是東方集權體制的威力。這個體制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最高權力的制約機制，因而會把一個人的英明放大為全體的勝利，把一個人的瘋狂放大為全體的罪惡。1645年11月22日，張獻忠打算血洗全城居民。他先召集各營軍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開了一個會，傳達了「血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命令說「成都百姓已暗通敵人，勾引大隊入川，故當剿滅此城居民。爾等各宜秘密準備，不得遺漏軍情」云云。
雖然花了許多兵力人力來剿城遷人，四川各地也不見平定。在清軍、明軍、各地再起義軍的攻勢下，張獻忠屢戰屢敗，接連幾個月沒有打過一個勝仗。張獻忠準備放棄四川，到他處重新開始。
然而他又不甘心這樣走，因為實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張獻忠決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滅之，無使他人得」。在撤離四川前儘量把四川人殺光，留給敵人一個空省。
這是古往今來最宏偉的屠殺計劃，執行得也相當堅決。距剿滅城市人口不久，張獻忠又發出了「除城盡剿」令，令軍隊出城，消滅農村人口。深入窮山大嶺，一個也不放過。「立搜山、望煙等頭目，蹤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舉火燻之。」
從榮縣、洪雅等縣縣誌所引資料看，張獻忠在四川許多地方無可爭辯地實行了「除城盡剿」的政策。他認為「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將悉行剿滅；城內俱良民乃免死」。具體做法是：「凡剿一處，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並鄉導人送領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環圍，次日開剿，四下齊向中央搜殺，如圍場合龍口之狀。」結果是：「不論男女老幼，逢人則殺。」「剿畢復扒草尋穴，細搜數日乃覆命。」之所以這樣仔細，是因為「倘有漏網者，或於別處發覺，罪其領兵官」。在這樣嚴厲的政策下，各地官兵當然不敢不盡職。僅川中各縣，就有十四萬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據《明會要》卷五十記載：明萬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減至「一萬八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縣誌上的戶口記載也可以說明，如民國《溫江縣誌》卷一記載：溫江縣在張獻忠死去十三年後僅存三十二戶。
86讖言
《辭海》裡對「讖」的解釋是：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讖言就是用詭秘的語言來預測社會、政治、自然將要發生的吉凶現象。
讖言向來用於政治鬥爭，打著神仙聖人的旗號，幹著蠱惑人心的勾當。專家說它是一門具有宗教神學色彩的政治宣傳心理學。它的存在不過是為謀求權力者或已登上權力寶座的統治者大造輿論，從而收服具有傳統天命觀的民眾，證明其權力的合理性。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讖語就已經產生了。特別是在秦朝，秦朝老百姓反抗秦的暴政，產生了很多讖語。《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亡秦者胡也。」這就是早期的讖語。陳勝吳廣起義是也利用了讖語的社會輿論作用。在魚腹中藏一帛書，上書「陳勝王」。
西漢末年的哀、平之際，王莽與劉秀就分別利用圖讖、符命，作為「改制」與「中興」的合法依據。歷數古往今來那些神奇的讖言，不是史官的粉飾，就是野心家的編造，或者是大眾的選擇性記憶。當然，還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可忽略，但是巧合的因素要遠遠小於人為的解釋和放大。明朝時期《推背圖》（又名《燒餅歌》）可以說是一部專門的讖語書籍，傳說是大明開國功臣劉伯溫所著。書中使用四言詩歌形式來預示社會、政治將要發生的吉凶現象。後人不斷地對其進行註解，直到現在仍沒有註解完畢。而在這裡，我要說的是那句流傳於隋朝的「李氏當為天子」。
隋朝時，「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言十分流行。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曉這一讖言。「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言，發端於隋申明公李穆之死。申明公李穆死時，按隋王朝爵位世襲的規定，應由他的長子繼承爵位。可是李穆的長子早夭，申明公的爵位只能由李穆的嫡長孫李筠繼承。李家內部由此產生了矛盾。
新上任的申明公李筠是個一根筋的人物，以為自己混得風生水起，就連李姓家族的許多長輩們也不放在眼裡。這就得罪了他的叔叔李渾，本來李渾就對李筠繼承申明公的爵位不滿意。於是，李渾就密令李筠的另一個叔伯兄弟李善衡清理門戶，找個機會除掉了李筠。這李渾不是個善茬兒，除掉侄兒只是為了取而代之。他到處找人託關係，希望能由他來繼承申明公的爵位。
於是他找到隋文帝的近臣宇文述幫忙，並向其承諾：「若得封地，願將國家稅收的一半獻給您老人家。」在宇文述的一番運作之下，李渾如願成為新申明公。為了兌現承諾，李渾只好將自己封地一半的稅收收入放進宇文述的腰包。賢子孝孫當了三年，或許是覺得自己的位子穩當了，李渾開始賴賬。
在沒有得到申明公爵位之前，申明公封地裡的一切收入都是別人的。所以李渾在向宇文述承諾時，願意慷慨地拿出別人封地裡的一半收入作為辦事的回扣。等到他真當上了申明公，封地裡的所有收入都成了自己的，從自己口袋往外掏錢，他當然覺得心痛。
李渾就是隋王朝魔迷心竅的浮士德，他用自己的良心來換取這花花世界的榮華，但真要把自己賣出去了，他也不願意。他不樂意，宇文述更不樂意。《資治通鑑》記載：「李渾二歲之後，不復以國稅與述，述大恨之！」宇文述不是善男信女，讓他逮著機會，肯定會狠狠地咬李渾一口。機會將留給有準備的人，機會很快就會來到。
