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來解讀中國近代歷史程式，過去在大陸曾比較流行。自1980年代末美國學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傳入，多數中國學者也轉而批評起這種「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研究思路來了。原因很簡單，「衝擊—反應」模式多少有些西方中心說的嫌疑，而柯文則幫著我們回到我們自己應有的立場，即中國中心說上來了。
不過，對於現代民族主義觀念的生成來說，不管哪個中心說「政治正確」，至少，採用「衝擊—反應」的考察方法，還是更容易看清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20世紀上半期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說起來，這本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漢娜·阿倫特說得好：「任何一個以征服者姿態出現的國家，都會刺激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識及其對掌握自主權的渴望，這種情況將會破滅（征服國家）締造帝國的野心。」只不過，從人類社會16世紀以來的歷史程式看，差不多所有當年自以為比別的民族文明發達的國家，在對外擴張時，都很少能弄明白這種因果關係。
美國學者菲利克斯·格羅斯（feliksgross）有過一種看法，他認為人類自古以來就有兩種型別的國家。一種是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由公民組織起來的國家」，它的基礎是「自由公民的聯合」，正是「從希臘羅馬制度中發軔的這種政治文化，才發展成為現代發達的公民權概念和現代公民國家」。另一種則是「部族—民族主義國家」，它生成於原始社會野蠻時期，建立在血緣、親屬關係基礎上，「往往把宗教、族屬和政治制度混同為一個單一原則和屬性」，因而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和不平等性。我們這裡所說的民族國家，與格羅斯所談的古代國家既有聯絡，也有區別。首先，它是一種現代產物，但從歐洲那裡開始，這種所謂現代民族國家至少就有兩種不同的版本。前一種與格羅斯所說的「公民國家」相一致，即是18、19世紀誕生的，如英國、法國，也包括美國式的，本質上把國家視為國民自由共同體的民族國家。後一種是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誕生的，德國、義大利式的，即把國家主要看成文化傳承甚至是血緣共同體的民族國家。而不論前者還是後者，其內部公民或國民權利的平等，與種族、民族、族群間的平等最初又並不相通。因此，無論是公民國家的英、法、美，還是民族主義國家的德、意、日，很長時期裡都一樣是在市場競爭的推動下盲目擴張殖民地，「以征服者的姿態」在統治和掠奪落後民族與地區。結果顯而易見，即如阿倫特所說，因刺激了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識及其對掌握自主權的渴望，逐漸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進而催生出一個又一個新的民族國家，顯然是當年這些自視為先進文明的列強所意想不到的。
20世紀初中國人碰到的，正是同樣的情況。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多數殖民地或落後國所面對的，往往是一個主要的宗主國或「征服國」，中國並未變為哪一國的殖民地，卻一樣要面對諸如東交民巷公使團那樣的「太上皇」，甚至不得不眼看著列強在中國的土地上你爭我奪。
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必須要尊重國民權利的美、英、法等國的殖民主義傾向逐漸開始趨於消解了，而東亞後起的強國日本卻步德、意式強調整體主義的民族國家之後塵，不顧一切地向中國進行蠶食和擴張。由此帶來的一個明顯後果就是，最早以征服者姿態凌駕於中國的，明明是英、法等列強，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人最反感的，卻是後來的且高唱要共同抵禦白種人東侵的日本人。
其實，日本對中國施以武力「膺懲」和區域性佔領的做法由來已久，如1874年入侵臺灣、1894年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1904—1905年旅順口爭奪戰等，無不是公然侵略行為。然而，當年日本人的這些行徑，幾乎沒有引起多數國民的反感。相反，從改良派到革命派，卻對日本欽羨不已，幾年時間竟有多達十萬青年學子先後浮槎東渡，學習取經。對日本國觀感上的重大改變，最先應該是始於日本政府1915年初提出的意在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條」。此一要求，引起許多留日學生憤而歸國以示抗議。緊接著，1918年日本政府逼迫中國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中日軍事協定，訊息披露後再度引發了留日學生集體歸國和國內學生的遊行示威行動。在這種情況下，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會堅持霸佔膠東半島，而中國方面要求歸還權益的主張反而被拒，中國輿論界及知識界自然會憤然發聲抗議，青年學生更是大批上街示威，留日學生再度發動歸國運動，就連大中城市中一些工商業者也採取了罷市行動，抵制日貨就更不用提了。
受日本霸佔膠東半島不還一事刺激而來的這樣一種「覺醒」，是否影響到了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並促成了他們的「覺醒」呢？
方誌敏事後回憶過他在江西上饒弋陽讀高小時所經歷的這場風波。他寫道：「小的時候，在鄉村私塾中讀書，無知無識，不知道什麼是帝國主義，也不知道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自然，不知道愛國為何事。」以後進了高等小學讀書，就漸漸懂得要愛中國的道理了。五四愛國運動當時就波及他所在的小學，學校裡的年輕教師曾組織幾百學生開大會聲討日本。他提到，當時一個青年教師跑上講臺，特別把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條一條地邊念邊講。「他的聲音由低而高，漸漸地吼叫起來，臉色漲紅，漸而發青，頸子漲大得像要爆炸的樣子，滿頭的汗珠子，滿嘴唇的白沫，拳頭在講桌上捶得嘭嘭響。聽講的我們，在這位教師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動之下，那一個不是鼓起嘴巴，睜大著眼睛——每對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紅紅的像要冒出火來；有幾個學生竟流淚哭起來了。」
