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有學者撰文稱，1901年梁啟超流亡日本時在《清議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的論說文章，從地理和歷史出發，結合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觀點，說明中國人以往不僅「不知有國」，而且「不知國家為何物」。作者指稱，多半就是由於梁有此說，導致西方人很早就有同樣的說法。影響至今，在西方中國研究中認為前現代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觀點，也相當普遍。因此，作者專門花了一些筆墨來做「勘誤」，說明「中國」古已有之。
近些年，隨著「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化」、「中國夢」等討論甚至是研究熱的出現，中國學人向西方民族國家建構論者論證「中國」系「自古以來」的著作文章變得越來越多了。不過，不論出自怎樣的角度，這樣的論證在中國又何嘗斷過？尤其是20世紀初期，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黨，凡投身於政治者，幾乎都是救國論者，誰會懷疑「中國」古來有之？！不僅沒有改良派、革命派會懷疑，而且他們中有人往往還像辜鴻銘一樣，對中國五千年文化充滿自豪，乃至於敢大膽預言，下一世紀必將是中國人的世紀。
比如，1899年梁啟超就曾在中日刊物上公開宣告：「我中國之進化，遠在歐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歐洲之文明，與我相比，不啻霄壤。」只要政制改革，把國家由一家之私產變為人民之公產，「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他日於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
對中國如此自信且自豪的梁啟超，如何會「不知有國」呢？
查《清議報》，可知是有學者搞錯了。《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一文的作者並非梁啟超，而是「馮自強」。此「馮自強」者，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一書中講得很清楚，也是當年十分活躍的寫手之一。只是，他是一名年輕的留日學生，真名叫馮斯欒。
把馮自強的這篇文章和梁啟超此前發在《清議報》上的文章稍加比較，即可瞭解，馮文基本上只是在梁文已經講過的一些觀點上再做發揮罷了。但是，馮文發表時，八國聯軍已經侵佔了北京，由於耳聞目睹的一切，作者對中國未來的看法顯然不像先前梁啟超那樣樂觀了。
馮自強看到了些什麼，導致他變得沮喪起來了呢？
多年前，美英等國披露了大批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天津的歷史照片。如今，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在網上看到這些照片。大量照片及歷史檔案都顯示，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行動中，參與攻佔天津和北京作戰行動的不僅僅是外國人，還有不少經過相當訓練的中國士兵，英軍的主戰部隊就是數百名中國士兵組成的所謂「華勇營」。更引人注目的，則是天津、北京的眾多平民百姓，或成群地求助於聯軍保護，或大批幫助聯軍運送物資，或興致勃勃地圍觀八國聯軍攻城，或熱心幫助聯軍翻牆進入皇城，或充當刀斧手，替聯軍砍殺捕捉到的義和團分子，或送輓聯痛悼死去的外人，送錦旗稱頌聯軍功德無量……
很顯然，這正是馮自強感嘆國人多半「不知有國」的原因所在。他不無痛苦地寫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一語，幾為吾支那人之習慣。……夫國與國相爭，無論是非，凡是國民者只有協力一致，未聞反有迎外人者。」然而「今回之變，聞有跪迎外師者」；「有爭書順民之旗者」；「聞某地有二千華人慾同編入異國之籍」者；「有異國奪吾土地，而反有電賀之者」。作者憤然稱：愛爾蘭人與英格蘭人族屬稍異，即「屢不甘服英人管治之下，誓不得自治不已」。何以我國人「氣沮骨脆」，外人強勢以臨，吾人即「甘於下心低首婢膝奴顏以服之」？！「果如是，此國此種能立於世界一日乎？」
熟悉這段歷史者多半瞭解，自1840年以來，每逢中外衝突和戰爭時，類似的場景總在上演。除非外人的行為直接傷害到了族群利益，會引發諸如「三元里抗英」那類區域性的反抗外，普通民眾對外人與官府所代表的「國家」之間的衝突，常常會抱著一種旁觀態度。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國軍隊中就有了由中國士兵組成的成編制的隊伍。太平天國的起義軍也曾要求與英軍聯手進攻廣州。更讓今人難以接受的情況是，列強軍隊在中國徵用的大批勞工，常常乘著戰亂對自己的同胞大肆搶劫，大批商人亦乘機哄抬物價，大發國難財。
對於這種情況，有時連外國人也會感到納悶。1899年梁啟超之所以會專文談論「愛國」問題，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想要回答中國人為何會「不知愛國」。他的解釋是：「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這是因為，歷史上之「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
為什麼過去不知有國，如今卻知道國家之重要了呢？當時所有知識人都清楚國人過去對中國與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偏差。那麼，這偏差產生的原因何在呢？
對此，梁啟超有過解釋。他說：「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几几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
