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特·米爾斯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被提及得最為廣泛的社會學家，尤其是「社會學的想象力」這個概念。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卻不一定有勇氣走上他的道路。2005年，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在他新編的三卷本《c.賴特·米爾斯》的開篇曾寫道：「雖然他對1960年代的學生和反戰運動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在拉丁美洲受到了深深的尊敬，但是直率地說，他從未被他的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內的美國同事當作主要的思想家來看待。」不知道米爾斯的在天之靈會作何感想。也許米爾斯本人根本不會稀罕成為「主要思想家」或「一流社會科學家」。
另一方面，米爾斯本人雖然也許是孤獨的，但他幾乎每一部著作都引發了激烈的反響。終其一生，他都在與形形色色的「學院派」反對者做著不懈的鬥爭。米爾斯將他的反對者們稱為「自炫博學的批評」。毋庸置疑，直到1962年因心臟病突發英年早逝，米爾斯都是他那個時代最為耀眼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許這對他來說，就是最大的安慰。
這些爭論集中體現在米爾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經驗研究作品上，即由《權力新貴：美國的勞工領袖》（1948，以下簡稱《權力新貴》）、《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以下簡稱《白領》），以及《權力精英》（1956）構成的「美國社會分層三部曲」。從內容上看，這三本書分別涵蓋了勞工（雖然是勞工領袖為主）、白領（其實也包括大量的小商人這樣的「老中產」）和精英，對美國的社會結構做了全面的勾畫。從成書年代來看，《權力精英》最晚，引起的抨擊也最為激烈，反對者首先就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一串有著耀眼光芒的「傑出人物」——帕森斯、丹尼爾·貝爾、羅伯特·達爾等一類認為米爾斯的論述不過是裝腔作勢、誇大其詞，表達的是一種怨恨的情緒，完全忽視了「家族資本主義」衰敗的事實，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個「事件」而不是「理論」。
然而，圍繞這本書的爭論並不僅僅停留在那個年代。一個甲子以來，由這本書所引發的爭論至今沒有停止過，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一個問題，就是「權力精英是否存在？」事實上，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不僅關涉到對精英、民主、權力等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如何判斷當時社會的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趨勢，而且可以勾連更為廣泛意義上的「精英社會學」中幾乎所有重要的議題，因而可以被視為理解社會學中精英研究的一把鑰匙。
一、「權力精英」的緣起及初步爭議
即使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說，《權力精英》於1956年春季的出版猶如一聲響雷震驚了整個美國知識界。當時的美國正處於戰後的「繁榮時期」，佔據社會學支配地位的是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和以丹尼爾·貝爾為代表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他們對美國社會權力結構的普遍看法是，在美國一個集團總是要和其他的權力相平衡，所以在美國並不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但米爾斯卻認為，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最主要的國家權力已經集中在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並且這三大領域彼此間滲透融合，這三種權力的掌門人——公司富豪、政治董事和軍界領袖——共同組成了美國的權力精英，他們不僅有著類似的心理結構和社會習性，而且有著一致的利益，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國性效果的決策，是一個控制了集中權力的「小集團」。
可見，《權力精英》從一開始就將主流的「平衡理論」、「多元主義」當作了靶子，所以，該書一齣版就遭到了支援後者的自由主義陣營的反擊。他們認為，經過「管理革命」，家族資本主義已經衰敗，西方社會已不存在單一的、統一的精英或者所謂的權力精英，而是權力分散、相互競爭的精英群體或「反對群體」。米爾斯在理論和方法上犯的錯誤是繞過了對決策過程的研究，而只是關注了決策者本人，而且他沒有能夠區分出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的區別，忽視了「上層階級仍有特權，但他們並不統治」這一新現象；至於在經驗上，羅伯特·達爾通過研究美國紐黑文地區主要城鎮中的權力關係後指出，互相對立的精英代表之間的民主式的競爭，不僅是現代政治民主在理論上的最好狀態，而且也是美國政治運作的實際狀態。
