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望向大城市，可是大城市應該望向哪裡呢？美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首都，沒有哪個城市像巴黎、羅馬和倫敦一樣，既是全國的社交中心，又是政治和經濟之都。在小城鎮和大城市的當地社會，沒有歷史法庭（historiccourt）能夠徹底而正式地證明選舉及其合理性。國家的政治之都不是地位之都，也不是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重要組成部分；官位晉升和社會地位晉升不是對等的。成為經濟之都的是紐約，而非華盛頓。如果從一開始，波士頓、華盛頓和紐約合為美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之都，將會是另外一番局面！那么，約翰·傑伊夫人（mrs．johnjay）設定的1787年和1788年的晚宴賓客名單，包括出身名門的人、富豪和權貴混合在一起作為全國人口普查的一部分，可能會被完好無損地儲存下來並更新至今。
儘管官員和大都市缺少統一性，但170年後的現在，美國各大都市興起了顯赫的上流階層，他們似乎在許多方面都很團結。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和舊金山，被鬆散的新富家庭圍繞的舊富家庭有一個堅實的核心。在紐約，這個核心曾經被沃德·麥卡利斯特（wardmcallister）說成是400強。現在，就試圖以家族作為基礎而言的光榮血統，他們得到國家認可的機會很渺茫。然而，毫無疑問，都市400強和小城鎮400強的優勢在累積，客觀機會和心理準備相互作用，為每一代人創造和維持上流階層的世界。在每一個大城市，這些階層首先都是眈視對方。
一
內戰之前，大城市的上流階層緊湊而穩固，至少社會編年史家回顧過去時是這樣說的。倫塞勒夫人（mrs．johnkingvanrensselaer）寫道，社會是「在其內部發展的，而非外部……吸收的外部因素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一代又一代，每個家庭為國家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社會圈也隨之得以不斷擴大……上流階層的分界線可追溯至殖民統治時期的家族血統，像中國的長城一樣堅不可摧、難以忽視，上流階層之間唯一的分裂是教派；長老會、荷蘭歸正教派和聖公會形成了一個非常緊湊的組織。」
在每一個地區，19世紀的財富導致當地家族中出現了工業等級。哈德遜河上游有大莊園主，他們為自己弗吉尼亞州種植園主的出身感到自豪；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每個鎮上都有清教徒船主和早期的實業家；在聖路易斯市有法國克里奧爾人時髦的後裔，他們主要從事房地產；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有富裕的金銀礦商，就像狄克遜·韋克特（dixonwecter）所說的，紐約市有一個剪息票投資者（couponclippers）組成的階層，他們以父輩的積蓄為生，像阿斯特家族（astors）和範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s）這樣的階層，正試著儘快退出以前的商業專案。
最富裕的人被認為可以擁有獨特的社會地位，他們的財富是永恆的，他們的家族是傳承已久的。只要他們守住自己的財富，而且沒有能撼動其財富地位的新富出現，就沒有必要通過家族血統和財富來凸顯地位。舊上流階層的穩定依賴於舊家族和巨大財富，鑑於此，新上流階層的財富和權力受到了舊階層的限制，舊上流階層只有在保持高貴和不構成威脅的情況下，偶爾接受新成員。
