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會回答問題，或是會顧左右而言他；他只會胡言亂語，用大腳趾蹭著地面，發著抖，面無血色，用手指揉搓著髮根。
——《一個騙子的畫像》（citeprofileofaliar/cite），西元前900年
如果有人問我，我是否受過騙，我會實話實說：我也不知道。我從未向龐氏騙局投過資，也沒有被不可能贏的三牌賭局騙過錢——這些我知道。當然，我也上過一些小當，但這些謊言算不算成熟的騙局還有待商榷。但關鍵在於，最好的騙局是不會被發現的。我們受騙而不自知，只怪自己運氣不好，於是白白蒙受損失。
魔術師通常不願兩次表演同樣的戲法。一旦不再感到驚訝，觀眾就會有餘力去注意其他事情，也就更容易識破詭計了。但最棒的手法是可以無數次重複的。這些手法被打磨得圓潤成熟，根本沒有破綻可循。著名魔術師，同時也是騙局揭秘高手的哈里·胡迪尼（harryhoudini）曾誇口說，他只要看過任何魔術三次，就一定能拆穿其手法。但據說，有一天晚上在芝加哥的大北方酒店（greatnorthernhotel），他的一位同行、魔術師戴·弗農（daivernon）向他展示了一個紙牌魔術。弗農從一疊紙牌的頂部拿起一張牌，並請胡迪尼在牌的角落寫上了他的姓名縮寫「」。隨後，弗農把這張牌插入那疊紙牌的中部，隨後打了個響指。奇蹟出現了，胡迪尼簽名的紙牌跑到了最上面。正如這個魔術的名字所示，這張紙牌是一張「雄心之牌」，無論你把它插進哪裡，它總能回到最上面來。弗農重複了7次，胡迪尼7次都沒看出門道。真正高明的手法是不需要隱藏的。（這個魔術靠的是嫻熟的手上技巧，現在有經驗的魔術師基本都掌握了這種手法，但在當時還是非常新奇的。）
對騙局來說，同樣的法則仍然適用。最高明的欺詐遊戲是不會被拆穿的。或者像德馬拉的騙局那樣，雖然被察覺了，但受害者羞於聲張。假設胡迪尼和弗農的故事發生在不那么公開的場合，如果胡迪尼對他不能識破弗農手法的事保持沉默，我是不會感到驚訝的。實際上，一個人反覆落入同樣的圈套並不稀奇。一位名叫詹姆斯·富蘭克林·諾夫利特（jamesfranklinnorfleet）的得克薩斯州農場主先被騙了2萬美元，不久以後又被同樣的一幫人以同樣的手法騙走了2.5萬美元，他從未意識到第一次是個騙局。我們之後還會看到他的故事。大衛·毛雷爾也講過一個故事：一個人成了一起著名電報騙局（騙子謊稱能在播報比賽結果前數秒鐘提前獲知結果，可以讓下注者穩贏）的受害者。多年之後，他在街上看到了那群騙子，向他們跑過去。騙子們的心一沉，覺得他一定會去告發他們。結果完全不是這樣。他跑去問他們能否再讓他下一次注。他確信這次自己一定會時來運轉。那些騙子興高采烈地同意了。
伯尼·麥道夫（berniemadoff）行騙至少20年而未被察覺。騙局破產時，他已達70高齡。如果他在被抓住之前就死了怎么辦？不難想象，只要新的投資人不斷加入，受害者就不會識破騙局。
2007年6月，《石板》（citeslate/cite）雜誌的記者賈斯汀·彼得斯（justinpeters）打算想個辦法，買到去義大利的低價機票。他手頭很緊，但仍然很想去國外休息幾個月。然後他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打算從有意出售航空里程的人手裡買點裡程，然後用這些里程來獲得優惠。他立即上網搜尋，看是否有人願意出售里程。他運氣不錯，很快就找到了一個名叫克里斯·漢森的人。這名飛行員手裡有大量里程數，放在網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出售。彼得斯很快就在他的帖子下面做出了回覆——千萬不能讓他人搶先一步。他們通了電話。漢森機長聽上去博學多聞，親切友好。「我們的對話使我相信，他是誠實可靠的。」彼得斯後來寫道。兩人很快達成了交易：650美元，10萬英里，用貝寶（paypal）支付。就這么簡單。
然而，貝寶拒絕了交易申請。彼得斯想，這可真奇怪。他向漢森發郵件說明了錯誤情況，但機長卻沒有回應。
彼得斯著急了。他預定的行程日期近在眼前，但他仍然沒買到機票。於是他又開始了搜尋。他找到了弗蘭克·波爾加，待售里程賣家。波爾加很快回復了他的請求，還在回信中附上了駕照的照片。他證明自己確實真有其人，並不是什么騙子。通過電話後——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談」——兩人開始交易了。在綠點卡（greendotcard）裡存上700美元，里程就是彼得斯的了。（綠點卡是騙子的最愛，這是一種禮品卡，隨便在美國任何一個超市或是便利店都能買到。這種卡可以進行充值，任何知道賬戶的人都能使用卡上的額度。用這種方式轉賬可以省卻電匯的麻煩。）
