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人們往往覺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在日常世界裡，他們覺得自己無法克服這些困擾。而這種感覺往往還頗有道理：普通人直接意識到什麼，又會努力做什麼，都囿於自己生活其間的私人圈子。他們的眼界、他們的力量，都受限於工作、家庭、鄰里那一畝三分地。而在別的情境下，他們的行止只能透過別人來感受，自己始終是個旁觀者。對於超出他們切身所處的那些抱負和威脅，他們越是有所意識，無論這意識多麼模糊，似乎就會感到陷得越深。
而支撐著這種陷阱感的，正是全世界各個社會的結構本身所發生的那些看似非個人性的變遷。當代歷史的諸般史實，也正是芸芸眾生勝負成敗的故事。隨著一個社會走向工業化，農民成了工人，而封建領主則被清除或成為商人；隨著各個階級的起伏興衰，個人找到了崗位或丟了飯碗；隨著投資回報的漲跌，人也會追加投資或宣告破產。戰事一開，保險推銷商扛起了火箭筒，商店員工操作起了雷達，妻子獨自在家過日子，孩子的成長也沒有了父親的陪伴。無論是個體的生活，還是社會的歷史，只有結合起來理解，才能對其有所體會。
不過，人們通常不從歷史變遷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發，來界定自己所經歷的困擾。他們只管享受安樂生活，一般不會將其歸因於所處社會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會意識到，自己生活的模式與世界歷史的程式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聯。他們通常並不知道，這種關聯如何影響到自己會變成哪種人，如何影響到自己可能參與怎樣的歷史塑造。要把握人與社會、人生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有特定的心智品質，而他們並不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沒有能力以特別的方式應對自己的私人困擾，以控制通常隱伏其後的那些結構轉型。
當然，這也不足為奇。有那麼多人如此徹底、如此迅疾地遭遇如此天翻地覆的變遷，那這是什麼樣的時代？而美國人之所以不瞭解這樣的劇變，正如其他社會的眾生男女所瞭解的那樣，是因為一些正迅速變成「僅僅只是歷史」的史實。如今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歷史是世界歷史。置身於這個時代的這個舞臺，僅僅經過一代人的工夫，人類的六分之一就從完全的封建落後狀況，轉變成現代、發達卻又令人滿懷憂懼的狀況。政治上的殖民地獲得瞭解放，但新型的、不那麼顯見的帝國主義形式卻開始紮根。革命爆發了，人們卻感受到新型權威的嚴密掌控。極權主義社會興起了，然後又被徹底摧垮，或者令人難以置信地大獲成功。資本主義經歷了200年的上升趨勢，如今看來，只是讓社會成為某種工業機器的一種方式。抱持了200年的企盼，人類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獲得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欠發達世界，到處都能看到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摧毀，朦朦朧朧的期待化作了迫不及待的要求。而在高度發達的世界，到處都能看到種種權威手段和暴力手段在範圍上變成了總體性的手段，在形式上也變得具有科層性。人性本身現在就擺在我們面前，無論是哪一極的超級大國，都以驚人的協調能力和龐大的規模，竭力準備著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今，歷史的面貌可謂日新月異，讓人們感到力不從心，難以基於往昔珍視的價值找尋方向。往昔珍視的是些什麼價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時候，人們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覺和思維方式已經瓦解，新的萌芽卻還曖昧不清，從而導致了道德上的阻障。普通人驟然面對那些更廣闊的世界時，自覺無力應對；他們無法理解所處的時代對於自己生活的意義；他們出於自我防禦，在道德上越來越麻木，試圖徹底成為私己的人，這些又有什麼奇怪的呢？他們逐漸感到墜入陷阱，又有什麼可驚奇的呢？
