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玲的話讓我一夜難眠。事實上，林詩音的死成了我心頭一塊抹不掉的陰影。我常常在夜晚和工作之餘想起這個案件。她死後的一幕總是浮現在我眼前。她顯然做過精心準備，還畫了淡淡的妝，神情安詳、寧靜，彷彿睡著一樣。整個屋子整潔有序，身上的衣服和床單的顏色我都記得。就這樣一張安詳的面容，有時又會變成一個張牙舞爪的魔鬼，讓我從夢中驚醒，讓我寢食難安。她是自殺的，但絕對與我有關，抑或說我就是兇手也不為過。我也曾經想過，促使她離開這個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她對唐鳴祖的愛。唐鳴祖的死讓她絕望，她的心早已死了。那之前她就想好，天堂或地獄之門在向她招手，她已經預備好了與心愛的人相會合，那份公證過的遺囑只是一張生死符，在關鍵時候推了她一把。這麼說她的死又與我關係不大，我大可不必在心裡與自己過不去。從法律上來說，她是自殺，更與我無關！可真的是天衣無縫嗎？
再回想那時，幾筆大的律師費收到囊中，擺脫貧困，我真正體驗到做律師的甜頭，對隱藏後面的危險根本沒有意識到。雖然整個經過都沒有留下任何憑據，但那卡是我收的，也是由我親自送到邢紅手中的。那夫妻二人貪財，如果真有一天東窗事發，會不會把我供出來？退一步講，我是以代理律師的身份出現，可辦理委託手續了嗎？錢交到所裡了嗎？開發票了嗎？這是嚴重違反執業紀律與職業道德的。一定說違法，追究法律責任也能說得過去。如果邢紅供出我，他們找個藉口，打擊一個品德低下的律師，套用《刑法》第三百六條，判我個律師偽證罪絕對說得過去。公檢法都討厭律師——當然並不妨礙他們出事後請律師辯護。懲罰一個律師除了能站在法律和道德的高地外，還能帶來工作上的快感。
我又想起為賈作章起草的合同，眼前的破產案件，還有張平的天世海貿易。賈作章是個沒有底線的人，用楊曉玲的話說，林詩音的死成全了我們，可下一次會有那麼幸運嗎？
想到這裡我感覺後背發涼，再也難以入眠，漸漸地，窗戶上就透出亮來，我索性起床。張擇香總在睡前把第二天的早飯準備好。老三樣，一般是粥、雞蛋，外加幾塊鹹魚。我揭開鍋，是小米粥，盛了一碗，放微波爐裡熱了吃了，拎了包去辦公室。
從事律師工作多年，我養成一種習慣，每逢週一提前到辦公室。將一週來要做的工作梳理一下，確認開庭排期，約見法官，安排和當事人見面的時間及地點，然後記在工作日誌上，這樣忙而不亂，也防止遺忘了什麼事。
剛到桌子前坐下，新來的同事張輝律師抱著一堆案卷風塵僕僕地進來，這讓我很詫異。上週五他們連夜去了北京，怎麼也得個四五天，沒想到這麼快就回來了。
我說：「老張的事情辦得怎麼樣？」
他一臉倦怠地說：「還可以吧！」
我說：「賠了多少錢？」
他說：「賠償款九十萬元，人轉回青城治療，醫藥費等其他費用據實結算。」
我說：「那還不錯。」
他苦笑著搖搖頭：「什麼叫不錯，傷那麼重，唉！一言難盡。」說完「噼裡啪啦」把案卷鎖進抽屜說：「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回家補覺去。」然後風風火火又走了。
看來老張撤訴是對的，我當時給他說最多能賠十萬元。
那也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我站在律師事務所二樓的窗戶前，看見駝背的老張在紅燈亮起時，穿過馬路向我們所的方向走來。我猜測，他會不會來我所諮詢？那一天我值班。
一九九三年，經本人申請，村兩委會審查、公示，老張申請到一個「宅基地建設許可證」，俗稱準建證。後來又經過抓鬮，老張獲准在村東頭的空地建房。正當他備料建房時，村裡來做他的工作，勸他把自己的準建證讓出來，讓那些家庭人口多、孩子急需結婚或分家的人先建房，等來年申請新證時，老張再建。經不住村裡領導的規勸，思前想後一個星期後，老張把他的準建證借給村裡。村裡為他出具了欠條，主任和書記都簽了字，又加蓋了村委會公章。誰知風雲突變，因為海邊私搭亂建嚴重，上級停止新的宅基地審批，此後幾年再沒有核發《宅基地建設許可證》。
老張年年拿著手裡的借條找村裡，村裡年年許諾給他一個「處理」，這一拖就是十多年。二五年，舊村改造開始，宅基地審批徹底停止，村裡的舊房子全都扒了。當年的房子如果建起來，能換兩套七十平米的樓房，按現在的價格，最少也得一百四十萬元！老張很後悔當年把準建證借給村裡。
「請問律師，村裡是不是得賠償我兩套房？」老張問我。
