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啟超講過一個觀點，說19世紀是資本主義的世界，20世紀將是社會主義的世紀。梁這裡講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顯然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這也就等於說，人類社會今後註定要走西方人的路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過了一百年，「西方中心」的觀點逐漸受到很多人的懷疑，包括很多西方人都相信，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文明不行了，東方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的時代好像要到來了。當然，這種說法不可避免地又引發了很激烈的爭論。
究竟應該「中學」化「西學」，還是應該「西學」化「中學」，自開啟著炮艦的「洋鬼子」耀武揚威地到來中國之後，中國人自己就始終爭個不停。在這持續了百餘年，誰也說不服誰的爭論中，只有一條規律還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如果這裡的「中學」指的是毛澤東所說的「孔孟之道」，那麼，就像他講過的，歷史上凡意欲變革或造反的，大都是反孔的，因為宋明以來的孔教是講君君臣臣、三從四德、仁義禮智信的，臣不能抗君，子不能逆父，下不能違上。變革者、造反者不違上逆天，如何變革和造反？但反過來其實也一樣，凡是掌權當政者，哪怕過去是造反黨，最後大都會轉去尊孔，因為任何政權都需要講秩序、守規矩。
中國發展到近代，哪怕是進入20世紀末，毛澤東所說的這一規律似乎沒有多大改變。
辛亥革命成功，革命黨組成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初立，曾公開反對繼續清王朝的祭天尊孔，明令學校取消讀經。換到袁世凱掌權，只過了半年時間，就重申「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兩年後，他就毫不顧忌地公開頒佈《祭禮令》，重新依照明清統治者的辦法，身著祭服，俎豆馨香，三跪九叩地祭起孔聖人來了。
孫中山一貫相信歐美現代新文明「比中國進步」，中國要想「跟上世界的潮流」非「仿效歐美」不可。他領導的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以及中國國民黨，長期具有反孔傾向。但國民黨1928年創立中央政府後，這一態度即日漸改變。1934年更全面恢復了尊孔、祭孔的活動。當年在曲阜孔廟舉行的「國祭」，華蓋如雲，從中央到地方的代表五千餘人身著禮服，一同向孔子像頂禮膜拜。
中共奪權後雖然「不斷革命」又「繼續革命」二三十年，一直把孔孟之道視為反動的「封建主義」加以批判，甚至歸為「四舊」，不惜從物質形式上加以破除毀滅，至1970年代初還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孔運動。但改革開放後，隨著它由革命黨向執政黨逐漸轉變，情況也明顯開始改變了。從1990年代起，祭孔活動在中國大陸就已經陸續恢復起來了。
當今世界上的民族國家，都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現代族群政治和國際政治互動作用的產物，和古代民族及其文化、法統原本扯不上太多關係。但是，由於時代、條件、環境大不相同，相對於歐美建立在公民認同基礎上的民族國家，多數後發國家很難完全依靠民主憲政體制下公民政治認同來穩固國家這一現代政治共同體。為了應對來自主權、領土、族群差異、政治合法性以及地緣政治之類的複雜挑戰，利用文化民族主義，發掘創造統一的歷史文化，建構自古以來民族認同的歷史延續性，就成了許多後發民族國家一種共有的特色。