內戰後的數十年裡，舊城市的舊上流階層被新富們搶走了風采，倫塞勒夫人認為「頃刻間，勇於挑戰社會等級制度高牆的人從四面八方湧來，大肆抨擊社會體系」。而且，海外移民，如南方人，以及接踵而至的西部人，開始在這座城市發家致富。「已經在其他地方致富的人，則遠上紐約尋歡作樂、獲取社會認可。」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在全國範圍內，舊式家族同新富家庭之間的鬥爭規模宏大。這些古老的家族在內戰前就已經積累了財富，試圖將內戰後的新富家庭隔離在其圈子之外。但這種舉措失敗了，因為新富家庭數量眾多，古老的家族無法與之抗衡。而且，新富家庭不侷限於任何地區，像是不斷擴張的國家版圖，新富和權貴——以家族的形式，現在以企業的形式——輻射到全國。縣、市、州無法遏制有社會影響力的新富階層。新富階層無孔不入，蠶食著大都市中古老家族的領地。
所有家庭都似乎非常「古老」，但並不是所有家族的財富都積累了長達至少兩代人的時間，更準確地說是三代或者四代。美國的「古老家族」等於金錢、意志、時間的總和。畢竟，縱觀美國曆史，其跨度還只有六七代。每個古老家族中的一些成員，都必定會經歷家族還不是那么「古老」的階段，因此，在美國，身為家族祖先和身為家族普通成員同樣值得驕傲。
令人難以想象的是，世系家族不允許也未曾允許未經註冊的家族加入他們的社交圈，尤其是在未註冊的家族搶佔了他們的銀行業務的情況下。現在，只有那些加入古老家族社交圈不過兩三代的人，會竭力將那些意圖效仿他們祖先的人阻擋在外，舊富和新貴之間的博弈始於建國之初，現在依然在小鎮和都市中心上演。該博弈經久不變的規則是，只要有堅不可摧的意志，任何家族都可在其財力允許的範圍內勝出。金錢——純粹的、赤裸的、庸俗的金錢——毫無意外地幫主人贏得進入美國社會任何地方的通行證。
從地位的角度看，它總是試圖建立在家庭血統的基礎上，這意味著「家庭地位的高牆」總是搖搖欲墜，從更普遍的立場來看，上流階層在當地的認可度更高，這意味著上流階層在不斷重組。同時，也意味著無論美國上流階層如何自命不凡，也只不過是富裕的資產階級，無論其成員如何權傾朝野，也無法杜撰一個貴族身份。一位細心的系譜學家聲稱，20世紀初，在紐約，因財富和家族古老性而擁有顯赫社會地位的家族，他們的祖先曾受邀出席傑伊夫人的晚宴，這樣的家族不足10個。
在美國，試圖憑藉家族血統獲得地位，這種自以為是的行為令人懷疑，只涉及了極少數人。出身良好和出身高貴的人，出於強烈的族譜意識，用他們真實或者虛構的祖先，精心編制族譜，刻意與出身卑微的人保持距離。但在他們嘗試與底層大眾保持距離時，底層大眾卻似乎對自己的低微出身引以為豪，而且總是熱衷於搬出一些極其庸俗的笑話，於是，貴族們的虛榮心在此無處安放，或者說無從施展。
有太多家庭宅邸活動和跨行業的活動，在個人的一生中，以及在各代際之間展開，因為他們覺得家族譜系是根深蒂固的。當這種感覺強化了上流階層的訴求時，除非受到底層的尊重，否則這種感覺對他們也並無利處。美國人不是特別有家族譜系意識，他們不是那種會用金錢為家族血統鍍上高貴的底層大眾。只有當一種社會結構在各代之間沒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時，只有當職業、財富和地位遵從世襲制時，那種傲慢和偏見，那種內心的奴性和自卑感，才能形成聲望體系的穩定基石。
儘管沒有封建的歷史，並且因為移民存在流動性，但是以家族聲望為基石，建立一個轉瞬即逝的以血統為主導的上流社會是可能的。正是新移民大量湧入大城市的數十年，美國的大都會處於全盛時期。在北方人的聚居區，通過血統獲得社會地位是最成功的，而獲得成功的與其說是普通民眾，不如說是那些聲稱自己擁有某種血統，想要更多血統的人。這些訴求一直以來都涉及國家團體的地位等級。