從法律上來說，老張和村裡形成的是一種借用合同關係，借物應當償還，一旦損毀折價賠償，這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但是又覺得老張與村裡之間形成的借用合同不一定受法律的保護，準建證是不是一種可借物呢？
那天老張在我的辦公室坐了一上午，我們倆聊了很長時間。他說他叫張民安，是王島街道辦事處三社群的漁民。我倆甚至討論起了一種叫「八袋」的海鮮的學名與吃法，老張高興起來就像個孩子，眼神透著調皮的光。突然，他問我，如果請律師代理這個案子，律師費是多少？
老張兩眼炯炯有神地盯著我，他身體不錯，完全不像個七十四歲的老人。我在心裡快速地算了一下，迎著他的目光，堅決地說：「得十萬元！」
我知道這個案子的難度很大，我還沒有研究，現在法院立案審查很嚴，有關房子拆遷補償的案件都是一刀切——不立案。這個案子看上去簡單，實際很複雜。我不願意接老張的案子，就說了一個高昂的律師費，想把他嚇跑。
「是打贏付吧！」原來他是這樣理解，先不用付錢，給他打來一百四十萬，付十萬元律師費，他當然願意。
「你理解錯了，不管打贏打輸，律師費都得收。律師的代理本質是勞務性質，以他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提供法律幫助，輸贏都要收費。你說的打贏收叫風險代理，按要回錢的百分之三十收，那就是四十二萬元而不是十萬了。」
「可是打不贏，我為什麼要付律師費？」這樣的問題我至少聽當事人講過一百遍，早知道怎麼回答。
「但是你不打就連贏的機會也沒有！」
老張沉默了，打與不打，這是個兩難選擇。
「要不這樣吧！我給你寫個訴狀，你自己去起訴，只收一點代筆費。」
老張搖搖頭說：「我還是要你代理，你也別說十萬了，五萬元，我家裡有個病人，實在拿不出來多餘的錢，明天我就可以給你送來。」
「這個……」我突然不知道怎麼說，沒想到老張答應了，其實，這個案子也有好辦之處：事實簡單。我嘴上依然說：「我得給所裡彙報，所裡同意我才能辦。」
老張說到做到，第二天真的把五萬元交到了所裡，我們簽訂了委託合同和授權。我給會計說，錢先收下，發票暫時別出，這老頭的案子不好辦，如果立不了案，可能還要退回給他。
錢收到後，我就想辦，五萬也不是個小數字。我將老張的那個借條影印了用來研究，又查詢了很多的資料，有關宅基地準建證的法律幾乎沒有，後來又託人，從一個農村土地員那裡找到一個空白的範本，才搞清楚這個「宅基地建設許可證」是怎麼回事。它是村民申請建房的資格，有效期兩年，只發給建房者本人，上面有建設面積，在房子落成後，又用這個換「宅基地使用證」——也就是農村房產證。
為了最大可能爭取打贏老張的官司，我決定開一個案件討論會。提前把案件介紹和有關問題列印好發給全所律師。星期五下午，是例行學習的時間，我們開始討論老張的案子。我特意讓老張參加，一是讓他知道案件究竟好不好辦；二是讓他知道我在努力為他辦案，付出了勞動。
如我所料，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案件。討論的結果是：老張與村裡之間的借用合同無效。「宅基地建設許可證」具有人身屬性，是特批給張民安的，屬於不可借物。根據無效合同的處理原則，雙方應當返還，造成損失的，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另一方，雙方都有過錯的，按照過錯大小承擔責任。該借用合同中，老張和村裡都有過錯。接下來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老張的損失有多大？怎麼評估？「借用近於買賣，適用同樣之法」，當年房子如果建起來，拿現在的拆遷政策，能換兩套房子，市價在一百四十萬元左右，老張一直是堅持這個意見。可房子畢竟又沒建！這是否又是法律上的一種可預期損失呢？——這比法律關係還難。另外還有個時效性問題，宅基地準建證早已過期，從一九九三年到現在，十六年過去了，是否也過了訴訟時效？但有一點很明確，村裡的確借了老張的「宅基地建設許可證」，也的確沒還。
案子的討論結果讓我和老張都感到很失望，官司贏的可能性不大。我說：「老張，你回去考慮下，打還是不打自己想好了。」話雖這麼說，我卻想打，錢收進兜裡了，就不想再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