四天過去了，里程還沒到賬。彼得斯終於明白，自己可能上當了。但就在這時，失聯的飛行員又出現了。他解釋說自己出國了，無法收發電子郵件。但他還留著給彼得斯的里程。妥了，彼得斯當然還要——特別是在遭受了冷酷無情的詐騙之後。他向漢森傾訴了自己的遭遇，漢森對此深表同情。網際網路上真是危機重重。為了讓彼得斯安心，漢森還給他寄去了一份合同。他是誠實可靠的，彼得斯早就知道了。
貝寶還是不能用，彼得斯把說好的650美元電匯了過去。
故事講到這裡，除了彼得斯，人人都明白結局會怎樣。三天過去了，里程還沒到。四天，五天，六天過去了。沒有里程，也沒有郵件。彼得斯在一週內被同樣的手法騙了兩次。在這起案例中，有清楚的證據證明那是個騙局：沒有里程。但在涉及機率的情況，像炒股、押注體育比賽或是金融投資中，誰能一口咬定受害者僅僅是不走運呢？
19世紀的美國馬戲團經理人p.t.巴納姆（p.t.barnum）也許從未說過「每分鐘都有一個白痴出生」這種話（他很可能真沒說過），但在20世紀早期的騙子中確實流傳著另一句箴言：「每分鐘都有一個白痴出生，還有一個人去修理他們，一個人去敲打他們。」總有坑等著人去跳，也總有人掉進坑裡。
誰是受害者，誰又是騙子？這個世界上的伯尼·麥道夫與漢森機長都是什么樣的人？諾夫利特和彼得斯這樣的人又有什么共同的內在特點？是否有典型的騙子——與典型的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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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街18號是一座小小的、僅有兩扇窗寬的奶油色房子，牆上有藍白相間的百葉窗。嫩草從房子周圍的水泥石板中冒出芽來。一個小小的藍色與奶油色相間的車庫，外牆上固定著一個籃球筐。這就是一位偽裝大師居住過的地方，儘管他會盡力讓你忘掉這一點。
費迪南德·沃爾多·德馬拉二世——我們的老朋友，朝鮮戰場上的海軍軍醫西爾醫生——於1921年12月12日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他是當地一個富裕家庭的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男孩。他的母親瑪麗·麥克奈利來自馬薩諸塞州薩勒姆，是在最嚴格的愛爾蘭天主教家庭中長大的。他的父親老費迪南德是法裔加拿大人，也是南下美國的第一代移民。他來美國尋找財富，到小弗雷德出生時，他已經在電影業挖到了第一桶金。開始時，他只是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的一個小小的電影放映員。但幾年以後，他就攢下了足夠的錢，開始夢想能擁有自己的電影院。在勞倫斯，他遇到了一位願意資助他的當地人。不久後，圖米–德馬拉娛樂公司（toomey-demaraamusementcompany）的第一家電影院——皇宮電影院就開業了。這家影院大獲成功，老弗雷德似乎天生就是成功人士。後來，德馬拉的母親回憶說，他是「少有的那種拄著手杖、穿著鞋套還不像個白痴的人」。
弗雷德可並非出生在國家大街上那所簡陋的房子裡。他出生於時髦的傑克遜大街。他在艾米麗·g.韋瑟比學校的同學大多是磨坊工人之子，他因而顯得與眾不同。他比他人在社會階層上高出一頭，在身高上也一樣。那時他就是個大個子了。
弗雷德並不特別受人歡迎，因為他總擺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樣子。但他也沒有特別招人討厭，直到有一天，一個男孩認為他去向老師打了小報告。「我們會在午飯時逮住你。」這名男孩和一個新成立的小幫派對他保證。弗雷德在課間休息時迅速回了家。但在午飯前，他又回到了學校。被那些男孩包圍後，他掏出了一把決鬥用的手槍。「我要把你的腸子打出來。」他威脅道。後來老師從他的書包裡又發現了兩把槍。弗雷德被停學了。
他的行為很快就變得更加難以控制，於是父母就讓他轉到了一所天主教學校——聖奧古斯汀學校。正是在這裡，他收斂了直接的暴力，改用了一種更加狡猾的行為方式。
聖奧古斯汀學校有一項情人節傳統活動。每個八年級學生都要給一名七年級的男孩準備一份小禮物。這是個簡單的、儀式性的交換活動，象徵著八年級生的成熟轉變。然而，弗雷德上到八年級時，他家的財務狀況開始急轉直下。在他11歲生日後不久，圖米–德馬拉娛樂公司就倒閉了。再見了，傑克遜大街。取而代之的是市郊的一所老舊的住房。國家大街。
德馬拉無論如何也不想受窮。「耶穌基督，聖母瑪利亞啊，」他祈禱道，「請不要讓我們變窮。如果你實現了我的願望，我這輩子每晚都會念一遍《玫瑰經》。」但他的祈禱沒有得到回應。
在那個2月的清晨，德馬拉想要一鳴驚人，讓這些窮苦的天主教孩子看看真正的紳士是什么樣的。於是，他來到了傑克遜大街上的麵包和糖果店。這裡距離他以前的家不遠。他知道，他家在店裡還能記賬。他訂購了最大的心形禮盒，裝滿巧克力，讓店員在3點鐘準時送到學校去。
