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我的核心任務是考察當一個強大的國家追求自由主義霸權時會發生什么。當然，這項任務受到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驅動。但是，要理解自由主義在國際政治中是如何運作的，就必須理解它與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關係，後兩者都深刻地影響著國家間互動。因此，本書的核心是這三種主義之間的關係。
前幾章的分析暗示了一些對美國未來外交政策走向的建議。首先，美國應該放棄其自由主義霸權的遠大志向。這項政策不僅容易失敗，而且往往會使美國軍隊捲入代價高昂、最終走向失敗的戰爭中。其次，華盛頓應該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採取更加剋制的外交政策，清楚地瞭解民族主義如何限制一個大國的操縱空間。儘管現實主義不是永久和平的公式，但與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外交政策相比，現實主義指導下的外交政策意味著更少的美國戰爭和更多的外交成就。民族主義的作用使得在國外推行雄心勃勃的政策變得更加沒有必要。簡言之，美國應該學會剋制的美德。
美國遠離自由主義霸權，轉而採取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兩個密切相關的考慮：國際體系未來的結構——用更具體的詞來表述即全球實力分佈；以及自由主義國家在選擇外交政策時擁有的力量或自由度。
一個強大的國家只能在單極體系中追求自由主義霸權，因為在這一體系中它不必擔心來自其他大國的威脅。另一方面，當世界是兩極或多極的時候，大國別無選擇，只能按照現實主義的指令行事，因為存在相互競爭的大國。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單極狀態正在走向終結，主要是因為中國令人敬畏的崛起。如果是這樣，美國決策者將不得不放棄自由主義霸權。但是，存在一個嚴峻的消極面：美國將不得不與潛在對手展開競爭。
也許中國會遇到嚴重的經濟問題，經濟增長會急劇放緩，在這種情況下，體系仍將會維持單極狀態。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么美國很難放棄自由主義霸權。十字軍的衝動深深植根於自由民主國家，尤其是他們的精英階層，他們很難不試圖以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換言之，當自由主義政權有機會擁抱自由主義霸權時，它幾乎沒有任何能動性。然而，一旦明確自由主義霸權會導致一個又一個的政策失敗，我們也許有理由希望，自由主義單極會明智地放棄這一有缺陷的戰略，轉而採取基於現實主義和對民族主義正確理解的更為剋制的戰略。國家有時的確會從它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在國外推行自由主義是愚蠢的
正如我在本書開篇所強調的，我相信自由民主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它並不完美，但它遠勝於對手。然而，在國際政治領域，自由主義是無休止的麻煩的根源。擁抱自由主義霸權的強大國家總是在國內外陷入嚴重的麻煩。此外，它們通常會傷害其他國家，包括那些它們尋求幫助的國家。與西方傳統智慧相反，自由主義不是國家間和平的力量。儘管它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有許多優點，但它是一種糟糕的外交政策指南。
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自由主義的核心是一種激進主義的心態。認為所有人都有一套不可剝奪的權利，保護這些權利應凌駕於其他關切之上，這種信念為自由主義國家在其他國家經常侵犯其公民權利時進行干預提供了強有力動機。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根據定義，非自由主義國家與其人民處於戰爭狀態。這種邏輯促使自由主義國家傾向於使用武力，將獨裁政體轉變為自由民主政體，這不僅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確保在這些國家個人權利不再被侵犯，而且因為他們相信自由民主國家不會相互打仗。因此，維護人權和實現世界和平的關鍵是建立一個完全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自由主義也呼籲建立國際制度、培育開放的國際經濟，以及其他被認為有利於實現和平的措施。
但是，自由主義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應該阻止自由民主國家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當然也要阻止它們入侵。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人們不可能在第一原理上達成普世共識，因此個人應該儘可能自由地自己決定何謂美好生活，並據此去過自己的生活。這一基本信念是自由主義高度強調寬容的原因，它涉及對其他人思考和行動的權利的尊重，儘管其方式可能被人認為是錯誤的。
有人可能認為，這一基本邏輯也適用於國際政治，因此，傾向於讓自由主義國家遠離其他國家的內政。在這一方面，自由主義國家甚至應該尊重非自由主義國家的主權。但是，自由主義國家並不是這樣做的，主要是因為它們確實認為自己瞭解何謂美好生活，儘管它們不承認甚至可能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自由主義實際上主張，應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和維護自由主義國家，因為在一個非自由主義國家之下，個人權利不可能享有自由主義賦予它們的突出地位以及自由主義國家所提供的保護。事實上，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對何謂美好生活有一個普世有效和持久的洞察：擁有一個保障所有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的自由主義國家。考慮到這種信念，強大的自由主義國家在國外採取高度的干預主義政策這並不令人驚訝。
