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她的論證並非暗示我們，我們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我們自己從勞動的沉溺中拉出來，並採取行動。因為現代的勞動霸權並不意味著人類停止了行動，停止了開端啟新——只不過現在科學和技術變成了「對自然採取行動」的舞臺。在科學發明令人矚目地揭示了人超越自然限制的同時，人卻越來越傾向於把他們自己看作動物物種。因此與勞動者所遭受的「世界異化」對應的，是在科學家當中發生的「地球異化」。儘管阿基米德早就宣佈，如果給他一個立足點，他就能撬動地球，阿倫特則論證說，(從伽利略時代到當代的空間工程師和核物理學家)人已經找到一種從宇宙角度看待地球的方式，並且運用人類開端啟新的特權挑戰了自然的界限，以至於達到了威脅生命本身的未來的程度。普羅米修斯式的權力——釋放帶有不可預知後果的過程——被賦予了這樣一個存在者的社會：他們沉浸在消費中而無力承擔對人類世界的責任或不瞭解他們的政治能力。阿倫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無思想(本身與人類公共世界的喪失有關)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顯著特徵」，而她大聲思考的目的確實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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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倫特的目的是激發思想和討論而言，她已經獲得了成功的響應。像她的大部分著作一樣，《人的境況》自問世以來一直是激烈爭論的焦點。的確，很少有其他現代政治哲學著作受到如此矛盾的評價，有些人認為是天才之作，另一些人認為不值一駁。許多學院派反對本書的非正統方式和風格，因為阿倫特把主流討論放在一邊就展開了她的分析，沒有界定她的術語或致力於傳統的論辯。這本書也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議，它對勞動動物的處理和對社會問題的分析，讓它的作者在許多左派那裡不受歡迎，但她對行動的解釋卻為其他激進派傳遞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訊息，包括各種民權運動中和鐵幕背後的激進人士。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人的境況》被歡呼為參與式民主的教科書，而它和那些運動的結盟又再次令它的批評者疏遠。
近年來，阿倫特的思想吸引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部分是出於她本人不希望的原因，例如對她的性別、她的種族、她和海德格爾的浪漫關係的興趣)。這本書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承認，但它的意義仍有待討論。作為一個交織著如此多線索的複雜體，它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閱讀空間。亞里士多德主義者、現象學家、哈貝馬斯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女權主義者以及許多其他思想者都在它豐富肌體的不同理路中找到了靈感，雖然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四十年，但要評價它的持久意義還有待時日。假如我們能從這本如此複雜的書中抽取一箇中心主題，那么這個主題就必定是，它提醒了政治的極端重要性，提醒我們恰當地理解我們的政治能力，理解政治提供的危險和機會。
阿倫特對人之境況的敘述提醒我們，在開端啟新的意義上，人是行動的生物。行動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無論我們是否理解它的含義，而不理解所導致的就是，人類世界和地球本身遭到了我們親手造成的災難的破壞。著眼於她所謂的「現代」(從17世紀到20世紀早期)，她從中診斷出一種荒謬的形勢：高速的經濟程式是由人的行動發動的，而與此相關的人卻越來越傾向於把自己看作社會經濟大潮中無助的隨波逐流者。她相信，這兩股趨勢都與公共注意力轉向經濟活動有關，而在傳統上經濟活動一直是家庭的私人事務。不過，在前言中，她注意到了她描寫的「現代」已經退潮，核技術的出現，已經在人類和他們自然環境的長期互動中開展出一個「新的尚不確定的時代」。假如她今天還活著，她就會在權力以及失去權力的熟悉主題上，指出一個新的變動，這個變動與一種迄今為止仍然被遮蔽在私人領域的自然機能，即將浮出公共領域的水面有關。一方面，基因工程的發明(以及它衝破自然束縛、發動新過程的力量)驚人地證明了人的超越能力，和她所謂的「對給定的人類存在的反叛」；另一方面，由於我們不僅前所未有地依賴生產，而且前所未有地依賴生殖，從而更加深了我們對自身作為動物的自我理解。性的問題雖然只是最近才被允許進入公共討論，卻迅速地排擠了其他話題，同時，新達爾文主義科學家也鼓勵我們相信，我們的一切都是由基因決定的。
由於權力和責任之間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了，她關於人的行動能力的提醒和對「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嘗試，就顯得特別及時。不過，我們需要仔細傾聽她說的是什么，因為我們易於把她帶來的訊息誤解為對人性的呼喚，呼喚人性從麻木中崛起，對事件負責，並有意識地設計我們的未來。準馬克思主義方案的問題就在於，沒有什么「人性」可以以這樣的方式負責任。人類是複數的和終有一死的，正是人類條件的這些特徵，為政治既賦予了不可思議的開放性，又賦予了令人絕望的偶然性。