但當卑微的移民不再服務於這一目的：移民停止流動，不久，在北美的每一個人都變成或很快會變成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父母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儘管移民的數量巨大，他們在大城市的數量超過了本地人，但是民族主義的自由情緒正變得過於強烈，無法被嚴格的血統壁壘所塑造。「移民的美國化」——是有組織的運動，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個事實——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忠誠比盎格魯-撒克遜的血統更重要。認為美國是一個光輝的種族和民族熔爐的觀點——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持此觀點，開始在那些關心「種族」血統和血統導向型社會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間盛行。而且，每一個國家團體——從愛爾蘭人到波多黎各人——已經慢慢在當地贏得政治權力。
建立一個血統清晰的世系社會（pedigreedsociety）的嘗試已經在上層流社會中展開，上流社會的組成部分是相互競爭的：東部沿海地區最先建立，因此，那些留在那裡的人在當地組成的家庭比最近人口密集地區的家庭歷史更悠久。然而，在當地聲名顯赫的家庭，其享有的名聲在新英格蘭的許多小鎮上和波士頓人家庭一樣悠久；南方小鎮家庭對持續親戚關係的訴求不會被極端的波士頓婆羅門所超越；早期的加利福尼亞家庭有強烈的時間概念，認為他們比任何紐約家庭都更古老、經營得更好。當地還存在經濟方面的競爭。以礦業為生的家庭、從事鐵路方面工作的家庭、以房地產為生的家庭——在每個行業、地區，正如我們說過的，巨大財富滋生了當地家庭自身的階層。
當階級結構堅實而穩固時，血統是聲望穩固的基礎。唯有此時，各種傳統和禮節才能在堅實的經濟土壤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當經濟變化非常迅速，流動性具有決定意義時，富裕階層必定會堅持自己的主張；地位藉口會分崩離析，由來已久的偏見會蕩然無存。從階級立場來看，一美元是一美元，但是從世系社會的立場來看，兩筆數額相等的資金是不盡相同的——一筆是傳承了四代的信託財產，一筆是上週從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賺取的錢。而且，當新賺的錢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時，該怎么辦呢？1870年，阿斯特夫人該如何對待範德比爾特夫人呢？阿斯特夫人會處於劣勢：1883年，她在範德比爾特夫人門前留下了她的名片，應邀參加範德比爾特夫人的化裝舞會。發生了那樣的事情，你無法舉辦一場真正的血統身份的展示。在美國，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以血統為根基的社會，總是會或被粗魯的新富階層忽視或收買。
在白手起家之人的社會背景下，新富自然會有地位訴求。自力更生的人有資格要求身份地位，而不是被鄙視。每代有家族成就的人中都會有人鄙視新富，將他們視為入侵者、暴發戶、異鄉人。但是他們的後裔或者他們的子女，都會被世系家庭的上流社會階層接納。
二
在美國，地位之爭並不是某個時期獨有的情況，因而不會隨著另一個時期的到來而自然平息。舊富階層力圖依靠家族血統來維持其階層大佬的地位，失敗與成功總是相伴相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每一代都會出現新成員；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上流階層總在挑起事端。存在上流階層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成員恆久不變、絕對穩固的上流階層卻是不存在的。就算階層成員變動很快，也不足以破壞整個階層。不是相似的個體和家庭，而是相同的模式在階層內部佔主導位置。