結果禮盒沒來。也許是訂單被弄丟了，也許是店主懷疑德馬拉家已經付不起賬。不管原因是什么，如果還有比貧窮更讓德馬拉痛恨的，那就是被人稱為「大話精」的恥辱。他誇口說要帶來學校有史以來最大的禮物，但最後卻兩手空空。他發誓要挽回局面，怒氣衝衝地回到了店裡。這次，他不僅訂了大禮盒，還為同年級的每個孩子都訂了一份小禮盒。記在他的賬上。
這次沒有搞錯。這孩子有膽量下這么大的訂單，他家裡人當然會為他付賬。他必定後顧無憂，否則不可能如此自信地做出這種事。禮盒很快就送到了。一輛滿載巧克力的大號手推車來到了聖奧古斯汀學校。當然，德馬拉一家是沒有辦法付賬的。
從那時起，直到15歲輟學進入一系列宗教團體為止，弗雷德·德馬拉都被人稱為「糖果屠夫」。也正是在那時，他距離首個完善的騙局已經僅有一步之遙：盜用一個毫不知情的學生的證件，試圖進入海軍服役。
偽裝者的生涯是否是他的命運？他是一個天生的騙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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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術高手都是邪惡之徒，他們心懷鬼胎，毫無道德——真是這樣就好了，這會讓世界變得簡單得多。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壞人，然後就能無憂無慮地生活了。然而，現實卻比這麻煩得多。
在《欺騙是一門精密的科學》（citediddlingconsideredasoneoftheexactsciences/cite）中，埃德加·愛倫·坡（edgarallanpoe）指出了騙子的特點：「謹小慎微、自私自利、不屈不撓、足智多謀、膽大包天、冷漠無情、別出心裁、傲慢無禮還有皮笑肉不笑。」現代心理學尤其贊同其中一點，即冷漠無情。一般來說，人類已經進化成為相互協作的物種。我們互相信任，互相依賴，就算帶著裝滿鈔票的錢包走在街上也不必擔心有陌生人會來行搶，上床睡覺時也十分篤定不會在夢中被人殺害。天長日久，我們的情感也隨之進化，變得支援這種人際關係。我們對他人施以援手，自己也會感到溫暖舒適。反之，如果我們說謊、欺騙或是傷害了他人，自己也會感到恥辱與內疚。當然，我們時不時也會脫離常規，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正派、體面——或者說，表現了冷漠無情的對立面。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關心他人，也知道他人會給予我們相當程度的關心。若非如此，整個社會將分崩離析。
然而，有一種人是例外。有極小的一部分人可能進化成了另一種生物，他們利用他人的善意攫取利益，憑藉著冷漠無情的特質成了騙子。這些人對他人毫不關心，他們對自己造成的痛苦完全無動於衷，只要獲利即可。這其實很合理：如果你身邊的大多數人基本上都正派體面，那么你就可以盡情說謊、欺騙、偷竊，並與他人和平相處。但這隻在少數人採用這種手法的情況下有效——如果人人都這樣做，社會就會自我毀滅，所有人都沒有好下場。只有在少數人具備精心規劃的冷漠無情這種特質時，它才能算作一種生存策略。正如研究反社會行為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阿德里安·瑞恩（adrianraine）所說：「當在社會中佔比重較低時，持續的不道德行為可被理解為一種可選的、有利於進化的策略。阻止不道德行為的情感體驗的缺失，以及對欺騙和擺佈等手段的運用，可以讓一個人在一生中持續行騙而不被發現。」
有一個詞被用來定義這種精心規劃甚至是與生俱來的冷漠無情特質——精神變態（psychopathy），意味著從根本上缺乏對其他人的同情心。這是生物學上對極致的冷漠無情的定義。但是騙子真的符合這種描述嗎？把德馬拉這樣的騙子說成醫學上的精神病真的公平嗎？還是說，他們只不過和我們一樣，只是更加陰險狡詐一些罷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謊言與騙子所設的騙局之間有本質區別嗎？還是說，兩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羅伯特·黑爾的「精神病態症狀清單（修訂版）」（roberthare’spsychopathychecklist-revised）是鑑定反社會與精神變態行為時最常用的評估工具。這份清單對責任感、悔恨感、病理性說謊、控制慾、狡猾心理、性濫交、衝動情緒、外在魅力、浮誇外表等特點進行評估，如果得分很高，就說明受測者屬於精神變態，或者具有「受苦的靈魂」——很多人會這樣說。