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上的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某種思考風格趨於成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不過，放眼當下，有許多思想時尚蔚為流行，卻也只是各領風騷一兩年，然後就被新的時尚所取代。這樣的狂熱或許會使文化這場戲更加有滋有味，但在思想上卻只是輕淺無痕。而像「牛頓物理學」或「達爾文生物學」之類的思維方式則不是這樣。這些思想世界個個影響深遠，大大超出觀念和意象的某一專門領域。無論是引領時尚的論家，還是籍籍無名的學者，都能基於這些思維方式的用語或從中衍生的用語，重新定位自己的觀察，重新梳理自己的關切。
在現代西方社會，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已成為嚴肅思考與大眾玄學的主要共同尺度。「實驗室技術」成為普遍接受的程式模式和學術保障的源泉。這就是學術上的共同尺度這一觀念的意義之一：人們可以基於它的用語陳述自己最牢固的信念；而其他用語、其他思考風格，似乎淪為迴避問題和故弄玄虛的手段。
一種共同尺度大行其道，並不必然意味著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思維風格或感受模式。不過它的確意味著，往往會有更加普遍的學術興趣轉向這一領域，在那裡得到最明晰的梳理，一旦其得到如此梳理，就會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已經成功，即便不是成功找到解決之道，至少也是成功找到一種有益的推進方式。
我相信，社會學的想象力正成為我們文化生活主要的共同尺度，成為其標誌性特徵。這種心智品質體現於社會科學和心理科學中，但遠遠不限於我們目前所知的這些研究的範圍。個體乃至整個文化共同體要獲得社會學的想象力，乃需要點滴積累，往往也需要蹣跚摸索，然而許多社會科學家對這種品質缺乏自覺意識。他們似乎不知道，要做出他們可能做出的最佳研究，關鍵就在於運用這種想象力。他們也不明白，由於未能培養出這種想象力並加以應用，也就未能滿足日漸賦予他們的文化期待，那原本是他們這幾個學科的經典傳統留下來的可用遺產。
不過，出於對事實與道德的關注，文學作品和政治分析通常要求具備這種想象力的品質。它們的具體表現形式雖然五花八門，但已經成為判定思想努力和文化感受的核心特徵。一流的評論家和嚴肅的新聞記者都很好地展示出了這些品質。事實上，兩者的工作往往都是從這些角度來評判的。流行的批評範疇，如高雅趣味、中級趣味和低俗趣味，在現在的社會學意味與美學意味至少可以說不相上下。小說家的嚴肅作品體現著對於人類現實流傳最廣泛的界定，其中往往就蘊含著這種想象力，並努力滿足相關的要求。藉此，人們便可以尋求從歷史的角度為當下定向。由於有關「人性」的意象變得更成問題，人們感到越來越需要更加密切地、更具想象力地關注那些社會慣例和社會鉅變，因為它們在這個充滿民間躁動和意識形態衝突的時代揭示著人的性質。雖說時尚往往正是被應用時尚的嘗試所揭示出來的，但社會學的想象力並不僅僅是一種時尚。它是一種特別的心智品質，似乎以極其令人矚目的方式，承諾要結合更廣泛的社會現實，來理解我們自身私密的現實。它並不只是一種與當代諸多文化感受力並立的普通的心智品質。唯有這種品質，它的應用更為寬廣，更為靈便，並會就此做出承諾：所有這類感受力，其實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將會在世間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自然科學作為更傳統的主要共同尺度，其文化意義越來越讓人懷疑了。許多人開始覺得，作為一種思想風格的自然科學有些不夠充分。科學風格的思維和情緒、想象與感受，其充分性當然從一開始就面臨宗教上的質疑和神學上的爭論。但我們的歷代科學前輩們成功地平息了這類宗教質疑。目前的質疑是世俗的，是人本主義的，往往很讓人困惑。自然科學晚近的發展固然在氫彈的發明及其環球運載手段方面達到了技術上的巔峰，卻並未讓人感到，對於更大的思想共同體和文化公眾群體所廣泛知悉並深切思慮的那些問題，它能就其中任何一個提出解決之道。人們認為這些發展是高度專業化的探究的結果，這沒有問題，但要覺得它們是令人驚歎的奇蹟，就有些不合適了。它們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所引發的問題其實多於它們已經解決的問題，而它們所引發的問題則基本全部屬於社會事務，而非自然問題。在高度發達的社會中的人看來，征服自然，克服稀缺，明顯幾近大功告成。如今在這些社會里，科學作為這種征服的首要工具，讓人覺得肆無忌憚，漫無目標，有待重估。
