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91年我在一篇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文章的開篇寫了這樣一句話，大意是說：作為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塊民族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的過程，只能是一種不斷被「中國化」的過程。文章發表後，很快就有一位學者著文批評，說不該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外來的思想文化」。但這樣的意見沒有能夠在學界，包括中共黨史學界引起任何反響，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本土文化觀念，這本身是一個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也正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促成了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要與可能。
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需要問題，自然也就有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需要問題。相信「工人無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會發生民族化的問題，並不是馬克思本人所希望看到的。還在1877年，馬克思在給俄國《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就曾告誡說：任何社會發展還沒有真正進入到資本主義程度的落後民族的思想家，「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因為，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及其歷史環境下，看似相同的歷史現象只會造成完全不同的歷史結果。沒有一把萬能鑰匙能夠輕易改變歷史的程式。
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掀起了落後民族獨立解放和建國運動的高潮。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影響，希望避免重蹈資本主義階級壓迫和階級衝突的覆轍，直接邁上社會主義臺階或嘗試社會主義變革的思想，迅速成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想熱潮。而1917年列寧領導俄國布林什維克成功舉行十月革命，宣告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自然在落後民族激進知識分子當中造成了「以俄為師」的強烈心理。1919年3月，當列寧發起成立「世界共產黨」（即共產國際）的時候，僅在歐洲和俄國，就發展了三十多個成員組織。共產國際成立第二年即開始推動東方落後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它因此也更容易地贏得了更多的追隨者和同情者。孫中山顯然是最早與蘇俄發生關係，求得援助，並模仿布林什維克來改造他的國民黨的。中國當年許多小組織、小團體，一時間也大都派出過代表前往莫斯科，想要借鑑並學習它的經驗。不過十來年的時間，蘇俄再創奇蹟，用舉國之力，把一個落後俄國變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這一建設成就看似又一次打破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不可超越的觀點，蘇俄自此更是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幾大洲落後民族和國家中的革命黨人比學趕超的榜樣。
中國與蘇俄有著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共同邊界線，蘇俄革命會對中國發生重大影響，無可避免。還在1920年5月，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蔡和森就寫信給毛澤東等友人說：資本主義已經走向末路，馬克思式共產主義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國的真正「對症之方」，俄國革命所依據的就是馬克思革命的共產主義學說，其核心主張就是組織共產黨，用階級戰爭來推翻資本家的統治，這是「世界革命唯一制勝的方法」。他堅決主張毛澤東等去「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他同時告訴毛澤東：馬克思、列寧的革命「有兩點應注意而不可游移」：（一）「無產階級專政」；（二）「萬國一致的階級色彩，不能帶愛國的色彩」。
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既能實現世界大同，又能造就人間天堂，這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信仰者的基本信念。而為達成這一目標，他們認定資本主義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特定階段，它所帶來的罪惡絲毫不亞於古代社會階級壓迫造成的種種惡果。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製度已經全球化的條件下，通過世界革命，落後國家完全可能一步邁過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過程，進階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因此，他們聲稱，在俄國已經發生的一切，「並不只是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徵，而且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徵」；中國的革命者必須追隨俄國共產黨，「孔步亦步，孔趨亦趨」，把落後的中國快速引上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階段。這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早期部分激進知識分子追隨俄國革命、參加共產黨的主要思想動力。而模仿蘇維埃俄國實現世界革命的雄心，也就被正式寫入了1920—1921年成立的中共的黨綱，這就是：「創造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以進於無產階級的共產社會。」
非常幸運的是，在經歷了二十八年大起大落的流血犧牲之後，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成就了自己的「十月革命」。1949年6月30日，亦即中共宣告建國三個月前，毛澤東曾十分感慨地公開發文，對俄國人的幫助、影響，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他寫道：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怕千辛萬苦，「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是，「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從洋務到改良，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各種方法都用過了，國家還是一天天壞下去。
毛澤東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不過，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毛澤東此文發出的時間點，正是中共建國前派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首度訪問莫斯科，向當時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領袖斯大林請益並求助之際。因此，此文明顯地帶有向莫斯科表明新中國決心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宣言的意圖在內。這也就意味著，毛在文中其實是有意要突出強調俄國革命對中國革命的推動和幫助作用，至於其負面影響和作用，因不適於在這種場合談及，故隻字未提。需要如此做的一個主要原因，毛澤東解釋得很清楚，即雖然中國革命勝利了，但「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這時也認定，在世界已經劃分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條件下，中國要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特別是要發展經濟，也非要靠蘇聯的幫助不可。
