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以後，在臺北的十天中，我至少有兩次親耳聽到臺灣朋友說出了這四個字。一次是在臺灣北京大學同學會歡迎我們的宴會上，會上的氣氛十分真摯溫暖。校友們幾乎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日寇投降後到臺灣來的，年齡大都已越過了古稀。論人際關係，校友屬於「朋友」，是列入三綱五常的，如今再加上一個「校」字，關係更變得非同小可。北大校友遍北京，北大校友遍中國，北大校友遍世界，北大校友也遍臺灣。「北大」這兩個擲地能作金石聲的大字，有奇妙無比的凝聚力。不管是什麼地方，見到什麼人，只要一說是北大校友，兩個人的心立即交融在一起，千言萬語到了此時都黯然失色，無用武之地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完全可以想象出今天晚上宴會的氣氛。會長楊西崑先生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仍然在夫人的陪伴下親臨會場歡迎我們這幾位從大陸來的校友。會上舉杯互慶，共祝長壽。坐在我左邊的是一位看來已達到了耄耋之年的女士，儀容端莊，但步履維艱，已顯出了龍鍾的老態。至少也在五六十年前了，她在北大讀經濟系，是趙迺搏教授的門生。她就是在臺灣廣有令譽的銘傳大學創辦人包德明女士。我坐在主賓位上，與楊西崑正相對，包女士在我左邊，顯然也是重要的席位。她耳朵不重聽，我的耳朵也還對付著算是耳聰，因此，我們倆談話很多。在觥籌交錯中，她忽然站了起來，顫巍巍地走到兩桌之間，站在那裡，看起來非常激動，欲語淚雙流。她用顫抖的聲音，含著眼淚，大聲說道：「我有一句話，已經在心裡憋了幾年。今天，看到大陸來的親人，忍不住非說出來不行了。常言道：血濃於水。臺灣和大陸的人都是炎黃子孫，為什麼竟不能統一起來？！臺灣富，大陸強，合起來就是一個既富且強的大國，巋然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誰也不敢小看，誰也不敢欺負。這是中華民族絕大的好事，為什麼竟不能實現？！」說到這裡，她感情激動得說不下去了，又顫巍巍地回到座位上。全體北大校友，在鼓掌之餘，看上去都為之動容，在歡愉中加上了一點淒涼，在淒涼中又摻上了一片希望。此時，我無法猜度每一位校友內心的活動，但我想，我們大家想的都會是四個大字「祖國統一」吧。
這一位包德明校友還是一位十分信守諾言的人。我在臺北，由於氣候條件與大陸相差懸殊，加上以望九之年長途跋涉，患了感冒，發燒接近四十攝氏度。感冒本來是小病，可是對一個老人來說，這樣高燒就非同小可了。於是臺北的朋友就著實關心起來，其中以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林光美女士最為積極。她通知了楊西崑先生，西崑先生立即想派他的私人醫生來給我看病。光美又陪我到臺大校醫院去請內科主任為我檢查治療，風聲也傳到了包德明校友耳中。在宴會上她告訴我，她有祖傳的治哮喘的靈丹妙藥，答應送到我下榻的富都大飯店。我在下意識裡暗自思忖：散會時已經到了晚上十點，送藥不過是一句安慰我的客套話而已。焉知我回到旅館，到了深夜，包女士的妙藥竟真的送到了。我雖然已經睡下，但衷心的感謝與敬佩無論如何也抑制不住。包女士還答應我，我回大陸後，她將把藥方寄給我。我回到燕園以後不久，包女士的信立即飛來。到了此時，我真是動了感情。我已至垂暮之年，平生經歷了幾個時代，自認為已經能「悲歡離合總無情」了。其實這只是一個假象，臺北的朋友們，其中當然有包德明和林光美，一下子就用他們的行動證明了，我並沒有達到「總無情」的境界。「血濃於水」這幾個字讓我不得不丟掉我那個幻覺，承認了，即使自己到了茶壽之年，我仍然是充滿了感情的。對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對友誼，對人間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仍然是非動真感情不行的。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我第二次從臺灣朋友嘴裡聽到「血濃於水」這四個字，是在另一次宴會上。因為宴會過多，我現在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是在哪一次宴會上，誰是主人也完全忘了。但是，參加宴會的臺灣朋友的身影，卻歷歷如在目前。這一次宴會氣氛之熱烈絕不亞於北大校友舉辦的那一次。大家也是興高采烈，頻頻舉杯互祝健康長壽。正在大家的激情達到頂峰的時刻，一位年過六旬的長者站了起來，舉杯祝酒，順便講了一席話，內容同包德明校友的話差不多，他也自然而然地使用了「血濃於水」這個現成的詞。他沒有掉眼淚，但是，聲音低沉，顯然也是動了真情。同席的人，除了大陸去的幾位學者以外，都是與上一次宴會不同的朋友。然而，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一「點」就是「血濃於水」。
