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尼亞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推行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建設，繼而需要樹立新的工人形象作為意識形態的代表。他們基於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的現代主義理念，進行了實驗性的城市規劃，國家在短暫的時間內建立起新的城市。這些區域依山傍水，以便體現革命工作中人、自然以及科技的關係。曾經生活在鄉村的人們被轉移安置到這裡。國家要將他們打造成一種社會主義「新人」（thenewman）——理想世界中的新公民。這些人在新興的工業區謀得一份工作，住進用廉價材料搭建起的公寓，心懷用勞動改造世界的抱負，準備通過自我犧牲式的工作熱情向工人階級的新形象無限靠攏。
然而，計劃似乎出了什麼問題，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之後，齊奧塞斯庫所領導的政權被推翻，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投機熱潮席捲了這個國家，短短的幾年之內，國有資產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大量流失，工廠倒閉，羅馬尼亞本來相對的低成本的勞動力隨著中國開放了更加廉價的勞動力市場而迅速喪失了市場競爭力。這致使羅馬尼亞失業人口激增，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計劃經濟時代剛剛誕生的城市在短短幾年內成了新的貧民窟。
這段羅馬尼亞歷史對大多數人來說太枯燥了，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在國內關於這位畫家的介紹裡總是用詩意、孤獨、靜默這些詞彙去形容有關他作品的感受。而我相信繪畫和攝影都十分具體，尤其對於畫家來說，他可以自由刪減、創造具象的細節。serban畫的正是關於那些社會主義「新人」在新貧民窟中的故事，他謹慎地暗示社會背景，這種指向性的線索，沒有過度地展開下去，將發未發的可能被做了減法，充其量只在這個封閉的畫面中提供一點點可辨識的形影。他畫中這些壓縮到僅有必要的所見，是一種時間承載的結果而非片段。
我或許可以給他寫一封信，然而我能在信裡說什麼呢，「我很喜歡你的作品……」，這種乏善可陳的開篇本身就充滿不祥的氣氛。在今天「喜歡」已經被輕浮地濫用，而作品，我們真的可以談論嗎？用文字形容影像本身就相當可疑，這就好像詩歌無法翻譯。我在攝影上也一直追求讓文字和圖釋失去機會。我們可以談談其他人，我知道他喜歡jeffwall（我也喜歡，我認為serban在某一階段的作品非常像80年代的jeffwall），他喜歡andreasgursky（我不喜歡）。也可以談談相似的經歷，一個工業蕭條的城市是我們最熟悉的事。然而從來沒有兩個人注視過相同的風景，更何況一個人要自我感覺多麼良好才會對自己的身份津津樂道？必須避免這種尷尬的開始，就像我們在作品中追求的可讀性一樣——節制。
他的畫冊中有張他工作室的照片，只有畫畫的必需品，畫布直接按在牆面上，建在以往製作筆刷的舊工廠內，這個細節也正好與他筆下的後工業狀況相符。serban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進化史」，它像指紋一樣與他的作品疊加為一體。他成長於知識分子家庭，接受了「工人至上」的早期教育，又在青年時期遊學威尼斯，在他所熟悉的克盧日，這個他曾經離開又折返回的城市，他對現實的審視更有把握，可以談論一些更加微妙的話題。serban繪製了一種特定歷史下平凡的現實，而我似乎熟悉這大樹上的每片葉子，那另外二分之一的故事，發生在我的身上。在我看來，我們的交集並非只是相似的經歷，也因為跨過種種形式所探求的問題：我們是否有可能窺見什麼是真正的生活？這是在失敗的烏托邦裡，唯一值得說的事情。
intheshadowofthedam，2008，布面油畫，146x123cm
?serbansavu；由紐約davidnolan畫廊提供
theoldroof，2009，布面油畫，162x220cm
?serbansavu；由紐約davidnolan畫廊提供
寂靜的緯度
?遊莉
theconcretecube，2009，布面油畫，94x130cm
?serbansavu；由紐約davidnolan畫廊提供
寂靜的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