現代社會對科學的敬重早已徒具其表，而時至今日，與科學維繫一體的那種技術精神和工程想象與其說是充滿希望與進步的情懷，不如說更可能是令人驚懼、形象模糊的事物。誠然，所謂「科學」，意涵並非盡在於此，但人們恐懼的是，這樣的意涵會慢慢成為科學的全部。人們覺得需要對自然科學進行重估，就反映出需要找尋一種新的共同尺度。從科學的人文意義和社會角色，到其牽涉的軍事議題和商業議題，乃至其政治意涵，都在經受著令人困惑的重估。軍備方面的科學進展有可能導致世界政治重組的「必要性」，但人們並不覺得這種「必要性」僅憑自然科學本身就能解決。
有許多曾經被標榜為「科學」的東西，如今被人們視為模糊不定的哲學。有許多曾經被當成「真正的科學」的東西，也常常讓人覺得只不過給出了人們生活其間的那些現實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碎片。人們普遍感到，科學家不再試圖描述作為整體的現實，或者呈現有關人類命運的真實輪廓。不僅如此，在許多人看來，所謂「科學」與其說是一種創造精神、一種定向手段，不如說是一套「科學機器」，由技術專家操作，受商界和軍界的人控制，而對於作為精神和取向的科學，這些人既無法體現，也無從理解。與此同時，以科學的名義發言的哲學家們又往往把科學變成「唯科學主義」，把科學的體驗視同人的體驗，宣稱只有藉助科學方法，才能解決人生問題。以上種種使許多文化工作者越來越覺得，所謂「科學」只是一種自命不凡的虛幻的彌賽亞，充其量不過是現代文明中一種相當曖昧的成分。
不過，借用c.p.斯諾的講法，社會上存在著「兩種文化」：科學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無論是歷史還是戲劇，是傳記、詩歌還是小說，文學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華。不過，人們現在也經常提出，嚴肅文學在許多方面已經成了一種無關緊要的藝術。如果真是這樣，那也並不只是因為大眾群體的擴大、大眾傳媒的發展，以及這一切給嚴肅文學生產帶來的影響，還要看當代歷史的性質如何，以及具備鑑賞力的人們覺得需要如何把握這種性質。
在當代政治事實和歷史現實面前，有什麼樣的小說，什麼樣的新聞報道，什麼樣的藝術努力可以一爭短長？在20世紀曆次戰爭事件面前，又有什麼戲劇中的地獄景象能夠與之相稱？對於置身原始積累創痛中的人們的那種道德麻木，又有什麼樣的道德斥責足以衡量深淺？這就是人們想要了解的社會歷史現實，所以他們常常覺得，靠當代文學不足以洞徹真相。他們渴求事實，追尋事實的意義，希望獲得可以相信的「全貌」，並在其中逐漸理解自身。他們還想獲得助人定向的價值，培養適宜的情感方式、情緒風格和描述動機的詞彙。但泰納們並不容易在當代文學中找到這些東西。關鍵並不在於是不是要在那裡找這些東西，而在於人們往往沒能找到。
從前，文人們身兼評論家和史學家的身份，會在行走英格蘭或遠遊美利堅時撰錄見聞。他們努力概括作為整體的社會的特徵，並捕捉其間的道德意義。假如托克維爾或泰納重生當世，他們難道不會成為社會學家嗎？《泰晤士報》的一位評論員就提出了這個有關泰納的問題，他認為：
泰納始終把人首先看作一種社會動物，把社會視為多個群體的組合。他的觀察細緻入微，是個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備一種品質……特別有利於洞察社會現象之間的關聯——這種品質就是生氣勃勃。他過於關注當下，從而不能成為一名傑出的史家；他過於擅長理論分析，所以無法試手創作小說；他過於推重文學，視之為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的文化檔案，故此無法成為第一流的評論家……他有關英國文學的研究與其說是在探討英國文學，不如說是在評論英國社會的道德風尚，並被借來宣揚其實證主義。全面觀之，他首先是一位社會理論家。
但泰納依然算是個「文人」，而不是「社會科學家」。這或許證明，19世紀大部分的社會科學滿心想的就是熱忱追尋「法則」，據說這樣的「法則」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學家發現的「法則」。由於缺乏充分確鑿的社會科學，批評家與小說家，戲劇家與詩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擾甚至公共議題的主要干將，而且往往獨力擔當梳理的任務。藝術的確表現出了諸如此類的情感，也能常常彰顯它們，並以戲劇性的犀利見長，但仍然不具備思想上的明晰，而這是人們今天理解或緩解這些困擾和議題所必需的。現今的人們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與漠然及其所導致的各種棘手苦惱，就必須直面這些困擾和議題，而藝術並沒有也無法將這些情感梳理成涵蓋它們的問題。事實上，藝術家對此往往也沒有興趣。不僅如此，嚴肅的藝術家本人就深陷困擾。在這方面，藉助社會學的想象力而變得生氣勃勃的社會科學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