隋文帝楊堅是佛教徒，他有個佛學界的朋友安伽陀和尚，此人深得楊堅寵信。有一次，他們就一些哲學上的話題，如人的生、老、病、死等問題，聊了好長時間。然後談到隋王朝的建立，以及可能的未來。安伽陀一臉凝重地道出一個天機：「大隋王朝之後，李氏當為天子！」
天機不可洩漏，如果輕易把天機洩露給凡人聽，必招致凡人的干擾，給上天招來新的麻煩，給塵世的凡人增加一些不可測的人禍。安伽陀不但洩露了天機，還「勸帝誅盡天下李姓者」！
隋文帝是一個好皇帝，他覺得誅盡天下李姓者，打擊面太廣。按常理講，那些扛扁擔打柴、掄鋤頭刨地，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李姓弱勢群體，他們是沒有條件得天下的。隋文帝並不想因為安伽陀一句話就濫殺無辜，毀了他還賢明的君主形象。
隋文帝並沒有展開大規模的殺戮，而是將朝廷有名望的李姓大臣在腦海裡篩選一遍。申明公李渾也是眾多李姓大臣之一，也不排除是「當為天子」的那個人。趕巧的是楊堅這時候又做了一個奇異的夢，夢見整個長安城被泡在水裡，讓他這個皇帝孤立無援。
楊堅覺得這不是一個好兆頭，想要找一個解夢之人。他就找到宇文述，向他說了這個夢。宇文述當時正琢磨著如何報復申公李渾，就這樣機會撞上門。他知道申明公李渾的二兒子，也就是宇文述的侄女婿，小名洪兒。
這真是慘痛的教訓，過去老百姓取名字可不敢隨便取，犯了忌諱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李渾的兒子李洪的乳名，不但犯了聖諱，而且犯了聖忌。宇文述添油加醋將申明公李渾兒子乳名洪兒一事，向隋文帝楊堅告了密。英明的隋文帝先生居然也天真地認為，李洪的洪就是他夢裡的那場洪水，就是安伽陀讖言所指的妖孽人物。
隋文帝直接把李洪找過來，開誠佈公地把安伽陀的讖言說給李洪聽，並希望他能在不傷害他家族榮譽的基礎上，自我了斷。《資治通鑑》如此記載道：「帝疑其應讖，常面告之，冀其自決！」
隋文帝這番話，對正處於風華正茂的李洪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
他淚流滿面地跪倒在隋文帝面前，哭訴著，替自己辯解，說自己對大隋王朝如何如何的忠心。對於已經中了讖毒的楊堅來說，李洪的眼淚是沒用的，哭訴是徒勞的。李洪真是比竇娥還冤，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去造反。他覺得隋文帝是個很有創意的皇帝，可惜的是這個創意會要了自己的命。
只要大隋王朝在，申明公的李姓家族也是一既得利益的家族。有吃、有喝、有豪宅，誰願意造反？這玩笑開得實在是太大了。可隋文帝堅持認為，上天會在某個時刻給李洪提供一個機會。因為這是天機，人算不如天算。
而作為凡夫俗子的李洪，對於自己可能莫須有的未來，是茫然無知又無措。說什么都沒有用了，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
李洪給隋文帝的答覆是，自己會找個機會了結，但他需要一點兒時間。隋文帝也覺得自己有點兒過分，就答應了李洪的要求。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李洪沒有半點兒要去赴死的跡象。再說李洪生在公侯之家，富家子弟生活比泡在蜜罐裡還甜，他還有更多的人生理想沒有去實現，死對他來說本來是多么遙遠的一件事。
面對死亡，李洪表現得磨磨嘰嘰。這讓隋文帝失去了耐心。他又把李洪找來談了幾次話，談來談去還是圍繞著死，怎么死，何時死。李洪聲淚俱下，讓隋文帝不勝其煩。於是，楊堅將宇文述找來，交給他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用最短的時間置李洪於死地。
宇文述早就在等這樣一個機會，他要讓這個出爾反爾的李渾付出代價。宇文述把李渾一家全部都抓了起來，丟進監獄。李家人倒也硬氣，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有謀逆之心。《資治通鑑》裡說：「案問數日，不得反狀。」
楊堅原本想讓李洪自己解決，沒想到這小子太貪生怕死，非把一件很簡單的事搞得複雜化。隋文帝下令徹查此案，宇文述擔任此案專案組組長。就這樣，李渾就成了宇文述手心裡的一隻螞蟻。宇文述略施小計，就將李渾的兒媳，也是他的侄女找來，或威逼利誘，或許之小恩惠，宇文氏就這樣做了案件的汙點證人。她揭發：李渾家族成員，相互約好，於某年某日，聯絡正在軍隊裡服役的家族子弟發動政變，事成之後，擁立李洪為帝。
宇文述趕緊把案情整理上報。這也是隋文帝楊堅想要的結果，李洪果然是自己夢裡的剋星。多虧發現得及時，不然後果不堪設想。楊堅激動地抓住宇文述的手，淚流滿面地說：「卿是國家功臣，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是愛卿救了我大隋啊！」（《資治通鑑》：「帝泣曰，宗社幾傾，賴公獲全耳！」）李洪的罪名成立，隋文帝長出了一口氣，然後公告天下，朝廷偵破了開國以來最大的反革命集團大案，首要反革命分子李渾、李洪等三十餘人，斬立決！
自此，安伽陀這個惡僧釋出的「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言，以死數十條人命開場。李渾家族被滅了滿門，三十餘條人命為「李氏當為天子」這一讖言，做了血腥的註解。而當世許多人也都在用懷疑或求證的眼睛盯著這條讖言：李氏當為天子！
87祥瑞
祥瑞又稱「符瑞」，被儒家士子們認為是表達天意、對人有益的自然現象，如禾生雙穗、地出甘泉、奇禽異獸出現等。那些喜歡做官樣文章的儒生認為，這些現象的出現是上天對皇帝的行為和所釋出的政策的贊成或表彰。而觀測和解釋這些現象，是當時儒者的一項重要工作，他們甚至一度扮演了來往於天地的使者。
據說周武王進攻商朝時，有白魚跳到船裡；有火焰降落於武王的房頂，然後化為一隻鳥。這些祥瑞，被認為是上帝任命武王為天子的象徵。劉邦做皇帝時，相傳五大行星曾一字排列出現於天上，此外還有其他許多祥瑞。此後，幾乎每一個皇帝即位，都有一些祥瑞出現。而那些以儒者為主體的臣子們，也把發現祥瑞作為自己政績的表現，向皇帝邀功。既然君王好這一口，那么做臣子的就投其所好。因此出現了許多弄虛作假的情況，甚至越是朝政敗壞的時代，祥瑞越多。
漢朝時的上天和民心看來是心有靈犀，高度默契。王莽執政前的百十年，災異屢見，什么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山崩泉湧，地震石隕，日蝕月食，星辰逆行，老天爺神鬼莫測，忙得不可開交。《春秋》所記載的災異品種在西漢末年幾乎都全了。一旦有了一點兒什么事，老百姓們就捕風捉影，添油加醋，鬧得天下人心惶惶。
