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劉文良商量撰寫杜正兵的辯護詞，他對管鎮玉的做法非常不滿，說這樣的辯護還有什麼意義？無法體現出一個律師的價值。說我當初就不應該拉他做這個案子，我們的工作即使不是律師的人都能做到，但他反對歸反對，家屬同意我們做罪輕辯護。
劉文良說：「從事實和法律上說，杜正兵的行為都不構成犯罪。四筆錢，任何一筆都不符合貪汙或受賄罪的構成要件！當然，我們不排除杜正兵利用自己的這種特殊身份，謀取不正當利益，但刑事辯護是去偽不求真。我們的工作是逐一反駁對他的指控。」
「律師是為委託人服務的，你能保證無罪辯護讓法庭採納？如果你因個人的理想信仰，在法庭慷慨陳詞，而讓杜正兵的量刑加重，法院認定四筆都構成貪汙受賄，從而判他十多年，那麼，你是一個優秀律師嗎？」
劉文良拍案而起，說：「我不怕，我會上訴，我會將案情公開，他佔有的每一筆款都不構成犯罪，法官的判決說服不了別人，更無法說服我，事實和法律將證明我是正確的。」
「劉大律師，一個被紀委雙規過的人，涉嫌貪汙、受賄一百多萬，公眾和輿論早就給他判了刑，他被無罪釋放，會引起多大的軒然大波，這些你考慮過嗎？」
「荒謬，這些話出自別人之口，我覺得不奇怪，想不到是出自你一個專業律師的口中，新聞和輿論無權給一個人定罪。你以為我不知道他無罪釋放的後果？我們的職責是什麼？是捍衛法律的公正！」
「但這就是我們的司法現狀，我們律師有什麼辦法？」
「我知道有困難與阻礙，可你們抗爭過嗎？耶林說過，為權利而鬥爭是對自己的義務！妥協，交易，有法不依，司法黑暗，律師地位低下，絕對與你們這些人有關。我們或許會有犧牲，但更多的人將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這難道不是法治的勝利？法治是什麼？是你，是我，每個人都有義務推動法治的程式！」
「大法官考克波恩說過，律師應當像一位鬥士那樣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而不應像一位刺客，他應當知道如何調和委託人的利益同真理正義間的永久利益的關係。權衡利弊，讓杜正兵有選擇地承認部分貪汙行為，認罪，然後律師做罪輕的辯護，當下的司法環境只會對我們的委託人好。就算在西方還有控辯交易一說，讓杜正兵承認部分犯罪不是我們的妥協，恰恰是我們的勝利——我們要為我們的委託人負責，使其滿意。」
「滿意？我不認為委託人會對那種結果滿意，他們只是無奈地接受。表面看你們好像是勝利了，但是，李正，你想過沒有？你們損害了更多人的利益，還有司法的公義。還記得當年的辛普森殺妻案嗎？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辛普森殺了他老婆，但法庭還是判他無罪釋放，為什麼？因為要更多人的權益，防止警察對公民隨意拘捕——指控辛普森的證據是被汙染了的證據！」
「劉文良律師，知道你的身份是什麼嗎？你是律師，不是法官，律師沒有義務維護司法的公信，我們只捍衛法律的正確實施。我們是公民個人利益的代表者！是公民伸長了的手，保護公民權利，對抗他人，尤其是公權，才是我們真正的職責！我們甚至是破壞者，我們就是要鑽法律的空子，從而形成制衡，讓那些立法者、執法者，甚至是司法者知道，有那麼一幫壞蛋律師，盯著他們，使他們謹慎，不敢輕易侵害公民的利益！」
劉文良不再和我爭論，我掏出一支菸扔給他。他給自己點著了，深吸一口，陷入沉思。劉文良自詡是「死磕派」律師，當年，因為聲援南方一個「言論過激」被拘禁的老師，他和全國十多位律師一道南下，在公安局門前抗議三天，迫使警方釋放了那位老師。他們是法治的先鋒，是我們這個行業的靈魂！內心裡我對他們充滿敬意！我身上缺乏的正是他那種戰鬥的精神，而權利從來不是恩賜的，是爭取來的。
