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加諾芬
由於人的被造，開端的原則才進入了世界……某個新的東西出現了，它完全不能從以前發生的事情中預測出來，這就是開端的本質。(below，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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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是論開端的傑出理論家。她所有的書都是講述不可預料的故事(無論是關於極權主義的奇特恐怖，還是革命的嶄新開端)，對人類開創新事物的能力的反思充斥在她的思考中。1958年，她的《人的境況》一書的出版，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東西，四十年後，這本書的原創性仍然像當時一樣令人矚目。它不屬於任何流派，也沒有成功的模仿者，它的風格和手法始終是高度個人化的。雖然阿倫特從未試圖招攬門徒和建立一個思想流派，她卻是一位偉大的教育者，為她的讀者開啟了看待世界和人類事務的新方式。她照亮被忽視的經驗角落的常用方式是作出新的區分，這些區分大多是三元的，對於她的理智想象力來說，傳統的兩分法似乎太狹隘了。《人的境況》充滿了這樣的區分：勞動、工作和行動的區分；權力、暴力和體力的區分；地球和世界的區分；財產和財富的區分，大多數區分常常是通過詞源學的探索確立的，不過這些區分更傾向於以富有爭議的方式挑戰當代的自明之理。因為(就本書最出人意料的特色而言)她在古代希臘找到了一個阿基米德點，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們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為方式。的確，她假定了我們可以從生活於兩千五百年前的人的經驗中得到重要的教訓，這個平靜的假定本身是對現代進步信仰的挑戰。對古希臘的持續引證讓《人的境況》的許多讀者感到困惑不解，他們發現難以理解這本書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展現在這裡的是一本漫長而複雜的書，它不遵從任何既定的模式，充滿著意想不到的洞見，但是缺乏一種清晰的論證結構，因此，導言中要提出的最緊迫的問題就是：什么是阿倫特真正要做的？
本書的難點和魅力都歸因於她一下子做了太多的事情。很多思想線索交纏在一起，不僅僅是初次閱讀難以抓住，就是反覆閱讀也讓人驚奇。但是有一件事顯然是她沒有做的，就是像傳統理解的那樣寫一種政治哲學，即提供以哲學論證支援的政治處方。習慣於那種風格的讀者，通常都靠著強調阿倫特對人的行動能力的解釋，試圖在《人的境況》中找到類似的東西。由於這本書帶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也易於讓人們相信，她打算提出一種政治行動的烏托邦，一個新雅典。這種漫畫式的作法並非毫無根據，阿倫特的確傾向參與式民主(#a1."sup[1]/sup。的確，本書最鮮明的組織原則在於它對三種人類活動的現象學分析，這三種活動形式對於人之境況是根本性的：勞動，相應於人作為動物的生物生命；工作，相應於人類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動，相應於我們作為不同個體的複數性。阿倫特認為，在哲學和宗教佔優勢地位所塑造的理智傳統中，這些活動之間的區分(和隱含在區分當中的活動等級)一直都被忽略了。然而，這本書包含的東西遠遠多於現象學分析，甚至遠遠多於阿倫特就傳統政治哲學對人類活動的錯誤再現所做的批判。因為所有這些考慮都產生於她對當代事件的回應。當她在序言中說，她要做的「只不過是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時，也表明了她所做的不僅僅是對人類活動的一般分析，而且是「從我們最嶄新的經驗和最切近的恐懼出發，重新考慮人的境況」。那么，是什么經驗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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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開頭就是她對那些揭示了人類開端啟新能力的一個事件的反思：195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阿倫特將其描述為一個「在重要性上無可比擬，甚至比原子裂變還重要的事件」。如同在她寫作本書期間發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樣，這個出乎意料的事件促使她重新組織了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支援了她已經作出的觀察。由於注意到人類力量這一驚人展示在各方面引起的歡呼，不是某種驕傲和敬畏的體現，而是人類終於可以逃離地球的一個訊號，她評論說這種「對給定的人類存在的反叛」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通過逃離地球進入太空，以及通過核技術事業的發展，人類正成功地挑戰自然的界限，而現代科學由於未能進入公眾討論的視野，就對政治提出了更難以回答的問題。
阿倫特的前言從這個事件接著轉向了「另一個同樣危險的事件」：自動化的出現。奇怪的是，這兩個事件乍看之下沒什么關聯，自動化雖然把我們從艱苦勞動的負擔下解脫出來，卻在一個所有職業都被看作謀生手段的「勞動者社會」引起了失業。在本書對人類活動的現象學分析當中，這兩個表面上無關的主題逐漸展開為辯證對比的關係。一方面，太空時代的來臨表明人類確實可以超越自然。作為現代科學「脫離地球」的結果，人類開端啟新的能力挑戰了一切自然限制，令人驚恐地開啟了未來之門。另一方面，在阿倫特描繪為「脫離世界」的發展當中，甚至被更高效的生產和消費所獨霸的現代自動化社會，促使我們僅僅像受自然法則支配的動物種群那樣去行為和思考自身。
沒有意識到他自身能力和責任的人類動物，還沒有做好準備來掌管這股威脅地球的力量。這兩方面的結合回應了阿倫特早期對極權主義的分析：一方面相信「萬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認為人類只不過是受自然或歷史法則支配的動物種群，個體可有可無。極權主義就是這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織，一起推動的一種虛無主義過程。此一回應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人的境況》與阿倫特論極權主義的著作有機聯絡，兩者共同構成了對當代人困境的一種原創性的、發人深省的診斷。