精神變態者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無法像其他人一樣處理感情。對於一個真正的精神變態者來說，他人的痛苦毫無意義。他們沒有同情，沒有悔恨，沒有內疚。面對會讓大多數人感到震驚的事物，如可怕的圖片時，精神變態者的脈搏保持平穩，汗腺分泌正常，心跳不會加速。在一項對臨床精神變態的研究中，面對困難的道德抉擇時——例如，假設掐死一個哭鬧的嬰兒就能拯救整個村莊，而不這樣做的話，包括嬰兒在內的全村人都會遭到不幸——精神變態者無法與非精神變態者產生相同的情感活動。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讓人心力交瘁的選擇。在尋求答案的思維過程中，大腦中負責感情的區域會與負責功利性思考的區域交戰，而精神變態者的大腦中則不會有這種交戰。他們會顯示出極端的冷漠無情。
黑爾指出，精神變態者大約佔男性人口的1%，而在女性中則極其少見（但並非為零）。這意味著在你遇到的每100名男性中，就有一個人可能在臨床上被診斷為精神變態者。但這個人是否也會是天生的騙子呢？
從某個層面上看，資料似乎顯示騙子和精神變態者之間有著直接而緊密的關係。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如果一個人身上存在與精神變態相關的神經缺損，他們就會表現出顯著的精神不正常行為——同時也會表現出顯著的騙子式行為。在創傷研究中，早期受過額葉極皮層和腹內側皮層——這兩個區域與精神變態相關——損傷的人會表現出與精神變態者和騙子極為相似的行為和性格變化。比如，有兩位此類患者在研究中出現了說謊、操控他人及破壞規則的行為。他人對他們的描述是「缺乏同情、內疚、悔恨、恐懼等……對其行為的違法性毫不關心」。如此看來，精神變態這種生物學上的病態體質可以導致很多騙子式行為的出現。
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精神變態只是所謂的「黑暗三角」人格特徵的一部分。另外兩個特徵——自戀（narcissism）與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也能夠解釋我們在騙子身上所常見的很多特點。
自戀會導致浮誇、自命不凡、自我膨脹、過高的價值感和操控他人等。簡言之，這似乎說的就是弗雷德·德馬拉。他不甘屈於人下，迫切需要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並不惜一切代價去達到這個目的。自戀者會不擇手段地維護自己的形象。正是因此，弗雷德才會去糖果店行騙，以避免在同學面前丟醜——這算不上什么偉大的騙局，而是這種自我中心傾向的後果。
不過，也許能更準確描述他行為的是「馬基雅維利主義」——這種人格幾乎與欺騙畫等號，在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和最著名的騙術高手的故事中都能找到這種特徵，兩者都冷酷無情而極具成效。
在心理學語境中，「馬基雅維利主義」指的是一系列特定的屬性，具備這種屬性的人會為達成其目的而操控他人——這幾乎是對騙子教科書式的定義。北卡羅來納大學市場學教授理查德·卡爾胡恩（richardcalhoon）在1969年曾發表論文，將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定義為「採用侵犯、操控、剝削他人等不正當手段以達到個人或組織目的」的人。1970年，為研究領導者操控人心的傾向，兩名心理學家——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christie）和弗洛倫斯·蓋斯（florencegeis）發明了一種名為「馬基雅維利主義量表」的測試方法。在這份問卷中得到高分的人，即「高危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在社會中往往也是操控他人的高手。在一系列研究中，當一名高危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與一名低危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處於相同環境下時，前者幾乎在所有情境中都領先於後者。後者會受到感情的阻礙，而前者則不容易受到類似的困擾。