可是，等到王莽上臺，這類災異漸漸消失了。相反，「祥瑞」卻漸漸出現了。「祥瑞」這個東西，本來就預示著天老爺心情愉悅，向人間的凡夫俗子們露個笑臉。如果天下大治，人心舒暢，上天就會降下一些稀奇好玩的東西，以資精神鼓勵。比如，漢武帝在打獵的時候曾經捕獲了一頭獨角怪獸，被認為是「白麟」，一種傳說中的瑞獸，於是舉國同慶。漢宣帝的時候，口口相傳有成千上萬的五色鳥飛到長安附近的宮苑。至於是不是真的有人看見另當別論，反正有許多人都一口咬定是親眼所見。於是皇帝為了呼應上天，也忙著在人間上尊號、為官員加薪晉級，不然無法體現自己的價值。
元始元年（西元1年）正月，一個自稱是越裳氏的化外蠻夷，從遙遠的西南方不遠千里來到京師長安，向新皇帝獻上「白雉一、黑雉二」，以示對西漢帝國的賓服。訊息傳開，朝野一片歡騰。熟讀經書的大小儒家知識分子們尤其興奮。因為他們都知道，《尚書》記載，西周之初，大政治家周公輔佐幼主成王而天下大治，致使四夷賓服，萬邦來儀，其中就有越裳氏遠道來朝的精彩節目。
於是有人上書：「大司馬王莽有安宗廟之功。按漢家慣例，應像前朝名臣蕭何、霍光那樣，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此議一齣，群臣紛紛響應。
王莽再三辭讓，最後接受了「安漢公」這一稱號，但是他拒絕接受封戶。他裝成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表示自己願意接受‘安漢公’的稱號，其他的封賞一概拒不接受，並且信誓旦旦地說：「等到天下百姓家給人足之後，願意接受更重的封賞。」
王莽這個高姿態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豪言壯語，讓滿朝文武激動不已，他們跑到太后面前為王莽爭取更高的權位。《漢書·王莽傳》說此事是王莽暗示地方官搞的陰謀，越裳氏獻貢物乃是由王莽導演的這場政治鬧劇的序幕和引子，王莽在戲沒開場之前，就提前指使益州的地方官，讓他們千方百計地去動員那裡的少數民族如此這般行事，於是才有了這么一場熱熱鬧鬧的表演。但這又何嘗不是史家的臆測。更大的可能是，西南地區的地方官主動策劃了此事。這件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王莽執政得到地方官員們的擁護。
而在所有的祥瑞之中，被認為最重要的是《河圖》《洛書》，它們被載入《符瑞志》之首。《河圖》《洛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記載的是上帝任命的君主的言論。因此，與朝代興亡、皇位更迭有關的祥瑞，也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祥瑞。武則天登基前，她的侄兒武承嗣派人在一塊白石上鐫刻出「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八個大字，雜以紫石等藥物填塞，白石瑩潤如玉，字形古雅樸拙，看上去此物只應天上有，貌似神品。
然後武承嗣又花錢從街上僱了一個人，讓他跑到武則天面前獻神石。這位臨時演員一臉誠懇地說：這是自己打魚的時候，從洛水裡面撈出來的一塊神石。
中國古人以河圖和洛書記載宇宙的密碼。《易經·繫辭上》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就是說洛水裡出現帶字石頭，是上天降祥瑞。武則天是天底下的唯一神話，天下人都應該將其視為聖人。白石狀如玉盤，沿石紋之線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八個篆字。武則天手捧白石仔細端詳，正如武承嗣事先所料想的那樣，她的眼神流露出難以抑制的欣喜之色。
瑞石從何找來？洛水之濱，是洛水人唐同秦無意拾得的。
石上的文字是誰刻的？這絕對不是凡人手筆，是出自天工神斧。
奉天承運，女主當國。所有人的情緒都像是被點燃的爆竹，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讓他們陷入瘋狂。在這種集體的不安中，又有朝臣進言：他們看見有鳳凰從明堂飛入上陽宮，又飛回停在左臺的梧桐樹上，過了很久，才向東南飛去。
有人說，他看見的不是鳳凰，是朱雀！幾百只朱雀，遮天蔽日，蔚為壯觀。
還有人說，天空出現了五色祥雲！如果不是人間出現了至德天子，上天怎么會有如此表現？
武則天知道，時候已經差不多了。碧藍的天空中，有鳳凰飛舞；飄蕩的浮雲中，有紅雲似的朱雀點綴其間。素來喜歡祥兆的武則天，在聽到這一訊息後，高興萬分。
對武則天來說，天空中是不是真有鳳凰或朱雀的出現，已經不重要了。百官以無比莊重的語氣上奏的心理和意向，已經讓她非常滿足了。
按照精神病理學家的分析，當多數人的身上產生強烈的、相同的不安及願望時，可能發生集體的歇斯底里性的視幻覺。每個人都陷入瘋狂，而瘋狂是為了投入而投入。他們擔心的是，如果自己不瘋狂地投入其中，就有可能會因不合潮流而讓自己變得更加焦躁難安。內心所承受的壓力雖然也或多或少存在著差異，但同樣使人心動盪不寧。鳳凰和朱雀的故事只不過是一個幌子，其中暗藏的玄機卻是革命性的現實圖景。皇太后武則天才是真正的天命所歸。而皇帝李旦所要做的，就是主動去順應天命。這時候的武則天以皇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其權勢與女皇沒有任何分別，但畢竟沒有黃袍加身。
武則天雖然獨攬朝綱，但是她想要登上皇帝寶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之所以如此傾力地配合這場宏大的演出，是因為她擔心朝臣的不服和傳統觀念的阻礙。她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輿論的幫助。
天莫大焉，天莫尊焉，天的示意是任何人都不可違背的。對帝王來說，上天的示意是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武則天巴不得能得到上天的「示意」，使自己榮登皇座蒙上一層「受命於天」的神秘色彩，成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那樣的話，由不得天下人不信服。
武承嗣導演的這場戲正好符合她的心意，所以武則天才會藉此機會興師動眾，大造輿論。一時之間，「天授聖圖」成了朝野上下議論的話題。種種離奇的傳聞，蠱惑人心的說教，在不知不覺中編織成一張具有強大控制力的神秘網。在這張網的籠罩之下，心存異議的朝臣變得越發沉默，傳統的舊觀念也失去了威力，人們的意識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奇異的改變：當皇帝不僅是男人們的事，女人照樣可以穿龍袍、戴皇冠。這是天意，天意是天然合理的。
