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年間，大清國雖屢遭列強侵擾欺凌，士大夫階層抱定「西學中源」、「中體西用」的觀念幾十年，相信西人不過只是船堅炮利而已。然而，向西人輾轉買來堅船利炮，請來技師顧問，1894年與日本一戰，此「蕞爾小國」竟然「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京戒嚴，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覆我海軍」。進而通過《馬關條約》強索了兩萬萬兩白銀賠款，且迫使清廷割讓了臺灣和澎湖列島。如果不是俄、德兩國出面干涉，就連遼東半島也都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如此怪事，令滿朝大臣無不驚駭莫名，百思不解。一些人質疑：「是必有強國焉隨助之耳，不然倭烏能如是！」「是必我之居津要者與表裡為奸，不然倭又烏以至此！」在京舉子亦莫不悲憤難耐，康有為等曾嘗試懇請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書稱：只要能「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為心」，不要說「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不在話下，且必能「以之西撻俄、英，南收海島而有餘，何至含垢忍恥，割地請款於小夷哉」？
自1879年日本強行吞併琉球，至1894年甲午之戰日本奪佔朝鮮，大敗大清國，如此種種奇恥大辱並沒有激起國人強烈的反日情緒，引發反日風潮，反而最終促成了「一戰而人皆醒矣，一戰而人皆明矣」的中國啟蒙時代的誕生。一時間，一向排拒西學的眾多國人，紛紛對西方的思想觀念趨之若鶩。西式資訊傳播手段和以西學為學習研修內容的新學堂、新學會，也因此迅速生長起來。
由於中西文化差距甚大，國人又習慣自我中心，能夠閱讀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述者極少，故甲午之後要想馬上讀到西方著作都很難。而這時，即《馬關條約》簽字當年，前駐日本參贊黃遵憲撰寫的《日本國誌》一書得以出版。書中詳細介紹了日本迅速強盛的原因，指出其明治維新之後，一切政制「皆摹仿泰西，事事求肖」，以致突飛猛進，如今已與西方列強比肩而立。黃明確認為，今日國人要學西方，由日本新政，即「足以觀泰西政體」之究竟了。
甲午戰爭之後來讀黃遵憲的《日本國誌》，讓大多數對大清國遭此奇恥大辱卻不明就裡的朝臣和士人明白了兩國差距之所在。不久前還鼓吹掃蕩日本小夷的康有為，也轉而以日本為榜樣，開始全力推動變法維新。他聲稱：「泰西以五百年講求之者，日本以二十餘年成之」，光緒皇帝若能決心變法，「採鑑於日本」，定能「後來居上」，比日本走得還快。
在這方面，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化十分明顯。甲午戰前，他們並非不知，日本以「一小島夷耳」，所以敢「日夜謀我」，並「侵我大國」，在於「能變舊法」。然而，他們當時對日本還多抱戒備之心，鮮有學習仿效之意。甲午戰爭之後，他們的態度慢慢改變了，開始相信並主張中國必須要向日本學習。其學習態度之徹底，最突出的表現，大概莫過於1898年力主將參與策劃吞併琉球和甲午戰爭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請來做皇上的政治顧問一事了。在康看來，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並主持起草了首部日本憲法，深悉明治維新的種種思想與措施，如伊藤博文能親來參與協助清廷變法維新，對清朝政制變革自能起極大作用。
對於大多數開始關心國事計程車人和青年來說，讀《日本國誌》的作用，是激發了他們通過日本來學習西方的熱情。據朱維錚統計，甲午戰爭之前三百年，主要是日本在翻譯中國的書，中國翻譯日本的書不過12種，其中大多數還是日本人在翻譯介紹日文著述。甲午之後情況全面逆轉，不過十多年時間，日本譯中國書僅16種，其中大多數還是文學書，中國譯日本書卻達到了958種，內容主要是西方思想及科學知識，涉及哲學、法律、歷史、地理、文學、地質、生物、化學、物理等各個方面。不難斷言，因不懂西文，縱使是許多當年知識精英，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在內，也都需要藉此以取得西學的知識。
梁啟超這時鼓吹學日本和從日本取經的言論就頗多。他一再舉波蘭、印度、土耳其被殖民，美國、俄國、日本銳意改革，後來居上的例子，來說明破舊立新之必要，稱讚「西方全盛之國，莫美國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他亦坦白告訴國人說：日本與我為同文之國，至今漢文猶居十之六七。「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鮮，而獲益甚巨。」因「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
以日為師的改革，並沒有能夠得到清朝統治者中當權派的認可。光緒皇帝支援的維新變法只進行了不過一百天的時間，慈禧太后等保守力量就發動了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並大肆逮捕維新派領袖。當時在京的梁啟超不得不趕快躲到位於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裡去。幾天後，經日本公使安排，由日本使館人員陪同，化裝潛往天津，再由那裡的日本人接應，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軍艦，逃去日本避難。康有為政變當天恰巧不在北京，路上遭到通緝，經英國人營救，到了香港。到港後康有為也是通過日本領事館向日本政府申請避難，得到日本政府同意後，康即率弟子乘日船逃到了日本。
到日本後，康、梁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禮遇，康、梁亦對日本充滿感激之情。梁曾有詩稱讚日本是「種族文教鹹同我」的「君子國」，並鄭重建議日本政府出兵營救光緒皇帝復政，幫助大清國重新啟動變法。雖然此一建議沒有得到日本政府迴響，但康、梁還是在日本開展了不少這方面的活動。辛丑年間，為了推動唐才常等在兩湖地區發動的勤王起義，梁啟超還一度計劃在日本購買軍火，秘密運往國內，同時募集五百名日本浪人參加。
由於康有為住了半年多就應北美華僑組織之邀去了美國，梁啟超除了短時期離開日本前往歐美外，旅居日本達十二年之久。他除了做過許多推動中日提攜的工作，包括公開主張應「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爭取他日兩國能「成合邦之局」外，也因「廣搜日本書而讀之」，在知識和觀念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與提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到日本之後，「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
在這方面，梁啟超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藉助日文，大量閱讀了西方思想家和日本學人的理論著述，然後轉化成自己的語言，寫成文章，介紹給中國讀者。在日本，他先後創辦了兩份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極大的刊物，一份叫《清議報》，一份叫《新民叢報》。而通過借日文來汲取知識的辦法，他很快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啟蒙思想，然後通過《清議報》，特別是《新民叢報》展開言論思想的宣傳，因而極大地推動了那個時代中國國民思想啟蒙的程式。
國人以日為師，當時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在國內閱讀各種像梁啟超等轉譯介紹過來的文章著述；二是直接到日本去留學。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就特別主張派年輕人赴日留學，文稱：「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據不完全統計，僅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到辛亥革命前，就達到幾萬人。以下是一個逐年的數字統計：
1896年，13人
1900年，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