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對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國際政治環境和中國可能遭受瓜分的嚴酷現實，國人在救亡或建國問題上，很少會像今人那樣血氣方剛，亢奮張揚，堅持「自古以來」，寸土不讓。那個時候，主張靈活求變以保種自強的意見比比皆是。像張之洞提議與俄國密約共同對付日本、酌量劃分新疆之地以酬之，像譚嗣同主張出賣蒙古、新疆、西藏、青海邊緣寒瘠之地，以償賠款並供變法之用，免受種種拖累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就算辛亥前頂頂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章太炎，也絕不像今人那樣把邊疆民族地區看得那麼重要。在他看來：各民族最好「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平等自由，相與為樂」。如果不是列強環伺可能威脅漢人土地，對於西藏、回部、蒙古，最好「任其去來也」。
1912年成立中華民國，宣告了「五族共和」的國體，依舊沒有解決中國的疆域範圍和民族歸屬問題。不過，清帝遜位詔書提出「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的大中國主張後，孫中山亦不能不接受「五族共和」了。因此，面對外蒙古和西藏相繼宣佈「獨立」，滿洲早就落入俄、日勢力範圍的情況，他也曾有所表示。他公開承諾：待多年之後，我兵力充足時，一切當可恢復。否則，我「華人無儲存國家之資格」。
20世紀上半期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革命與戰爭此起彼伏，傳統中國的正統傾覆後，道統、法統隨之而去，叢林法則大行其道，主義之爭、權力之爭、利益之爭愈益加劇了國內各派尋求外部力量來解決內爭問題的趨向。
據有史可考的記述可知，最早尋求外國援助的是孫中山。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政府在戰爭中遭到慘敗，次年3月被迫要求停戰並開始與日方談判。這時，孫則計劃在南方的廣州發動起義，準備與日本南北夾擊，乘機奪取廣東地區。他為此親赴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求見日本領事中川恆次郎，請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幫助他領導的革命黨推翻清政府。
同樣的情況也曾發生在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身上。因維新變法失敗，二人也曾先後多次遊說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等，希望能向日本「借兵併兼請聲援」，或「在日本僱兵五百名」並將官，以攻打廣東省。
相信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基於傳統的「春秋大義」和「尊王攘夷」觀念，明末清初早就有過中國計程車大夫紛紛去日本乞師復仇的先例。因此，晚清康、梁，乃至孫中山等人這時的行為並非不可理解。但是，隨著革命黨人紛紛主張藉助外人武力，甚或請外國出兵推翻清廷，康有為的態度已有所改變。身居北美，對國際政治多少開始有所瞭解的他並沒有直接反對「託外人運械」、「請外人練軍」，甚至也沒有批評「請外國借兵」或「與外國立約」的做法，但他相信：「各國皆堂堂大國，可取之則取之，誰肯與亂黨結盟哉？何必待與亂黨結盟哉？」他並以波蘭、埃及獨立運動得不到列強援助和洪秀全推翻清廷的革命反遭英國洋槍隊鎮壓為例，說明革命黨乞求外力援助毫無前途，一旦造成義和團那樣的內亂，反而會引來外國干涉。
對於康有為的觀點，革命黨人自然不認同。章太炎就寫文章公開聲言：「吾以為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如此雖仍有引發外國干涉之可能，但革命黨運用得當，「利用外人而不為外人所幹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隨後的事實也證明，外國未必不會援助革命黨。
