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老太爺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在他的壯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後來，他看見了清朝的皇帝怎樣退位，和接續不斷的內戰；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槍聲與炮聲日夜不絕；一會兒城門開了，馬路上又飛馳著得勝的軍閥的高車大馬。戰爭沒有嚇倒他，和平使他高興。逢節他要過節，遇年他要祭祖，他是個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過著不至於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趕上兵荒馬亂，他也自有辦法：最值得說的是他的家裡老存著全家夠吃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這樣，即使炮彈在空中飛，兵在街上亂跑，他也會關上大門，再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便足以消災避難。」
這是老舍名著《四世同堂》一書開頭的一段文字，寫的是「七七事變」前夕住在北平羊圈衚衕七十五歲的祁老太爺的心態。住在北平城裡的人，改朝換代的事看多了，日本人來了又能怎樣呢？小說中有著類似心態的人一大把，真有民族國家觀念的人卻不多。
大兒媳婦這時關心的是，「萬一自己在這兩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
長孫瑞宣想的是「一家老少的安全與吃穿」問題。自己是當家的，這個時候能甩手一走了之嗎？有沒有可能「過幾天‘和平’解決了」呢？
二孫子「瑞豐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國事，也不關心家事；大門既被祖父封鎖，只好在屋裡玩撲克牌解悶」。
小順兒他媽想的是：患難總難避免，一個人想活下去，就要設法在患難中找縫子，「把受委屈當作生活，而從委屈中咂摸出一點甜味來」。
三孫子瑞全向大嫂講抗日道理，大嫂卻勸他：「反正咱們姓祁的人沒得罪東洋人，他們一定不能欺侮到咱們頭上來！」
日本兵剛一進城，李四爺就立在衚衕口的槐樹下開始「聲音悽慘的」吆喝稱：「預備下一塊白布吧！萬一非掛旗不可，到時候用胭脂塗個紅球就行！庚子年，我們可是掛過！」
鄰居錢先生跑去找幫會的人宣傳抗日，卻發現不論黑門、白門，這些人只講自己的「道」與「義氣」。「他們說日本人很講義氣，沒有侵犯他們，所以他們也得講義氣，不去招惹日本人」。
當然，更極端的，是那些鄰里鄰居的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等等。處此關頭，他們要麼擺出一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態度，要麼就是想著法兒地謀劃著怎麼發國難財。在他們眼裡，「沒有什麼不可以作的事」。
老舍講述的這個故事，與姜文那部叫《鬼子來了》的電影，反映的問題頗為相似，但背景條件卻大不相同。姜文電影反映的是抗戰期間黃河流域交通閉塞、大字不識幾個的落後村民的求生心態，老舍這裡寫的可是皇城根兒下這個中國文化程度及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地方，人物中有好多位還是受過一些教育、見過大世面的城市居民。儘管時代變了，和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市民大量圍觀瞧熱鬧，甚至用各種方式協助洋人的情況已經有所不同了，小說中出現了錢先生、瑞全這樣有民族國家意識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出現了像孫七、小崔、長順等反感日本入侵的體力勞動者，但是，和《鬼子來了》一樣，老舍同樣揭示出一個嚴酷的事實，即日本當年能輕而易舉地佔據並統治中國，其實是有重要的社會條件和原因的。北京城裡的市民尚且如此，又何況中國其他地方？
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不少知識分子投身政治，也出現了不少以民族革命為己任的革命團體。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國民革命運動，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等，鬧得轟轟烈烈，幾乎沒有停歇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國人的反日運動也是此起彼伏，北平尤其不安生。何以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這裡的多數居民還只是在操心自個兒的家庭安康，甚或個人的福祉呢？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和反思很多，比較重要的看法大抵有兩種：一是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有問題，說中國的教育、歷史、文化只教人忍耐順從，鼓勵以德報怨、逆來順受，用暫時的犧牲來換取生存的機會，從不教人怎麼強硬與反抗，以致養成了國人中庸調和的屈從性格，不能勇敢面對強權；一是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意識」當時尚未形成，依舊還是傳統的臣民觀念和奴隸思想，只習慣於從家族和個人的角度考慮問題，面對統治者或侵略者總是本能地以弱者自居，相信改朝換代之類的國家大事與己無關。
如何看待國人當年的「國民性」和「國民意識」，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不應忽略，即「國民」一詞最初其實是英文citizen/法文citoyen一詞的日譯，不過這個概念卻和現代西方citizen/citoyen的概念有很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