當然，需要強調的一點的是，在歷經了不斷失敗的十幾個春夏秋冬之後，還在中共中央得以落腳陝北延安之際，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的經驗和方法，在毛澤東那裡就已經不像二十八年前中共成立之初那麼「放之四海而皆準」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是，在莫斯科的幫助和指導下，中共有過成功的發展，但也有過極其慘重的失敗。最讓毛澤東痛心疾首的一場滅頂之災，就是導致「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的以俄語「蘇維埃」為標誌的那場革命。在毛澤東看來，它的失敗最主要就是因為莫斯科及其代表不顧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結果。
從已知的種種文獻可以看出，正是蘇維埃革命的慘敗，使得1935年以後開始接掌中共最高領導地位的張聞天、毛澤東等意識到「以俄為師」的侷限性。抗戰爆發後不久，當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共產國際的正式承認後，他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首度做的政治報告中，就開始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當然，這個時候他的解釋還較為委婉，說：「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必須「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
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然不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形式中國化的問題，甚至也不只是按照中國的特點去具體應用的問題。1941年春，當毛澤東因為國共衝突問題與莫斯科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後，他在黨內指示和演講當中就清楚地揭示了這一提法的要害之處。他明確告誡說：對俄國人的話，「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對馬列主義，不能當成死的教條，更不能「言必稱希臘」。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首先是民族的，是能夠結合中國實際具體解決中國問題的。
不難想象，隨後發生的延安「整風運動」，其重要意義之一即在於改變全黨二十多年來唯俄共及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風氣。為此，毛澤東不僅認同樹立「毛澤東思想」的做法，而且贊成把這一思想寫入黨章，規定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
既如此，毛澤東又為什麼不僅在新中國建國前夕寫下那樣一篇文章，向莫斯科表態「一邊倒」，還要重申中國仍將「以俄為師」，宣稱不僅中共革命成功根本在於過去「走俄國人的路」，而且今後中共也將一如既往地學習蘇聯呢？
對此，讀一下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內會議上的相關講話，可能就會注意到這中間的某些緣由了。
對於「以俄為師」問題，毛澤東這時曾兩度提到。一次是從批評的角度，說我們過去政權的制度，叫「蘇維埃」。「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了，「這是死搬外國名詞」。一次則是從肯定的角度，在談到從奪取政權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時，他和與會者幾乎都提到了蘇聯建國的經驗，即俄國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1929年實行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再到193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經過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花了十二年時間，後一個階段花了七年時間。大家都承認，中國比俄國落後，所需過渡時間更長；同時也相信，中國會得到蘇聯的幫助，可能走得快一點。綜合大家的討論，毛澤東還是很慎重。他顯然相信時間上還是要留有餘地，說，在中國，要實現第一個階段，即「我國要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
由上不難看出，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雖然認定了新中國未來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但對這一發展的程式，他還是謹遵馬列原理和蘇聯經驗，準備「孔步亦步，孔趨亦趨」的。1920年代毛澤東對「以俄為師」的方針堅信不移，原因是中國人對共產革命幾乎毫無知識和經驗，1949年毛澤東重提「以俄為師」（新中國成立後的提法是「學習蘇聯」），原因也是因為剛剛從農村根據地進到城市中來，初掌全國政權的中共各級幹部，對於國家管理及建設同樣缺少知識與經驗。問題是，有了二十八年成功與失敗的種種經驗教訓，特別是自覺1940年代積累了相當多的自身經驗，認定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不能照抄照搬俄國經驗之後，1949年後的毛澤東和1920年代的毛澤東其實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學蘇聯的問題上，對俄國革命經驗有過嚴重懷疑的毛澤東，看法和態度可能再度發生變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更何況，趕超思想，原本就是落後民族和國家激進黨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上的渴望。
查建國後毛澤東文稿可知，最初幾年，他一方面在修訂出版《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刪去了當年文章報告中所有「蘇維埃」一詞，並在以胡喬木名義發表的總結中共革命歷史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一文中，直接用「土地革命戰爭」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取代了「蘇維埃革命」；另一方面，他卻在許多場合還會提倡和要求大家要「學習蘇聯」。
這一情況的徹底改變，發生在1956年。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大事件。一是蘇共二十大揭露並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這意味著蘇聯的經驗及其歷史上的做法存在著頗多問題；一是中共中央宣告自1953年年中起步的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這意味著中國只用了七年時間就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比蘇聯當年縮短了差不多十二年時間。於是，毛澤東開始在黨內公開要求幹部們要辯證地看待學習蘇聯的問題了。他明確講：不能盲目、教條地學蘇聯，蘇聯有些東西是錯誤的，學蘇聯要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批判地學」，「創造性地學」。
這裡或許用得上中國的一句俗語：「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有了中國革命的獨特經驗，再有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獨特經驗，中國在趕超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紀錄方面，已經處於領先地位了。對於中共創造性地成就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後一個重要領域的問題，就是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化建設速度問題了。
這一回，毛澤東內心深處力圖趕超的目標，已經不再限於排在世界經濟強國第二位的蘇聯了。從1955年底社會主義改造眼看就要大獲全勝之際，他其實就已經開始設想，如何立足中國經驗，更具創造性地來實現這最具決定性的經濟建設的「大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