批判主義則為《權力精英》的出版喝彩。這本著作極大地影響了1960年代美國的反戰和學生運動，支援和補充米爾斯論述的著述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持續時間最長者當屬託馬斯·戴伊，自1976年出版《誰在統治美國？》一書以來，每屆美國總統上臺都會推出新版，至今已有7版之多，而每一版的核心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統治美國的仍然是那些在重要制度中佔據高位的權力精英；從空間上來說，最著名的是拉爾夫·米利班德，他將米爾斯的研究範式擴大到對英國的分析中，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至於其他國家的類似研究更是層出不窮。
不過，這並不代表批判主義完全同意米爾斯的論述，尤其是其中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更多贊同的只是米爾斯的批判姿態，對他的理論框架卻並不滿意。在他們看來，僅僅像米爾斯那樣強調精英與制度的關係「走得還不夠遠」，必須將他們還原到對階級關係的討論中去；至於放棄「統治階級」的概念而發明「權力精英」，更是容易忽視經濟上佔支配地位的商業精英在決策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而將經濟和政治、軍事變得平起平坐。
這樣，米爾斯關於「美國存在一個由三人小組構成的權力精英」的論斷處在了一個微妙的位置上：米爾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多元主義三者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權力精英vs.統治階級vs.利益集團」三種範式鼎立的格局——當然，前兩者同屬批判主義的陣營，而後者則更傾向於自由主義——刨除其中的意識形態分歧不議，這三者都宣稱自己有充足的經驗支援，而且似乎也確實如此。可見，問題的關鍵在於，到底哪一種主張更加接近整體的社會事實？或者說，面對同一個社會事實，到底哪一種理論會更有解釋力？不同理論之間的分歧該如何理解？又有沒有化解的可能呢？
二、爭論的深入和融合：作為橋樑的米爾斯
1991年發生的一場爭論為我們回答上面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楔子。隨著1980年代裡根—撒切爾新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新中產階層的崛起」，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處於下風的多元主義理論再次發起新的反擊。新右翼精英理論的代表人物彼得·桑德斯在一本與約翰·迪爾洛夫合作的著作中，就以英國為研究物件指出，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階級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龐大的、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統治階級的經理中產階層，英國人民通過選舉選擇他們的領導人，通過正式組織起來的利益群體，從外部影響他們的領導人，而英國政府則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系統。
似乎是針鋒相對，也或許是巧合，左翼陣營的代表人物約翰·斯科特於同年，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誰統治英國？》一書，實際上對桑德斯的觀點進行了逐一的反駁。斯科特並不否認中產階級企業家、商業階層和公務階層在英國政治中影響力的增加，也不否認利益表達的正式機制已經成為政治權力運作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他甚至還承認在「公立學校」就讀的學生就家庭出身而言並不存在所謂「資產階級的壟斷」，但是，所有的這些都沒有改變「英國確實存在一個統治階級」的事實，「英國仍由資產階級統治，它的經濟支配通過對國家的運作得以維繫，它的成員在統治國家機器的權力精英中不均衡地表現出來」。
面對同一時期的英國，兩部都聲稱面對權力之「實踐運作」的著作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經驗事實上的分歧當然也很重要——比如桑德斯等人就認為在英國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已經碎片化了，而斯科特則認為英國仍存在一個資本家階級——但考慮到兩者在事實認定上的認同日益增加，它們在理論上的分野就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拿中產階層的壯大來說，桑德斯等「民主精英主義」者就認為這是精英多元的表現；而斯科特則認為，他們雖不是權力精英，但因為與權力精英有著相似的社會背景和經歷（例如都在公立學校裡接受資產階級文化教育），他們事實上組成了一個為權力精英補充來源的、由各個群體的聯合所構成的權力集團，「正是從這個權力集團中，權力精英得以形成，去壟斷國家精英的補給吸收」，而沒有成為權力精英的企業家階層或公務階層，則成為在競選中支援和維持權力集團的選舉集團。
不過，斯科特所使用的「權力精英」一詞已不再是米爾斯意義上的權力精英，他所使用的「統治階級」也不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統治階級——它被簡單地視為是資產階級這一概念的延伸，而國家機器被認為由一個有著高度階級意識和團結的單一階級所支配——這兩個術語都經過了他的改造，亦即將階級、地位群體、精英看作是社會中權力分佈的不同因素，從而能夠將權力精英與統治階級等同起來。這種改造的動力不僅僅來自於1956年以來經驗層面上的社會變遷，更來自於理論完善的衝動；改造本身成功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種做法代表了精英研究中的一種普遍取向，那就是將韋伯主義、馬克思主義，甚至帕累託主義、多元主義中各自合理的成分連線到一起，而米爾斯正是最為重要的一座橋樑。