五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要界定社會科學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義。我想具體確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後推動著社會學的想象力的發展，點明這種想象力對於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連帶意涵，或許還要就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必備條件給出一些建議。我打算通過這些方面來揭示今日社會科學的性質與用途，並點到即止地談談它們在美國當前的境況。
當然，無論何時，「社會科學」的內涵都包括名正言順的社會科學家正從事的研究，但問題是他們絕沒有人人都幹同樣的事情，事實上他們乾的連同類事情都算不上。社會科學也在於過去的社會科學家已經做的研究，可是不同的學者會選擇構建並訴諸自己學科中不同的傳統。當我說「社會科學的承諾」時，我希望讀者清楚，我指的是我看到的那種承諾。
就在當前，社會科學家對自己所選研究的可能走向也普遍感到不安，在學術意義上和道德意義上皆是如此。而在我看來，這種不安，連同那些產生不安的令人遺憾的趨勢，都屬於當代思想生活的一種整體不適。不過，社會科學家身上的這種不安或許更為刺痛，哪怕只是因為引領他們領域中的大部分早期研究的承諾更加宏大，他們所處理的主題性質特殊，以及今日的重要研究面臨的需要相當急迫。
並非人人都有這種不安，只不過有些人對於承諾念茲在茲，心懷赤誠，足以承認當前許多努力外表矯飾，實質平庸；對他們來說，許多人並無不安這一事實本身，只會加劇他們的不安。坦率來講，我希望加劇這種不安，確定它的某些源泉，以便將其轉變成一種具體的激勵，去實現社會科學的承諾，清理場地，另起爐灶：簡言之，我希望去指明眼前的一些任務，點出目前必須做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手段。
目前來說，我所倡導的社會科學觀尚未佔據上風。我的觀念反對將社會科學當作一套科層技術，靠「方法論上的」矯揉造作來禁止社會探究，以晦澀玄虛的概念來充塞這類研究，或者只操心脫離具有公共相關性的議題的枝節問題，把研究搞得瑣碎不堪。這些約束、晦澀和瑣碎已經導致當今社會研究出現了危機，並且絲毫看不到擺脫危機的出路。
有些社會科學家強調需要有「技術專家研究小組」；另一些社會科學家則強調學者個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殫精竭慮，反覆打磨調查方法和技術；另一些人則認為，學術巧匠的治學之道正在遭人遺棄，現在應當重振其活力。有些人的研究遵循著一套刻板的機械步驟；另一些人則力求培養、融入並應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有些人沉溺於所謂「理論」的高度形式主義，把一堆概念拼來拆去，這在另一些人看來屬於過分雕琢。後面這類人只有在明顯能擴大感受範圍、增進推理所及的時候，才有衝動去詳細闡發術語。有些人格局狹隘，只研究小規模的情境，指望能「逐步積累」，以發展成有關更大規模結構的觀念；另一些人則直接考察社會結構，力求在其中「定位」許多較小的情境。有些人完全忽略比較研究，只考察一個社會一個時期的一個小共同體；而另一些人則基於充分的比較視角，直接研究全球各國的社會結構。有些人將自己的精細研究侷限於時間序列上非常短暫的世間人事；另一些人則關注僅在長期歷史視角下才能凸顯的議題。有些人根據學院系科來確立自己的專門化研究；另一些人則廣為借鑑各個系科，根據話題或問題來確定研究，而不管它們在學院體系裡位居何處。有些人直面各式各樣的人生、社會與歷史，另一些人則不會這樣。
