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繫有吳明益，也有幾位創作與研究兼顧的老師，除此之外，每個學期都會邀請校外作家駐校。曾經被邀請的作家有黃春明、駱以軍、施叔青等，但是我在華文繫上的第一門創作課，就令我大失所望。
這門「小說創作」，老師是一位從未聽說過的作家l。查資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報紙工作。l老師聲音沙啞豪邁，開篇即稱，自己教授小說創作多年：「老師對這門課還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稱要在課上做一個實驗，這個實驗她已想了很久。但是這門課一半時間都與寫作無關，而是由各位同學報告臺灣作家，這內容似乎應該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擔憂的是l老師的教課狀態，因為這門課是在晚上，l老師已經十分睏倦。常常課時才到一半，課程已經進行完了。接下來講什麼呢？l老師不知在問自己還是我們，一邊打一個大大的哈欠。有時同學正在作報告，老師已靠在椅背上睡著了。臨近期末，l老師所謂的實驗終於開始了，原來是在課上模擬一次文學獎，她收集了十來篇小說，由在場的同學打分，評選出首獎、優勝獎，等等。評獎結束後，她指著一篇獲得優勝獎的作品，嘎嘎笑著：「你們怎麼知道這是老師的作品？」原來這是她十多年、也許二三十年前的舊作。
第二學年，駐校作家是劇作家、詩人鴻鴻，他開了一門「舞臺劇寫作」。鴻鴻是一個微禿、素食、總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師，我更相信鴻鴻已經教了多年寫作課，他有一套熟練的計劃，遊刃有餘。他要求每位同學各自採訪一個人，這個人距離自己的生活越遠越好。
同學們分別採訪了餐廳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飾店老闆、地方報紙的記者、軍人、災區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溫暖的老闆。接下來，我們每個禮拜寫一幕短劇，發展自己的人物。等到這些人物發展出性格，腔調，鴻鴻就要我們練習更復雜的形式，啞劇，歷史劇，等等，直到期末寫一齣完整的舞臺劇。
鴻鴻說，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師。他要我們觀察人物，寫出儘可能真實的人物。他指著我的第一份作業，譏笑說，這是真實生活中人們會講的話嗎？不是，這是偶像劇。
在課堂上，同學們圍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個人的劇本。唸完之後，由作者解釋，老師和同學們評點。除了對我的第一份作業，鴻鴻很少批評，他總是心情很好地，微笑著鼓勵同學們互相討論，使課程往前發展。課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無動於衷。這門課十分快樂，每個人都得到鼓勵。無論作者是否想要搞笑，總能營造奇異的喜劇效果，讓同學們哈哈大笑。
在這堂課上，最活躍的一位同學來自馬來西亞，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唇證明了這一點。他每天從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學們叫他「土地公」。「土地公」個性好動，喜歡用動作、言語引人發笑，大家都喜歡請他讀戲，這樣，一幕無聊的戲也能好笑起來。
然而愛搞笑的「土地公」背後，有一個悲傷的故事。他出生在馬來西亞一個華人家庭，父親非常嚴厲，因為他氣質陰柔，常常被父親責罵、被弟弟欺負，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歡男生的真相。在東華大學華文系，他發現課堂上可以如此開放地討論各種問題。於是他很快出櫃了，並且決意留在臺灣。
「土地公」的出櫃，同學們都開懷接受，有人笑說難怪他這麼喜歡紫色，喜歡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計算機。出櫃還招來一個意外的結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滿臉嫌惡害怕地四處逃竄，以此取樂。
在舞臺劇寫作的課堂上，「土地公」採訪的人物是同志三溫暖的老闆阿正。在逐漸發展人物的過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親是一個權威的形象，令他畏懼而又憤怒。同時馬來西亞的宗教氛圍、社會環境，都讓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來臺灣讀書，發誓不再依賴父親，每門功課都必須拿到優，才能拿到獎學金，而打工所得維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壓抑、恐懼、對男性的情慾，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三
騎摩托車經過大片草坪，出校門進入志學街，再拐入一個小巷子，看到田野裡有一棟房子。這是一家咖啡館，叫9803。我約了吳明益老師在這裡見面。
