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準備出門，老張又來找我，說：「李律師，不是那麼回事！房子肯定會建的，料都備好了，就像做飯，水已經開了，米要下鍋，怎麼會不建呢？房子建起，四間，就得置換兩套樓房，對不對？村裡都是這樣辦的。」
我不得不承認，老張說的有道理，要是不借給村裡，房子肯定要建的。
「可事實是確實沒建啊。」我不知道如何說了。
「他們借走了嘛！怎麼建？房子肯定是要建的，怎麼會不建呢？要建的。」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老張一臉愁容，案件研討會上十幾位律師的發言讓他很有壓力，初來找我時的自信與把握蕩然無存，一遍遍地重複那句話：要建的，要建的。那樣子像說給我聽，又像說給他自己。
我找到房峰，將案子的情況給他彙報了一下。
我說：「事情能不能這樣辦？我們出面找一下村裡，談談，如果他們能給老張補償會更好，調解一下，老張也別說兩套一百四十萬元，一套或七十萬元也行？」
房峰說這個主意很好，他可以給老張所在的三社群的上級——王島街道辦事處說說，那是他的顧問單位，其實，我找他也是這個意思。
我給老張講了一下我的意見，老張很樂意，他認可房子沒建，那就賠一套或七十萬元，也公平合理。
「咱也是通情達理的人。」他說。
那是一個海風很大的春天的下午，我只身前往三社群去談老張的事。本來約好和房峰一起去，但他臨時有事，去司法局開會了。想拉上楊曉玲，她又陪劉文良去看守所會見，只好一人前往三社群，也算孤身探虎穴。
三社群是全市舊村改造的示範小區，沿海邊建起一幢幢漂亮的高樓。小區內規劃很好，村委會、村民活動中心、家委會、物業服務中心、幼兒園、區內超市等一應俱全，從外面看，你根本想不到它是一個農民社群。我聽房峰說過，這幾年開發海景房，社群的地賣得非常火，村裡有的是錢，另外還有些對外投資，什麼旅遊酒店工程勞務，發展都非常好，在王島街道辦事處下轄的十五個社群中，三社群是實力最強的一個。
我到的時候，社群趙主任和王書記已經等在那裡。在裝修高檔的三樓會議室裡，二人給我自豪地談起三社群的基本情況、發展現狀和遠景規劃。那情形好像我是某級領導前來視察，在聽他們彙報工作。有幾次，我想打斷他們，告訴他們我是受村民張民安的委託，來談他準建證借用賠償問題。但是我發現，我根本插不進話，他們已經習慣於以這種方式接待客人，我只好耐心地聽他們講完。「村裡現有居民二千八十二位，二一年全村收入一點一億元，人均純收入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二元，全村基本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幼兒免費入園，六十歲以上的居民每月都發放養老金，每年還組織村民外出旅遊，對於取得的這些成績，我們覺得……」典型的某級領導作報告，我感覺我必須要打斷他們了，否則一下午聽不完。
「三社群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這都是在村委的正確領導下，與在座的二位當家人的努力分不開，我代表我個人，對二位表示崇高的敬意。」
說完了，我轉到老張的事上：「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歷史遺留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將直接影響到村裡下一步的發展，也不利於和諧社群的建設。比如，村民張民安提出，當年村裡曾借他的《宅基地建設許可證》，但是後來一直沒有歸還，致使本人沒有建房，因此，得按現有政策，賠償其七十平米房子兩套或人民幣一百四十萬元。」
我將影印好的老張的借條和授權委託遞給書記和主任。王主任一看就急了：「不行，李律師，不能開這個口子。你不瞭解村裡的情況！現在村裡類似老張這種問題的有三十多戶，當年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償，拆遷訊息出來後，一夜之間蓋起了多少房子？都想用臨時搭建的簡易房換樓房，哪有那樣的好事呢？村裡有的是錢和房子，可不能給他們。」
「老張的情況和這些不一樣，村裡借了他的準建證沒還。」
「借了不假，可他房子根本沒建，談什麼補償？再說，他家的老房子拆遷，已經補了，還要什麼？當年區裡定的統一政策，有證（農村宅基地使用證）無房，有房無證，都不補償，必須兩樣同時具備，然後才籤協議。」
趙書記說：「我插一句話，李律師，你不知道，村裡對張民安太照顧了，知道他兒子下不了床，所有政策都對他傾斜，當年選房時，沒讓他抓號，看上哪套選哪套。逢年過節，米麵油都給他家送，區裡每年的困難戶慰問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去年考慮到他兒子的特殊情況，村裡除了承擔醫藥費外，還額外撥給生活費每月一千七百元，我們覺得夠可以了，人心不足，真不知道老張是怎麼想的！」
我說：「這是兩回事啊，照顧他和借他的準建證不是同一件事！」
王主任說：「沒什麼區別，老張提的補兩套房或一百四十萬元的條件根本不可能，他願意告去告！」
看來談判是談不下去了，一點餘地沒有。
出了村委會，我給老張打了個電話，說了一下談判的情況。老張說：「李律師，你到家裡來吧，咱們當面談，村委會後面這棟樓的二單元301。」
我按老張說的，來到他家，進了門大吃一驚，房子裡一股很難聞的味道，地上擺滿了東西，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房子還是毛坯房，除裝了門，沒有其他裝修。門後還有幾樣農具漁網，表明他們曾經的身份。和樓外光鮮的外表相比，裡面還處於原始階段，你不得不承認，雖然住上了高樓，他們依然是農民，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們的身份並沒有因為住上樓房而改變。
老張好不容易給我騰出沙發的一角。一個還穿著棉衣的女人從裡屋出來，眼神痴呆地看了下我，轉身進去倒了一杯水，那個杯子很久沒洗了，黑乎乎的。一間臥室的門開著，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躺在床上打遊戲，看也沒看我們一眼。
我給老張說了和村裡談判的情況。我說：「村裡給了你那麼多的照顧，都屬實嗎？」
老張嘆口氣，兩行渾濁的淚水從眼眶流出。他說：「是，這些都是屬實的」。
大概是六年前，老張的兒子張順剛考上大學，那年的暑假，他從學校回來。村裡正在舉行一場籃球賽，村民和邊防哨所的官兵聯誼，那場球村民贏了海防官兵。大家非常高興，一起到村裡的漁夫酒店吃飯，大家誇張順球打得好，喝了不少啤酒，回來時坐著村裡的皮卡車，人多，張順坐邊上，不知道怎麼顛了一下，張順從車廂掉了出來，傷了腰椎，北京、上海的醫院都去了，最終沒有站起來。
「要不你考慮一下，現實就是這樣，和村裡的關係僵了，以後的日子……」
「你是律師，那麼我問一下，我順子從車裡摔出來，村裡有沒有責任？他們給生活費、護理費是不是應該的？」
「詳細情況我不瞭解，感覺村裡有責任，但也不是全部責任，主要還是順子喝了酒，防範不足。」
「我也是這麼想的，所以這事就這麼處理了，我很感激村裡對我的照顧，可和借我的準建證有什麼關係呢？」
「是兩個法律關係，我想好了，既然他們不願意談判，那我們就起訴，雖然有關拆遷的案件法院不立案，但我們打借用物不歸還的賠償，該立案吧？」
「好好，我等你的訊息，有什麼事您給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