他們所需要的並不只是資訊。在這個「事實的時代」，資訊往往主宰了他們的注意力，並完全超出了他們的吸收能力。他們所需要的也不僅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儘管他們獲得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盡了本來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們所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特定的心智品質，這種心智品質能夠有助於他們運用資訊，發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邊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他們自己又會遭遇到什麼。我的主張是，從記者到學者，從藝術家到公眾，從科學家到編輯，都越來越期待具備這種心智品質，我們不妨稱之為社會學的想象力。
一
具備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歷史景觀時，思考它對於形形色色的個體的內在生命與外在生涯的意義。社會學的想象力有助於他考慮，個體陷於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時，如何常常對自己的社會位置產生虛假的意識。在這一團混沌中，人們可以探尋現代社會的框架，進而從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狀態。由此便可將個體的那些個人不安轉為明確困擾；而公眾也不再漠然，轉而關注公共論題。
這種想象力的第一項成果，即體現它的社會科學的第一個教益，就是讓人們認識到：個體若想理解自己的體驗，估測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將自己定位到所處的時代；他要想知曉自己的生活機會，就必須搞清楚所有與自己境遇相同的個體的生活機會。這個教益往往會是痛苦的一課，但又常常讓人回味無窮。究竟是堅毅卓絕還是自甘墮落，是沉鬱痛苦還是輕鬆歡快，是樂享肆意放縱的快活還是品嚐理性思考的醇美，對於人的能力的這些極限，我們並不知道。但如今我們開始明白，所謂「人性」的極端，其實天差地別，令人驚懼。我們開始明白，無論是哪一代人、哪一個人，都生活在某個社會當中；他活出了一場人生，而這場人生又是在某個歷史序列中演繹出來的。話說回來，就算他是由社會塑造的，被其歷史洪流裹挾推搡而行，單憑他活著這樁事實，他就為這個社會的形貌、為這個社會的歷史程式出了一份力，無論這份力量是多麼微不足道。
社會學的想象力使我們有能力把握歷史，把握人生，也把握這兩者在社會當中的關聯。這就是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任務和承諾。而經典社會分析家的標誌就是接受這一任務和承諾。無論是言辭誇張、絮叨囉唆、無所不寫的赫伯特·斯賓塞，還是風度優雅、尋根究底、善良正直的羅斯，無論是奧古斯特·孔德，還是埃米爾·涂爾幹，抑或是敏感糾結的卡爾·曼海姆，都具有這一特徵。卡爾·馬克思之所以在智識上秀出群倫，根本上在於這一品質；索爾斯坦·凡勃倫之所以洞見犀利、諷才卓異，約瑟夫·熊彼特之所以能從多種角度構建現實，關鍵皆在於這一品質。馬克斯·韋伯的深刻與明晰概源於此，w.e.h.萊基的心理學視野同樣建基於此。當代有關人和社會的研究，精華的標誌正在於這一品質。
任何社會研究，如果沒有回到有關人生、歷史以及兩者在社會中的相互關聯的問題，都不算完成了智識探索的旅程。不管經典社會分析家的具體問題是什麼，無論他們考察的社會現實多麼侷促或寬廣，只要他們充滿想象力地意識到自己工作的承諾，都會堅持不懈地追問三組問題：
這個特定的社會作為整體的結構是什麼？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關聯？它與其他社會秩序有何分別？在其內部，任一具體特徵對該社會的維繫和變遷具有什麼意義？
這個社會在人類歷史上居於什麼位置，是什麼樣的動力在推動著它不斷變遷？在整個人類的發展中，它居於什麼位置，又具有什麼意義？我們所考察的任一具體特徵，是如何影響了它所屬的歷史時期，又是如何受後者影響的？至於這一歷史時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點？它與其他時期有何差別？它塑造歷史的方式有著怎樣的特色？
在這個社會、這個時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型別一般是什麼樣子？未來的趨勢如何？他們是怎樣被選擇、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壓迫，又是怎樣變得敏感或遲鈍的？在這個社會、這個時期，我們觀察到的行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型別的「人性」？我們所考察的社會的方方面面，對於「人性」有著怎樣的意義？
