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例子提供了更多證據，表明共產主義等普世意識形態的限度和國家利益的力量，當然，這些都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既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也是一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對與美國交朋友很感興趣，但杜魯門政府愚蠢地拒絕了他的提議，因為他是共產主義者。美國最終對越南進行了一場長期而殘酷的戰爭，主要是因為基於多米諾骨牌理論的被誤導的恐懼。美國在那場不必要的戰爭中遭受決定性失敗後，共產主義越南與共產主義柬埔寨和共產主義中國進行了戰爭。此外，在冷戰結束後，河內和華盛頓的關係顯著改善，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主要是因為雙方都擔心中國崛起。
如果美國沒有深度介入發展中世界，蘇聯會入侵一大批小國並把它們變成傀儡國家嗎？也許蘇聯可能會進攻一些較小的國家，但結果不會是一連串共產主義的勝利。相反，蘇聯會一個接一個地陷入泥潭。看看1979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時發生了什么。他們被困了十年，最終遭遇了恥辱性的失敗。如果蘇聯有更多在阿富汗那樣的遭遇，美國的利益就會得到很好的實現，就像如果美國有更多在越南那樣的遭遇，莫斯科的利益也會得到很好的實現一樣。對兩個超級大國而言，誘惑對方並使對方流血是一個明智的策略。
然而，美國決策者很難按照這種思路來思考。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力量，反而高估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等普世意識形態。然而，歷史記錄表明，大國與小國交往的最佳戰略是避免捲入其國內政治，除非絕對必要，否則不要侵略和佔領它們。侵略性的干涉是大國應該設法誘導競爭對手展開的行動。如果中美安全競爭繼續升溫，美國決策者應該牢記這些教訓。
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關係作出恰當理解表明，即使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國也應該奉行剋制的外交政策。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理解這一基本啟示，試圖根據自己的意向塑造世界，都可能面臨無休止的麻煩。
美國何去何從？
美國外交政策界肯定會抵制任何放棄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和採取基於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的舉動。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非常熱衷於在國外推廣自由主義，儘管這項政策幾乎在每一個環節都失敗了。儘管美國公眾傾向於剋制，但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除非必需，統治精英們很少關注公眾輿論。
儘管如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由於外交政策界無法控制的原因，這種情況將會發生變化。由於中國的顯著崛起和俄羅斯實力的復甦，國際體系結構似乎正在走向多極化。這種發展可能會讓華盛頓的現實主義重新抬頭，因為當國際體系中有其他大國時，不可能追求自由主義霸權。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來，美國的決策者不必擔心全球均勢的問題，但是單極體系似乎是短暫的，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再次擔心其他大國。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已經明確——引用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mattis）的話——「大國競爭再次成為現實」，而且「大國競爭，而非恐怖主義，如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焦點」。
在存在三個大國的世界裡，特別是其中一個大國擁有像中國那樣潛在的軍事實力，安全競爭（甚至戰爭）肯定會發生。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採取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因為它必須阻止中國成為亞洲地區的霸主。如果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繼續增長，這項任務就不太容易實現。儘管如此，自由主義很可能會繼續以微弱的方式影響美國的海外政策，因為現在傳播民主的衝動已經根植於外交政策界的基因中。儘管大國競爭將阻止華盛頓完全擁抱自由主義霸權，但在國外推行自由主義政策的誘惑將永遠存在。