這種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中國。王德威有云：「作為一種文明衍生的過程，‘中國’的駁雜與裂變千百年來未曾停止過。」而作為一種現代國家的政治實體，「中國」的歷史更是隻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在這不長的時間裡，它還經歷過三次革命性的政權更迭。正因為如此，越是新生政權也就越要宣傳歷史的延續性，及其自身的代表性。把中國兩三千年的古代歷史與近百年來的現代歷史，通過「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承延續並貫通起來，對於政權穩固無疑具有極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不過，現代文化與古代文化早已是天壤之隔，真的要把現實同歷史貫通起來，在當今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頗多尷尬與困難。
就像上面提到的曲阜祭孔，改革開放後地方上為求經濟上的利益，還只敢小打小鬧地當做旅遊節目來搞。1989年才開始擴大規模。2005年之前，當地從來都是讓演出人員身著清代祭孔服飾表演清代的祭孔樂舞。2005年得到中央批准，正式恢復祭孔，當地馬上就不得不放棄過去一直使用的清代樂舞，找出明代樂舞來進行表演。對於這一變動，當地官員的解釋是，因為曲阜的孔廟是明代弘治年間形成的，採用明代樂舞和風格，與曲阜古城歲月更加協調。但這一解釋顯然迴避了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圍繞「國服」問題持續了多年的爭論，以及眾多網民極端排斥滿服的重要背景。查一下過往的相關新聞就能發現，2005年前已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因某地組織的祭祀活動，祭祀人員身穿滿服舉行大典，惹來網上罵聲一片的情況。一些網民聲稱，這是因為漢人受滿人壓迫二百六十多年，看到今人竟然還會身著「醜陋」的滿服來祭祖祭孔，會讓他們備感恥辱。
其實，隨便搜檢一下這些年來各地為振興地方經濟舉辦的各種復古祭典儀式的新聞照片，就不難發現，當代中國大陸以復古為特色的祭祀活動，還存在著很多不協調的情況。形式上最不協調的主要是現場的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成千上萬前往參觀或順便祭拜的民眾，他們的衣著五花八門，幾乎沒有一件是應該穿到這種場合來的；一部分是那些代表政府部門出席祭祀大典的各類官員，他們的服裝常常也是讓人不明所以。和一般民眾不同的是，他們的服裝未必不正式，但卻是各有各的章程：甲省穿的是所謂「漢服」，乙省穿的是所謂「明服」，丙省穿的是所謂「唐裝」，個別地方還會身著所謂「滿服」。在這種情況下更麻煩的是中央一級大員。為不致讓人誤以為有代表中央就「國服」表態之嫌，他們通常一律身著西裝出席大典。而這就更顯得奇怪了：祭祀中國古代先人，如何能著洋裝祭拜？同樣奇怪的是，如果穿滿服祭拜孔子會讓人產生恥辱感，那麼，一百多年來中國同樣被洋人侵略、壓迫過，當今政府大員穿洋人的西裝來祭祖祭孔，怎麼就不見有人喊恥辱了呢？
顯而易見，這裡的問題在於，滿服因為早就成了古董，今天不管誰穿出來，都會讓人迅速與過去那段歷史發生聯想，以至於可能會刺激到一部分敏感者的神經。而西服，包括西式的夾克衫、中山裝、t恤、汗衫以及各式褲、襪、鞋等等，因為早就成為國人的日常著裝，即使是那些天天在網上反西方的民粹主義者，也感覺不出有什麼問題了。這也有點像我們大陸今天使用的，看起來最中國的漢語，不僅早就按西方現代觀念實行了白話化，還對漢字進行了簡化，基本名詞包括日常用語更是大量吸收融合了外來語。可是這種變化潛移默化，今人早就習以為常，很少人還會在意它和傳統漢語有什麼不同。反過來，如果今天有誰硬要國人都回去用他們基本上已經當做外語來看的古漢語來交流、寫作，相信絕大多數國人反而會不知所措，甚至大光其火了。
坦率地說，無論今天人們承不承認人類社會歷史進化說，想來都無法否認人類行為、舉止、觀念、習慣是會隨著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條件環境的變化而逐漸變化。以服裝為例，古代中外各族群早先都是茹毛飲血而衣皮葦。進入農牧時代，發現葛麻可以結繩織物，才有了最初步的可用於遮身保暖之衣。這種發明不論誰先誰後，因為有用，大家都取「拿來主義」，沒誰會去爭搶發明權。甚至於進入私有制社會，絲綢或棉織品發明出來，人類服裝樣式一直也多是長巾一裹，或袍或裙，裡面連內衣都沒有，也不知褲子為何物。今日流行的西式衣褲式樣，西元前幾百上千年時有，也只配窮人穿，因為它只方便於勞動者生產生活之用，是人們將服裝工具化的結果，富人、貴族是不屑與之為伍的。