無論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強權大國，還是一種意境、一戶家庭、一所監獄、一則教義，一流的社會分析家都要追問這些問題。它們是有關社會中的人的經典研究的學術支點，是任何具備社會學的想象力的頭腦必然會提出的問題。因為所謂想象力，就是有能力從一種視角轉換到另一種視角，例如，從政治視角轉向心理視角，從對單個家庭的考察轉向對全球各國預算的比較評估，從神學院轉向軍事機構，從石油工業轉向當代詩壇。這種能力上及最為遙遠、最非人化的轉型，下至有關人的自我的最私密的特徵，並且還能考察這兩端之間的關係。在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時，應始終蘊含著一種衝動，要去探知置身於這個社會、這個時期，並被賦予其品質和存在的個體，在社會維度和歷史維度上具有什麼意義。
綜上諸因，藉助社會學的想象力，人們現在可以期望把握世事進展，理解自身遭遇，並視之為人生與歷史在社會中的相互交織的細小節點。當下的人在看待自己時，就算不是作為永遠的陌生人，至少也會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一個旁觀者。這種立場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人們能深刻認識到社會的相互依存性，認識到歷史的轉型力量。而這種自覺意識最富收益的形式，就是社會學的想象力。運用這種想象力，原本心智活動範圍狹隘的人往往開始感到，自己彷彿在一座本該熟悉的房子裡突然驚醒。無論正確與否，他們往往開始覺得，自己現在可以得出充分的概括、統合的評估、全面的定向。過去顯得理據充分的決定，現在來看，似乎成了無法解釋的糊塗腦袋的產物。他們感受驚奇的能力重煥生機。他們獲得了新的思維方式，經歷了價值的重估。簡言之，他們通過冷靜的反思和敏銳的感受，認識到了社會科學的文化意義。
二
在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時，最富收益的區分或許就是「源於周遭情境的個人困擾」與「關乎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這種區分是社會學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會科學中所有經典研究的共有特徵。
困擾發生在個人的性格當中，發生在他與別人的直接關係當中；它們必然牽涉到他的自我，牽涉到社會生活中他直接地、切身地意識到的那些狹隘的領域。因此，這些困擾的表述和解決完全在於作為一個人生整體的個體，在於他的切身情境所及，而他的個人經歷，以及某種程度上他的有意活動，所能直接觸及的就是這樣的社會場景。困擾是一種私人事務：某個人覺得自己所珍視的價值受到了威脅。
而議題所涉及的事情，則必然會超出個體所置身的這些區域性環境，超出他內在生活的範圍。它們必然涉及許多這類情境是如何組合成作為整體的歷史社會的各項制度，而各式各樣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疊，彼此滲透，以形成社會歷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結構。議題是一種公共事務：公眾覺得自己所珍視的某種價值受到了威脅。至於那種價值究竟是什麼，威脅它的到底是什麼，往往眾說不一。這樣的爭論常常缺乏焦點，哪怕只是因為議題本質如此，不像困擾，9甚至是廣為蔓延的困擾，它無法基於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環境，對議題做出精準的界定。事實上，議題還往往牽扯到制度安排方面的某種危機，而且經常關乎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矛盾」或「對立」。
我們不妨從這些角度來看看失業問題。在一座擁有10萬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個人失業，那這就是他的個人困擾。要想施以救濟，我們應該看看這人的性格，還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麼機會。但在一個擁有5000萬就業人口的國度裡，如果有1500萬人失業，這就成了公共議題，我們不能指望在任何一個個人所面臨的機會的範圍內就能找到解決之道。因為機會的結構本身已經崩潰。要想正確地表述問題所在，並找出現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我們就必須考察整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個體的個人處境和性格。