一項早期研究以11名不同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樣本，其中有學生、大學教師、父母、孩子、運動員、精神病院員工、商業公司僱員等。研究發現，這些人更喜歡虛張聲勢，欺詐哄騙，討價還價，迎合他人。同時，這些人在做這種事時也更容易成功。在另一項研究中，具備馬基雅維利主義思維方式的人比其他人所說的謊言更具說服力：人們觀看受試者否認自己偷過東西（一半人確實沒偷過，另一半人在撒謊）的錄影，在馬基雅維利主義量表中得分較高的人獲得信任的次數遠遠高於其他人。在第三項研究中，商學院的學生要決定是否要付給某人回扣。這種行為往往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也是違法的）。他們會分別得到一個給出回扣的理由。當這個理由的成本效益較高時，在馬基雅維利主義量表中得分較高的人會更容易接受並給出回扣。
由此或可見，馬基雅維利主義和精神變態一樣，使人們更傾向於做出騙子式的行為，並讓他們精於此道。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德爾羅伊·保豪斯（delroypaulhus）專門研究黑暗三角人格。他指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概念比「精神變態者」更能準確描述騙子的特性。「顯而易見，道德水平低下的股票經紀人，如伯尼·麥道夫之流，並非精神變態者。」他寫道，「他們是一群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利用蓄意的、有策略的手段從他人身上攫取利益。」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騙子到底是精神變態者、自戀狂還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抑或三者都是呢？德馬拉似乎同時具備這三種特性。常有人說醫生扮演著上帝的角色，德馬拉把這一說法發揚到了奇特的極致。一個人要多么自負和自信，對他人的生命多么漠不關心，才敢在毫無資質的情況下偽裝成醫生，進行多臺手術，成為全船數百人唯一的醫療資源？這已不僅僅是自戀，而且是精神變態到極點的行為了：他手握無數人的生殺大權。這個人又具備多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心態，才有本事欺騙整個國家的軍隊，操控其他醫生、船長和士兵，讓他們相信他是貨真價實的醫生？
德馬拉並未因他在朝鮮戰場上被揭穿的經歷而氣餒。恰恰相反，他變得越發膽大妄為。羅伯特·克里奇頓開始為他寫作傳記時，這位偽裝者花了好幾天時間說服克里奇頓讓自己為其懷孕的妻子接生。他向克里奇頓擔保，自己會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明明可以找到專業人士，為什么還要靠一個騙子呢？當然，克里奇頓心知肚明，德馬拉沒有受過任何醫學教育。但他也確實救了那些士兵的命，而且他還讀了那么多醫書——可能比一般的醫生讀得還認真。德馬拉越是花言巧語，克里奇頓禁止他接近自己妻子的決心就越是動搖。最後，是克里奇頓的妻子朱蒂拒絕了這個建議——德馬拉誠心誠意地直接對她提出了由他接生的請求。
實際上，真正的「藝術」體現在這裡：就在這起不愉快事件發生後，朱蒂告訴羅伯特，不要再讓弗雷德踏進他們的家門。但她的決心最終也被感化了。就在這位偽裝大師離開他們家幾年以後——這期間他還控告克里奇頓和蘭登書屋拒絕向他支付稿酬——朱蒂竟然放心地把自己年幼的女兒交給德馬拉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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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馬拉這樣的人只是少數。事實證明，一個人可以具備全部的黑暗三角人格特徵，甚至有更多的性格缺陷，卻不會走上詐騙的道路。在騙子中不乏精神變態者、自戀者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這些人在很多合法行當中同樣比比皆是。正如毛雷爾所說：「詐騙犯是法外之徒，但同樣要記住，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很多身家清白的棟樑之材比起他們也相去不遠。」在領導者與知名人士、華爾街高管、政治家、法律精英等群體中，如果進行測試，你會發現精神變態者與黑暗三角人格的擁有者所佔比例之高，會讓黑爾估計的1%顯得天真。
謝爾比·亨德（shelbyhund）與勞倫斯·瓊科（lawrencechonko）對一千名職業市場營銷人員進行了馬基雅維利量表測試，結果發現超過10%的人得分都在最高的範圍之內，這一比例遠遠高於平均值。換句話說，這些人是最易具備操控他人與欺騙等特質的。然而，他們所在的行業卻是合法的。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罪犯，更遑論「犯罪界的貴族」了。