88牢籠天下
大明開國後，朱元璋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措施懲治那些貪官汙吏，整頓官僚隊伍。他這么做，並不僅僅是為了表現自己的愛民之意，更是為了保證他的朱明王朝能夠傳之久遠，不能讓天下百姓成為官家的對立面。試想，如果一個王朝的體制內養的都是貪官汙吏，那么這天下又怎能實現長治久安？
朱元璋的統治原則，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於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絡，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是全面社會控制，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有人說朱元璋寫了《皇明祖訓》，定下《大明律》，又做了《大誥》，將一個好端端的帝國打造成了一隻風雨不透的鐵桶。就連什么人什么職業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少尺的房子，都要逐條逐項分列清楚。種種規定煩瑣細密，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分清辨明的地步。
為了摸清大明的家底和控制老百姓的行蹤，朱元璋建立了戶籍制度和土地登記制度，進而實現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理想。他規定，老百姓要守著自己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要閒來無事惹禍端，更不要四處走動。一個人離開鄉土超過百里，就要到地方縣衙申請備案，讓官府開具「路引」即「介紹信」，說清楚自己去往何處，幾時回鄉。私自出門者要打八十棍，偷越國境者要處以絞刑。
有人說，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但凡制度，總有它的漏洞。可朱元璋不相信這一點，他用心編制了里甲這張大網，也就是將全國人民，每十戶編為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為里長）。如此一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他們各有各的位置，不可逾越。將他們牢牢釘死在土地、職業與有限的活動半徑內，是帝國安詳、寧靜、和諧的前提與保障，也是大明王朝萬世一統的前提與保障。
在朱元璋的理想國裡，每個人都好似生活於天羅地網般的牢籠之中。為了保證生活在這個理想國裡的人都能安於現狀，他要做全天下勞苦大眾的救世主。當時，朱元璋在全國推行了一套極有創意的引憑制度。這套制度將身份證、通行證、許可證、各種證明身份的執照熔於一爐，又分別打造，對於各種職業、各種身份的活動方式及其範圍做了嚴格甚至是非常嚴厲的規定，其管理可謂細緻入微。
商人有商引，無引以奸盜論處。
販鹽有鹽引，賣茶有茶引，無引以走私論，處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無官府發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發、擒拿者有獎，縱容者問罪。
凡行醫賣卜之人，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否則治罪。
作為平民老百姓出入家門，下地忙農活，在家閉門睡懶覺，必須讓你的鄉鄰知道，你這個人到底在忙些什么。你日常的活動範圍僅僅限於一里地範圍內，早晨出門，傍晚一定要回歸。包括你何時睡覺，何時起床，必須互相知道。而那些行蹤詭秘、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之人，都要統統流放到邊遠地區。對於這樣的人，允許四鄰、里甲、親戚諸人拘拿到京重處；如果坐視不問，一旦這些人犯了大罪，與之相鄰相識之人全部連坐。
百姓鄰里必須互相知根知底，也就是所謂「知丁知業」。凡成年男子，從事何種職業、何處高就、何地發財、何種營生，必須彼此知曉，否則人們可以以社會破壞分子論處報官。
像朱元璋這樣的社會遊民，之所以能夠奪得天下是因為參加了農民軍。如今他做了皇帝，就必須要想盡一切辦法杜絕歷史的重演。在他看來，民眾的自由流動和接觸是導致社會動亂根源之一，當年的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不允許在他的帝國裡，再出現另一個朱元璋。
或許是這些看上去有些乖戾不祥的法令，讓整個帝國充滿了令人不安的氣息。這也正是朱元璋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要讓整個國家變成一個牢籠，民眾不僅沒有空間流動的自由，也沒有身份改變的自由，只是盡其本業，為朱明王朝提供賦稅、徭役。
早在北伐時期，朱元璋就在討元檄文中向天下人承諾，他起兵為的是「陳綱立紀」。何謂「陳綱立紀」，也就是建立制度，規範秩序。這鬧鬨鬨的天下，若是人心失了規範，禮儀失了尊卑，道德失去標準，那么這天下還是太平之鄉嗎？開國之初，朱元璋就提出，先正綱紀，綱紀先禮。
大明開國時期的制度建設，不僅侷限於官僚隊伍，更主要指向民間鄉里。對於民間而言，恢復綱常秩序，就是推行禮儀教化。在朱元璋看來，禮儀教化事關國家政權的安危。元朝為什么會走向敗亡，就是因為他沒有抓好禮儀建設。就像朱元璋所說的那樣，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
洪武初年，朱元璋將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禮儀建設這項工作中。先後制定了《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皇朝禮制》《大明禮制》《法制節文》等各項制度。