諸如此類的對比，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對比，都不必然是真實確鑿、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雖說在如政客一般的激烈爭吵中，或是在貪懶求安的專業化旗號下，它們往往被當成這樣的抉擇。在此我只想初步地談談，本書結束時我再回到這個問題。當然，我很希望能夠呈現出自己所有的偏見，因為我認為，評判應當是坦誠的。但我也努力拋開自己的評判，闡述社會科學的文化意義與政治意義。當然，相比於我打算考察的那些人，我們的偏見程度可謂是半斤八兩。就讓那些不喜歡我的偏見的人拒絕我的偏見，以此讓他們的偏見也像我一樣，努力變得清楚明確、公開坦誠吧！這樣一來，社會研究的道德問題，也就是社會科學作為一項公共議題的問題，就會被人認識到，討論也就有可能展開了。如此，人們在各方面將更為自覺，這當然是作為整體的社會科學事業能夠具備客觀性的前提條件。
概言之，我相信，可以被稱為經典社會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傳統，其本質特徵就在於關注歷史中的社會結構，而其問題也直接關涉著緊迫的公共議題和揮之不去的人的困擾。我還相信，這一傳統的賡續目前遇到了重大阻礙，無論是在社會科學內部，還是在其學院環境和政治環境方面，盡皆如此。但不管怎麼說，構成該傳統的心智品質正愈益成為我們整體文化生活的一個共同特性，無論其面目多麼模糊不清，包裝多麼蕪雜混亂，總歸是越來越被人們視為不可或缺。
在我看來，許多實際從事社會科學的人，尤其是在美國的人，都謹小慎微，遲遲不願應對當下襬在他們面前的挑戰。事實上，許多人已經放棄了社會分析的學術任務和政治任務，還有些人無疑只是擔不起他們仍然被賦予的角色。他們有時顯得幾乎是特意故技重施，怯懦可謂變本加厲。然而，儘管如此遲疑，無論公共關注還是學術關注，現在都非常明顯地聚焦在他們宣稱要研究的那些社會世界上，所以必須承認，他們面臨著獨一無二的機遇。透過這種機遇，我們看到了社會科學的學術承諾，看到了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文化用益，也看到了有關人與社會的研究的政治意義。
六
公開自稱是社會學家的我一定會倍感尷尬，因為我在下文諸章中將會探討的所有令人遺憾的趨勢，都落入一般人們所認為的「社會學的領域」，雖說這些趨勢所隱含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退棄，無疑也是其他社會科學的許多日常工作的特點。從政治學和經濟學，到歷史學和人類學，無論諸如此類的學科中實際情況怎樣，顯然在當今的美國，人們所知的「社會學」已經成為有關社會科學的反思的中心。它已經成為對於方法的興趣的中心，你可以從中找到對於「一般理論」的最狂熱的興趣。已經融入社會學傳統的發展的學術研究可謂異彩紛呈，著實令人矚目。要把這樣多姿多彩的研究解釋成「一種傳統」，本身就很魯莽。不過，人們或許大體會同意，現在被視為社會學研究的東西往往朝一到三個整體方向發展，其中每一個方向都有可能偏離正軌，乃至走火入魔。
趨勢一：趨向一種歷史理論。例如，在孔德筆下，就像在馬克思、斯賓塞和韋伯那裡一樣，社會學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努力，關注人的整個社會生活。它既是歷史性的，也是系統性的：所謂歷史性，是因為它處理並運用過去的材料；所謂系統性，是因為它這麼做是為了識別出歷史程式的「各個階段」，識別出社會生活的規律。
關於人類歷史的理論一不小心就會被扭曲成一件跨歷史的緊身衣，在這件緊身衣中，人類歷史的各種素材都會被強塞進去，有關未來的先知預言般的觀點則會被從中硬拽出來。阿諾德·湯因比與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研究就是廣為人知的例子。
趨勢二：趨向一種有關「人與社會的本質」的系統理論。比如，在形式論者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齊美爾和馮·維澤的著述中，社會學開始處理一些特別的觀念，旨在將所有社會關係逐一歸類，並洞察它們據說普遍一致的特徵。簡言之，這種理論注重在非常高的概括層次上，以相當靜態和抽象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結構諸要素。
或許是為了回擊趨勢一里的歪曲，趨勢二可以徹底捨棄歷史：有關人和社會的本質的系統性理論，一不小心就會變成精緻而乏味的形式論，其核心任務就是沒完沒了地對各個「概念」進行拆分與重組。在我所稱的「宏大理論家」當中，觀念的確已經變成了概念。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研究就是美國社會學在當代最典型的例證。