1913年，孫中山揭旗反袁，但旋即失敗，便躲去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並籌建「中華革命軍」。1915年夏，袁世凱醞釀復辟帝制，日本政府因對袁親近英美不滿，故明確表示反對。因此，孫中山得以乘機在日本軍方的默許和支援下開始組建「中華革命軍」了。
孫中山把「中華革命軍」分為了四部分：一設上海，稱東南軍；一設廣州，稱西南軍；一設陝西三原，稱西北軍；一設山東青島，稱東北軍。實際上，隨後真正成軍者，只有設在山東青島的「東北軍」。「東北軍」的經營範圍，亦僅山西、直隸、山東三省而已。之所以叫「東北」，因為按「中國本部」十八省的範圍，此三省位於東北而已，與人所共知的東北三省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此東北所以不含彼東北，內中的原因很明顯，因為整個「中華革命軍」計劃，特別是1916年3月開始在青島組建這支「東北軍」的計劃，主要是靠日本人出錢、出槍，甚至出人、出地方。像青島這時就在日本軍隊佔領下，部隊軍事骨幹主要也是留日士官生和日本浪人。孫中山早年結識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負責東北軍的「武器輸入」，並捐贈了一所「飛行訓練學校」；日本黑龍會成員萱野長知則出任東北軍的顧問，負責協調與日本各方的關係。日本駐軍還一度利用他們控制的膠濟鐵路和沿線地區的便利，協助東北軍打下濰縣，挺進濟南。不難看出，孫中山把這支部隊稱為「東北軍」，怕也是有意為之。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得到日本幫助，組織起一支軍隊來與中央政府作戰，並非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經歷。他的成功實際上只持續了幾個月時間。當年6月6日，袁世凱突然暴斃，日本當局很快就改變了對華策略，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再也得不到日本軍方的支援了。沒有日本軍方的默許，失去了來自日本人的經費援助，這支軍隊也就失去了活動和存在的基礎，最後不得不交給北京政府改編了事。
當然，孫中山依舊需要藉助列強之力，才能達成自己的革命目的。因此，此後的孫中山還是利用一切可能，向日本、法國、美國甚至德國各方尋求經濟上，特別是軍事上的援助。但讀孫中山1917年開始撰寫的《實業計劃》的小冊子即會發現，自辛亥革命前就一直在試圖通過向日本許諾出讓滿蒙權益以換取日本政府援助的孫中山，這個時候對滿洲問題的看法發生了明顯的轉變。
在此前，孫中山總是告訴日本人說：滿洲原為滿人的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並非絕對需要。日本人口年年增多，資源貧乏，滿洲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當能滿足日本之發展。故中國革命成功，必將滿洲交給日本開發和管理。然而孫中山這時卻明白寫道：「中國十八省之土地，現乃無以養四萬萬人。」因此非向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移民不可。尤其滿洲「為中國最肥沃之地」，「森林、礦產素稱最富，金礦之發見於各地者亦稱最旺」。該地所產可用以代肉的大豆，足以供給日本和中國並向世界出口；所產小麥，亦足以滿足西伯利亞東部所需。故大力發展滿洲之鐵路、工業和農業建設，對中國極具重要意義。
他並且宣稱：「今中國已醒覺，日本即欲實行其侵略政策，中國人亦必出而拒絕之。即不幸中國為日本所佔領，不論何時何處，亦斷非日本所能統治有利。故以吾之見，日本之財政家當比日本之軍閥派較有先見之明，此可以滿洲、蒙古範圍地之爭持證之。以財政家得最後之勝利，如是日本即捨棄其壟斷蒙古之政策，而與列強相合成立新銀團。若此新銀團能實行其現所提倡之主義，吾中國人素欲以和平改造中國者，必當誠意歡迎之。故為萬國互助者當能實現，為個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當消滅於無形矣。」
但是，孫中山從來也沒有變成一個反日分子。他所領導的反滿革命從一開始就受到眾多日本浪人的幫助，包括在幾乎是毫無成功希望的歷次起義中，往往都有這些日本友人的身影。據日本《東亞先覺志士記傳》記載，僅辛亥革命前就有一千三百名日本人死在中國，包括和孫中山及同盟會關係密切的黑龍會的七百餘名成員。