朱元璋的這些禮儀制度，有力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在他看來，馴化人的精神要比控制一個人的身體更難，也更有效。全國上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他還把「首重農桑、學校」寫進了治國綱領中。朱元璋對諸子的教育特別看重，在宮中專門建大本堂，貯藏古今典籍，同時徵聘天下名士大儒來教育太子和諸王。他知道，對於一個統治者而言，教育意味著什么。在中央設立了國學，或稱國子學、太學，府、州、縣各級地方也都有學校，一直到邊遠的地方，沒有例外。在校的學生不僅要學習他親自把關編訂的四書五經，還要學習《大明律》。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整理釋出了《大誥》，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次普遍的法制教育，用血淋淋的案例警戒天下臣民。
同時朱元璋還編著了《〈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等姊妹篇，用以教育官員和百姓。這些書都是朱元璋親自編寫的，為了讓天下臣民能夠原汁原味地接受他的思想，書中文字用的都是口語。一時之間，全國上下，每家每戶都要有一本，人人都要學習書中內容。同時規定，官府對違反法紀的人進行處罰，凡是家裡藏有《大誥》的，可以罪減一等，沒有《大誥》的就罪加一等。教書先生要將這些書作為教材使用。
有一年，朱元璋詔令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進京接受他這個皇帝的獎勵，將近二十萬名師生在這一年蜂擁進入南京城。朱元璋說，自己編寫這些案例不是嚇唬他們，更不是為了限制他們的自由，而是出於對他們愛護，使他們瞭解趨吉避凶之道。他們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許的，就可以不犯法，就可以保護自己。
天下哪有絕對的自由，連他這個皇帝都是不自由的，何況是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也有人說，朱元璋編寫的這些書毫無意義，只是嚇唬人的玩意兒。現實情況卻並非如此，由於《大誥》的推廣和學習，民間社會的犯罪率得到大幅度地減少。那些在《大誥》裡記載的各項嚴刑峻法都未曾輕易使用。如果一個罪犯家裡藏有《大誥》，那么他就可以罪減一等。發展到後來，官府衙門對當事人進行處罰的時候，也就不再詢問當事人是否藏有《大誥》，而是一律按家裡藏有《大誥》減刑去罪。
為了把教化推行到鄉里，朱元璋弄了一個《教民榜文》，也就是教育百姓的榜文，通過大面積地張貼、宣傳，讓老百姓普遍知道《教民榜文》的內容，榜文並不複雜，只有短短的六句話：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這張《教民榜文》不僅要張貼在村子最顯眼之處，還要進行呼號。呼號之人手持木鐸，嘴裡呼喊著教民榜文。這種儀式每月不下於六次。天地如牢籠，何處得自由？他要使整個社會的底部成為一個碗底式的牢籠，讓活潑潑的社會變成一潭死水，讓整個社會成為高度剛性的板狀結構。在朱元璋的統治下，一個王朝成了一座村莊，無事不相往來；一個王朝成了一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
一個人連一座城都鎖不住，更何況牢籠一個國。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朱元璋出臺的每一項制度最後都化為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飢寒之患。」那些底層百姓為了生存，也只能無條件地接受流氓規則，他們只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
89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
中國傳統社會自廢封建建立郡縣制以來，國家行政權力的觸角一般只能抵達縣一級，正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唐代，世家大族依然根系蔓延，門閥社會的餘緒尚存；而唐後社會，尤其是經過五代的暴力衝擊，門閥世族消匿於無形。從宋代開始，中國真正進入沒有世家大族的平民化社會。大規模的科舉取士雖然收買了有力量抗衡皇權的勢力，卻也締造了一個龐大的儒家士紳階層，他們取代之前的貴族門第，成為推動社會自治的主要力量。
自從秦朝拉開王朝歷史的大幕，古代基層治理進入到一個「保甲時代」。而各家王朝設立保甲制度的目的也各有不同，「在同之政主於教，齊之政主於兵，秦之政主於刑，漢之政主於捕盜，魏晉主於戶籍，隋主於檢查，唐主於組織，宋始正其名，初主以衛，終乃並以雜役，元則主於鄉政，明則主於役民，清則主於制民，且於歷朝所用之術，莫不備使。」
地方自治就是「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區域以內，依國家法律所規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處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務」。也就是說，地方自治主要的規定性在於，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意、治地方之事。
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下，官員通常是由朝廷任命，他們的升遷都操縱在皇帝或其上級手中。而鄉里組織的領袖則不然，他們都「直接從鄉里百姓中選任，按職責分類規定選任標準」。清《戶部則例》規定，牌長、甲長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勞逸」。其中，牌長甲長三年更代，保長一年更代，其產生的方式是選舉和推薦，但必須報縣級政府備案。