除了在總體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邊緣採取自由主義戰略這種持久的趨勢外，另一個危險是，美國決策者不能完全理解民族主義限制了他們干預其他國家的能力，就像它限制了他們的對手征服其他國家的能力一樣。他們對民族主義在冷戰期間和冷戰後世界的影響都不甚瞭解，也不能保證他們將來會理解這一點。即使現實主義迴歸和自由主義霸權消亡，警惕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危險以及民族主義制約大國行動能力的重要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還存在一種不同的情景。中國經濟可能會遇到嚴重問題，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會明顯減緩，而美國經濟則穩步增長。在這種情形下，當前明顯有利於美國的實力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導致中國無法挑戰美國的權力。有人可能會想知道，俄羅斯是否有可能在未來對美國構成挑戰，即使中國無法做到這一點。美國在20世紀的三個主要大國競爭對手——德國、日本和俄羅斯——人口都在大幅減少，而美國在未來幾十年裡相對於這三個國家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國是地球上唯一有潛力以有意義的方式挑戰美國實力的國家，但如果中國沒有發揮出這種潛能，美國仍會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換言之，體系不會維持多極狀態太久，之後就會恢復到單極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決策者可以繼續無拘無束地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因為他們沒有理由擔心美國在全球實力對比中的地位。即使肯定會隨之而來的外交政策災難也不會危及美國的安全，因為沒有其他大國可以威脅到它。如果這種情景出現，華盛頓有希望放棄自由主義霸權、採取強調剋制而非持久戰爭的外交政策嗎？
毫無疑問，要讓美國停止在國外推行自由主義是艱難的，只是因為自由民主國家本能地想要創造一個只有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世界。在此，巴拉克·歐巴馬的經驗是有啟發性的。在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他強調將停止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避免使美國捲入新的衝突，集中精力在國內而不是國外建設國家。但是，他未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在他離任時，美國軍隊仍在阿富汗作戰，而且他看著美國捲入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政權更迭。2011年，他從伊拉克撤軍，但在2014年派遣美軍重返伊拉克，對已經佔領伊拉克和敘利亞大部分地區的「伊斯蘭國」發動戰爭。從他2017年1月離任前接受《大西洋月刊》的系列採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意識到「華盛頓劇本」存在著嚴重缺陷，但是他只能按照這個劇本的規則和策略採取行動。最終，他也無法抵抗外交政策界。
儘管如此，仍有一線希望能夠說服單極的美國遠離自由主義霸權。強大的自由主義國家確實有能動性，不會註定採取誤導性戰略，即使這樣做的壓力十分巨大。之所以認為美國可以超越自由主義霸權，主要原因涉及當機會首次出現時作出採用這種戰略的決定與看到長期結果後放棄這種戰略的決定之間的區別。當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第一次獲得單極地位時，幾乎不可能阻止它接受這項雄心勃勃的政策。它預示著巨大的收益，而成本並不明顯。但是，一旦這項戰略得到嘗試，它的缺陷就變得顯而易見，擺脫這種戰略也就成為可能。
2016年的總統選舉表明，自由主義霸權是脆弱的。唐納德·特朗普幾乎對這一戰略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挑戰，一次又一次地提醒選民，這么做對美國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他承諾一旦當選總統，美國將退出在世界各地傳播民主的事業。他強調，他的政府將與包括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內的威權領導人保持友好關係，而普京是目前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界所厭惡的人。特朗普還批評國際制度，稱北約已經過時。他還主張保護主義政策，這與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倡導的開放的國際秩序相牴觸。與此同時，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clinton）大力捍衛自由主義霸權，而且毫無疑問，她傾向於維持現狀。儘管外交政策不是選舉的核心問題，但特朗普反對自由主義霸權無疑幫助他贏得了許多選民。
有人可能會說，特朗普的競選言辭無關緊要，因為外交政策精英們會像馴服他的前任一樣馴服他。畢竟，歐巴馬在競選時也對自由主義霸權提出挑戰，但作為總統，他被迫遵循「華盛頓的劇本」。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特朗普身上。事實上，已經有一些證據表明，外交政策界為馴服特朗普所作的努力至少部分是成功的，而他最初的政策與其前任的政策具有很強的連續性。
為了確保美國不再回到自由主義霸權時代，如果中國和俄羅斯都不能證明自己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那么制定一個獨立於唐納德·特朗普或任何特定繼任者的遊戲計劃就顯得至關重要。首先，削弱自由主義霸權的最佳方法是建立一個反精英階層，它可以支援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好訊息是，主張剋制者已經有一個少而有力的核心，可以作為這個可供選擇的群體的基礎。當然，爭取外交政策界的其他人的支援也很重要。這項任務應該是可行的，因為大多數人確實在反思，而且現在已經非常明確的是，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社會工程行不通。我們已經做了實驗，但以失敗告終。有反思能力的人至少應該對考慮替代性外交政策持開放態度。儘管許多精英無疑希望堅持自由主義霸權，試圖更成功地加以實施，但它的根本缺陷是無法克服的。