讓我們再來看看戰爭。戰爭一旦爆發，相關的個人問題也許是如何保全生命或死得榮耀，如何趁機大撈一筆，如何在軍隊系統中爬得更高從而保全自己，或是如何為結束戰爭盡一份力。簡言之，戰爭爆發後，要根據一個人所持有的價值，找到一套情境，在其中求得安全保命，或是讓自己的犧牲在其中變得富有意義。但有關戰爭的結構性議題必須涉及它的起因，涉及它讓什麼型別的人倉促上位，發號施令，涉及它對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和宗教制度產生了什麼影響，以及這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為何陷入散亂無序、無人負責。
讓我們考慮一下婚姻。在一樁婚姻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可能會體驗到個人困擾。但如果結婚頭四年中的離婚率達到每1000對夫妻中有250對離婚，這就表明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影響它們的其他制度出現了某種結構性問題。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大都市，也就是令人恐懼、美醜混雜、壯麗奢華肆意蔓延的大城市。在許多上層階級人士看來，對於「城市問題」的個人解決辦法，就是在市中心買套帶私家車庫的公寓，而在40英里開外，擁有一片方圓100英畝的私有土地，裡面有一座亨利·希爾設計的房子，附帶有蓋瑞特·埃克博設計的園林。兩處環境皆屬可控，兩邊都有一小隊服務人員，並由私人直升機交通往返。在這樣的可控環境下，絕大多數人都能解決城市現狀所導致的許多個人情境的問題。但無論這一切多麼令人讚歎，也不能緩解城市的結構性現狀所引發的公共議題。該如何對付這種令人驚歎的奇形怪狀呢？把城市全部拆分成零散的單元區域，融合居住區與工作區？在現有區位上重新翻建？或者，徹底清空，炸燬乾淨，另擇他地，重繪藍圖，築造新城？那又該有怎樣的新計劃呢？不管決策如何，誰是決策者，誰又是執行者呢？這些議題都是結構性的。我們要直面這些議題，求得解決之道，就必須考慮那些影響著數不清的情境的政治經濟議題。
只要經濟安排不佳，導致疲軟，失業的問題就不再是個人能解決的了。只要戰爭是民族國家體系和世界工業化程式不平衡的題中應有之義，普通人囿於逼仄情境，無論有沒有心理援助，都不會有能力解決這種體系或者體系的匱乏強加給他的那些困擾。只要家庭作為一項制度，把女人變成形同奴隸的小寵物，把男人變成獨挑大樑的供養者和斷不了奶的依賴者，那麼純粹私人的辦法就始終不能解決美滿婚姻的問題。只要過度發達的都市圈和過度發展的小汽車是一個過度發展的社會的固有特性，那麼僅憑個人才智和私有財富就無法紓解都市生活的議題。
如前所述，我們在各式各樣具體情境中的體驗，往往是由結構性的變遷所導致的。有鑑於此，要想理解許多個人情境中的變遷，我們就必須有超出這些個人情境的眼光。而隨著我們生活其間的這些制度涵蓋面越來越廣，彼此關聯越來越複雜，這類結構性變遷也日漸增多，愈益複雜。要想對社會結構的觀念有清醒認識，並能敏銳運用它，就要有能力透過紛繁多樣的情境捕捉到這類關聯。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也就具備了社會學的想象力。
三
在我們這個時代，公眾面臨的主要議題是什麼？私人經受的關鍵困擾又有哪些？我們要想梳理出這些議題和困擾，就必須搞清楚，在我們所處時期的標誌性趨勢下，有哪些價值備受珍視卻遭受威脅，又有哪些價值備受珍視同時也得到倡導。無論我們討論的價值是遭受威脅還是得到倡導，我們都必須要問，這裡可能牽涉到哪些突出的結構性矛盾？
當人們珍視某些價值，並且不覺得它們面臨什麼威脅時，就會體驗到安樂。而當他們珍視某些價值，但的確感到它們面臨威脅時，就會體驗到危機——危機要麼限於個人困擾，要麼成為公眾議題。一旦他們所抱持的價值似乎無一倖免，他們就會覺得受到整體威脅而陷入恐慌。
但是，假如人們對自己珍視什麼價值渾渾噩噩，又或者沒有體驗到任何威脅呢？這就是所謂漠然的體驗。而如果這種態度似乎波及所有價值，那就成了麻木。最後，假如他們渾然不知自己珍視什麼價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脅本身的存在呢？那就會體驗到不安，體驗到焦慮，如果牽涉面足夠廣泛，就成了完全無法指明的不適。