然而，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國家卻遇到了嚴重的麻煩。一個原因是，大多數國家對個人權利的支援並不堅定，這意味著將威權國家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通常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最終也與民族主義和均勢政治相沖突。當發生衝突時，自由主義敵不過這兩種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比自由主義更符合人性。民族主義是一種非常有影響力的政治意識形態，它比自由主義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國際體系由民族國家組成，而不是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這並非偶然。此外，主導這一體系的大國通常遵循現實主義原則，這給輸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國家帶來了嚴峻問題。
簡言之，自由主義是強國在世界舞臺上活動的傻瓜指南。對美國而言，拋棄對其不利的自由主義霸權，在國外奉行更加剋制的政策，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實際上，這意味著美國的決策者應該擁抱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與剋制
大多數國際政治的研究者將現實主義與競爭和衝突聯絡起來。當然，這也是現實主義在自由主義社會中不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現實主義也因為認為戰爭是一種合法的治國方略而不受歡迎，它既可以用來維持均勢，也可以用一種有利的方式改變均勢。現實政治的擁護者輕視國家間合作的可能，因為他們認為國家必須為自己的安全提供保障，因為國家身處於一個沒有更高權威保護它們的世界之中。為了使它們的生存可能最大化，這些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爭奪權力，這可能是殘酷而又血腥的。現實主義並不激勵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儘管如此，現實主義者通常不如自由主義者好戰，後者強烈傾向於使用武力來促進國際和平，即使他們否認戰爭是一種合法的治國方略。這一點可以通過瓦萊麗·莫克維尤斯（valeriemorkevicˇius）在比較兩種理論體系時所作的觀察來說明：大多數現實主義者反對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而美國最著名的三位正義戰爭理論家——讓·埃爾施坦（jeanelshtain）、詹姆斯·特納·約翰遜（jamesturnerjohnson）和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walzer）——「更積極地看待這場戰爭」。她得出的結論是：「傳統觀點認為，現實主義者對訴諸戰爭的支援超過正義戰爭理論家。我認為恰恰相反：正義戰爭理論比現實主義產生更多的好戰傾向。」
許多現實主義者實際上認為，如果國家按照均勢的邏輯行事，那么大國之間幾乎不會發生任何戰爭。這些「防禦性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體系結構通常會懲罰侵略者，而對戰爭的推動通常來自國內政治力量。換言之，大國往往出於非現實主義的原因參戰。這種觀點在查爾斯·格拉澤（charlesglaser）的重要文章《現實主義者是樂觀主義者》的標題中很好地體現了出來。其他著名的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包括傑克·斯奈德（jacksyd-ner）、斯蒂芬·範·埃弗拉，甚至是肯尼思·華爾茲，有時都被錯誤地說成他們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導致國家採取侵略性行動以獲得權力。另外兩位現實主義者——塞巴斯蒂安·羅薩託和約翰·舒斯勒（johnschuessler）——主張美國採取現實主義外交政策，他們稱之為「沒有戰爭的安全秘訣」。
歷史學家馬克·特拉亨伯格（marctrachtenberg）從一個防禦性現實主義者的角度看待世界，他明確地認為，遵循現實主義的指令會導致一個相對和平的世界，而按照他所說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行事則會導致無盡的麻煩。他對歷史的解讀告訴他，「只有當國家未能以一種從權力政治角度來講是合理的方式行事時，才會產生嚴重的麻煩」。當國家「在道德、帝國主義或意識形態事業上揮霍權力時」，衝突才會發生。他認為，「現實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和平理論，並且承認它是和平理論是重要的」。總之，「權力並非不穩定的」。
我不同意這種樂觀的現實主義理解。國際體系結構往往迫使大國進行激烈的安全競爭，有時甚至發動戰爭。國際政治是一個骯髒和野蠻的行業，不僅僅是因為誤導性的自由主義思想或其他惡意的國內政治力量影響著國家的外交政策。大國偶爾會出於明智的現實主義原因發動戰爭。