本書起源於阿倫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學的查爾斯·r.沃爾格林基金講座中的演講，它本身也是一個更大的計劃——論「馬克思主義中的極權主義因素」——的副產品。在完成《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後，阿倫特就著手這個計劃，因為《極權主義的起源》考察了大量關於納粹的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前史，但對於斯大林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的極權統治，卻沒有考察它背後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她的新的工作是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何種特徵促成了這場災難。結果，她鉤耙出的東西是如此豐富多彩，以至於她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一直都沒有寫出來，但其中許多思想線索都在《人的境況》中得到了體現，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終得出結論說，馬克思的致命錯誤是把政治行動誤解為其他人類活動——她稱之為工作和行動——的混合。
在阿倫特看來，把政治行動理解為製作(making)某物是一個危險的錯誤。製作——她稱為工作的活動，是工匠用強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於他的模型的活動。原材料在製作過程中沒有發言權，更不能把人類當成原材料來創造一個新社會或創造歷史。說「人」創造著他自己的歷史是誤導的，因為(正如阿倫特不斷提醒我們的)這樣的人不存在：「人們，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於世界。」把政治考慮為製作，就在理論上忽視了人的複數性，在實踐上壓制了個人。可是，阿倫特發現馬克思從西方政治思想的偉大傳統中繼承了對政治的這種特有誤解。其實自從柏拉圖拒絕雅典民主制，制訂他的理想城邦規劃以來，政治哲學家們對政治的書寫就有系統地忽略了人最顯著的政治屬性，即人是複數的，每一個人都能提供新的視角和做出新的行動，他們不適合成為整齊劃一的試驗模型，除非摧毀他們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況》中，阿倫特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恢復和發現這些被忽視的人類能力，來質疑整個政治哲學傳統。
但是這一對傳統政治哲學的批判並不是她從對馬克思的反思中獲得的唯一重大主題。因為阿倫特認為，雖然馬克思用工匠的術語談論製作，但他實際上按照更近於動物生活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實際上是勞動——來理解歷史。他把人類歷史視為一個可預測的過程，對他來說，歷史不是獨特的、終有一死的個體的故事，而是一個種群的集體生活過程的故事。在阿倫特眼裡，雖然他錯誤地假定了這個過程可以通過革命導向「自由領域」，但她仍震驚於他所描繪的，個體淹沒在人類種群致力於生產和消費的集體生命中，這個集體生命無情地前進的畫面。她發現這是一幅現代社會的畫像，揭露了現代社會對經濟的關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識。因此，在阿倫特關於人類活動的現象學中交織的第二個重大主題，是她對一種「勞動社會」的興起的解釋。
「社會」(thesocial)這個主題始終是本書最令人困惑、最具爭議的方面之一。許多讀者攻擊阿倫特貶低了社會問題，並且認為她在批評現代社會順從主義的物質主義時，傾向一種英雄式行動的生活。但是這樣的閱讀忽視了本書的複雜性，因為本書的另一箇中心主題是關於行動的危險，即行動發起的新過程常常超出行動者的控制，產生現代社會的過程也包括在內。她對人類條件分析的中心要義是，一個建立在地球上的人類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關重要，它幫助我們抵禦了自然過程的侵蝕，為我們終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個穩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們聚攏在一起的一張桌子，「讓人們既相互聯絡又彼此分開」。只有與從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人類世界的共同經驗，才能讓我們全面地看待現實並發展出一種共享的共同感。否則，我們每個人就都會被拋回到我們自己的主觀經驗當中，在那裡，只有我們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慾望才是真實的。
幾個世紀以來，經濟的現代化一直是對人類世界的主要威脅，(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它摧毀了所有穩固的東西，讓一切東西都捲入了運動中。不同於馬克思把這個變化看作不可避免的歷史程式的一部分，阿倫特把它回溯到偶然的人類行動所造成的非人所願的後果，特別是在宗教改革中發生的對教會財產和農民財產的大規模剝奪。因為財產(在代代相傳的土地權的意義上)一度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根基，它讓它的所有者致力於保持世界的穩定性。由16世紀的剝奪所引發的巨大變化是雙重的，一方面，本來在世界中有穩固之所的農民變成了臨時工，要完全投入到滿足他們肉體需要的生存鬥爭中去。另一方面，穩固財產轉變成了流動財富——資本，帶著馬克思做過出色描述的動態效應。人類發現他們不再居於一個穩固的、為了持存而建的事物世界中，而是被吸收到了一個不斷加速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
到阿倫特反思自動化的含義的時候，這個生產和消費的過程已經超出了滿足自然需要的範圍；的確，自動化所涉及的活動、方法和消費品是高度人為的，但是她指出這種現代的人為性完全不同於從前文明定居於其中的、穩固的人造世界。物品、傢俱乃至房屋本身都變成了消費專案，直到自動化生產過程帶上了一種人類也不得不適應的準自然節奏。她說，「彷彿我們用力開啟了保護世界和人造物免受自然——在自然中進行的生物過程以及圍繞著它的自然迴圈過程——侵蝕的邊界，把它們交付和遺棄給那些始終威脅著人類世界穩固性的東西」。在《人的境況》的其他地方，她把發生的事情描述為「自然的非自然增長」(unnaturalgrowthofthenatural)或「生命過程的釋放」，因為現代化已經證明了它極其擅於提高生產、消費和增殖，比從前的時代大大加快了人類生產和消費的步伐。她認為，由於經濟考慮成為了公共關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像先前所有文明時代那樣，隱藏在家庭的私人領域內)，世界的毀滅和人類越來越強烈地根據他們的消費慾求來理解自身的傾向，就成了必須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