趨勢三：趨向針對當代社會事實和社會問題的經驗研究。儘管在約1914年以前，孔德和斯賓塞一直是美國社會科學界的主流，並且來自德國的理論影響也清晰可見，但經驗調查還是早早就在美國佔據了核心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經濟學和政治學早早取得了學院建制地位。有鑑於此，只要社會學被界定為對某個特定的社會領域的研究，就容易淪為社會科學中某種打零工的人，打工內容就是研究各種學術剩餘的大雜燴。有的研究城市和家庭，有的研究種族關係和族裔關係，當然還有的研究「小群體」。我們將會看到，由此導致的大雜燴被轉換成了一種思維風格，我下文的考察將其概括為「自由主義實用取向」。
有關當代事實的研究很容易淪為羅列有關情境的一系列事實，彼此互不關聯，往往也無關緊要。美國社會學開設的許多課程就彰顯出這個特點。或許社會解組領域的教科書可為最佳例證。另一方面，社會學家往往會成為適用於幾乎任何事物的研究方法的專家，在他們那裡，多樣的方法已經變成了單一的「方法論」。喬治·倫德伯格、薩繆爾·斯托弗、斯圖亞特·多德、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當前的榜樣，而他們的精神氣質就更是如此。這些趨勢各自的關注零零散散，又都為了方法而打磨方法，倒是同聲相應，儘管並不一定同時出現。
我們可以把社會學的獨特性理解為它的某種或多種傳統趨勢的偏離，但或許還得從這些趨勢的角度來理解它的承諾。今日的美國呈現出某種希臘化一般的大融合，體現出來自好幾個西方社會的社會學的多種要素與宗旨。但危險在於，在這樣的社會學繁榮當中，其他社會科學家也將變得急功近利，而社會學家也會匆忙趕著進行所謂「研究」，乃至於丟掉真正有價值的遺產。不過，在我們的境況中也存在著機遇：在社會學傳統裡面，包括了對作為整體的社會科學的充分承諾的最出色闡述，也有某些對於這種承諾的區域性實現。社會學學者能在自己的傳統中找到的諸般精義與啟示難以被簡單概括，但任何社會科學家只要將其掌握在手中，定能有豐厚的回報。把握了這些東西，就不難幫他在社會科學中為自己的研究確立新的取向。
我將先考察社會科學中一些久而成習的偏向，然後再來探討社會科學的各項承諾。
1英里等於1609.34米。——編注
一英畝約為4046.86平方米。——編注
亨利·希爾，美國著名建築設計師。蓋瑞特·埃克博，美國著名風景園林設計師。1950年蓋瑞特出版《宜居景觀》一書，闡明花園的功能意義，說明怎樣將市郊生活的日常必需設施如曬衣場、兒童遊戲沙坑和燒烤野餐地等融入新花園設計。——譯註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1957年11月15日。
有必要指出，我對「社會研究」這個詞的喜愛程度遠超過「社會科學」。原因並不在於我不喜歡自然科學家，而在於「科學」這個詞已經獲得了巨大聲望，並且意涵相當模糊。我覺得實無必要強行倚仗其聲望，或者把它用成一種哲學比喻，從而把意涵搞得更不清楚。不過，我也擔心，如果我討論「社會研究」，讀者們想的可能只是高中公民課，而這正是所有人文學識領域中我最想擺脫干係的一塊。至於所謂「行為科學」，根本就是空中樓閣。我猜想，人們捏造出它，只是一種宣傳伎倆，用來從基金會和把「社會科學」與「社會主義」混為一談的國會議員那裡為社會研究謀取經費。最佳用語應該包括歷史，應當儘可能不存爭議，因為用語本身應當是我們進行爭論的手段而不是物件。或許「人文學科」也行，這一點姑且不論。我只希望不要引起廣泛誤解，所以尊重習慣，選用更標準的「社會科學」。再有一點是：我希望我的同行會接受「社會學的想象力」這個用語。讀過這部書稿的政治學家建議用「政治學的想象力」，而人類學家提議用「人類學的想象力」，如此等等。比用語更重要的是觀念，我希望隨著本書的展開，觀念會逐漸清晰。當然，我之所以選這個用語，並不只是想指作為學院系科的「社會學」。它對於我的意味有許多根本不是由社會學家來表達的。比如，在英國，作為一門學院系科的社會學某種程度上依然位居邊緣，但在英國的許多新聞報道和小說中，尤其是歷史學中，社會學的想象力其實發展得非常好。法國的情況也大致相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的反思之所以既令人迷亂，又勇敢率直，就在於它對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命運的社會學特徵感受敏銳，但推動這些潮流的是文人，而不是職業社會學家。不過，我還是使用「社會學的想象力」，原因在於：第一，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無論如何，我是個社會學家；第二，我真的認為，回顧歷史，還是經典社會學家比其他社會科學家更頻繁也更鮮活地展示出了這種心智品質；第三，既然我打算批判性地考察許多令人費解的社會學流派，自己的用語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