具有黑暗三角人格者更容易走上操控他人的道路——克里斯蒂與蓋斯發現，醫生這一行中的高危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總是選擇成為精神科醫生。這個領域的核心就是精神控制。而在另一項針對學生的研究中，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選擇商業和法律專業的比例比其他專業都高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把對他人的控制行為發展到一般人無法接受的程度。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舉出上面這些事實只是進一步證明了自己的觀點——政治家、律師、商人、廣告人、市場銷售人員不是和騙子差不多嗎？但真相是，真正的騙子不是天生的，他們也是後天環境造就的。科學界流傳著一句諺語：「基因裝填子彈，環境扣下扳機。」這些人格特質其實可以被輕鬆地用在不那么陰暗的地方。成為騙子並非命中註定。馬基雅維利主義、精神變態或是自戀情結也不比領袖氣質或鐵石心腸等性格更容易造就一名騙子。
詹姆斯·法隆（jamesfallon）無意中發現自己是一名精神變態者。當時他在同時進行兩項研究：一項是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腦部掃描圖的大型研究，在這項研究中，他把自己和家人的腦部掃描圖片作為「正常」的對照組；另一項較小型的研究則是針對精神變態者的腦部掃描圖片的。他在翻閱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掃描圖片時，有一張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張圖片中的大腦具備了精神變態者的全部特徵。很顯然，有人搞混了，把精神變態者的腦部掃描圖放進了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資料裡。
通常，實驗室研究的結果都是匿名的，以防實驗員知曉受試者的身份。但這次法隆決定破例行事。他需要知道這幅掃描圖主人的身份，以便把這份資料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他請一位技術人員找出了掃描圖主人的身份。
後來，故事的結局被法隆寫進了《天生變態狂》（citethepsychopathinside/cite）一書。結果沒有錯，這份掃描圖就是他本人的。
法隆曾是精神變態基因決定論的堅定支援者。他曾聲稱，精神變態與否和其他眾多身心條件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運氣決定的。如果你有個精神變態的大腦，只能說明你抽到了下下籤。然而，在自己的大腦出現了這種問題後，他決定對此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事實是否像他一直以來認為的那樣，一切都是命中註定呢？
現在，法隆仍然認為基因確實起了作用，但一個人童年的某個重要時期——也許會顯示出一些徵兆但沒有具備全部特徵的時期——卻能決定這個人是否會成為完全的、臨床意義上的精神變態者。如果運氣好，這個人就會像法隆或者這本書中提到的部分騙子那樣，成為一名高功能精神變態者。而抽到了下下籤的人則會成為一名暴力精神變態者，成為被關進監獄甚至坐上電椅的重犯。
我們現在知道，胎兒在子宮內的時期對於基因組表觀遺傳標記（即決定基因表達方式的甲基化模式）的發展至關重要。法隆認為，除了這個時期以外，從出生到三歲的時期對一個人在未來是否會成為精神變態者也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在這段時期，兒童會自然掌握所謂的複雜適應行為，如處理恐懼情緒、微笑、與周圍的人和事物進行互動的能力。但有時這種發展過程會被打斷，特別是在面對壓力的時候。理論上，在家中或學校裡發生的某個造成創傷或形成壓力的事件可能在打斷正常發育的同時，讓一個人基因中先天帶有的精神變態特徵凸顯出來。德馬拉在家道中落、被迫搬出童年居所後就顯現出了這種特徵。但如果沒有發生類似事件，一個本來會成為職業騙子的人就有可能成為一名廣受尊敬的神經科醫生。
對大多數人來說，要從合法營生髮展到行騙，需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首先是先天條件，即由精神變態、自戀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等特質所決定的潛在犯罪傾向；其次是機遇；第三是一個貌似合理的原因。舉例來說，在公司欺詐案中，極少有人會平白無故地實施詐騙。一項研究表明，大約三分之一的犯罪者並非單純想去跨越法律的邊界（犯罪傾向），他們會察覺到有競爭性的銷售環境（機遇），並決定做些什么讓自己脫穎而出（理由）——這一問題的癥結在於試圖偷工減料抄近路，並把這種舉動合理化、必要化的企業文化與氛圍。
