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爸爸以前是極好面子的，但如今居然抱著撲通跑去機場接我，就為了我第一眼能看到它而開心，媽媽每次給我發微信，也是先拍幾張撲通的照片讓我放心。以前他們給我電話，每次都是三句式問候：吃了嗎？北京冷嗎？最近忙嗎？但有了撲通，我們幾乎總圍繞它的瑣碎生活說話了。
我漫不經心回應說：「假的啦。」爸爸嚴肅地說：「假的就不要亂說，撲通會想很久。」我說它是狗，哪裡能聽懂。
「每一句它都能聽懂。」爸爸很認真。
六
離家的那天，爸爸媽媽帶著撲通去機場送我。撲通在車裡嗚嗚直叫，緊張得上躥下跳。媽媽說：「車裡突然多了個姐姐，撲通不習慣嗎？」抱著它使勁地哄。
過去十幾年，從家裡到機場的這一程總是很沉默，大家都想說點什麼，但又都不知道說什麼好，只能聽著交通廣播臺一路走。但撲通回家後的這幾年，這一段路程成了它的表演時間，緊張、不捨、害怕、擔憂，我們總試圖分析它這異常的反應到底代表了哪種情緒。
到了機場，爸爸依然跑去看北京的天氣預報，撲通在媽媽的懷裡，四處張望。「看，它在找你爸呢。」媽媽說。
我隔著安檢門拍下外面搖搖招手的媽媽，她懷裡的撲通難分難捨地嗚嗚直叫。爸爸遠遠站在一旁，假裝毫不在意卻撐長脖子注視我。相聚之日的鏡頭一個個閃過，有那麼一刻，我覺得相互依靠生活的每個畫面，都可以不斷重複過上一萬年。
視覺
一種同人親近，擺脫孤獨的渴望。
——安德斯·皮特森
平行故事
文_遊莉
2013年我從梨形美術館的微博上初次看到羅馬尼亞畫家serbansavu的作品，他的畫很像我拍的照片。這之所以不是我個人的錯覺，是因為這條微博下就有人@了我的名字，那之後也有一位朋友具體對比過我們的一張作品，描述的都是蕭瑟的冬季，一群人在雪原上圍觀著什麼我們無法說清的事情。第二年，朋友從美國為我帶回一本他的畫冊。我注意到我們同樣生於1978年，幾乎同時上學和畢業，成長於社會主義工業城市，又接受了相似的美術教育。他筆下那個陌生的國家有著我熟悉的氣息——他的畫中人、風景，甚至汽車的樣式都與我的記憶相吻合。
serban畫面中的場景似乎都發生在城市的邊緣，但又遠離田園的詩意。它既不荒謬也不奇幻，並無什麼可觀之處，人對自然剛剛有一點改造，但又隨時可以放棄。風景和土地一點也不偉大，是一種無趣的所在。缺少傳統的風景畫中畫家對景色的眷戀之情，好像這是僅有一種的景色，沒什麼特別。那裡有一些灰色的蘇維埃式住宅樓，居民區，空曠的郊野中剩下一些似乎爛尾了的混凝土建築，人們乘坐公交車往來，小汽車仍然昂貴又稀缺，這導致停車場上總是沒能停放足夠的汽車。而它們又總是壞掉，人們從而哪裡也去不了。serban像常常使用長焦鏡頭的攝影者，透過遙遠的距離注視著當時當地。空間被這種鏡頭感壓縮了，地平線在居高臨下的俯視中消失，工廠水壩荒野阡陌變成顏色和線條，呈現為一種灰綠色的背景。這個背景襯托著畫面裡面目難辨的人群，他們在土地上進行著微不足道的勞動，休憩，目睹被炸燬的建築，看不出喜悅和悲情，對周遭發生的一切表現出一種「沒指望了」的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