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那是一朵花啊！粉嘟嘟，捧在手裡還怕碰痛了呢！他如何下手？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前也有所耳聞類似的案子，比如精神受過刺激的父母或有心理障礙的人，反而是親屬間這樣的案件多，可被告人僅僅是個局外人，他對一個小女孩為何有那麼大的仇恨？我在想，作為他的指定辯護律師，要不要提起精神鑑定。
是劉進先認出的我，他隔著鐵柵欄興奮地喊起來：「李律師，我，劉進。」
我想起了眼前的這個人，當然那時並不知道他叫劉進。令我倍感意外的是，我和他會二次相遇，而相遇的地點竟是看守所。想想幾個月前，我們兩人還是平等的委託人和代理人關係，我們討論如何替他討薪，而現如今，他是身陷囹圄的被告人，我成了他的辯護人。世事太讓人難料。
我問他：「那後來呢，工資要回來了嗎？」
「後來，我去了人大、政協，也去了法院、勞動仲裁，什麼事沒幹，工資也沒要回來。」
劉進不知道，不要說他沒有勞動合同、工資條、欠條等證據，單從程式來講，他這樣的案件，法院也不會直接立案。他必須首先提起勞動仲裁，而這個仲裁也不能請求返還工資，而是先確認與對方存在事實勞動關係。任何一方不服，才可向法院起訴。法院的一審結束還有可能有二審，等勞動關係確認後，他才能提起第二個請求返還工資的仲裁，然後是和第一個訴訟相同的程式。一審簡易程式是三個月，普通程式是六個月，假設有二審及延期審理等，不要說一年，官司打兩三年都是正常的。
「你就把娃兒耳朵剪了？」
他朝我點點頭。
我想問他是為什麼，但又放棄了。我說：「起訴書收到了嗎？明天開庭。」他又點點頭。
「那麼我會被判幾年？」
「不好說，由法官決定，按照法律最高可以判十五年，不過你有自首的情節，可以減輕處罰。另外，起因也是因為他欠你工資，法官會考慮的，根據我的經驗，少則三年，多則五年。」
他不再看我，嘴裡喃喃地說：「三到五年，憑什麼要被關那麼長？」
我讓他在做好的筆錄上簽名按手印，完了，他對我說：「謝謝你，李律師。」
「別，要不是司法局的指派，會不會為你辯護還不好說，你狗日的心太狠，對五歲的娃下手。」這一次，迎著我的目光，他深深低下了頭。律師因職業而為被告人辯護，但並不說明他們就站在了被告人的立場，我忽然對眼前的這個人充滿了厭惡。
「不要以惡為勝，倒要以善勝惡。」欠工資就剪娃兒的耳朵？我準備起身離開會見室，我看見劉進哭了，兩行淚水掛在臉上，那個曾經冷靜得出奇的被告人哭了，這讓我即將離開的腳步變得有些遲疑：他是對自己不理智的行為懺悔，還是對失去了的自由深表後悔？因為即使是一個不懂法律的人，也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總之，被告人哭了，進而聲淚俱下，他還在說什麼，我沒有聽清，我的腳已經跨出了會見室。
回來的路上，楊曉玲一言不發。我說：「怎麼啦？」
「我在想劉進，這樣的壞人，我們還為他辯護？我以後做一個民事案件律師得了。」
我哈哈大笑：「人人都有獲得辯護的權利，這是憲法和人權原則。從認可到實施，經歷了數百年，曾付出過很多血和生命的代價。不要以為你背了些法條，通過了司法考試，就成為法律人。回頭我給你開個書單，好好讀讀經典。」
「我知道，我只是可憐那個孩子！那請教一下老師，這個案子，您將如何辯護呢？」
「還能怎麼樣辯護？走走程式，但如果是實行陪審的制度，我可以讓他無罪釋放！」
「啊？同樣的罪行，有如此大的差距？」
「是，我有信心。在奉行陪審的國家，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是陪審團，而不是法官。而陪審員是從社群任意選出的，他們對被告並沒有成見。」
「未必。陪審員都是成年人，很多人有自己的孩子，他們不會對這種行為同情。」
「不。這件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孩子的父親拖欠被告工資，我可以說服陪審員，儘管傷害孩子的行為讓人難以寬恕，可如果這樣的行為被縱容，那麼，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外出打工，甚至所有打工的人都會被拖欠工資，那樣引起的危害遠大於傷害一個無辜的小孩。」
「這……我明白了。」
晚上趴在電腦上寫辯護詞，仔細推敲我將要在法庭上講的每一句話。對於這樣一個性質的案件，作為辯護人，我知道應該怎麼做。把有利於被告的辯護觀點講清楚，從而讓法官做出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判決，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職責。但我的態度，由此表現出來的語氣、聲音，乃至發言時是昂首還是平視他人，都應細細拿捏。我要讓受害人、公訴人、法官，以及旁聽席上的每一個人對我有一個印象，這個印象會使他們認為：我僅僅是在履行職責，而不是為一個壞人講話。這實在是個兩難的事，我想所有的辯護律師都碰到過同樣的事。起訴書指控故意傷害的罪名無可置疑，量刑方面的觀點有兩個：一個法定的自首情節，即那個撥打110的行為；一個酌定情節，被告人的行為是由被害小孩的父親拖欠工資引起，法庭在量刑時應該考慮。寫完了，加上前面那些法律文書的固有格式，「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由我擔任被告人劉進的辯護人，開庭前我閱了卷，會見了被告人，剛才又參加了法庭調查……」還不滿一頁紙，是否有點少了？但以一名專業律師的眼光看，這並不是一個複雜的案件，警方在取證和程式方面無可挑剔，本案的辯護要點也全部囊括，除此之外，尋求為被告人減輕判決的理由難上加難。