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正像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米爾斯自己的觀點有的時候更貼近多元主義者，有的時候更貼近馬克思主義者。當他對權力的日益集中猛烈開炮的時候，他無疑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但當他將工會領袖這樣的地位群體看作「權力新貴」並強調變度和組織的重要性的時候，他顯然又有了多元主義所主張的利益集團模式的影子。事實上，如果我們將米爾斯關於美國權力結構的觀點看作是一個由「權力精英——權力的中間階層——大眾社會」組成的金字塔的話，那么，多元主義者的立場是不承認權力精英的存在，他們看到的更多是競爭而不是聯盟，而馬克思主義者則想將權力精英中的一個部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換句話說，三派都不否認只要是有國家的社會就會有政治精英，真正的分歧在於，精英之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場合、由哪些人、通過什么方式、為了誰的利益聯合在一起。
三、米爾斯主義的細化、弱化與再出發
這也許正是過去二十年來網路分析成為權力精英研究中最重要的取向之一的原因所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網路分析再次把我們帶回到了問題的基本面上，那就是權力在社會中是如何分配和運用的——這也是權力精英存在與否這一問題背後的核心要點。在這個問題上，網路分析提供了一幅關於權力結構中的關鍵組織和人物之間如何相互聯絡，以及這一網路如何作用於政策議題的圖景；而經米爾斯的使用而變得普及開來的「連鎖」、「內部圈子」等術語則成為了網路分析中的核心概念。
按照有些學者的總結，精英研究中的網路分析主要有三種方法：聲望研究、位置分析、決策過程分析，它們在實際中往往被混合運用。其中，聲望研究通過對一系列群體的訪談，以確定誰是權力結構中的關鍵人物或組織；位置分析則通常從考察成百上千的人物和更大範圍的組織之間的相互聯絡開始，並可以藉助基於圖論、矩陣代數、布林代數等數學基礎上的計算機程式的幫助以獲得更多的細節；決策過程分析則由多元主義者的最愛變成了批判主義者的寵兒，他們尤其強調商業精英和政府之間相互聯絡的網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同時將商業精英自身的利益一致視為與政府互動的基礎，從而特別關注商業精英聯盟的制度和過程——事實上，網路分析和對商業精英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單獨的領域，有必要另文綜述。
當然，對批判主義者而言，網路分析的運用雖然使他們成功地實現了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到一種融合了馬克思主義、韋伯主義，甚至多元主義部分主張的立場的轉向——例如，制度和階級在網路分析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視，他們甚至接受了多元主義者的部分主張，亦即承認任何的領導精英內部都存在大量的小群體——但這些都並沒有改變而是強化了他們關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存在一個權力小集團的核心觀點，只不過這個小集團的面貌已不再必定是一個高度整合的「階級」，而是可能隨著當時當地的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在群體意識、凝聚力和共謀程度上發生變化的社會存在。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根據整合程度和階級基礎這兩個維度做出的列聯表所顯示的那樣，處於政治社會學光譜兩端的精英主義和多元主義完全可以被納入到同一個解釋框架之內——其中的「排他性權力精英」最接近米爾斯對「權力精英」的原初定義，而在「被分割的權力精英」的情況下，精英之間的競爭已非常強烈，到了「碎片化的權力精英」時，權力精英的概念已經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概念，用以描述那些參與權力運作的相互競爭的、對抗的群體，這已非常接近多元主義者的立場——問題的焦點，也就由單純的理論範式和意識形態之爭，轉向了基於具體情境的歷史研究和跨國比較研究。
當然，與此同時，當「權力精英」可以被界定為「在任何一個等級制的頂端都有的那些人」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米爾斯關於「存在一個權力精英」的洞見在很大程度上卻被消解了；在這裡，喪失的是一種想象力和批判的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學院化甚至瑣碎無聊的「經驗調查」，而米爾斯，在他的理論終於大大地改變了學術界對精英的傳統看法之後，他卻在1970年代末期從學術討論中幾乎「消失」了——也許人們更多記住的只是他作為「憤怒的知識分子」的一面，而忘記了對他的理論貢獻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幸運的是，精英研究的新範式正在興起，而米爾斯正在成為這股新浪潮的重要思想來源。精英研究的興起有很多原因，包括「9·11」後世界形勢的變化、2008年後金融資本主義的強化、新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尤其是財富不平等的擴大和固化，這些都重新喚起了人們回顧米爾斯在近半個世紀前對權力精英，尤其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批判的熱情，而這也許正是米爾斯的著作正在經歷一場復興的原因所在。但更重要的是米爾斯畢生在道德上的召喚：在一個經濟上升、知識界也普遍充滿了自鳴得意的大國心態的「繁榮時期」，去做一個「說實話的人」和「負責任的工匠」。
呂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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