歷史學者費正清認為：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地方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從社會角度來看，古代基層社會先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來，其次才組成同一地區的鄰里社會。孫中山也曾指出：「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正因為如此，每一個王朝對於宗族組織的合法性是承認的，併力圖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上的作用。事實上，宗族制度一直是古代中國鄉村自治制度的基礎。如宣統二年訂立的湖南上湘龔氏族規即明確提出：「竊我國預備立憲，必人人有自治之能力，而後有國民之資格。而欲求自治方法，莫如從家族入手。一家治，一族治，斯國無有不治矣。」由於中國鄉村社會的自然村大都是宗親的生活聚集地，保甲的「戶」具有非常明顯的地域性，所以保甲制度與宗族制度息息相關，互為依存。定居人戶的保、甲兩級編制通常與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區劃相結合。從職能方面來看，宗族組織與保甲組織在維護社會治安、教化族人、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許多宗族的族規的基本內容就是：宣傳敦人倫、崇孝悌，以正綱常；「安分睦族」；無犯國法；完糧納稅。這些族規具有封建法律的強制性。所謂，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則有紀綱；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則有家訓。
宗族制按家長制原則組織起來。族長被視為宗子，為一族之尊；為「子姓視效所關，宗族家務所繫」，掌管全族事務；對不守家法、違反教訓者，隨其輕重處罰。宗族通過提供認同、福利與秩序，使族人免於直接暴露在國家權力的熱焰之下，也使社會自我構建出優良的治理秩序成為可能。一般農村，大多數系屬集族而居，其族長不特具全村之行政權，凡涉於民間訴訟案件及族中私事，亦有處決之權。族權在明代後期業已形成，至清則更進一步強化，終於與封建政權配合，起著基層政權的作用。族權是由族長、房長、祠堂、族田（義田）、族譜聯結而成。族長、房長則是族權的人格化和集中體現。族長一般由族中行輩最高而又年長有「德行」者為之。「由全族擇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舉充任。」
在古代鄉村管理體制中，士紳使鄉村權力體系中的行政權和自治權融為一體。小說《白鹿原》中就全方位展現了一個更接近歷史真實計程車紳群體形象與宗族治理秩序。原著中的朱先生就是一位寄託著作者對士紳美好人格之想象的靈魂人物，他主持白鹿書院、體恤災民、訂立鄉約、以禮化俗，體現了傳統士紳致力於禮俗秩序構建的理想。士紳與農民代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生活程度與知識水準，他們是上與下、富與貧、高貴與卑微的分野。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裡，具有聲望的人物不是農民而是少數計程車紳。費孝通先生就認為，士紳是大一統的專制皇權確立之後，中國傳統社會所特具的一種人物。在政府官員面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們承擔了諸如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有組織團練和徵稅等許多事務。他們在文化上的領袖作用包括弘揚儒學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以及這些觀念的物質表現，諸如維護寺院、學校和貢院等。但是，士紳的這些事或許可稱為「半官方」的，因為士紳代政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士紳仍然是一個社會集團，在自願的基礎上行事。這些以士紳為主體的地方精英是國家和地方政治銜接的橋樑。作為地方領袖，他們與政府結成聯盟，在本地承擔許多職責，他們擔任官員與當地百姓之間的中介，就地方事務出謀劃策，同時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史料記載，清末時期，華北泥井鎮屠戶拒絕交稅，並與政府派出的收稅人展開了抗稅鬥爭，屠戶罷市，最終造成無肉可買的局面。在此情形下，當地士紳出面干涉，並最終和政府達成協議。從某種層面上說，鄉紳代表民眾很多時候亦代表了其本人及本階層的利益。其次，鄉紳的作用還表現在鄉里教化、社會福利救濟、社會公共事業的建立、基層矛盾調解等方面。例如，清代官府批准的義葬、育嬰堂等福利救濟組織的經費和管理通常由士紳承擔。在很多地方，士紳還負責修建管理常平倉，平時穩定農產品價格，災荒時期救濟災民。
除了宗族和鄉紳力量支配下的地方自治，還有民間自發性結社組織。早在漢朝時期，中國民間就有了結社的記載。《漢書·五行志》中記載：「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在商業、政治、地方行政和生產銷售領域，漢代開始有了民間自治組織。這些組織已經初具民間社團的基本特徵。比如，宋代地方鄉紳創立了兩類超越了血緣限制、比宗族更具開放性的民間自治組織——鄉約與社倉。他們推行鄉約的初衷，是為了「成吾里仁之美」，通過將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鄉黨們組織起來，大家「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從而形成美好的自治秩序。北宋理學家呂大鈞創立了一套堪稱優良的鄉約制度，簡稱「呂氏公約」：地方士紳牽頭組織鄉約，鄉人自願加入或退出，由眾人推舉一位德高望重、正直公道之人擔任「約正」，為鄉約最高領袖，執掌約中賞罰、決斷之權。鄉約的日常管理則由「直月」負責，「直月」是輪值的，按照年齡進行排序，一人一月，一月一換。鄉約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這是對「鄉飲」古禮的恢復。「鄉飲」是一種議事機制、一個自治平臺。「鄉飲」之時，約正會將約眾近期的善行或惡行記錄在冊，並據此進行賞罰。約中眾人有事，也可以在「鄉飲」上提出，大家協商，找出解決方案。