用或多或少正規的方式劃界，從而嘗試使這種模式固定不變。甚至在內戰之前，新富還沒有像之後那樣推動社會發展時，憂心忡忡的女主人在面對社會決策時，似乎就需要尋求一些社會權威人士。對1850年之前的兩代人來說，紐約社會信賴艾薩克·布朗（isaacbrown），他是格雷斯教堂的司事，狄克遜·韋克特說，布朗對姓氏、血統和流言蜚語的記憶準確無誤。他隨時樂意告知主婦們誰在服喪期間發出憑弔邀請，誰破產了，誰有朋友來訪，誰是小鎮和社群的新來者。他會主持各種聚會，一些人發現他「手上有一批能歌善舞的男青年」，能為新搬進來的準備辦聚會的人提供幫助。
內戰後的極富階層呼籲採用更明確的方式決定被選舉人，沃德·麥卡利斯特一度將他自己確定為選民。為了「社會可能獲得抵抗虛榮的奸商（大發戰爭橫財）所需的安定」，麥卡利斯特希望致力於必要的工作，將有地位但不時髦的古老家庭，和為了嶄露頭角而進行娛樂活動、頭腦靈活的時髦人物聯絡在一起。據說，他非常重視這份工作，不分晝夜地潛心鑽研紋章學、宮廷禮節、系譜學和烹飪等方面的書籍。在1872年和1873年的冬天，他組織了「族長會」（patriarchs），這是一個包括25名成員的委員會，他們有權力建立和領導社會，通過邀請四位男士和四位女士參加舞會，履行他們的職責——麥卡利斯特作為神聖信任加以強調的職責。最早的族長會由紐約古老的家族組成，這些家族至少經歷了四代人，麥卡利斯特眼中的美國式慷慨是，40歲的人都能成為優秀且真實的紳士。
在19世紀80年代，麥卡利斯特接受新聞記者採訪時發表評論說，時尚的紐約社交圈只有400人。除此之外，你再找400人，他們要么自己在社交場合感到拘謹，要么讓在場的其他人感到拘謹。1892年，族長會的優越性和麥卡利斯特的名聲急轉直下，他公佈了那「400位社交能人」的名單，實際卻只包含了300個姓名。那隻不過是族長舞會（patriarchballs）的登記名冊而已，族長舞會是內戰前紐約各家族內部社交圈的活動，賓客主要是一些熱愛跳舞的單身男女，和一些麥卡利斯特認為適合出席的新富。在當時，最富有的90人中只有9人會收到他的邀請。
人們對麥卡利斯特那份400人的名冊十分關注，隨後他退出了高階社交圈，這充分反映出他曾試圖鞏固的舊式上流階層是何等的岌岌可危。無獨有偶，其他城市也同紐約一樣，付出百般努力，維護阻撓新富進入社交圈的「舊守衛」。麥卡利斯特的失敗象徵著所有諸如此類的努力皆已付諸東流，唯一明智的舉措就是認可新富，或至少認可其挑選出來的成員，《社會名流錄》是最成功的嘗試。
19世紀80年代是個輝煌的時代，紐約的一名單身男士，繼承了「一筆數額不大的積蓄和算不上顯赫的良好社會地位」，他決定出版「一份傑出人才名錄」，不接受商業贊助，但商人們極有可能會購買。《社會名流錄》的絕妙之處在於既包含了舊富也囊括了新貴，在「菸斗」和「聯盟」等紐約俱樂部的鼎力支援下，很快獲得了成功。紐約第一期《社會名流錄》包括了881個家族。其他城市也紛紛效仿，分別出版本市的《社會名流錄》，名流錄的編纂和出版事宜，都納入到社會名流錄協會（thesocialregisterassociation）的工作範疇中。到20世紀20年代，共有21個城市出版發行了《社會名流錄》，但隨後有9個城市因缺乏興趣而停止出版。截至1928年，每年秋天發行12份新版《社會名流錄》，出版的城市有紐約和波士頓（自1890年）、費城（自1890年）、巴爾的摩（自1892年）、芝加哥（自1893年）、華盛頓（自1900年）、聖路易斯（自1903年）、布法羅（自1903年）、匹茲堡（自1904年）、舊金山（自1906年）、克利夫蘭（自1910年）、辛辛那提（自1910年）。
《社會名流錄》刊登了「社交名流」的住址、子女、就讀學校、電話號碼和經常出入的俱樂部。增補版會於12月和1月發行，夏季版於每年6月發行。協會建議讀者購買一本索引，裡面包含了所有在名流錄中出現過的姓氏，方便了解各城市中家族通婚和地址變遷的情況。
