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朱熹在治學上是有一套辦法的，尤其他重點拈出儒生八要中的「格物致知」作為個人修身、治學的核心方法，對近千年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十分巨大，以至於後來曾國藩辦洋務運動時學習西方科技的研習所就起名叫「格致局」。
但中國哲學中的格物致知和西方的科學研究到底有沒有區別呢？如果有的話，區別在哪兒呢？王陽明受教於婁諒後著名的格物表現，就可以算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婁諒太厲害了，幾句話就點醒了王陽明。王陽明帶著媳婦回到老家後，立刻收拾起以前那副伶牙俐齒的機靈勁兒，變得不苟言笑起來。因為理學首先強調嚴謹，讓人不苟言笑。
王陽明反思了近一年來的所學、所思、所獲，發現去南昌娶親確實是改變他人生的關鍵。這倒不是因為他終於娶了老婆，而是在娶老婆回來的路上遇到了婁諒。王華要知道兒子這樣想，估計也會感慨「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事實上，命運確實神奇。王陽明年輕時除隨父至京讀書外，主要去的地方就是南昌，而他後來平寧王之亂，寧王朱宸濠的老巢就在南昌；曾國藩年輕時科舉落榜，主要遊歷的地方是南京，而他後來最大的對手洪秀全就定都南京。王陽明與曾國藩少年的經歷都和他們後來的功業隱約呼應，這大概就是命運神奇的地方。當然，這時候的王陽明還意識不到南昌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只意識到婁諒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而婁諒的孫女還嫁給了寧王朱宸濠成為寧王妃，最終跟王陽明的命運糾纏在一起，這也真讓人感慨唏噓了。
王陽明反思過後，就找出程朱理學的書認真鑽研。別人讀朱熹的書是為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是為了應付科舉，王陽明卻真是向裡狠鑽，一頭扎進理學的池子裡，仔細研讀體悟。光讀書不行啊，婁諒說了關鍵還是要格物致知，於是，名垂史冊的「陽明格竹」開始隆重上演。
有一天，王陽明和一位姓錢的同學在一起討論理學的成聖之道，王陽明說既然朱夫子說唯一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那我們就來格物吧。
那麼，格什麼呢？
王陽明家最多的就是竹子，他的爺爺王倫有魏晉名士之風，一輩子只好讀書，卻不肯應試做官，是真正的「白衣秀士」。據說他讀書之餘，最大的愛好就是竹子。明人為他做的傳裡稱他：「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詠其間。……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魏瀚《竹軒先生傳》）
因此，王陽明要格物，首選即格竹。
那位姓錢的同學自告奮勇，說「我先來」。於是他一頭扎進了竹林，坐在一根竹子面前，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看。
這樣鍥而不捨地看了三天，錢同學實在頂不住了，眼前突然不見了竹子，只剩金星亂冒，幾乎一頭栽在竹林裡。他對王陽明說：「朱夫子的格物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不行了，你繼續。」
王陽明確實不像錢同學這麼沒用，他攢足了全身的勁兒，挖掘出十二分的潛力，在竹林裡一坐就是七天，除了吃飯之外，他把所有的精氣神都用在了眼前的竹子上。
有人可能會問，王陽明怎麼能比那位錢同學多堅持這麼長時間？是他的體質比別人強很多嗎？
其實不然，王陽明之所以能比他的同學多堅持一倍多的時間，是因為他把這次的格竹當成學會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關鍵，而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又是他成為聖人的關鍵，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在了這次的格竹試驗上。
可是就算全身心投入，並挖掘出身體所有的潛能來，但結果王陽明還是跟他的同學一樣，到了第七天的時候，除了心頭一片茫然之外，一無所獲。最後他的眼前出現了幻覺，好像所有的竹子都在嘲笑他，它們在說：「我們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也格不出來，真沒用！」王陽明心中憤怒地反駁：「你們根本就沒道理，讓我怎麼格？」
一陣急火攻心，王陽明張口一陣狂咳，咳出的痰中竟有血絲。王陽明再也堅持不住，體力透支殆盡，一下暈了過去。
這就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格物實踐——陽明格竹。
另闢蹊徑
這場失敗的陽明格竹至少帶來了三個結果。
第一，它直接影響了王陽明的健康狀況。
學術界普遍認為王陽明最後是死於肺病，雖然南懷瑾先生懷疑王陽明死於煉外丹而中毒，但王陽明早年有服食外丹的經歷不假，可中年之後他就不再相信這一點了，尤其是晚年他給友人的信和贈詩裡，多次明確提到「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王陽明《贈陽伯》），說明服食道家外丹中毒之說不確。
