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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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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餅」的新專輯《中國來信》中有一首《獻給陳懷民的歌》:「真正的抗戰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記。在你的墓碑面前我們在把你紀念……我們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駕著戰機,我們會一直戰鬥,永遠不言放棄。」國民黨飛行員陳懷民當年戰死於武漢空戰,他是「生命之餅」吉他手煦別的舅爺。吳維又說,武漢現在還沒有陳懷民的雕像和紀念館。

到了飯點,吳維站起來告辭。他吃過飯,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於魯磨路上,旁邊全是飯館。香辣蝦館子的生意很不錯,面目樸實的老闆看到吳維進來,特地過來敬一支菸。吳維說,這個老闆是蹲過大獄出來的。如今,當年跟吳維一起混大街的朋友們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兩方都有人拉他入夥,他哪方都不想參與。晚飯時吳維沒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過飯,經過vox的大門,拐入衚衕,就是吳維上班的「wuhanprison」酒吧。這個酒吧六年來換了三個老闆,吳維一直是經理,淡季每月工資兩千多,旺季四五千。這是吳維唯一的固定收入。

吳維在酒吧裡除了和客人們聊天,喝啤酒,還有就是放音樂。今天他放的是johnnycash。他說他在家裡聽巴赫。去年他又一次離了婚,「不結了」,他說。當年吳維帶去廣州的表弟醜醜當了上門女婿,孩子六歲,早就不碰貝司了。沒事兒的時候,吳維在家寫劇本,希望能賺點錢給母親,「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好」。

去年,一個英國女人在「wuhanprison」找到了吳維。她遞上名片,自稱來自bbc,說:「兩個月後,我們將來拍攝紀錄片,需要採訪你們一下,還要拍你們的表演。」吳維說「可以,沒問題」。答應完了有點迷糊,吳維問她:「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英國女人說了句很經典的話,讓我不知道說什麼:‘comeon,wearebbc。’我心想:這好像是個回答,也不是個回答,只好說:‘好吧好吧,那到時見。’」

幾個月後,bbc的經濟事務編輯羅伯特·派斯頓釋出了紀錄片howchinafooledtheworldagain,片長五十多分鐘,採訪了武漢的市委書記、市長和企業高管,請他們談武漢的經濟發展。「……你可能沒有聽說過武漢(這是毛主席橫渡長江的傳奇發生的地方),」在bbc的網站上,羅伯特·派斯頓這樣寫道,「但它也許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講述中國非凡的30年現代化和財富積累、其經濟奇蹟如何接近尾聲的故事,以及它為什麼面臨一個災難性崩潰的嚴重危險」。吳維說:「整個片子只有我一個人在講反面的東西。」他記得他的觀點大概包括「武漢發展得很快,但普通大眾沒什麼收益」,「賺錢的還是權威階層,包括這些跟政府有聯絡、生意的大公司,對普通大眾沒什麼意義」,「gdp根本不代表什麼」……不少人看了這部片子跑到酒吧來找吳維聊,但吳維自己還沒看過,「我看不到,要翻牆才行」。

「wuhanprison」酒吧對面,魯磨路的另一邊,即將完工的大型社群立著廣告牌,上書五個大字:「青年烏托邦」。

「朋克之春」演出現場藏在北京三里屯一個隱秘的工地裡。想找到它,你得穿過一片工地和一群帶著安全帽的工人,還得找到那架正確的貨梯。一旦到了現場,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這兒了!」一個梳著髒辮的青年興奮地對另一個梳著髒辮的青年說。

朋克與朋克其實大不相同。看髮型、穿著、甚至鞋帶的穿法,一個明眼人可以馬上判斷出oldschool、newschool、oi、skinhead、ska……關於這些,「頂樓馬戲團」樂隊的梅二是專家。

「啥人還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儂老(很)朋克額(的)呶,儂老(很)幽默額(的)呶……」「頂樓馬戲團」曾用上海話這樣擠眉弄眼地調侃過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屬於任何一種朋克——牛仔褲,運動鞋,雙肩背包,配上光頭和敦厚身材,他更像個it男。「實際上梅二是個狂熱的朋克愛好者。」張曉舟說。