承認這一點的話，中國古人之變通與圓融可還真是值得肯定。因為從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勞動者或奴隸的上衣下裳及各種小袖狹身的短衣裝束，即能看出中國古代下層民眾早就在按照生產、生活的現實需要來製衣著裝了。戰國時趙武靈王能夠推行胡服騎射，連貴族講究的深衣長袍也曾被改成了便於騎射的齊膝短衣加窮袴、革靴的著裝方式，就顯示了古代漢人文化觀念上的變通與圓融。
事實上，自商周以來歷朝歷代中國漢族服裝的種種變化都說明，中原民族服裝一直受到周邊地區各民族或族群的影響，「化」來「化」去，並無固定不變的傳統樣式。唯一變動不大的只有一點，即上層社會主流著裝形式長期不脫袍裙式樣。只不過，這又並非只是中國特色，而是前工業時代大致相同的環境及其條件決定的。放眼世界上幾乎所有古代民族，包括當今不少國家保留下來的所謂民族服裝，大都以袍裙為主，原因也在於此。
由上不難了解，古代技術條件落後，各民族間的交往不比現代，但牲力所達之處，不同族群你「化」過來，我「化」過去的情況從未停止過。只要更適合於當時人的發展與生活，在器物層面上自不必說，即使在文化層面上會有深溝壁壘，就歷史的長程看，潛移默化的、自覺不自覺的學習、影響也一樣是不可抗拒的大趨勢。而這恐怕也正是古代中華文化能夠長期生存延續的一條重要原因。或者可以這麼說，中華文化之所以較周邊發展程度相近的游牧民族的文化更具生命力，甚至能夠同化那些入侵民族，未必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因為其農業生產方式較周邊民族的游牧生產方式文明程度更高。而是因為，第一，農業民族的文化相對更具包容性；第二，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本質上仍處在同一發展程度上，因而具有相互轉化的基本條件。
明瞭了這一層，就不難看出為什麼近代以來的中國始終無法以中「化」西，而只會持續被西「化」了。這是因為，一種文化同化另一種文化是有條件的，即兩種文化的發展程度不能天別地隔，差距太大。像北美眾多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猛一遭遇現代外來者的工業文化，除了你死我活，也就再難找到維繫其傳統文化的生存之路了。處在農耕文明水平上的中華文化與代表著工業文明的強勢的西方文化，發展程度上固然沒有部落文化與工業文化之間的差距那麼懸殊，但是，縱使清末民初之國人能夠像日本人那樣迅速調適，自我「西化」，現代國人也註定只會離古代國人越來越遠。
對於這一歷史發展趨勢，馬克思、恩格斯有過相當多的論述與說明。比如，很多人應該都讀過馬克思關於中國註定要被英國征服並被西化的論述。在馬克思看來，這原本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化過程中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恩格斯對此講得更直白。他在討論1846—1848年美墨戰爭的正義性問題時就曾明確講：「美國和墨西哥是兩個共和國，這兩國的人民都是自主的。」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會使西班牙人受到侵害，人類「正義」等道德原則會因此受到損害。但是，同這場戰爭帶來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種種前景，即更大範圍的貿易、更多現代城市、更便利的交通，以及使墨西哥變得更文明等等發展趨勢比較起來，「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想必當今多數大陸國人大概寧願接受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很難接受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的上述觀點。問題是，今人不論再怎麼討厭「西化」，又有幾個人真的想要抵制西人創造的現代工業成果、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設施、現代武器裝備，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現代管理方法、現代交通規則、現代衛生觀念等等，重新回到沒有飛機、輪船、汽車、紅綠燈，沒有電燈、電話、自來水及排汙系統，甚至沒有抽水馬桶和不穿內衣的時代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