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麗說要把房子過戶到弟弟名下，給我發簡訊是為了這件事。
「可以啊，反正那房子現在是你自己的，不是夫妻共同財產。」
「我雖然和張兵復了，但他總是打房子的主意，他表面不說，心裡肯定後悔上次離婚時把房子給了我。」
「有可能。」
「那怎麼辦？我是贈予呢，還是以買賣的方式？」
「贈予的費用可能並不一定低於買賣。當然看你以多少的價錢出售，要是過分低的話，交易中心會要求重新評估。贈予房產在下次出售時要補上這次的稅。」
「那怎麼辦？」
「還有一個辦法，通過訴訟的方式。」
「打官司？那怎麼過戶？」李麗吃驚地看著我。
「你先出個欠條給你弟弟，然後，讓你弟弟到法院起訴你，說你欠錢不還，你沒有錢還，但是願意以自己的房子抵賬，法院出具調解書，再到房產交易中心辦理過戶，名正言順地將房子轉到你弟弟名下，而且什麼費用沒有，你就是出一點訴訟費，到時把房價壓低一點，法院對這方面審查並不嚴，將來調解結案，訴訟費還能退回一半。」
「啊呀！李律師，我知道你們會有辦法，我請你吃飯。」
「到我這，我做東，走吧，我請！」
「好了，經常麻煩你，這次算我的，下次你請。」
和李麗來到銀座海鮮酒樓，不到下班的時間，人不多，找了個靠窗的座位坐下。
李麗給我倒上茶水，說：「這個訴訟的方式，怎麼做？是不是還要請律師啊？」
「是，表面看就是個案子。」
「你是不是忽悠我打官司，你掙律師費啊！」
「無論是贈予還是買賣，加上契稅二手房交易稅手續費，你怎麼也得花個四五萬，我給你全套辦下來也就收個萬把塊錢，剛夠個跑腿錢，你還懷疑我，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我就是說說，還真生氣了，你掙錢也不會掙老姐的錢，咱都老李家的！」
「那是，五百年前還是一家人。對了，你那個姐妹張美麗呢？上次我走得急，不知道她的事情怎麼樣了？」
「對啊！她還不知道你回來了，我這就打電話讓她過來！」
「你讓她把我說過的東西全帶上。」
李麗打完了電話說：「我這個姐妹啊，你一定得幫，她非常善良，所以總挨欺侮。嫁了個殘疾丈夫，腿不好，但心靈手巧，是當年市南第一個修手機的人。外國人發明的東西，那得多難？當時還沒有移動、聯通，郵電局吧，局長請他做售後服務，修大哥大。後來兩人又出來自己幹，邊修邊倒賣，錢掙了不少。把父母哥哥從東北接回來，還買了房子。她那個哥哥好吃懶做，沒錢就到手機店裡取，簡直當成了自己的提款機。錢拿走不說，張美麗還要請他到對面的海鮮城裡吃一頓。二年新區建設招商，以當時的政策，可以在農村買宅基地建房，說還能辦下產權證。張美麗以一萬元買宅基地一塊，請人建房，蓋了四層，面積有八百多平方米，他們夫妻沒時間，就請張軍全權負責。房子建好後，政府又說是違章建築，要拆除，後來房子沒拆，他們交了五千元的罰款，說是以罰款抵土地出讓金，辦理了土地證、房產證。房子裝修後由張軍開飯店。開始生意很好，但張軍和老婆關係不好，兩人天天打架，飯店開不下去了，只好盤給別人。換了幾個老闆，生意越來越差，後來乾脆沒人租，空著。前年，張美麗覺得老公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加上生意也不好做，就想把手機店轉出去，把房子裝修一下開個小旅館安度晚年，那時他們才發現產權證辦在張軍名下。張軍抱著產權證，堅持認為房子是他的，那地方正在拆遷，水電全斷了，開發商一開始說給五百萬元，張軍不同意，後來又漲到六百萬、七百萬，張軍還是不同意，說不給一千萬元休想，現在就剩下他家一戶了。張軍為了保衛房子，把年邁的父母也搬進去住，逢人就說，他們要是不怕兩個八十歲的老人死在裡面，那就拆吧。」
說著張美麗進來了，她謙虛地向我們點著頭，很有教養的樣子。
李麗給她倒了一杯水，等她喝了一口水，我說：「上次，我讓你準備的東西都帶來了嗎？」
「哦，都帶來了。」
張美麗小心翼翼地開啟身邊的一個大布包。我想著她會拿出什麼樣的證據來，她卻先取出一本厚厚的《聖經》！
李麗說：「你天天揹著這個，累不累！上帝能幫你要來房子？」
我自認為一生聰明，後來學的又是法律，從事的是律師工作，天天浸淫在權利、自由、平等的觀念之中。凡事皆爭，出言必法律雲憲法雲，認為人生而平等，周圍的朋友同事都說我自高自大，目中無人，長期以來我也是惡習漸長，只服從法律與規則，但對張美麗卻肅然起敬。
我想起了大學時的法理學老師王鐸。老頭兒「文革」時差一點被整死，平反後當了幾年我們的老師。他的話我還記著：「法律是什麼？統治階級的意志？太簡單了！法律是電視機！你們別笑，我的意思是它也是從西方移植來的。平等的、以權利為基石的法律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中國曆代法律，刑民不分，有的只是刑罰，治人的，講義務，講懲罰，從不講權利；而西方法律的精神淵源之一就是《聖經》。英國的《大憲章》，美國的《憲法》和《人權宣言》，哪個沒有《聖經》的影子？十七世紀移民到美洲新大陸的人最初制定法律，直接照抄《聖經》，《刑法》就是摩西十誡，有的連條文都不改。」那時候我們剛進校門，對法這種抽象的概念理解起來很困難，同學間相互調侃，「法律是電視機！」他的這個觀點一度在校園盛傳。人說老頭兒經歷「文革」能活下來，全憑信仰上帝和一本《聖經》。那時所獲的資料也有限，從事律師多年，隨著對法律理解的不斷加深，我對老師的話深以為然。畢業的時候，我專程去看望他，他仍然和師母住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援建的筒子樓裡，小小的房間裡擺滿了書。他送了我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著作《〈聖經〉中的法律研究》，對我說：「畢業了，以後你們就是法律人，你們要遵守世俗的法律，更要遵守神的法律。」那時我很年輕，我們都是無神論者，對他的話似懂非懂。他的身體很好，退休後還被返聘代課，在校園經常能碰見他和師母散步。現在學校裡已經沒有幾個能讓我懷念起來的老師了，但只要想起母校，我就會想到他。
看見抱著《聖經》的張美麗，我對她的敬意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