根據《社會名流錄》的描述，能夠入選名流錄的人們或憑藉家族血統，或因其社會地位，或具備其他資格，毋庸置疑，他們的家族都屬於城市的上流階層。然而，入選的具體標準卻難以辨別，原因或許正如韋克特所言，「《社會名流錄》營造了一種客觀、公正和神秘探究的氛圍。一定程度的隱姓埋名，對再創輝煌和繼續保有聲望大有裨益。」現在，社會名流錄協會的總部設在紐約，似乎是由伯莎·伊斯特蒙（berthaeastmond）女士在掌管，自協會成立之初，她一直擔任創始人的秘書。她權衡所有姓氏，哪些應該入選，哪些不配入選，哪些有望在未來加以考慮。完成這些工作，她可能會拜訪能提供相關諮詢的顧問，為此，在每個出版《社會名流錄》的城市都設有個人代表，負責留意在冊的姓氏、地址和電話號碼。
《社會名流錄》登記在冊的有38000個夫妻家庭，為什么他們會入選？出版《社會名流錄》的12座城市的居民，都可以申請加入，儘管必須要有已入選的幾個家庭的推薦書，還需要所屬俱樂部的清單。但是，僅憑金錢或僅憑家庭，甚至這兩項加在一起都並不能保證能立刻入選，或者能最終被保留下來。用更加武斷的方式，舊式家庭的人有時會落選，第二代新富提出的申請也通常不會取得成功。然而，雖說僅憑出身和財富不足以入選，但並不是說出身、財富和合理的舉止不重要。
只要小有成就的企業總裁有志於此就有可能入選名錄，但是不應過度強調。尤其是1890年到1920年具有歷史特殊性的三十年，是進入名流圈的關鍵時期。事實上，《社會名流錄》中新家庭的入選率——只有在費城穩步下降——在20世紀前十年裡增長了68％，截至20世紀30年代，增長率下降至6％。
那些落選《社會名流錄》的人通常深知原因何在；《社會名流錄》因其「武斷的」本質，在社會意義方面遭到了嘲笑。實際上，狄克遜·韋克特曾總結說：「不利的宣傳可以導致一個人被驅逐，但仍然是直覺多於邏輯……可以說，任何人，只要他的名字不被刊登在報紙專欄上——無論其私生活是何種狀況，或者被爆料出何種秘密的傳言——都不會影響他入選《社會名流錄》。」
雖然入選和落選都看似過於武斷，圍繞名冊充滿了勢利和苦惱，但是《社會名流錄》是一份嚴謹的名冊，確實有其意義。這是一種嘗試，它努力將暴發戶和臭名昭著的人阻擋在名流圈外，努力證明和鞏固財富名流圈，維持名流圈的高貴性和價值。畢竟，它是美國已註冊家庭的唯一一份名冊，它是在一個沒有貴族歷史、沒有宮廷社會、沒有真正首都的國家中，距離獲得官方身份最近的一件事。對個人而言，入選可能是無法預測的，甚至是過於武斷的。但對一個群體而言，一個人之所以能入選《社會名流錄》是因為他的財富、出身和生活方式。因此，出現在12個城市《社會名流錄》中的姓氏，的的確確代表著一類人。
三
自《社會名流錄》發行以來，參與出版發行的12座大都市，每座都有一個上流社會階層，其成員都出生於入選《社會名流錄》的家庭。這個登記了的社會階層和新登記的階層，以及其他大城市未登記的階層，共同組成古老的家族群，他們在接下來的兩代、三代或四代時間裡，一直都是地位顯赫、富甲一方。因為有著不同的起源形式、著裝風格和行為方式，他們和其他群體格格不入。
這些上流階層成員住在一個或多個專屬的奢華住宅區，其中有許多人自出生起就住在這些精緻、古典的房子裡，或者住在他們後來建成的簡約現代風的房子裡。這些房子無論新舊，一律傢俱齊全，裝修精緻。他們的服飾即便看起來隨意、老舊，但剪裁和工藝都有別於常人。他們購買的東西也都價格不菲，使用起來很低調。他們所屬的俱樂部和組織只接納身份地位與他們相似的人，在這些團體裡，他們非常注重儀表和著裝。
他們有共同的親人和朋友，除此之外，他們有著共同的經歷，都經歷過嚴格篩選，都受家族控制。他們就讀於相同或相似的私立和貴族學校，尤其鍾愛新英格蘭的教會寄宿學校。他們進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或者如果沒有走出當地，也會進入他們家族贊助的當地名校。現在，他們經常光顧學校的俱樂部，以及他們所在城市的頂級俱樂部，時不時也會去其他大都市的一兩個俱樂部。