《人的境況》最令人振奮的訊息是它提示了人的誕生性和開始的奇蹟。與海德格爾對我們的有死性的強調截然相反，阿倫特證明了對人類事務的信念和希望，來自這個事實：新人不斷地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們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都有能力創新，從而打斷或扭轉由先前行動所發動的事件鏈條。她說行動是「人的一種創造奇蹟的能力」，指出在人類事務中，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實際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社會完全陷入僵化，行駛在冷酷無情的軌道上，也不排除新的開端。自本書出版後，她對政治的不可預測性的認識已經得到了驚人的證實，至少被共產主義的垮臺所證實。1989年的革命顯然是阿倫特式的，表明了她所說的，即使在沒有權力的地方，權力也會突然迸發，只要人們開始「協力行動」(actinconcert)，就能出人意料地從表面強大的政權中撤退。
但是如果說她對行動的分析在黑暗時代帶來了希望的訊息，同時也帶來了警告。因為行動奇蹟般的不可預測性的另一面，是無法控制其後果。行動發動了事件，但一個個人甚至不能預見自己創新的後果，更不要說當他的創新在公共舞臺上與其他人的創新糾纏在一起的時候，他能控制以後發生的事情。從而行動深深地令人失望，因為它的結局可能完全不是行動者所想要的。正是由於在複數的行動者中間的行動的「偶然性」，自柏拉圖以來的政治哲學家們才試圖用一種製作藝術品的政治模式取代行動。繼哲學王注視理想模型，並把他消極的臣民改造得適合於這個模型之後，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精心闡述的完美社會方案，在其中，每個人的行為都符合作者設計的藍圖。烏托邦思想這一令人吃驚的貧乏性質，就在於他們當中缺少創新的餘地和多樣性的空間。儘管阿倫特指出這一點已經四十年了，但主流政治哲學還陷在同樣的陷阱裡面，仍然不願意認真對待行動和複數性，仍然想要找到某些可以從邏輯上加以推演的理論原理，其強有力的理性力量甚至能迫使未出生的下一代人接受，從而讓現實政治環境中只有通過妥協才能解決的偶然性變得多餘。
阿倫特認為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可以讓行動變得可預測，但她強調它們的範圍是有限的。原因很簡單，總是存在著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從而打破錶面上冷酷無情的過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動本身不能治癒過去的創傷或讓不可預見的未來變得安全。只有人類寬恕或承諾的能力能解決這些問題，但也只是部分地解決。報復過去的錯誤只會激起進一步的報復，而寬恕能打破這個沒完沒了的令人厭倦的鏈條，近年來南非種族之間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倫特觀點的一個感人例證。不過，如她所說的，沒有人能寬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預見的合作才能寬恕，而有些惡行永遠無法寬恕。另外，這一解除行動所引發的結束鏈條的辦法只對人的行動造成的結果有效；不能通過寬恕來矯正那類引爆核反應或引起種族滅絕的「對自然採取的行動」(actionintonature)。
另一種對付由複數的人的創新造成的不可預見之後果的辦法，是人類作出承諾和信守承諾的能力。一個人對自己作承諾是靠不住的，但是當複數的人們走到一起，為了未來而作出保證時，他們在自身之間創造的合約就在「不確定的海洋」上丟擲了一個「可預見的島嶼」，創造了一種新的確定性，使他們能共同運用權力。所有這些就是契約、條約和章程，它們或許像美國憲法那樣強大可靠，或許(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協定》那樣)根本就不值得寫在檔案上。換言之，它們完全是偶然的，根本達不到哲學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倫特因讚美行動而享有盛譽，最為著名的是她談論雅典人與他們的同儕一起投入公共領域而贏得不朽聲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況》同樣關注行動的危險，關注由行動的自發性所引起、目前已變得無法控制的無限過程。當然，她提醒我們，我們不是無助的動物：我們能從事下一步的行動，主動打破這類過程，並通過約定來控制它們。但是在控制那些由於莽撞地對自然採取行動而導致的過程時，除了要面對物理上的困難外，還要注意複數性本身引起的政治問題。理論上，如果我們齊心協力工作，就能帶來巨大的權力；但是複數的人之間的一致是難以達到的，而且更無法避免其他行動者的自發破壞行為。
站在新千年的門檻上，我們所能做的一個可靠預測就是，儘管過程的運動一直在持續，開放的未來仍將成為無數人自發行動的舞臺，這些自發行動遠非我們當前所能想象。也許作出另一個預測不算輕率：未來讀者會在《人的境況》中找到供思考的養料和供討論的範圍，在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斷髮掘和發展出不同的線索與主題。對阿倫特，那是最適合不過了。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盡頭時所說的：
每次你寫了什么東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變成了公共事物，顯然任何人都可以對它隨意取捨，而且本應如此。我對此毫無怨言。無論你被理解成什么樣，你都不應該企圖控制這一切。你反而應該從其他人對它的理解中學習。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