管鎮玉他們去了一趟北京，最後拿回來一紙《專家意見書》，上面有我們國家刑法學界名頭很響的三位教授、兩位高院退休法官的簽名。隨意見書還附有研討會的現場錄影，專家們認為杜正兵的這種行為算不上是犯罪，最多是違反紀律，是單位內部或黨紀處罰的範圍，對這種行為不能擴大為犯罪，等等。本質上，這種學者的意見並不能對杜正兵涉嫌犯罪和量刑產生影響，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法院、法官卻又無法忽視這種意見，畢竟專家中有兩人參加過《刑法》的起草，我們所學的教材也是出自這些人之手。
一星期前，我和劉文良又見了一次那位將來在法庭上主控的黃檢察官。他去了杜正兵的單位，財務上給了他所有杜正兵簽字的賬單，堆起來像小山一樣高。他無法確認是哪一次，專案的承攬與結算往往相隔時間很遠，結算又是分批次進行的，所以要證明某筆錢是某專案上的，連杜正兵自己都無法說明。要不是他自己的口供，那個一百四十九萬元誰知道是怎麼來的。案卷裡有幾個證人的證言，他們說錢是通過單位賬戶或支票給了杜正兵，但這個錢最後怎麼樣處理了，他們無法知曉。至於那個八萬元和五萬元還掛著，財務列為應收賬款。也就是說，即使杜正兵給開發商說抵作自己的房款，但這種說法沒有法律上的效力，開發商與單位簽訂合同，單位依然能夠收回這兩筆款。
「我也不管了，這是當時負責偵察的人留下的問題，我今年訴了二百二十七個案件，快累死了，年假還沒休，我給科長說了，這個案子開完庭就休，否則就廢了。」我看到黃檢察官有三十出頭，南方口音，人很廋，一臉的疲憊，一年辦二百二十七個案子，的確不少。要是讓我這個律師辦如此數量的案件，可能會累得趴下。當然，職責不同，辦案的目的與要求不一樣。對他們來說，辦案是工作；對我們來說則意味著要滿足委託人的要求，一個字：贏。
見完黃檢察官後，我們心中有了底，既然證據不足，那就是我們攻擊的目標。離二十二號開庭還有一星期，管鎮玉帶來訊息，說法院初步意見不認定那個一百四十九萬元，證據不足，只有杜正兵的口供，且每次不一樣。八萬、五萬和那兩張總額一萬元的卡，一定要認。說到這裡，他壓低聲音說：「領導說了，認定數額不宜過高，對老杜的量刑定在這個數。」他朝我和劉文良伸出右手，中間的三指屈起，只露出大拇指和小拇指：「六年，但不能上訴。」管鎮玉收回了他的手。
「你沒有和他們探討，其實每筆款都不構成犯罪？」劉文良說。
管鎮玉笑了：「影響這麼大的案子，如果判決無罪，那怎麼可能？不要總拿法律條款說事，而且，判決後還不能上訴，要被告人服判。」
我說：「這不扯淡嗎？上訴是被告的權利，誰也無法干涉，怎麼能剝奪呢？何況上訴不加刑，管他呢，只要判下來我們就上訴，到中院時再做做工作，量刑會更低。」
管鎮玉直搖頭：「如果二審減刑，那意味一審的判決有問題，從審判員、庭長到審委會，都有問題。你堅持上訴，魯院長說了，他們會啟動審判監督程式，說案子有錯誤的地方，再審，有可能把那個一百四十九萬元加進去，到那時候就不是六年了。」
管鎮玉拿出煙來，給我和劉文良各扔了一支，我拿出打火機，想給管鎮玉點上，他拿出自己的打火機點著了，吸了一口，說：「這個案子，這個結果，其實法院都定不了。」
「那誰定得了？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判決一個人是否有罪。」我說。
管鎮玉伸出右手食指，向上指指說：「上面。」
我和劉文良沉默了，因為我們都知道上面指的是誰。
「開庭前你們兩個還要會見一次杜正兵，告訴案子的內幕情況，判決後他不能上訴，也要做好家屬的工作。」
管鎮玉說丁花和杜正軍都沒意見，對這個結果表示接受，我們作為辯護人還能說什麼呢？
和劉文良又去了大柵的看守所，杜正兵和我們兩個月前見的大不一樣，好像一下子老了幾歲，皮膚鬆弛，略微發紅，那兩道怒豎的劍眉也變得柔和，貼著頭皮剛長出的短髮，有一半白了，見到我們就像見到了親人。
他好像不再關心自己的定罪與量刑，問了很多家人和孩子的事。
劉文良給他講了有關案件的情況，哪些該承認，哪些不承認，為什麼會判六年，他不能上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