我們在臺北雖然只住了十天，但是到過的地方卻是相當多的，除了某公紀念館我們不感興趣沒有到以外，一般外來人總要參觀的地方，我們幾乎都到了。我們參觀了法鼓山；我們遊覽了臺北「故宮博物院」，順便看了附近的張大千的摩耶精舍；我們到過「中央研究院」，訪問了臺灣大學；有名的「中央圖書館」就是我們開會的地方，當然在參觀之列；離開臺北的前夕，友人在著名的圓山大酒店設宴餞行，我們有機會觀賞了晶瑩如天空繁星的圓山的燈光。我們大大地飽了眼福。
但是，我們絕不是見物不見人，我們廣泛地接觸了主要是教育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物，比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臺灣大學的教授，還有政界的高層人物，比如「總統府」資政，以及經濟界的後起之秀，等等。普通老百姓，我們當然也見了不少，比如富都大飯店的服務人員等。他們無一不親切和藹，彬彬有禮，給我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對比之下，也使我不可遏止地喟然興嘆。
以後我們所到之處和所見之人，的確沒有再聽到「血濃於水」這樣一句話。我在離開大陸前給自己定下了約法一章：到臺灣去是尋求親誼，尋求理解的，絕口不談政治。兩岸統一的問題，當然是政治問題。儘管我心裡多麼贊成，但是，即使對方有人談，我也不主動去談。對方談得投機，我表示贊同，但也不再進一步作什麼對比，追究原因。一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我這種態度是正確的。
總之，我在臺北參觀過很多地方，會見過很多人。聽到說「血濃於水」這句話，雖然只有兩次，但是，從我和眾多的人的接觸中，我深切感到，代表這四個字的感情埋藏在幾乎每一個人的心中。有一次，我要到一個地方去，有人說，那裡是「臺獨」的窩子，小心他們會加害於你。我不知道，這句話是真是假，是莊是諧。但是，我到了那裡受到了很親切友好的接待。我對臺北的情況是陌生的，不敢下什麼斷語，寫在這裡，聊資談助而已。
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一開頭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雖然是小說家言，然而卻道出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的一個真理，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專就臺灣而論，我在上面說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最初荷寇侵略，被趕得夾著尾巴逃跑了。接著是日寇佔領了將近半個世紀，最後也難逃被趕跑的命運。後來由於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支援，成了現在這樣分割的局面。我們的「分」可謂久矣，下一步當然是「合」。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無人能抗禦。如果真有人阻止我們「合」，那只有贈他們兩句詩：「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法鼓山
出臺北市，驅車東行數十里。馬路左右兩邊的情況大體上可以說是：左邊是參差起伏的、高低不等的山巒，右邊是平疇，有時有高樓聳立，有時是田畦。不管左邊，還是右邊，都是綠樹蓊鬱，冬夏常青。臺北的氣候可能與昆明相似：「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什麼時候都有雜花生樹，碧草如茵。我們彷彿置身於綠色的宇宙中。