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當地報紙的娛樂八卦欄和社會專欄中，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有名的波士頓人和舊金山人，如果他們名字被那樣沒有意義地隨意使用，他們會覺得有失當地身份——廉價的宣傳和咖啡社會的醜聞是新家族咄咄逼人而俗氣的風格，不是老派家族的風格。已經在上層立足的人感到非常自豪，還未在上層立足的人也很是自負。前者並不在乎位於他們之下的人對他們持何種見解，後者阿諛奉承，輕易相信吹捧之詞，因為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對自身的看法建立在他人的說辭之上
他們組成的各類小集團內部和各小集團之間，這些驕傲的家族成員產生了親密的友情，形成了高度的忠誠。他們互相設宴招待對方，參加彼此舉辦的舞會，他們出席氣氛愉悅的婚禮，令人傷感的葬禮，也參加同性戀嚴肅而拘謹的社會舞會。在社交場合，他們似乎最鍾愛的形象是非正式的，在展示他們服飾和舉止的訊號中，辨別正誤和洞察行為準則的明智，可以讓他們在休閒、自然和正式的風格之間隨意切換。
上流階層成員的民眾服務精神，似乎不直接以政治形式體現出來，而是讓他們更樂意領導慈善、教育和文化機構。他們的財富——平均有幾百萬——他們通常並不會花掉多數資產；如果他們不想工作，也不必強迫自己工作，但是他們——尤其是地位顯貴的年長者——通常都會選擇工作，甚至是勤勤懇懇的工作。他們構成所在城市的商業貴族，尤其是金融和法律貴族。真正的紳士——在東部城市，逐漸蔓延至全國——是銀行家或律師，這很好理解，因為那些擁有財富的人需要可靠、聰明和理智的人來維護尊嚴，這些人是大型銀行的總裁和行長，是當地知名律師事務所的高階合夥人和投資顧問。
幾乎在整個美國，大都市的上流階層在種族、宗教和出生地方面，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即便他們沒有悠久的家族血統，他們的家族史也比底層大眾要長。當然，也有例外，其中一些是重要的例外。在各個城市，義大利人、猶太人和愛爾蘭天主教家族——獲得了財富和影響力——的身份地位得到了顯著提升。然而，更重要的是，也有例外——就種族、民族和血統來說，社會上流階層的模式仍然是「純粹」的。在各個城市，他們可能是新教徒，還有各階層教堂教派中的新教徒，主要是聖公會教徒、一位論派教徒，或長老會成員。
在許多城市——例如紐約——有好幾個而不是一個「都市400強」。這雖然屬實，但並不是說大城市沒有上流階層，只是，與其他更單一的社會相比，這些城市的地位結構更復雜。地位之爭導致的社會糾紛，未能摧毀地位等級。
身份地位較高的家庭可能加入了尊享鄉村俱樂部，俱樂部會組織體育賽事和社交活動，但是這種模式對上流標準沒有決定性意義，因為「鄉村俱樂部」也會接納中間階層甚至中下階層的成員。在較小的城市，最好的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身份通常是上流階層的重要身份象徵，但是，大都市的地位市場卻並非如此。大都市的地位象徵是紳士們的俱樂部，是男性俱樂部，這在社交方面非常重要。
紳士參與大都市的男士俱樂部，而且，上流階層的男士通常會加入一個或多個這樣的俱樂部。既允許男士也允許女士加入的俱樂部，例如鄉村俱樂部，通常只存在於當地。舊上流階層男士所屬的鄉村俱樂部是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的鄉村俱樂部，但是，都市俱樂部在不斷擴充套件，不再侷限於優秀的學校。紳士們加入三四個或更多的俱樂部也是司空見慣的情形。各個城市的這些俱樂部是真正排他的，因為總體上，這些俱樂部並不為中間階層和中下階層所熟知，它們比那些廣為人知的俱樂部更高檔，那裡的上流階層的身份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這些高檔俱樂部屬於上流階層、依靠上流階層、服務上流階層，但是會有別的城市的上流階層慕名而去。