馮自強在這方面的看法多少不同於梁啟超。他做了更深入的解讀。他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人類生產力發生了大變化。由於物理學大進步，「蒸氣、電氣發明，藉輪船、火車、電線之力，使地球之距離縮小。昔日所夢不及之地，引之如在門戶；昔日之老死不相往來之國，致之若在比鄰」。如今西方已大進步，中國卻極落後，以致「強國大邦紛羅左右，侵入之力日深，競爭之局日烈，皮色、風俗、言語、習慣、文字，種種與己昔日所習見者迥異」。兩相對抗的結果，中國屢被列強所破，遼東、臺灣繼失，膠州、威海、旅大、九龍，連連見奪；今日更遭多國之師直逼都下，迫為城下之盟。這種情況下，國人中稍有知識者，自然不可能「不知有國」了。
證之以1904年陳獨秀《說國家》一文，此說確有事實依據。陳文即稱：「我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
問題是，在中國，有知識、明時勢、能瞭解此中利害者能有幾何？梁啟超已經注意到，沿海各口岸因與外界接觸早，「過去不自知其為國，今見敗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為國也」。尤其是大批遷於海外者，因遠遊他國，則愛國心尤盛。但中國多數地區交通不便，內地同胞多半一生「不出鄉井，目未睹凌虐之狀，耳未聞失權之事，故習焉安焉」，依然生活在過去時代，自然「視國事為不切身之務云爾」。而馮自強的文章卻更清楚地告訴我們，沿海口岸的多數百姓其實還是一樣「視國事為不切身之務」，不僅「不知有國」，而且全不在意華夷之別，遇事只以自身利害為念。
坦率地說，上述介紹和討論不過是想引申出縱、橫兩條觀察歷史的線索。由縱的時間軸，我們理當可以看出，人類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在民族國家意識及其制度發展上，存在著一種漸進性；愈到近代，由於生產力大發展，人們與民族國家的關係愈顯密切，民族國家對個人的影響作用也愈強。由橫的社會軸，我們亦不難發現，社會不同階層與民族國家利害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一種輻射狀，愈靠上層愈易感覺到此種關係之重要，愈靠下層卻愈不易感受到此間關係，因而愈易麻木並隔膜。
影響這兩種關係由弱而強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是生產力，特別是科技發展和交通發達的程度。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進入現代文明，一個基本原因即在於從海上到陸路的交通能力的改善，徹底改變了農耕條件下人群與人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使得世界迅速變小，最終促成了社會生活城市化和人民歸屬國家化。簡而言之，生產力亦即科技發展普及領先的地方，個人與國家關係必強，反之必弱。那些身處近代交通訊息傳播網路範圍內的知識人，感受各方面衝擊最切，其對民族國家問題往往也最敏感。
當然，我們這裡不能不提到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即前述梁啟超當年再三強調的「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因為「國乃積民而成」，非使國家為國民之公產，「一切與民共之」，斷不能使國民真愛其國也。
無奈，20世紀初的中國還只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社會條件下，除了歷史上的部落制及城邦制外，國家多半隻是代表著權力正統的君主、代表著政治正統的官僚和代表著文化正統的社會精英階層的寄身之所。理當「精忠報國」者，君、臣、士而已。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只有納糧服役的份兒，「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自然不會在意朝代更迭和誰當皇帝。就像管子所云：「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誰給農民利益，農民就燒誰的香。
可悲的是，庚子之變過去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政治的進步均十分有限。經歷了兩三度民族主義和民族革命運動的洗禮，當日本大舉入侵時，國人中「不知有國」，或「不知愛國」，願意充當偽官、偽軍，甘於順從、合作或發國難財者，依然比比皆是。多數淪陷區的工人、農民和普通市民，就像姜文拍的那部《鬼子來了》裡的山區村民，只要不傷害到自己，大家出工交糧，照樣過日子。
反過來，如果壓榨太甚，哪怕是自己國的政府、自己國的軍隊，戰爭期間民眾也一樣反抗。抗戰最後幾年在大後方就接連發生了幾次規模較大的民變，最引人注目的是已經到了抗戰勝利的前一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豫西部分地區不僅有部分民眾乘機圍攻潰退的中央軍，甚至還有人公開出街持旗歡迎日軍。
回過頭來看中國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期這近百年的歷史，一個嚴重製約著國人民族國家意識的因素，就是農村人口的龐大與農耕文化影響之根深蒂固。清朝中央帝國轟然崩塌後，首先膨脹起來的就是基於族群意識而生的省籍與派系情結。即使是發展中的城市裡，也是同鄉會館林立，全國性政黨內部也一樣會以地域方言形成派系，且互不相下。民國年間地方勢力之強大，導致中央政府每每不得不遷就妥協，國民黨雖一度成就統一，卻難免最終瓦解，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建立統一國家意識的問題上，中共奪權後做了很多——上至改革漢字、力推普通話，下至把喇叭安到村子裡去，定期組織不識字的農民念報學習搞運動之類。不過，直到「文革」，在我所在的國家計委五七幹校附近一個小村子裡，有位大娘告訴我們，她和許多人還是一輩子都沒有去過縣城，不知道外面是啥樣。當然，這個國家對她的改造還是一目瞭然的，因為走進她家廳堂就會看到，左手邊灶臺正上方燻得黑黑的土坯牆上就貼著一張已經發黃且滿是油漬的領袖像，傳統的灶王爺早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