而另一位理學大師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裡設立社倉，並訂立了一套完備的社倉結保制度：社倉由士紳組織並管理，官方不得插手其中，不過社倉的貸本先由地方官府墊付，富家如果願意出米支援社倉，當然也非常歡迎；每年的五月份，社倉放貸，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戶則在收成後的冬季納還本息；等收到的息米達到本米的十倍之數時，社倉則將貸本還給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戶，這么做當然是為了保持社倉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此後社倉只用息米維持借貸斂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彌補倉米的損耗，這樣，既可以維持社倉的長久運作，也顯示了社倉的公益性質；人戶是否參加結保也採取自願原則，「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攤派）」。
事實上，「古代鄉村權力體系的二元性只是表明，由於特殊的社會結構，行政權和自治權分別掌握在佔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中的不同成員手中，它們從根本上是統一的。即統一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政治統治基礎上，其直接表現則是地主士紳對鄉村社會的統治」。
90變法
西元前338年的一天，從秦國的商地走出來一個人。此人離開商地以後，就急匆匆地一路向東，他想逃到魏國去。臨近傍晚時分，他準備投宿一家客棧，卻遭到了客棧老闆的拒絕，原因是他沒有證件可以證明自己的身份。儘管他苦苦哀求，可老闆還是不敢收留他。
老闆告訴他：「商君變法，住店必須要出示證件。如果沒有證件，我私自留宿了你，要連帶受罪。」
此人長嘆一聲：「萬萬想不到商君變法，竟變到這個程度。」
改革變法居然會影響到一個人的生活，他只好無奈地轉身離開客棧，繼續向前趕路。說這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在秦國主持變法的商君，也就是商鞅。
商鞅逃亡到函谷關時，夜幕已經降臨，城門按時關閉。追兵緊追不捨，他只要熬過一個晚上，於次日清早追兵帶來追殺令前出關，就可以龍潛大海虎歸山。可是歷史沒有再度成全於他，商鞅還是被帶回秦國接受審判，並被處以極刑。
當商鞅被押到刑場時，那些圍觀的秦國百姓眼神里或許只寫著「冷漠」二字，甚至很多人會感到莫名的興奮與躁動。人們根本不知道宮廷之中到底發生了什么，也不想去知道商鞅之死是否公正，與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必然的聯絡。他們只知道，秦國原本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商大人就要被五馬分屍了。他們興奮地圍在道路兩旁，想看看這位平常出巡時前呼後擁的權勢者真正的面目。
沒人知道商鞅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面對擁擠的人群，會做何感想。圍觀者臉上的表情是商鞅做夢也不會想到的，自己在秦國殫精竭慮的變法，最終換來的不過是當權者的忌恨、底層民眾的冷漠。如果說歷史的發展也是沿著宿命的脈絡，那么撒下什么種，就一定會結出什么果。
商鞅變法的成於「霸道」，也敗於「霸道」。商鞅以其肉身殉於「霸道」，也算是冤有頭債有主。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說，「強梁者不得其死」。也就是說，行霸道的沒有好下場，即便是對歷史對國家對民族有過巨大貢獻的大人物也難以逃脫歷史規律。
商鞅的出現或許是歷史的機緣巧合，時間的鐘也剛好在那一刻指向了一個經濟社會相對自由的時代。中國自周王朝以來所推行的「井田制」，到了戰國時期，早已變得形同虛設，各國已經沒有人再去認真地執行。
井田制的形制、架構極為粗糙，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它是人為設計好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簡單說，就是將每一塊土地分成九份，八家農戶各耕一塊，九塊土地圍成井字形，中間一塊為「公田」，八家農戶共同耕種，收入歸「公」。至於田地的肥沃與貧瘠、水源的遠近、每家農戶勞動力的強弱……這些都不是設計者能夠考慮到的事。在推行這項制度的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法迴避的問題。
商鞅變法在秦國用了五六年時間的鋪墊才開始逐步推開，整個過程很是艱難。司馬光敘述中的第一句話就是：「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也就是說，商鞅是在舉國人民的反對聲中展開變法的，除了秦孝公，當時的秦國並沒有幾個人支援商鞅任性而為。商鞅之所以可以全力推進改革，與秦孝公的支援密切相關。
換句話說，秦孝公在，商鞅在，變法就在。而有朝一日，倘若秦孝公不在，那么商鞅和他的改革事業到底還能否存在？這是一個需要用時間去解開的謎。當然，這時候的商鞅並沒有將其他人的反對之聲放在心上，他只需要秦孝公一個人的支援。在撲面而來的反對聲浪中，他對秦孝公說，不可與民眾商議開創事業的計劃，而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的利益。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為秦國今後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一個總基調，那就是以法施政。這裡的「法」成了刑法，成了「輕罪重刑，重罪酷刑」的代名詞，其中最典型、最殘暴、流毒最遠的是連坐法。「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如果發現問題沒有及時舉報，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斬。一人「流」，則九家同「流」。一人「囚」，則九家同「囚」。
此後這一連坐法經秦國曆代君王和當國重臣不斷加工，愈織愈密，愈織愈苛，終於在百年後將大一統的秦王朝打造成了一個集中營。相對於其他諸侯國而言，秦國的君權原本就缺乏道義及制度上的制約。商鞅改革並沒有將君權神聖化，而是通過制度和具體刑罰來塑造君權絕對化，也就是所謂的君王最大、君權最大、君王的刑法最酷。