那王陽明年輕時為何要求金丹以養生呢？原因就是鐵柱宮裡的老道士說他有病，他不怒反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確實從小就有病。有什麼病呢？其實就是肺病。
明代的多種史料裡都提到王陽明出生時晚產了很長時間，像錢德洪的《陽明先生年譜》裡甚至說「太夫人鄭娠十四月」，這是說他媽媽懷了他十四個月才生下他。這有些匪夷所思了，可能不無誇大，但王陽明確實應該是個晚產兒。晚產兒最易得的病就是肺炎、哮喘等呼吸系統疾病。而且這種病對於青少年來說往往會成為頑疾，王陽明在身有舊疾的基礎上，坐在竹林裡七日格竹，最終精神耗盡，大病一場，這場大病還徹底引發了他自出生以來就罹患的肺病和哮喘。
尤其是江南的竹林，潮溼而陰暗，王陽明可能本身就肺陽、肺陰不調，現在在潮溼陰暗的竹林裡硬撐了七天下來，估計傷了肺陽之根本，繼而又傷肺陰，最終陰陽嚴重失衡，導致他一生都為肺病所困。
當然，還有一點很關鍵，也就是「陽明格竹」引發這場大病的時間。
關於陽明格竹的時間共有三種說法。錢德洪的《陽明先生年譜》有兩個版本。一個叫隆慶本，隆慶朝的版本。說王陽明格竹應該發生在他二十一歲。另一個是崇禎本，則說陽明格竹應該發生在他十八歲的時候。還有學者考證，這件事應該發生在他十七歲的時候，而且還是去南昌娶親之前。學術界較為主流的說法，認為二十一歲這個說法不太可信，而十七或者十八歲這個時期較為可信。也就是1489年到1491年之間。那不論十七歲還是十八歲，總之就是在王陽明新婚前後。
新婚前後這個時間點很關鍵。新婚而行男女之歡，動腎陽、腎陰之根本。而中醫裡認為肺屬金，腎屬水，所謂金水相生，故有肺腎相生之說。總之，新婚前後陽明因格竹而導致肺病爆發，對他一生的健康影響都是十分巨大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王陽明的畫像也好，外貌描述也好，都是十分清癯消瘦的，基本上可以證明他一生都為疾病所困。明白了這一點，再看他所取得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便更覺他的不易與偉大。
第二，它直接導致了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的全面懷疑，成為王陽明最終棄理學而開創陽明心學的一個早期的誘因。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一樣，程朱理學作為明王朝的官學，在當時的思想領域佔有絕對的統治地位。而王陽明想成為聖人的理想在那個時代環境裡，別無他途，只能求諸理學。而格物致知又是朱熹確定的唯一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手段與途徑。這條路走不通的話，通過理學成聖的路也同樣就走不通了。王陽明全身心投入，甚至挖掘自己的潛能，不惜以身體健康為代價去格竹，就是想孤注一擲，打通成聖竅要，希望天塹變通途。
可是，這條天塹為什麼變不了通途呢？也就是說，王陽明為什麼格竹失敗呢？這就要說到理學在方法論上的先天缺陷了。
因為朱熹強調格物致知，才有了陽明格竹，這事大約發生在1490年前後。整整一百年後，在歐洲的一個叫比薩的城市，二十五歲的伽利略拿了兩個大鐵球爬到了一個很斜的斜塔上，把兩個鐵球扔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比薩斜塔試驗。這場試驗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一個是物理學的結果，證明了一千多年來亞里士多德有關重力定律的論述是錯誤的；另一個則是人類文明史的結果，現代文明誕生的兩大支柱之一的實驗主義科學就此誕生。
把陽明格竹和伽利略格球放在一起比較，我們甚至可以回答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即華夏文明可以引領人類文明長達數千年，為什麼現代工業文明與科技革命卻沒有產生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為什麼沒能出現伽利略、牛頓和開普勒？
陽明格竹與伽利略「格球」的區別到底在哪裡呢？
按照朱熹理學的方法，所謂格物就是通過對事物的觀察以明悟該事物中所含的道理，這個道理應該是與最終的大道，也就是「天理」相通的。這樣積累了各種事物的道理，最終就明悟了天理。反過來再從天理迴歸各個事物，自然「理一分殊」，事物也就看得透徹了。這其實就是哲學上的歸納與演繹，本身倒也是科學的方法論。
可是這一切所仰仗的手段只有兩個字：觀察。
而伽利略通過格球所開闢的實驗主義科學所仰仗的主要手段也只有兩個字：實驗。
雖然宋明理學講觀察，但是這個觀察後來也變味了，本來很有科學精神在裡頭，因為格物是手段，致知才是目的。而理學只講究觀察，靠觀察格物，然後明白事物的道理。可是，僅僅是觀察，最後所領悟到的就極有可能只是想當然。再加上功利性越來越強，所謂的格物就變成了一個表面功夫、花架子。在功利目的的驅使下，想當然的成分就越來越大。所以，雖然格物是為了致知，因為要致知，格物就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的東西。