對上流階層之外的人說，上流階層的男士或女士加入的俱樂部，是他們身份地位的強有力的象徵；對圈內人來說，俱樂部提供了一個更私密的，像大家族一樣的內部集團，可以凸顯一個人的身份。俱樂部的核心成員通常是憑藉血統成功實現地位訴求的家族，後來的成員藉由與這些家族之間的親密關係加入，但反過來，從長遠看，他們的加入有助於鞏固俱樂部的地位。
當有錢人在社會等級的標準線上相互推搡時，加入正確的俱樂部就具有了重要的社會意義，因為等級的界線往往是模糊的，而俱樂部的會員資格則清楚地界定了有錢人的地位。大都市俱樂部是躋身上流階層的重要途徑：它們是新階層通往老派上流階層的身份階梯；男士及其後代可以逐漸從一個俱樂部晉升到另一個俱樂部，如果成功的話，可以進入最排外的核心要塞。大都市俱樂部對都市圈內、都市圈之間的商業生活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對於這些圈子內的許多人來說，在這個排外的圈子裡做重要決策似乎很方便，而且某種程度上也很合適。「私人俱樂部，」一家為管理者服務的雜誌社如是說，「正在演變成商人的城堡」。
大都市上流階層屬於富裕階層，控制了當地關鍵性的金融和法律機構，因此，各成員之間存在商業和法律關係。對一個城市的經濟來說，尤其大都市的經濟，並不只與那個城市有關。經濟以國家和大城市為中心，上流階層控制大城市決策中的關鍵環節，從這兩方面來說——各城市的上流階層之間都有著高度的相關性。如果波士頓的富人的專屬俱樂部經營慘淡，休斯敦的俱樂部也將會遭遇同樣的情況。與那些被社會接受的人保持輕鬆、非正式的接觸，能更好地在餐桌上達到協議。紳士們的俱樂部立刻成為具有決定性的金融和商業網路的重要據點，以及證明社會契合度的重要中心。舊上流階層具備的所有特點似乎都是巧合：古老的家族、妥當的婚姻、合理的住所、正確的教堂和優質的學校——他們因此擁有制定關鍵決策的權力。每個城市的「傑出人才」都加入了這些俱樂部，當其他城市的上流階層成員拜訪時，他們享用午餐的場所極有可能是波士頓的薩默塞特或聯盟俱樂部，費城的球拍俱樂部或費城俱樂部，舊金山的太平洋聯盟俱樂部，紐約的尼克博克俱樂部、連結俱樂部、溪流俱樂部或球拍和網球俱樂部。
四
在美國的每一座大城市，上流階層的生活方式十分相似——儘管存在地區差異，都市400強關注的住房、服裝和社交方式問題都相差無幾。布克兄弟的西裝和襯衫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大量投放廣告，除紐約的門店外，總共只有四家分店，但這個品牌在國內的所有大城市都非常有名，沒有哪個城市的銷售代表感覺自己被當成了陌生人。還有其他服飾也是符合上流階層風格的，但任何有錢和有品位的人都會發現其他品牌的衣服沒有布克兄弟的西服那么舒適。全國的舊上流階層的生活方式遠不只體現在這些方面。
有一種把社會上的富人、普通富人及下層大眾區分開來的深刻經驗，那就是看他們就讀的學校，所在的社團組織，還有因教育方式而貫穿他們一生的情感和理智。
例如，紐約舊上流階層的女孩子，通常在4歲之前，都是在護士和母親的精心呵護下成長，此後，日常起居由家庭女教師照顧，女教師通常擅長法語和英語。等到六七歲的時候就會去私立學校上學，比如蔡平學校（chapinschool）或者布里爾利學校（brearley）。上學和放學都由家庭專職司機接送，中午和放學後都由家庭女教師照顧，女教師大部分時間都陪伴在其左右。大約14歲的時候會上寄宿學校，比如，馬里蘭州的聖蒂莫西中學（st．timothy'sschool），波特女子高中（missporter'sschool），或康涅狄格州的威斯多弗高中（westover）。之後，可能會就讀紐約的芬奇女子大學（finchjuniorcollege），然後畢業，或者如果她進入合適的大學，她會和許多普通的中產階級女孩一樣，就讀於布林莫爾學院（brynmawr）、瓦薩學院（vassar）、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史密斯學院（smith）或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在結束學生生涯或大學畢業後，她很快就會結婚，然後開始引導自己的孩子，走過同樣的求學之路。
