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500多人
1903年，1300多人
1904年，2400多人
1905年，6000多人
1906年，7283人
1907年，6797人
1908年，5216人
1909年，5266人
1910年，3979人
1911年，3328人
由上可以看出一個很重要的趨向，即留日學生人數進入20世紀以後迅速增加，1905年以後年均接近萬人，1907年以後逐年下降，但直到辛亥年，仍有三四千學生在日留學。實際上，還有相當數量的赴日者並非在校留學生，因而不易統計計算。但據不少人回憶和當年資料記載可知，此類進出日本的青年，數目也不少。胡漢民1904年初到日本時就赫然發現，當時在日本的國人就不少於兩萬，是取得留學生資格人數的將近八倍。
當然，可以肯定，1905年以後中國赴日和留日的青年人數確實一度猛增，這自然與清廷停止科舉考試、開放興辦西式學堂有關。因為科舉制事實上被廢除，把大批原先只能靠作八股文改變身份地位的大批農村青年逼到了留學的路上來了。因為西文不易讀，西方不易去，日本僅一海之隔，費用便宜又文化相通，想要到日本留學者人數較多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1904—1905年主要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也再度給了國人以強烈的刺激。自19世紀末以來，大清國士大夫就開始把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相混淆。嚴復、梁啟超等早就明確地把白種人和黃種人視為兩種不同的民族，相信黃種人應該具有共同的立場，日後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積極主張大亞洲主義，即是出於此。甲午戰爭打破了國人「天朝上國」、「天朝子民」的迷夢，大家認識到需要向日本學習，但那到底還只是黃種人內部之間的戰爭，並不代表日本人就真的能夠與西方白種列強平起平坐了。日俄戰爭則不同，在中國的報刊上，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被國人視為「白人受辱於黃人之第一次歷史」。
日俄戰爭的爆發，讓國人興奮，結果更是出乎多數國人預料。當「俄羅斯以四十餘倍之地，三倍之人，歷數年之經營，據形勝之要地，竟為區區日本所大困」，最終戰敗投降後，大多數一向以西方思想和科技知識為圭臬的知識精英，不能不瞠目結舌，並進一步轉向以日為師的心理。旅順開戰之初，當地士紳多數即已「皆抱親日之意」；日軍獲勝後，頗多地方頭面人物還親往祝賀。不少中國留日學生也紛紛發出歡呼聲。
當然，即使處於思想啟蒙過程中，各種思想紛至沓來，在日本學界亦有不少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甚至於資本主義持異議者。受此影響，積極主張向日本學習者，不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抑或青年學生，如何學習、學習什麼，以及學習後當如何，大家的意見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那個年代凡主張以日為師者，都是以富強自己國家為目的的，本質上都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受到日本人的影響，把民族主義進一步發展成為所謂「大亞洲主義」的變相種族主義的，也頗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