我們的時代瀰漫著不安和漠然，但這種不安和漠然又還不能得到清楚闡明，並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體察。它們往往只限於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惱，而不是從價值和威脅的角度得到明確界定的困擾。它們往往只是沮喪的情緒，讓人覺得一切都有些不對勁，卻不能上升為明確的論題。人們既說不清面臨威脅的價值是什麼，也道不明究竟是什麼在威脅著他們。一句話，它們還沒到能讓人做出決策的程度，更不用說被明確梳理成社會科學的問題了。
在20世紀30年代，人們基本沒有什麼懷疑，只有某些自欺欺人的工商界人士覺得經濟議題也就是一堆個人困擾。在這些有關「資本主義的危機」的爭論中，對馬克思的梳理，以及許多未曾明言的對其著述的重新梳理，或許確立了這個議題的主導論調，有些人開始從這些角度來理解自己的個人困擾。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是哪些價值受到威脅並予以珍視，而威脅它們的結構性矛盾也似乎一目瞭然。人們對這兩點都有廣泛而深切的體驗。那是一個講政治的年代。
然而，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遭受威脅的這些價值，人們往往既沒能廣泛承認其為價值，也沒能普遍感受到它們面臨威脅。大量私人的不安就這麼得不到梳理，大量公眾的不適，以及眾多極具結構相關性的決策，都從未成為公共議題。而對於接受理性和自由之類的傳統價值的人來說，不安本身就是困擾，漠然本身就是議題。這種不安和漠然的境況，就是我們時代的標誌性特徵。
這一切是如此令人矚目，以至於觀察家們往往解釋道，如今需要梳理的問題的型別本身已經有了變化。我們常常被告知，我們這十年的問題，甚至我們時代的危機，已經不再侷限於經濟這個外部領域，現在成了與個人生活質量有關的問題，這其中其實牽涉到這麼一個問題：是否不久之後就不再有什麼可以被恰當地稱為個人生活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童工，而是漫畫；不再是貧困，而是大眾休閒。不僅有許多私人困擾，而且有許多重大公共議題，都被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描述。這樣的努力往往顯得可悲，因為這是在迴避現代社會的大議題、大問題。這樣的表述似乎往往只依賴於一種狹隘的地方意識，只對西方社會感興趣，甚至只對美國感興趣，從而忽略了全人類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它還常常武斷地將個人生活與更大範圍的制度相脫離；而人們的生活就是在那些制度中展開的，後者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有時會比孩童時節的親密環境更為嚴重。
比如，如果不考察工作，我們甚至無法表述休閒問題。要想把漫畫書引發的家庭困擾這個問題梳理清楚，就不能不結合當代家庭與社會結構的新近制度之間的新關係，考察當代家庭所面臨的困境。要是沒有認識到不適與漠然如今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構成了當代美國社會的社會風氣和個人傾向，那麼，無論是休閒，還是它那些令人萎靡不振的實際應用，都不會被視為問題。在這樣的風氣和傾向下，如果沒有認識到進取心作為在合作經濟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職業生涯的重要成分，也已遭遇危機，那就無法闡述更無法解決任何有關「私人生活」的問題。
精神分析學者反覆指出，人們的確常常「愈益感到被自己內心無法確定的模糊力量所推動」，事實確實如此。歐內斯特·瓊斯曾有言曰：「人的主要敵人和危險就是他自己的桀驁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錮的黑暗力量。」然而，此言謬矣。正相反，現如今，「人的主要危險」乃在於當代社會本身桀驁難馴的力量，以及其令人異化的生產方式、嚴絲合縫的政治支配技術、國際範圍內的無政府狀態，簡言之，即當代社會對人的所謂「本性」、對人的生活的境況與目標所進行的普遍滲透的改造。
現在，社會科學家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兩個維度在此互相重合——的首要任務，就是釐清當代的不安與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這是其他文化工作者——從自然科學家到藝術家，乃至於整個學術共同體，對他們提出的核心要求。我相信，正是由於這項任務和這些要求，社會科學將日漸成為我們這個文化時代的共同尺度，而社會學的想象力也將愈益成為我們最需要的心智品質。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