紐約舊上流階層的男孩子在7歲之前的經歷與女孩們大致相同，然後他也會去上走讀學校，比女孩們更早就讀於寄宿學校，儘管男孩子們將其稱為預科學校，如聖馬可（st．mark）、聖保羅（st．paul）、喬特（choate）、格羅頓（groton）、安多弗（andover）、勞倫斯維爾（lawrenceville）、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exeter）或霍奇科斯（hotchkiss）學校。然後他們會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或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或達特茅斯學院，也有可能就讀這些名校的某個法學院。
教育的每個階段對上流階層人士的培養至關重要，在所有大城市，上流階層接受的教育順序都是一樣的。事實上，所有這些城市的孩子都喜歡就讀於某個更時尚的寄宿學校，或者新英格蘭的預備學校，這些預備學校裡來自國內20多個州以及留學生隨處可見。基於血統的地位訴求越來越難以實現，優秀的學校在社會意義方面超越了家族血統。因此，要找到一條進入美國的上流階層的線索，專屬女子寄宿學校和男子預備學校是最佳選擇。
私立學校的許多教師都覺得，經濟變化沒有為頂層人士的子女帶來適當的家庭背景和氛圍，私立學校是最好的機構，培養他們具備上流階層人士的禮儀舉止，為將來生活在頂層做準備。無論校長知不知道，這似乎是一個事實，對於父輩來說，學校是俱樂部的等級標誌一樣——但更重要和更有內涵的方式是——私立學校扮演的角色，的確是為上流階層挑選和培養新成員，以及使上流階層的子女繼續維持在較高水準。只有在「下一代」，在私立學校裡，新舊上流階層間的緊張局勢才有所緩解，甚至不復存在。因而，依靠這些學校，而不是任何其他單一機構，新舊家庭——在機會成熟時——成為自覺的上流階層成員。
作為新舊上流階層的篩選和培訓基地，私立學校對上流階層有著統一的影響和同化的力量。在道德和文化特徵細緻地傳遞下，世系家族變得越不重要，私立學校就變得越重要。傳播上流階層的傳統，調整新富和人才進入上流階層，就這兩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機構是學校，而不是上流家庭。這是上流階層經歷中最具特色的一點。前15或20強的學校，是上流階層的主要組織中心。因為在這些青少年私立學校中，上流階層的宗教、家庭和教育任務是融合在一起的，維持上流階層盛行的標準，最主要的任務是集中一致。
這些學校在經濟上獨立，政策上自治，最大的特點是非營利性結構。它們不是「教會學校」，因此不受宗教團體管理，但它們會要求學生參與宗教服務，儘管不是宗派學校，但它們遵從受宗教啟發的原則。格羅頓中學創始人的格言沿用至今，包括建校理念：「不遺餘力培育學生基督徒的品格，注重學生道德品質、智力水平和身體素質等方面的發展。學校校長將由新教聖公會教堂的神職人員擔任。」
「預備學校的重點不在於課程設定，而在其他12個方面，其中一些很獨特：學生和教師之間的關係，學生和家庭之間的關係，哥特式禮拜堂和嶄新的體育館，學生宿舍的建築風格和晚飯後所做的事，所有的一切決定權都在於校長。」學校有一個潛在的理想——成為家庭延伸出的組織，一個來自波士頓、費城和紐約的適齡學生一起學習正確的行為方式的大家庭。學校加強這種家庭理想的方式有通過宗教公共實施——往往是聖公會學校；通過上流階層將他們的兒子送到父親，甚至是祖父曾就讀的學校；通過捐款，以及校友會的愛心活動。例如，喬特學校的根本目的是，證明家庭和學校能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學生可以享受學校提供的好處——尤其是「精神指引」和「結交良朋益友」——保持一個恰當的家庭所應該具有的親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