由於會上通過了抵制日貨的決定，同學們回到寢室後翻箱倒櫃，凡是日本產的東西統統扔出來打壞掉了，然後還結隊上街去檢查商店的日貨，並四處去對民眾演講，要「喚起他們來愛國」。他回憶自己受到此次行動的刺激，思想上發生的變化，稱當時自己「幼稚的腦筋中，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夢：我想在高小畢業後，即去投考陸軍學校，以後一級一級的升上去，帶幾千兵或幾萬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島」！
讀北京五四運動期間的上海報紙，亦不難看到上海普通市民對日本人的排斥心理同樣大大增強了。一方面，上海學生的街頭宣傳、報紙輿論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因為上海日人較多，反日運動很容易造成底層民眾對日人陰謀的防範甚至是恐懼心理。馮筱才寫過一篇文章，列出了一二十條6月間上海中英文各種報刊對市民這種恐慌情緒的報道。當時最多的關於日人陰謀的傳聞，就是「日人置毒於華、法兩界之自來水中」。城市裡，人人靠喝自來水為生，水被投毒，非同小可，自然要引發恐慌。
此類訊息雖經租界當局再三辟謠，但對日本人的反感明顯地助長了三人成虎的效應。再加上不少中文報紙加油添醋，不斷幫助傳播這類訊息，結果是不僅使市民對日人的惡感加劇，而且促成了一種對日本人如對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在兩週多的時間裡，街頭接連發生了日本僑民甚至日本巡警受到市民圍毆的情況。因為上海本地市民往往弄不清誰是日本人，以致日本人不出來了，街上一些不會說上海話或長相、穿戴不像中國人的中國學生、軍官、路人、小販，被民眾當成日本人，接連被打傷，甚至於被打死。好在上海租界當局和華界軍警從一開始就注意採取行動彈壓，這場騷亂只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就被平息了下去。
一時間的日本壓迫欺凌事件，會刺激起相關地區部分普通市民的反日心理，這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日關係狀況不斷的情況下，或不難想象。但是，除去知識界、學生界和大城市部分精英階層確會因此而激發起強烈的民族意識，進而訴諸有組織的抗議行動外，底層普通民眾類似的恐日情緒和無組織的反日暴力，是否也稱得上是一種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的表現，卻頗值得懷疑。方誌敏就講述了他高小畢業後，前往南昌、九江讀書，後又到上海逗留，並搭乘日輪迴江西時看到的種種情形。在他看來，五四運動過了好幾年，包括日本人在中國蠻橫霸道，中國人要麼為虎作倀，要麼膽小懦弱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
英國史學家喬治·古奇（georgep.gooch）曾這樣解讀阿倫特講到的那個被征服國刺激起來的落後民族的「民族意識」，亦即所謂「民族主義」。他說：「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潛在的或實際存在的）成員的覺醒」，這種「覺醒」是指一個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歸屬的人，相信有必要為實現、維持與延續本民族的認同、整合與繁榮，為本民族應享有的地位甚或獨立而努力。如果這一解讀基本正確的話，那麼，像上海部分底層市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恐懼或暴力，也包括方誌敏夢想中的「打到日本，踏平三島」之類，應該都還達不到這種「覺醒」的要求。
當然，如前所述，19、20世紀世人建設民族國家的道路並不一致，至少有英、法、美式的，以及德、意、日式的。因此，人們所談論的所謂民族主義或民族意識或民族覺醒的內容也未必相同。相對而言，越落後的國家，距離英、法、美式的民族國家越遠。德、意、日的民族主義，就明顯地帶有中世紀帝國的、暴力的、排他的和整體主義的特色。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工業化、電氣化尚未起步，半數以上的縣不通公路，絕大多數農村不通電，四億人口中90%以上都在農村，絕大多數還是文盲，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鄉村與鄉村，發展嚴重不平衡。可以想象，在如此落後的國家，要想在短時間內建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國家，通過公民權利意識的培養來結成以國民個人自由為基礎的民族共同體，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恰恰是外敵的入侵和佔領較快地將眾多國人的民族意識激發出來。
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徹底瓦解之後，德意志民族一直處於四分五裂之中，沒有人能將眾多各自獨立的公國、侯國、伯國、貴族領地和自由市統合起來。德意志人之所以會逐漸形成一種民族認同感，並最後能夠重新統一起來，組成一個新的國家，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共同遭遇到了法國人的入侵、佔領和統治。
在歷史過去了八十多年之後，沒有人能夠判斷出，如果不發生「九一八事變」，不發生「七七事變」，中國需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夠真正實現自身的統一與獨立，變成英、美式的現代民族國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種可能存在的話，最少恐怕也要像英國革命那樣，經歷許多反覆，還需要花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行。中國沒有走上英、法、美那樣的民族國家建設之路，反而走上了近似19世紀德國那樣一種建國之路，某種程度上要「拜日本軍國主義者當年的狂妄無知所賜」。正是因為日本狂人出來扮演了當年法國拿破崙扮演的那個角色，一個「九一八事變」還不足，還要發動「華北事變」，進而還要再來一個「七七事變」。就這樣，日本人一步步把一個四分五裂、老大懦弱的農業中國裡許多人的民族意識刺激起來、調動起來了。
日本敢於大膽侵略中國，除了盲目迷信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邏輯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像德國納粹一樣，自認「優秀」且「文明」，把中國視為劣等且野蠻。因此，許多日本人相信「中國非國」，「支那人無立國之資格」。戰爭打起來之後，日本政府甚至還公開宣告：「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其實，蔣介石當年決心抗戰，要爭的就是這個立國的資格。而從中國各黨各派各軍能夠一致對日抵抗的那一天起，日本人關於「支那人無立國之資格」的判斷，事實上就被打破了。只要中國有人能把這種抵抗堅持下去，日本之挫敗，中國之獨立，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