在第一學年，他痛快答應，成為我的指導老師。我們師生之間關係鬆散，偶爾碰面。他給我很大的空間，很少擺出老師的架子。我既知創作之路只能獨行，許多問題難有答案，不如不問。只大而化之，閒聊兩個小時。
私下見面時，吳明益很放鬆，但仍然誠懇應對我的每一個疑問。這樣認真的個性，讓我想到，他說自己成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學，還不敢自己去佐丹奴買衣服，要請姐姐幫忙。
我說在臺灣讀書，讓我思考兩岸文學體制的不同。一位同學寫了一篇關於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說：「我想投文學獎，就去看歷年文學獎作品集，結果發現，得首獎的散文都有一個人死了，於是我就寫了一個死人。」同學們大笑，她也笑，又敲著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這一輩中國大陸的寫作者，臺灣的同學對寫作更自覺，在如此年輕的時候，立志做一個作家、詩人，令我羨慕。他們的稿件列印出來，奔赴臺灣大大小小文學獎，有的同學已經拿了不小的獎項，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系辦的賀報上，他們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繼續新的創作。儘管在臺灣，很多人批評文學獎，但我仍然覺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壇的路徑，臺灣文學青年是幸運的。
我們也曾有過清晰的文學路徑，那是社會主義時期，作協、文聯、文學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開始，我們已經不閱讀，也不信任文學期刊，看不上作協、文聯，也不可能被他們看上。和更年輕的韓寒、郭敬明相比，我們也還沒有學習到文化商品的厲害之處。關於文學，我們失去了路徑。
恰恰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媒體市場化浪潮興起，需要大量新人。這是極少的可以借文字謀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學青年，多半成了記者、編輯、廣告寫手。直到日久年長，新聞寫作日漸模式化，而內心抒發的渴望升騰不息，於是我聽到身邊很多人在說：我要寫小說。只是此時已騎虎難下，文學創作難以養活自己，更難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後投身媒體的人們，大都已經有一份不錯的薪水，生活紛擾浮躁，若要離開這一切，進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說，文學好像偷情。
如果說我們在偷情，那麼臺灣的文學體制，就是在相親結婚，過著安穩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穩生活也令人羨慕。也許這就是我來臺灣的原因。
吳明益認真地聽完，微微皺眉。他回憶說，臺灣的文學體制，也有不同階段。在六七十年代，報紙副刊被嚴密控制，文學雜誌比較自由，於是許多作家創辦同仁雜誌，發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陳映真。80年代「解嚴」之後，文學中心又轉回報紙副刊。當時大家不看電視，《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發行量都高達百萬。這兩份報紙的文學獎因此影響力巨大。
吳明益說：「我想前十屆，兩大報的文學獎獲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個鑰匙。到了1990年代，我們這一代成長的時候，是兩大報文學獎最蓬勃的時候，還是一個標杆。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體越來越多，網路興起，電子媒體興起，年輕人不看報紙了。等到我們得兩大報文學獎的時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了。」
2001年，吳明益借小說《虎爺》，拿到了《聯合報》小說首獎。但是這時，一個獎已經不夠了，要多拿文學獎，文學雜誌、報紙副刊的編輯才有可能認識你。在這種體制下，評委的口味就決定了文學的整體風格。像我的同學一樣，吳明益也去研究前幾屆的得獎作品集，每一篇都看過，想一想說，這樣的東西才是好東西。「這不是得獎或不得獎，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樣的是好作品。」他說。
我想到他曾講過，在他年輕時，臺灣流行情慾文學，性都寫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慾經驗實在乏善可陳」，他笑著，露出兩邊的牙齦，臉龐黑紅。最終，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說《虎爺》，取材於當兵時的經歷，被命名為「新鄉土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