商鞅推行的廢除井田、獎勵耕戰等改革措施觸犯了貴族階層對土地和官職所具有的壟斷特權。如此一來，自然會遭到以太子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商鞅認為法律的制定，並不只是用來制裁自己的人民，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張首先懲辦那兩位唆使太子違抗新法的老師。結果，公孫賈的臉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則因屢教不改而被割掉鼻子。
商鞅這么做，強化了秦孝公改革的決心，也起到了殺雞儆猴的作用。但他這么做又何嘗不是在傳遞一個可怕的訊號。這個可怕的訊號就是，在絕對化君權面前，任何人都難以擺脫刑罰的包圍。
商鞅的改革將秦國軍事化，自上而下灌輸「以力兼人」的理念，所實行的一切變革都以樹立君主權威為目的。秦孝公很樂意享受君主權威節節高的尊榮，因而商鞅的實權，即以君權絕對化為資源，說穿了便是狐假虎威。一旦虎威易主，商鞅只有選擇落荒而逃。
規則可以改寫，但無法躲開歷史的裁量。秦孝公死後，商鞅由叱吒風雲的權相，化作自己炮製體制的最大犧牲者。這時候的商鞅已經陷入自我的迷失。他完全以外在的功名利祿來呈現自我價值，捨不得繁華錦簇，放不下權勢威嚴，為身外之物所累。
商鞅的迷失是邏輯遞進的，一個國家，一旦價值觀發生迷失，作為個人就會失去自己的堅守，作為國家就會產生社會責任的失落。價值觀的迷失，自然而然會走向自我的迷失。作為個人只能以外在的功績來衡量，作為秦國只能以利潤的高低來判斷，評價尺度完全功利化而失去倫理約束。一旦自我迷失，經營者的判斷力就會下降，國家的政治事業就會變成一場豪賭。甚至有人會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放棄底線的堅守，飲鴆止渴。
這種迷失一旦形成社會風氣之後，就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外在效應，對他人的評價準則會轉移到狹隘功利尺度。西元前338年，秦國上層很多人已經預感到形勢即將發生重大變化。商鞅在秦國任宰相已達十年，權勢遮天，志得意滿。這時候，賢士趙良卻對他說了這樣一些話。
——你通過巴結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才得以親近秦孝公，飛黃騰達。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國家卻對百姓漠不關心，光顧著大建豪華的宮殿城闕。這些工程算不上政績。
——你利用法律手段來排斥異己，對政敵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師公子虔的鼻子，對平民百姓你隨意用嚴刑酷法予以殘害，只會積累怨恨釀成大禍。這不能算是執法。
——傳統道德對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嚇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為迅速。現在你排斥傳統道德，用權力來強行灌輸所謂的先進文化，這談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稱孤道寡，炫耀權勢，天天把秦國的貴公子投入監獄，無禮地欺凌他們。詩經說：「老鼠都舉止得體，這人卻蠻橫無理，既然蠻橫無理，何不趕快斷氣。」根據詩經來看，這不是平安長壽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後閉門不出已經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殺掉杜歡，在公孫賈臉上刺字。詩經說：「得人心者上臺，失人心者垮臺。」你乾的這幾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舉措。
——你出行的時候，後面隨從著幾十輛車子，車子上載滿全副武裝計程車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著你坐車做貼身保鏢，車子旁邊還有手持矛戟的徒步衛士飛奔護送。這幾樣東西只要少了一樣，你就堅決不出門。書上寫著：「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滅亡。」你現在處境危險的就像清晨的露珠受陽光照耀，還想延年益壽嗎？
……
倔強的商鞅還是在內心迴避了那些血淋淋的場面，挑選了最能擺到桌面上的亮麗事實，回答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不後悔。當初秦國多么落後，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誰改變了這些陋習？是我。再說前些年，我指揮遷都咸陽，擴大了舊城，建成了比魯國宮殿還要宏偉的宮殿，這些你都沒看到嗎？」
這一年，秦孝公因病去世。太子駟繼位當了國君，是為秦惠文王。蟄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孫賈等人立即活躍起來，他們聯合指控商鞅圖謀造反。商鞅雖然用自己的個人悲劇書寫了一段光芒萬丈的歷史，但最終還是難逃死亡的結局——車裂於咸陽。商鞅死了，商鞅在秦國兩度變法的效應，仍在發酵。秦惠文王殺商鞅報了私仇之後，從國家利益考慮，也還是沿著慣性在往前走。從歷史效應來看，商鞅變法二十年，不僅帶領秦國由弱變強，而且逐步動用改革的法器，將大秦帝國打造成為一臺瘋狂的「戰爭機器」，秦國也由此成為戰國七雄中的頭等軍事強國。
商鞅這樣的人在那樣的社會居然能生存下來，並且切實地推行了自己那套離經叛道的變法主張，使這個陳陳相因的社會這樣大面積地被驚擾，不能不說是個奇蹟。這完全是他個性超乎尋常的強悍、自我竭盡全力的張揚所致。雖然他最終是失敗了，但已完全可以被稱作光榮的失敗。
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後天缺陷經過百年積澱，終於培養出一個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發揮到極致、把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積累到極致的秦始皇，也終於培養出一個有如巨大的火藥桶般的大一統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