梅二經營的「敵臺」可以說是網路時代的chaos。這個只有幾百個關注者的微信公眾號孜孜不倦地傳播著與朋克文化有關的知識,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網路上搜尋翻譯並編輯的。「敵臺」的更新頻率原本是每天,後來降低到每週,現在則是不定期。梅二有點氣餒。真心願意關心研究這些的人太少了,「對於某些人來說,來看一場朋克演出跟去迪廳或健身房沒什麼區別」。

演出已經開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臺前。吳維還沒有到,昨天他剛和北京的朋友們喝了場大酒。幾個月前,「生命之餅」釋出了新專輯《中國來信》,這是他們簽約兵馬司後的第三張專輯——這是一家允許吳維不刪改歌詞的唱片公司。作為今天的壓軸樂隊,他們將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歲,組了這個樂隊,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會的痛處,揭歷史的傷疤,只想要去表達,從沒想過害怕。」新專輯中的《裸體朋克》這樣唱。吳維曾說過,從開始做音樂起,他便不憤怒了。他的憤怒和不妥協全部在音樂中,「反抗精神當然是朋克必備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發起就是在挑戰他們的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對不對?按照這個前提,在中國,我反對什麼?我挑戰什麼?……我挑戰我討厭的東西。」

紀錄片《武漢朋克》以新專輯中whywhy的一句歌詞作為副標題:「我不會灑了我手中的酒,更不會鬆開我的拳頭。」——梅二叮囑,「看朋克演出要舉拳頭,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屬的手勢」。現在,舞臺下一片拳頭此起彼伏,狂躁的鼓點打著,憤怒的青年怒吼著,啤酒噴著,人群熱起來了。歌詞唱的什麼,沒人聽得清。吳維從門口踱了進來,手持一瓶啤酒,一路與人打著招呼碰著杯。如今,和當年他不認識的崔健一樣,吳維也被稱為「大哥」甚至「教父」,音樂圈中流傳著他調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從鴨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臺上的樂隊。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樂隊,主唱正脫下牛仔褲,露出鮮紅的丁字褲,人群沸騰了。「iamhappy!」主唱用不熟練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揮臂,將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掃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滿地,碎片濺到瘦腿牛仔褲和運動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濺到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憤怒朋克。然後各種鞋跳起來,蹦起來,把地板踏得更加骯髒。

在梅二看來,「生命之餅」一直是中國朋克界的領袖級樂隊,原因是「吳維始終堅持著底層反對者的立場……或許遠離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獨立堅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種稱兄道弟的搖滾豪情中折損怒火,成為嬌生慣養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這樣寫過,「除了‘生命之餅’等少數樂隊之外,朋克,本質上是城市中產階級青少年發洩青春期躁動的一種方式,這種憤怒往往針對父母和學校教育,因沒有根基和來源,而給人對空揮拳的無力感。成長環境輕鬆的青少年會選擇健康積極的newschoolpunk,學歷較高的樂隊則以英語創作進入國際視野,但脫離了中國的現狀。」

「那些樂隊的存在,證明了朋克在中國更多以音樂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鬥爭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著有一天,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工青年能拿起樂器,表達他們「有根基的憤怒」。

午夜兩點,吳維拎著啤酒上場。十首歌的間隙,吳維說了不少話——他是現場唯一與觀眾有對話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畢福劍,抗日勝利和自己的四十歲生日。「screamforthelife,screamfortheright,screamforthetruthandfaith,weneverstopwhatwearefightingfor,weneverstop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著啤酒,花臂在紅色的燈光下猙獰地流著汗,蘇格蘭風笛尖叫著,瘋狂的觀眾相互推著搡著,在漫天噴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張曉舟和梅二——兩個穿著運動鞋的中年男人——舉起拳頭,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來。

最後的文學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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