然而，即使各國按照我對現實主義的更苛刻理解行事，它們可能也比遵循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少打國際戰爭。為什么像我這樣頑固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比自由主義者更不可能主張戰爭？原因有三點。第一，由於在現實主義指令下行動的大國主要關心的是最大限度地擴大其全球權力份額，它們應該只願意在少數幾個地區冒險發動戰爭。這些地方包括大國自己鄰近的和遙遠的地區，它們要么是另一個大國的家園，要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資源所在地。對於美國而言，西半球以外的三個地區如今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重要性：歐洲和東亞，因為這是其他大國的所在地；波斯灣，因為它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資源的主要產地。
這意味著美國不應在非洲、中亞或波斯灣以外的中東地區打仗。例如，在冷戰期間，現實主義者主張，美國的決策者應該避免在「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進行戰爭，因為那裡都是一些沒什么戰略意義的小國。幾乎每一個現實主義者都反對越南戰爭，因為越南的命運對全球實力對比幾乎沒有戰略影響。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傾向於把世界上的每個地區都視為一個潛在的戰場，因為他們致力於在每個地方保護人權，廣泛地傳播自由民主。他們自然更願意和平地實現這些目標，但他們通常願意在必要時支援使用軍事力量。簡言之，儘管現實主義者對他們願意使用武力的地方有嚴格的限制，但自由主義者卻沒有這樣的限制。對他們來說，切身利益無處不在。
第二，現實主義者傾向於對使用武力甚至是威脅使用武力保持謹慎，因為他們認識到均勢邏輯將迫使其他國家遏制侵略者，即使它們是自由民主國家。當然，制衡並不總是有效，這就是為什么戰爭有時會發生的原因。大國對它們的安全格外警惕，當它們感到威脅時，總是會採取措施保護自己。這種謹慎解釋了為什么俄羅斯領導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執著地反對北約擴大，以及為什么大多數美國現實主義者也反對北約擴大。然而，在21世紀，自由主義者傾向於忽視均勢的邏輯。這種思想促使自由主義者在使用軍事力量方面比現實主義者更加缺乏剋制。
第三，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實主義者是克勞塞維茨派，他們明白開戰會給一個國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些後果有時是災難性的。事實上，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領會到這一基本的生活事實，因為他們仔細研究戰爭，瞭解到領導人有時會對戰爭的結果感到驚訝。事實上，很難確定一場戰爭會如何結束，這使得現實主義者對發動戰爭持謹慎態度，但這並不是說戰爭永遠都沒有意義。有時，亮劍勢在必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在思想層次上通常不是嚴肅的戰爭研究者，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傾向於把戰爭當作一種常規的治國方略。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不太可能出現在他們的閱讀清單上。因此，他們往往不瞭解戰爭的複雜性及其不受歡迎的結果的可能性。
很明顯，現實主義不是和平的秘訣。這一理論描繪了一個戰爭的可能性是曲折的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世界。此外，現實主義要求美國應努力保持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地位。它應該在西半球維持霸權，確保沒有其他大國主導其所在地區，從而成為勢均力敵的對手。然而，基於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可能比基於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更不好戰。
最後，正確理解民族主義如何約束大國，特別是如何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中約束大國，為美國採取剋制政策提供了進一步的理由。對美國決策者在冷戰期間如何思考與小國互動的簡要分析表明，他們不僅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如何制約著華盛頓干預其他國家的能力，而且也不理解這種主義為何對美國有利。如果美國必須再次進行冷戰，或者在未來必須進行類似的安全競爭，那么以一種明顯不同的方式尋求遏制會更合理。
民族主義與剋制
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領導人擔心誰來統治世界上每個地區的小國。最大的擔心是，任何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都會在鄰國推行共產主義，而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其他國家效仿。當然，蘇聯在這一敘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作為一個致力於通過共產國際等機構在全球傳播共產主義的大國，這被認為是一項相對容易的任務。共產主義是一種具有廣泛吸引力的普世主義意識形態。有了蘇聯的支援，越來越多的國家會加入這股潮流，直到某一時刻莫斯科會主導國際體系。這種現象被稱為多米諾理論。