孫中山並非不瞭解日本軍閥有侵略中國的野心，他自然也清楚，他那些最堅定地支援中國革命的好友，諸如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顧問頭山滿，以及成員宮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長知、池亨吉等，都強烈希望開發中國的滿蒙地區，因為黑龍會的宗旨就明確主張要「把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以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然而，這多少有點像緬甸的德欽昂山（即昂山將軍）一樣，兩害相權，總有輕重和緩急之分。
昂山等人當年的主要鬥爭目標是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因此，當他發現可以利用日本人來趕走英國人的時候，毫不猶豫地走上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昂山後來也講，1941年不得不決定要不要與日本人合作時，他也猶豫過。因為此前從報刊上也看到過關於侵華日軍暴行的報道。但日本人能夠把他從一介青年學生變成一個能打仗的軍人，並且能援助他組織緬甸自己的軍隊和英軍作戰，這樣一種前景還是讓昂山興奮不已，因而下決心接受了日本人的訓練和武裝。
昂山開始對日本人不滿，是跟隨日軍一起趕走了英國殖民主義者之後，日本佔領軍實際上取代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地位，緬甸人並沒有就此獲得真正的獨立。因此，當盟軍在歐洲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日本戰敗的命運已經確定無疑時，以追求獨立為目標的昂山，最後還是指揮手下的軍隊發動了抗日的武裝起義。也正因為如此，建國後的緬甸人並沒有因為昂山曾經與日本人合作過，就視之為緬奸。恰恰相反，人們多半高度肯定他的成績與貢獻，因為，他畢竟兩度成功領導了反殖民主義統治的鬥爭，值得被尊為緬甸開國的「國父」。
孫中山沒有活到日本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但是，1917年以後他在與日本人談到滿洲問題的時候，口吻上還是有了一些變化。他仍舊需要日本人的援助，因此，私下裡仍舊承諾革命成功後可以將滿洲委託給日本人來管理，但是他同時也不止一次地在強調：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我們要把主權保持在自己的手裡。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微妙改變，特別是他在滿蒙權益問題上態度的變化，清楚地說明他最終註定是會讓那些始終夢想著佔據滿蒙地區的日本人失望的。特別是當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在中國掀起一波強烈的反日高潮之後，孫中山甚至不能不轉而迎合國人當時的情感，公開表示：「餘主張，二十一條應作廢，日本並應於租借期滿後，退出滿洲各地。……日本絕無可以佔據膠州、青島之理由。」
當然，孫中山畢竟是一個革命黨人，不論國內出現了怎樣有利的政治形勢，只要自身不具備推翻政府的足夠實力，革命黨仍舊要想方設法取得有力的外部援助。為此，任何外交的妥協或交易，仍舊是不可避免的。再湊巧不過的是，這個時候中國的毗鄰突然間誕生了一個革命的蘇聯，它同樣需要革命的盟友，而且還格外熱心想要通過向周邊國家輸出革命來鞏固自身的勝利，進而壯大自己的力量。
於是，始終沒有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取得一片鞏固的根據地的孫中山，很快便轉向蘇聯要求援助了。第一次，他幾乎是毫不掩飾地要求蘇聯出兵中國，經新疆、甘肅，深入四川，直接幫助他在那裡的革命黨同志發動起義。第二次，他降低了要求，請蘇聯提供軍事援助，但仍舊要求紅軍進兵新疆，以便幫助國民黨在新疆的烏魯木齊和外蒙古的烏蘭巴托建立兩個軍事基地，就地招募和組建兩支上萬人的革命軍隊，然後協攻北京。
孫中山這回算是找對了地方。蘇聯人雖然沒有答應孫中山出兵和在新疆、蒙古建立軍事基地的提議，卻幫助孫中山及其國民黨把廣州建成了一個革命的政治軍事中心。五四運動之後的孫中山顯然也頗感滿意，因為他拿來和蘇聯政府做交換的代價遠比過去向日本求援時小多了，他只是允許蘇聯紅軍暫時在蒙古駐軍和同意中東鐵路之管理應維持現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