犯罪傾向與機遇同時出現時，騙子就誕生了。據一些訊息人士透露，這就是史蒂文·科恩（stevencohen）現在已經惡名昭著的對沖基金sac資本顧問公司內長期充滿內幕交易——金融人士變成騙子——的原因之一。「你會覺得那並不太壞，因為他人都試圖分一杯羹。」一名熟悉這家基金公司的訊息人士透露說，「我覺得不太可能案發，不然的話現在早就該有人被抓走了。」對於sac公司，他說：「公司高層從未有人用小孩子都能明白的語言說過這樣的話：‘別去犯法。別去騙，別去偷——我們不能這樣做。’」「有傳聞說，一名應聘者曾在其上一家公司進行內幕交易，但他還是被僱用了，儘管公司的合規官對此表示反對。結果被錄用後沒過幾周，他就開始進行內幕交易了。」
對於這種結果，實驗早有預見。一項針對市場人士的研究發現，企業的道德體系會對其中具有較高行騙本領的人（特別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是否會真正採取行動造成影響。與那些結構鬆散、道德標準不明確的公司的員工相比，道德標準更高、組織結構更嚴謹、不輕易允許員工任意妄為的公司的員工進行欺詐活動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一家公司的行為標準、文化或者說環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該做——必須用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的方式傳達給員工。否則，那些有欺騙傾向的人就會很容易把罪惡念頭付諸行動。「高層的態度至關重要。」以處理欺詐案手段強硬著稱的紐約南區檢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說，「雖然是老生常談，但這是千真萬確的。」儘管在職業騙子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無論身處何地都會自己創造機會行騙，外部環境仍然是很重要的。在一個監管不嚴的基金公司中實施欺詐的交易員在其他地方卻可能是正直清白、遵紀守法的。
我們都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如果認為大多數人會對我們的行為感到不滿，我們就不會去違反規則。與其說這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倒不如說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這種情況在企業中並不鮮見。usis公司曾為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情報機構提供安全調查工作，但這家公司被發現偽造了數千份調查報告。一開始，似乎只是一名行為不端的員工上報了1600份偽造的信用報告；一個壞蘋果並不能代表整棵蘋果樹。但到了2014年1月，調查結果顯示，壞蘋果並非只有一個。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訴訟，這只是一樁巨大丑聞的冰山一角：整個公司在2008到2012年間偽造了超過50萬份背景調查報告，超過全部背景調查報告的40%——這讓加拿大皇家海軍錄用德馬拉的失誤顯得微不足道。這不是一個壞蘋果的問題，而是整棵蘋果樹的問題。有這樣的樹，才能長出這樣的蘋果。
騙子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找出的理由可以說是其犯罪傾向與機遇相輔相成的結果：一個有犯罪傾向的人在察覺到好機會後，就會找個理由採取行動。有大約半數詐騙犯表示，其所處競爭環境非常不公，無論是市場環境還是企業環境。他們只是想讓遊戲更加公平，並說服自己，進行欺詐是他們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德馬拉一次又一次地靠把自己的欺詐行為解釋成好心辦壞事而逃脫罪責。他否認自己是個騙子，聲稱自己只是運氣不好，但本心是好的。他沒有扮成一位尋找生命意義的得道高人去欺騙不幸的宗教團體成員，而只是想傳播信仰的教義。以本·w.瓊斯之名冒充得克薩斯州的典獄長？那是因為囚犯需要他這樣的人。冒充外科醫生加入加拿大海軍？那是因為他們需要專業醫療人員，而他不過是想救死扶傷而已。他為自己的罪行找藉口的本領實在高超，以至於克里奇頓把他描繪得更像個受害者而不是個罪犯，騙局發生在他身上只是因為命運不公而已。