歷史記錄為外交政策界的許多人相信現實主義和剋制的優點提供了理由。畢竟，美國精英階層中主張剋制者有著豐富的傳統，正如記者斯蒂芬·金澤（stephenkinzer）在《新旗幟》中所闡明的那樣，他描述了19世紀末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帝主義者之間的大辯論。儘管擴張主義者當時如日中天，但他們幾乎沒有獲勝，而且在整個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中，主張剋制者一直是一股強勁的力量。因此，正如金澤爾所指出的：「我們當中試圖推動美國採取更謹慎和剋制的外交政策的那些人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美國曆史上那些最早提出並且繼續主張這種觀點的偉人們是典型的美國人。」
爭取那些可能成為外交政策界一員的年輕人的支援也非常重要。這應該是可能的，因為這些新人對自由主義霸權並沒有多少投入，因此他們比前輩們更有可能接受新思想。
對於希望控制美國外交政策的反精英群體而言，首要任務是建立可以讓他們做主的強大制度。這個啟示不僅針對政治家和決策者，也針對更廣泛的公眾。公眾是至關重要的物件，因為他們很可能接受剋制的觀點。大多數美國人寧願在國內解決問題，也不願陷入無休止的戰爭以及試圖統治世界。與外交政策界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堅定地致力於自由主義霸權，因此應該有可能說服他們中的許多人放棄它。公眾對自由主義霸權不滿的最佳證據是，最近三位美國總統都是通過在競選中反對自由主義霸權而上臺的。另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頓在2008年和2016年都極力捍衛自由主義霸權，結果兩次都輸了，第一次輸給歐巴馬，後來又輸給特朗普。
主張剋制者應該帶給國內的核心資訊是，自由主義霸權不符合評估任何外交政策的首要標準：它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換言之，兜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需要訴諸民族主義，這意味著讓美國人認真思考什么對他們以及他們的同胞最有意義。這並不是要求採取強硬的民族主義，妖魔化其他群體和國家。相反，強調的重點是所採取的政策應該完全基於一個標準：什么對美國人民最有利？為了說明這一點，主張剋制者應該強調三點。第一，美國是有史以來最安全的大國，因此不需要干預地球上每個國家的政治。它是西半球的霸主，與東亞和歐洲（其他大國在歷史上所處的地區）分割開來，它被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護城河所環繞。它擁有數千枚核武器，在我們所討論的情景下，它是國際體系中唯一的大國。
第二，自由主義霸權根本不起作用。它被嘗試了25年，只留下了徒勞的戰爭、失敗的外交和受損的聲望。
第三，自由主義霸權需要美國人民付出巨大代價，包括生命和金錢。阿富汗和伊拉克持續進行的戰爭預計將花費超過5萬億美元。如果我們打算增加美國鉅額國債的數額，那么這筆錢可能會更好地被用於教育、公共衛生、交通基礎設施和科學研究，我在此只列舉上述幾個額外投資領域，這些投資會讓美國變成更繁榮和宜居的國家。然而，自由主義霸權最大的代價可能在其他方面：它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結構造成的損害。在一個沉溺於戰爭的國家中，個人權利和法治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主張剋制者肯定會遭遇這樣的論調：訴諸美國民族主義是自私的，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有資源和責任幫助世界各地陷入困境的人們。如果自由主義霸權如宣稱的那樣發揮作用，這個論斷可能是有意義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為後冷戰時期華盛頓的失敗政策付出最大代價的人，正是那些不幸生活在美國決策者進行政權更迭的國家的外國人。看看如今的大中東地區，美國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已經把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災難地帶。如果美國人想促進民主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方法就是集中精力在國內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其他國家都想效仿的民主政體。
奉行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外交政策的理由直接而有力，它應該能夠吸引絕大多數美國人。但是，它仍然很難得到推廣，主要是因為許多外交政策精英堅定地致力於自由主義霸權，會竭盡全力去捍衛它。當然，結束自由主義霸權的最佳途徑是中國繼續崛起，從而結束單極狀態，從而讓這個問題變得沒有意義。但是，美國接下來將不得不與一個勢均力敵的潛在對手展開競爭，沒有哪個大國願意面對這種局面。維持單極世界更好，儘管它會誘使美國決策者堅持自由主義霸權。為了不讓這種情況發生，美國人必須理解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危險和剋制的優點。我希望這本書能對此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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