快到海邊時，車突然停在一處山巒下，這裡就是法鼓山。
這裡原來不叫法鼓山，這名字是臺灣極受人尊敬的高僧聖嚴法師給起的。在漢譯佛典中常有「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這樣的句子，意思是螺聲高昂，鼓聲深沉，使佛法響徹大千世界，使眾生脫離苦海，登上淨土。聖嚴法師購得了這一座山，準備在這裡建立一所法鼓大學，不是為了培養僧侶，而是為了培養社會建設所需的人才。校長是原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曾濟群教授，一位幹練通達、和藹可親的中年學者。在法鼓山上，同時並建立一所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是邃於佛學研究的李志夫教授。聖嚴法師籌資六十億臺幣，興建兩個機構的樓堂館閣，現在已經開工。再過幾年，行將是在一片荒山中，佛剎梵宇，學館黌宮，拔地而起，隔斷天日，為祖國教育增輝，為佛學研究添彩。我不禁樂從中來，一失神兒，眼前一片海市蜃樓，縹緲天際，琳宮摩天，寶樹匝地，祥雲繚繞，星月增輝，我樂得毛髮直豎，真不知是置身何地了。
聖嚴法師和我，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若干年前，他來訪大陸，在頤和園聽鸝館設素齋，宴請北京學術界，特別是佛學界的學者們。到的人相當多，可見聖嚴法師在北京的朋友是相當不少的。頤和園晚上是不開放的，此時偌大一個皇家園林一片黢黑，闃靜無聲。獨有聽鸝館燈火輝煌，上衝霄漢。學者促膝對坐，敘舊論學，其樂融融。從聖嚴法師的弟子口中得知，他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富五車，嫻熟佛典，是一位在臺灣德藝並隆、廣有徒眾的高僧大德。他的弟子大多數也都獲得了最高學位，都是滿腹經綸的。他們師徒就像當年摩揭陀國的釋迦牟尼如來佛和大弟子阿難、迦葉一樣傳道授業，親密無間。這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欽敬和仰慕。
其後不久，李志夫教授受聖嚴法師的委託，在臺灣出版了我的一本論文集《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這是我在臺灣出版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是林聰明教授為我出版的《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在這之前，聽說臺灣某出版社曾出版我翻譯的《五卷書》等，把我的名字略加改變，彷彿清政府把「孫文」改為「孫汶」那樣，以示我是「異類」。這且不去管它，反正李志夫和林聰明兩位教授出版了，而且是堂堂正正地出版了我的著作，使我能夠同臺灣學者結下文字因緣。
去年，聖嚴法師又率團來大陸訪問，舊雨重逢，倍增歡悅。我又結識了曾濟群校長和聖嚴法師的高足惠敏法師，舊雨加上今雨，使我的歡悅又增加了一倍。我們在天食素菜館設宴，為法師一行洗塵。回憶起數年前的聽鸝夜宴，先後真可以媲美。塵世碌碌，歡愉之事不多，像這樣的聚會，真正能讓我畢生難忘了。
可誰又能想到，今天我竟然來到了臺北，而且登上了法鼓山。在這裡，我們不但會見了聖嚴法師，還會見了老友曾濟群校長、李志夫教授和惠敏法師。此地背山面海，山雖不高，而阜巒競秀，隱含著一派靈氣。大學和研究所的建築正在興建中，工地上難免車馬喧闐，人聲嘈雜。然而在看來像是臨時修建作為辦公用的房屋中，卻是威儀儼然，靜寂少聲。成群的來賓，許多年輕的僧尼和義工走路說話都是輕聲細語，忙而不亂。在一座大廳中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歡迎儀式，聖嚴法師講了話。我向他敬獻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書寫的條幅和我的拙著《季羨林文集》。獻完了書以後，完全出我意料，聖嚴法師低聲問我：「《糖史》在裡面嗎？」《糖史》，顧名思義，是專門研究蔗糖在中國和世界上傳佈的歷史的，在這個題目上，我用了多年的精力和時間，它雖與印度和佛教有點關係，但主要是科技史。全書兩巨冊，共約八十萬字。第一編是國內編，已經出版。第二編是國際編，沒有單獨出版，只收在《文集》中。不意聖嚴法師對這個問題也有興趣，由此可見他之博學，使我油然而起仰止之意。