王陽明按照宋明理學一脈相承的路子，就坐在竹林裡面對著竹子死看；不用說是隻看七天，就是看一百年也看不出什麼來。按照西方的實驗主義科學，如果要找到竹子的道理，就應該把竹子砍一段下來，去做實驗，去做解剖。物理、物理，事物的道理是要實驗、要解剖的。可見，根本不是王陽明格竹失敗，而是理學的這種所謂格物致知已經徒有其表，是這種方法本身有問題。
王陽明沒有料到，有時也未必能置之死地後生。七日格竹，大病一場，還留下一生的健康隱患，以至於王陽明也清醒地認識到，他此後再也沒有資本像這次格竹一樣折騰了。所以，對王陽明來說，此路已經是完全不通了。
此路不通，當然就要另闢蹊徑。
王陽明當時雖然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但他對他的同學也感慨說：「聖人的方法，看來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明瞭的。」這種感慨裡有失望，也隱約有了懷疑。這樣一顆懷疑的種子在心底種下了，很快就會在現實的風雨裡萌芽而生長。
「陽明格竹」事件之所以在哲學史上特別重要，就是因為此路不通，必須另闢蹊徑，王陽明就此對理學產生了懷疑，最終超越理學，開創了陽明心學。
第三，它使得王陽明在對理學的懷疑中，選擇先行獲取成聖的平臺，即精研詞章之學，應對科舉考試。
別人讀程朱理學，是直接為了科舉考試；王陽明讀理學的書，卻是為了他心目中的第一等事成聖人。可此路不通的情況下，這時候婚也結了、竹也格了的王陽明發現父親王華所說的平臺的作用，還是極具現實性的。於是，他一方面繼續研讀理學著作，一方面分心詞章之學，練練八股文什麼的，以應付科舉考試。
以王陽明的天分，只要對考試稍加用心、稍加關注，便不可限量。在當年的鄉試中，他順利考中了舉人。和他同一年考中的還有兩個浙江人，一個叫孫燧，一個叫胡世寧。在後來的寧王朱宸濠的叛亂中，孫燧為之忠義死難，胡世寧為之直諫下獄，而王陽明最終率兵平亂。三個男人也是一臺戲，他們的命運從鄉試開始就隱約地聯絡在了一起。
王陽明鄉試過關，最開心的是他的父親。王華看兒子天資聰穎，卻總是不務正業，別提多著急了。現在兒子終於改弦更張，走上他當年走的正路上來了，王華當然高興，特別期待兒子能再續他當年的輝煌。
可是接下來的會試，王陽明卻落榜了。王陽明實際上不以為意，但王華卻以為對兒子來說這會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為了安撫他兒子那顆好不容易走上科舉正道的弱小心靈，王華還有意無意帶兒子參加各種社交場合。
《陽明先生年譜》裡記載說，一次聚會上，王華的朋友、內閣大學士李東陽開玩笑說：「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年輕的王陽明居然也不推讓，當眾「懸筆立就」，立刻應題寫了篇《來科狀元賦》。眾人傳閱，嘖嘖稱奇，「諸老驚曰：天才！天才！」可是，表面上為你點讚的人也未必真心服你，這其中就有某些朝廷大員，「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為忌者所抑」。
說白了，就是有人看了王陽明天才的一面之後羨慕嫉妒恨，故弄手腳，結果王陽明又落榜了。在唯有科舉定終身的封建社會，連連落榜算是一個讀書人最大的黴運了。張榜時看到自己名落孫山，有人為之捶胸頓足，甚至有人為之輕生而尋死覓活。同樣有落榜的同學來安慰王陽明，王陽明卻雲淡風輕地說：「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可見，王陽明真沒把人人看重的科舉應試當成人生第一等事。他之所以致力於科舉，一方面固然是成聖之路需要「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平臺，另一方面也是他格竹失敗，即理學成聖之路走不通之後的注意力轉移。
其實，不光是詞章之學以應科舉，王陽明一生中興趣一再轉移，正如知己湛若水為其撰寫的墓誌銘所總結的，王陽明「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兵家、道家、仙家、佛家，甚至程朱理學，其實都是王陽明欲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即做聖人的努力與嘗試。在這種努力與嘗試中，他漸漸形成了海納百川、兼收幷蓄的胸襟，也漸漸對各種學說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認識。
其實，人就是在這一過程中成長起來、豐富起來、深刻起來的。王陽明對理學及各種學說之利弊已經漸漸有了自己的認識，但這種認識還需要一種生活的磨礪，才能使之昇華。
對王陽明來說，這種磨礪並不能從落榜這種一般人認為的生活坎坷中來，因為這種小小的榮辱王陽明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與一般人剛好相反，他的磨礪最後恰恰是從考中進士的命運中來。因為當他終於考中進士，終於「學而優則仕」地站到了他父親希望他擁有的那個平臺之上的時候，他才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機和陷阱。而這場磨難，可以讓他此前所有的學習、思想、追求與迷惑得以昇華。
這個最大的危機與陷阱，究竟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