美國對這種感知到的威脅的反應是盡一切可能阻止小國「倒向共產主義」。華盛頓幾乎干預了所有在政治上表現出「左轉」跡象的國家的政治，這使得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艱鉅的社會工程。在實踐中，這種路徑意味著：（1）向友好的政府提供資金、武器和其他資源，支援它們掌權；（2）對感知到的敵對勢力發動政變，包括民選的統治者在內；（3）直接用美國軍隊進行干預。
這一戰略註定失敗。在任何國家開展社會工程，即使是在自己的國家，都非常困難。問題多樣而又複雜，抵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總是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其中有一些是糟糕的。如果從外部強加社會工程，這項任務會更為艱鉅，因為民族主義一直存在，它使得當地人民想在不受外國人干預其政治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因為干預勢力幾乎不瞭解物件國的文化和政治，這些干預也會失敗。在很多情況下，外國人甚至不會說當地語言。當一個國家試圖利用軍事力量改變另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格局時，問題就更為嚴重了，正如美國在冷戰期間曾在越南遭遇這個問題，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新遭遇。隨之而來的暴力將使入侵國看起來像是壓迫者，進一步使其促進積極變革的努力複雜化。
這並不是否認冷戰期間美國有時對小國的政治實施了成功干涉。但是，即便是這些成功案例中的一些也讓美國領導人心神不寧。比如，1953年伊朗的政變使沙赫重新掌權，這讓美國在大約25年時間裡擁有一位重要盟友。但是，1979年沙赫倒臺，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上臺，破壞了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對1953年政變的記憶在60多年後的今天繼續破壞著兩國關係。而那是一項成功之舉！正如林賽·奧羅克（lindseyo'rourke）所表明的，美國的大多數政變嘗試甚至沒有達到它們的短期目標。美國的干涉措施也被證明對物件國而言是代價高昂的。在冷戰期間，被美國及其盟國殺害的他國公民數量驚人。
最糟糕的是，這些干涉是不必要的。多米諾理論沒有描述任何嚴重的威脅：它假定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普世主義意識形態會主導當地的認同和自決的渴望。但事實並非如此。多米諾理論的支援者未能理解民族主義是一種比共產主義強大得多的意識形態，就像它比自由主義強大得多一樣。民族主義關係到自決。各民族都想控制自己的命運，在主權問題上，它們的政治領導人是令人羨慕的神。他們想做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事情，而不是被其他國家，甚至是那些與他們有共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所左右。在冷戰期間，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對莫斯科的命令深惡痛絕，這並不令人驚訝。中國也是如此。蘇聯解體也並非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烏克蘭人、亞塞拜然人、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愛沙尼亞人和許多其他人都希望獲得獨立。小國可能會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除非符合它們的利益，否則會抵制大國的影響——有時是符合利益的，但大多數情況下並非如此。「傀儡國家」在名義上比在現實中更常見。
美國高度介入小國事務的冷戰政策完全是錯誤的戰略。與其試圖控制它們的政治取向，華盛頓應該採取放手不管的政策。一國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取向對於與他們展開合作或反對他們而言沒有多大影響。重要的是雙方的利益是否一致。在幾乎所有美國苛刻對待小國的冷戰案例中，明智的戰略是不對誰掌權施加影響，而是集中精力與掌權者合作以促進美國的利益。面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一戰略本來有可能完成幾十年來武裝干涉所不能完成的任務：讓民眾的態度轉向支援美國。
簡言之，在冷戰期間，美國應該更開放地尋求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正如有時與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友好是有道理的一樣。事實上，在冷戰期間，華盛頓確實與一些共產主義國家有著良好的關係，因為這對雙方相處具有良好的戰略意義。中美關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和共產主義中國在冷戰的頭20多年裡一直處於強烈的對抗狀態，但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生了變化，主要是中蘇分裂的結果，這意味著北京和華盛頓都對蘇聯懷有敵意，由此得以聯合起來。美國最終與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合作良好，但這個國家在早些時候被認為是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