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租的辦公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建築，原屬於市公安局，與法院一路之隔。後來市公安局在前海蓋了新辦公大樓，這個舊樓由政府的一個服務公司所有。靠近法院，開律師樓得天獨厚，房峰獨具慧眼，租下了一樓和二樓。後來雖然買了新寫字樓，這地方一直沒丟。每天有不少人上門諮詢，有的是起訴之前，有的是官司敗了之後。雖然房子陳舊，但質量不錯，幾十年來反覆拖洗，水泥地鋥鋥發亮。房間的天花板掉了一個角，那個老式的日光燈上結了一層厚厚的灰。差不多一上午，我是盯著房頂度過的。慢慢地，天花板上出現一片白色的暈眩，越來越大，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要把我吸進去。我頭腦發漲，不知道對王宇的律師函怎麼寫才合適，站起來，在房間走來走去。語言要得當，措辭要準確，既要表明我們的立場，又要讓他感到我們還沒有和他攤牌，這樣的律師函我還是第一次寫。通常律師函是代表了一方的立場，是一種宣告，措辭都很強硬。但發給王宇的函絕對不能這樣寫，要讓他感覺到我們是理性的，地位介於好友或親戚層面，既專業又溫和。想了一下，我終於在鍵盤上敲下這樣一些字：
尊敬的王宇先生：
受您太太宮雪的委託，正義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正欲與您和她的婚姻事宜進行商談。我個人認為，你們相愛感情真摯，且有了愛情的結晶……
寫完後看了一下，自己都覺得肉麻無比，但能轉達我們的意思就行。關鍵要穩住他，讓他與我們談而不是去上法庭。
門外一陣嘈雜，一下進來四五個人，還拿著攝像機，讓我非常吃驚。原來他們是市電視臺的，不知道從哪裡得的訊息，說我們辦理宇樸公司工人維權的案件很典型，要採訪我。我心想，你們早幹什麼去了？張愛國說，一開始他們也向報紙和電視臺的新聞熱線打過電話，說工廠拖欠工人工資，希望媒體能關注一下，幫他們維權，但沒有人理。
「我們只是做了律師該做的事，幫助委託人維權，討回來了他們的工資而已。」
「這個案件意義非常重大！你沒有意識到。」從人群后面走上來一個人，矮矮胖胖的，聽口氣像個領導。房峰介紹說是市工會的王副主席，他說：「這本來已經釀成了一起群體性事件，被你們依法及時化解，很有示範意義。各級領導都有批示，今後要宣傳推廣。維權的事件要有律師參與進來，配合政府解決。」
原來是這個意思，我明白了，他們要給自己臉上貼金。那個女記者說，要不你說幾句，我們錄一下，別緊張。
我心想，大話空話誰還不會說，我早從電視上學會了。我說不用，清了一下嗓子說：「我們接受了工人的委託後，高度重視，向所領導和司法局領導及時做了彙報；同時挨個做工人的思想工作，教育他們要依法、理性維權，相信各級領導和機關會保護工人的合法利益。」
「我們還成立了宇樸公司工人維權律師團，所裡有三名律師參加，制定了預案，積極和仲裁、法院溝通，使工人在三十六小時內拿到了拖欠近半年的工資。通過本案，我們有三個方面的感受，一是維權工作要從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穩定壓倒一切；二是心裡要裝有工人，全心全意為工人服務，把他們的事當作自己的事做；三是維權要依法、理性。新生效的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仲裁條例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應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拖欠工人工資問題這一頑疾。」
講到這裡時，有人已經開始鼓掌。
這個案子後來給我帶來很多麻煩。工會和宣傳部門大力宣揚推廣，有一陣時間，我不得不抽出專門時間應對媒體。搞宣傳，做報告，電臺、網站、報紙、雜誌的採訪都參加，處處有我的照片。法院內部還錄了一個勞動合同法的專題宣傳片，有法官有工人，我和楊曉玲都參與了。電話公佈後，我的手機會隨時響起，每天要接到好幾個欠薪工人的電話，常常有工人到律師所來找我。宇樸公司案子除了我們辦理的方法得當外，也有一定的運氣成分。大多欠薪的案件都很難辦，工人又拿不出律師費，我還得耐心地接待他們，常常是有苦難言。當然也有好的一面，這個案子為我贏得了名聲。劉文良說，我現在是「名律」了，不少人慕名而來，也有熟人請託，案源明顯增加。總之，我出名了，至少區司法系統、工會、媒體都知道有一個叫李正的律師，再也不用上街發名片承攬案件了。
我發出的律師函很快得到回應，王宇的秘書來電話說，他們願意談，時間定在後天下午兩點，地點是公司會議室。
我想把談判地點定在一個比較中立的地方，在他們公司的會議室，總有點上門求人、低人一頭的感覺。既然他們定在了公司會議室，那就公司會議室吧。王宇和楊曉玲很熟，她不能參加，我只能是孤身探虎穴。量他們也不會把我怎麼樣，我只是一個代理人，表面看我們是為財產而來，其實不然，主動權仍在我們手上，我們握有煤礦涉嫌內幕交易、欺騙股民、偷逃稅款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