午餐是素齋自助餐，飯菜清香可口，不像市面上的那一些素菜館，用大量的油，彷彿想用油來支撐局面。一打聽，這些素齋都是義工少女親手烹調的。什麼叫「義工」呢？我將在另一篇隨筆裡專門來談這個問題，這裡先從略。
午餐以後，我們又驅車返回臺北市。一走進繁華的市區，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一走神兒，上午在法鼓山看到的那一片海市蜃樓又在我眼前浮動起來：琳宮摩天，寶樹匝地，祥雲繚繞，星月增輝。
1999年5月8日
義工
「義工」這個詞，是我來到臺北後才聽說的，其含義同大陸上的「志願者」有點近似。說是「近似」，就是說不完全一樣。「義工」的思想基礎是某種深沉執著的信念或者信仰，是宗教的，也能是倫理道德的。大陸上的志願者，當然也有其思想基礎，但是不像臺灣義工那樣深沉，甚至神秘。
我在《法鼓山》那一篇隨筆裡提到，我是在法鼓山第一次聽到「義工」這個詞的。原來那一天我們在法鼓山逢到的那些青年女孩子，除了著僧裝的青年尼姑外，其餘著便裝的都是義工。她們多數來自名門大家，在家中有成群的丫鬟和保姆伺候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是地地道道的大小姐，掌上明珠。但是，她們卻為某一種信念所驅使，上了法鼓山，充當義工。為了做好素齋，她們拼命學習。這都是些極為聰明的女孩子，一點就透。因此，她們烹製出來的素齋就不同凡響，與眾不同。瞭解到這些情況以後，我的心為之一震。我原來以為這些著裝樸素、態度和藹、輕聲細語、溫文爾雅的女孩子，不外是臨時工、計時工一流的人物，現在才悟到，我是有眼不識泰山。正像俗語所說：從窗戶眼裡向外看人，把人看扁了。我的心靈似乎又得到了一次洗滌。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哪裡知道，原來天天陪我們的兩位聰明靈秀的年輕的女孩子就是義工。一個叫李美寬，一個叫陳修平。她們倆是我們的領隊，天天率領我們準時上車，準時到會場，準時就餐，又準時把我們送回旅館。坐在汽車上，她們又成了導遊，向我們解釋大馬路上一切值得注意的建築和事情，口齒伶俐得如懸河瀉水，滔滔不絕，絕不會讓我們感到一點疲倦。她們簡直成了我們的影子，只要需要，她們就在我們身邊。她們的熱情和周到感動著我們每一個人。
我原來以為，她們是大會從某一個旅行社請來的臨時工，從大會每天領取報酬，大會一結束，就仍然回到原單位去工作。只是在幾天之後，我才偶然得知：她們都是義工。她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崗位，在法鼓大學召開大會期間，前來擔任義工，從凌晨到深夜，馬不停蹄，像走馬燈似的忙得團團轉，本單位所缺的工作時間，將來在星期日或者假日里一一補足。她們不從大會拿一分錢。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不是非常感人嗎？
我沒有機會同她倆細談她們的情況，她們的想法，她們何所為而來，以及她們究竟想得到些什麼。即使有機會，由於我們的年齡相差過大，她們也未必就推心置腹地告訴我。於是，在我眼中，她們就成了一個謎，一個也許我永遠也解不透的謎。
在大陸，經濟效益，或者也可以稱之為個人利益，是頗為受到重視的。我絕不相信，在臺灣就不是這樣。但是，表現在這些年輕的女義工身上的卻是不重視個人利益。至少在當義工這一階段上，她們真正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對於這兩句話，我一向抱有保留態度。我覺得，一個人一生都能做到這一步，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某一段短暫的時間內，在某一件事情上，暫時做到，是可能的。那些高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往往正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傢伙。然而，在臺北這些女義工身上，我卻看到了這種境界。她們有什麼追求呢？她們有什麼嚮往呢？對我來說，她們就成了一個謎，一個也許我永遠也解不透的謎。
這些謎樣的青年女義工有福了！
199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