這一天仍然有霧，出門時接到主審法官的電話。她說：「你把律師服穿上，今天人大、政協，還有一個私立學校的學生來旁聽，要營造一種威嚴的效果。」我聽了無語，我以為對於法律更重要的是要根植於人心中，像宗教那樣被虔誠地信仰並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以法袍、法槌，還有法院門前的石獅子等來體現。從事律師這麼多年後，我總覺得我們這些所謂的「法器」有點虛張聲勢。
十點鐘，我們準時在法庭就座。法庭正中央國徽高懸，法官、檢察官、律師各就其位。有人說法庭就是一個舞臺，只是角色固定，而演出的又是一個已經發生過的故事，現在又一場演出要開始了。
旁聽席上端端正正坐著一幫學生，看上去像初中生，正是接受法制教育的年齡。第一排就座的是人大和政協的代表，他們的神態印證我的判斷不會錯。我特意注意了坐在檢察官旁邊、劉進反覆強調過的那個老闆，即受害女孩的父親，他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出席法庭的審理。
「啪——」法官敲響了法槌，庭審開始。
劉進被帶進來後，引起了法庭的一陣騷亂。那位憤怒的父親想要衝上前去，但被身邊的檢察官按住了。由於被告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法庭採用簡易程式審理，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後，開始舉證。當出示物證——被告人行兇的那把剪刀時，法庭一下安靜下來。女檢察官用戴著白色手套的手將裝在塑膠袋裡的剪刀高高舉起，我們看見那是一把普通的剪刀，和大多數家庭常用的剪刀沒有什麼兩樣，手柄上還有一個紅色的塑膠套——這太令人失望了，旁聽席上的人顯然和我有同樣的感受，我們原以為那把剪刀應像一個武林高手的獨門武器。
變化是那位受害女孩父親的發言引起的。他情緒激動，嘴唇哆嗦地把一些詞語扔向法庭，他時而憤怒時而委屈，後來趴到桌子上失聲哭了。法庭上的人因他的憤怒而憤怒，因他的委屈而對他充滿同情。後來我想起那些詞語是：罪大惡極、滅絕人性、慘絕人寰等等，我能想到的詞他幾乎都說到了。
受害人的父親情緒平靜後，法官問劉進：「你願意對受害人賠償嗎？這直接關係到對你的量刑，好好想想。」
「我們拒絕被告人的賠償，我們不在乎錢，請法庭一定對被告人重判。」劉進還沒有回答，受害人的父親打斷了法官的問話。
接下來是法庭辯論，檢察官被剛才受害人父親的發言所感染，發表一篇更專業、措辭更嚴厲的控訴詞。輪到我辯護髮言時，我感覺法庭上的人已經完成了從悲痛到憤怒的轉變，他們把目光一起投向我時，我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按照先前設計，我讀了擬好的辯護詞，省去那些客套話，可以概括為：我對受害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本案的被告有自首情節，鑑於案件的發生是由受害人的父親拖欠被告人的工資引起，請法庭量刑時予以考慮。
最後是被告人自己辯護，一切似乎按部就班地要結束了。
劉進為自己的辯護引起了法庭的騷亂。他聲音很高：「你們為什麼不提他欠我工資呢？如果他不欠錢，我會剪娃的耳朵？你們怎麼都不說？」劉進抬頭迎向法官，又轉過頭向著檢察官。最後，他提高了聲音對著受害人的父親高喊：「你說，你欠不欠我的錢？我幹了活，憑什麼賴我工資？」
劉進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深表悔恨，他應當像在看守所裡我見到的那樣痛哭流涕，以請求法庭的寬恕，但他沒有，他的表現讓我意外，也異乎所有我見過的被告人。
我突然想起孟德斯鳩說過的一句話：「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裡，每一個‘個人’就是整個國家。」
旁聽席上的人開始大聲議論案件，我想起第一次見他時他說的話，如果不欠我的工資……
「安靜，安靜。」法官拼命敲著法槌維持著法庭紀律。
「被告人劉進，你說的拖欠工資和本案不是一個法律關係，你可以另案起訴，本案將擇期宣判，現在休庭。」
「啪——」隨著法槌的一聲落下，庭審結束了。
劉進被法警帶了出去。我脫下律師袍，拎著包穿過旁聽席上長長的走廊，向法庭外走去。我聽見幾個學生在辯論，其激烈程度不亞於法庭，但是沒有規則。
「他是個法盲。」
「他不應該剪小孩的耳朵，應該剪她爸爸的耳朵。」
「總之，我們不能給陌生人開門。」後面這句顯然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法庭外的霧正在一點點散去，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仰視天空，原來蒼白的太陽逐漸明亮，很快就變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