會導致自找理由與行動的不僅是機遇。在全球範圍內，一些國家的文化對我們所理解的欺詐行為與理由也更加寬容。一項研究顯示，無論出於什么原因，一些國家的學生比美國學生更容易給出回扣。他們所成長的社會的準則不同，行為標準也不相同。在美國人眼中不甚道德的事在其他人看來也許只是世道如此。在俄羅斯，抄襲者不會受到譴責，就連偽造材料的人也可以為所欲為，只要其行為的目的是正當的。
對一些人來說，將欺詐合理化的行為甚至是善意的。有超過20%的行騙者聲稱，他們只是想掩蓋壞訊息。他們沒有做出應有的表現，為此感到羞愧，並真心相信只要留出一些餘地，他們就能回到正軌，他人根本不需要知道他們曾做過壞事。當然，他們描述的情況並不總會發生。
一名律師在開始私人執業後為一家小型電腦創業公司的首席財務官（cfo）辯護。當時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經濟有下滑的跡象。這位cfo決定要偽造一個季度的財務報表。「他是個非常正派的人，甚至有點天真，」這位律師回憶道，「他是那種會去觀看孩子棒球賽的好男人。在開始接受調查後，他會坐在會議室裡——我為他感到痛心——看上去就像要哭出來一樣。他真的非常難過。」這位cfo辯稱自己只想做一次假賬。下個季度情況一旦好轉，他就打算回去更正自己的錯誤。「但下個季度並沒有好轉。再下個季度也沒有。而此時他已深陷其中，難以自拔。」一次假賬之後又是一次假賬。這本非無可避免。但它就是這么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他算是個騙子嗎？大多數人會給出否定的答案。他只是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走了黴運，一時失足而已。他確實做了壞事，但沒有什么壞心。像他的律師一樣，很多人甚至會對他產生同情。他走了歪路，但本質上還是個好人。他只是想辦好事而已。
然而，這件案子恰恰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沒有一個騙子像他們表現的那樣無辜。那家公司徹查了此事的全部細節，以確定這名cfo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結果發現，他在第一次偽造財報後不久就開始盜用公司信用卡，挪用公款數額高達數十萬美元。」那名律師說，「我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他在我眼中本來是一個竭力想挽回失誤又不想弄丟工作的人。然而，在犯下第一個錯誤後，再犯接下來的錯誤就很容易了。」
騙子就是這樣誕生的。在道德的路上是不能抄近道的。一旦你決定踏上快車，翻過山頭，再想剎車就太晚了。開始時總是一點小事：糖果店的虛假信用賬戶、財務報表中的幾行假賬，或是引用文獻時稍加篡改，讓你的觀點更具說服力。沒人注意到你的小動作。然而，儘管你因為情況特殊或是事態緊急，決心只做這一次，但不知怎么，情況永遠不會好轉。你總是時間不夠，資金不足，或是精力不濟。要做的事情太多，然而資源太少。一旦你行騙得手，那種讓你再次出手、騙取更多、花樣翻新的誘惑就會與日俱增。這時騙術已經不再是抄近路的權宜之計，而是供你利用的有效工具了。這就好像是黑手黨電影裡常有的情節：第一次殺人是最難的。在那之後，殺再多人也不過是小菜一碟。
那么，到底什么樣的人才能被稱作騙子呢？騙子會顯示出受黑暗三角人格影響的行為，一旦機會來臨就立刻行動。和其他不那么陰險的人不同，這種人會把一切行為都合理化為情非得已。然而，儘管有這些共性，騙子往往還是難以區分，並常能讓我們大吃一驚。有些人符合上面的描述，有些人則不那么符合。不同研究對騙子的描述也可能大不相同。一項針對2011到2013年間全球78個國家近600起公司欺詐案的研究發現，部分犯罪者——不是全部——的性格特點符合黑暗三角人格的描述。的確，有些人完全符合。五分之一的人承認其欺詐行為的原因是「就因為我能這樣做」。這可謂是最純粹的黑暗三角人格的表現。超過40%的人行騙是出於貪慾，但更多的人——近50%是出於一種優越感，這是自戀情結的標誌。他們自我感覺高人一等，因此理應得到更多。很多人聲稱沒有得到足夠的報酬和認可，於是受到憤怒情緒的驅動而行騙：你算老幾，竟然不懂欣賞我？我會給你點兒顏色看看。
但其他人似乎沒有這么陰險，在騙取利益的過程中也沒有這么冷血。研究評估稱，這些犯罪者中三分之一的人性格外向，35%的人相當友好。大約40%的人受到同事的尊敬，不過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被描述為「智慧過人」或是「傑出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