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我們的論點普遍性更大，受移居現象的影響較少，我們對整個世界而不是一個地區的情況加以考察。假設人口增長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設地球為人類提供的生活資料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定數量，增加額與目前整個世界的產量相等。這一假設就等於承認土地的生產力永遠無限，而且這種增長率要比我們所能想象的人類努力使生活資料能夠達到的增長率大得多。
設世界人口為任意數目，比如說10億，那麼人口將按1、2、4、8、16、32、64、128、256、512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將按1、2、3、4、5、6、7、8、9、10的比率增加。兩百年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將為512比10，三百年後，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將為4096比13，兩千年後，兩者的差距將幾乎無法估算，儘管到那時產量已增至極高的水平。
這個假設沒有對土地的產量作任何限制，土地產量會不斷增加，甚至可能超過人們所能指出的任何數量；然而每個時期的人口增殖力仍然佔據著優勢，要使人口的增長比生活資料的增長的水平低，那隻能通過強有力的自然法則持續不斷地作用，使較強大的人口增殖力得到抑制。
下面讓我們對這種抑制所起到的作用進行考察。就植物和動物來說，情況很簡單。它們受強大的本能驅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種，這種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礙，或者說不會因為擔心其後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礙。因此，由於這種自由，繁殖力於是充分發揮，而它所造成的過分結果又因空間與營養的缺乏而受到抑制，對動物和植物來說，這是共同的，但動物還要被相互殘食所抑制。
對於人類，這種抑制作用則更為複雜。人類受同樣強大的本能驅使而繁衍自己的種族，但理性卻出面進行干預，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如果無力供養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狀態下，問題也許就這麼簡單。但在目前的社會狀態下，人們還會考慮另外一些問題。如果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會降低？生活是否會遇到比現在更多的困難？是否要更賣力地幹活？如果家庭人口很多，即使盡最大努力能否養活他們？是否會看著子女受凍捱餓，而自己又無能為力？是否會深陷不能自食其力的貧困之境，而不得不由他人施捨生活？
人們認為，在一切文明國家裡，正是由於這些思考使許多人不能遵從及早愛上一個女人的自然法則。這種限制即使不是絕對會、也幾乎必然會產生罪惡。不過，在所有社會，即使在最放縱邪惡的社會，合乎道德地愛慕一個女子的傾向也總是十分強烈，以致人口會不斷增加。人口的不斷增加使社會下層階級沉淪於貧困之中，他們的境遇永遠也不會因此有明顯的改善。
讓我們假定某個國家的生產資料，僅僅能夠使其居民過安樂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縱邪惡的社會中也可見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斷努力，會使人口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加。因此，之前養活700萬人口的食物，現在必須在750萬或800萬人口之間進行分配。結果。窮人的生活必然會大大惡化，許多窮人必然會陷於極為悲慘的境地。由於勞動者的數目也多於市場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勞動力的價格必然趨於下降，與此同時，食物的價格則趨於上升。所以，勞動者要掙得和以前一樣多的工資，就得更賣力地工作。在這種艱苦時期，結婚會嚴重受到阻礙，養家餬口也難上加難，以致人口處於停滯狀態。這個時候，勞動價格低廉，勞動者人數充裕，勞動者不得不更勤奮地工作，這些會鼓勵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肥料，進行更加全面的改良，直至生活資料和人口恢復最初的比例。在這個時候，勞動者的境況會有所好轉，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也會有所放鬆。勞動者生活境況的惡化與改善，就是如此週而復始、不斷迴圈的。
認識膚淺的觀察者不會注意到這種擺動，甚至眼光最為銳利的觀察家對這種擺動的週期也難以做出估計。然而，那些善於思考而又深入研究過這一問題的人，他們都不懷疑，在一些古老的國家，確實存在這樣的擺動，儘管由於相反因素的作用，擺動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並不規則得多。
這種擺動不像預期的那麼明顯，不那麼容易被經驗所證實，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所掌握的人類歷史，僅僅只是關於上層階級的歷史，而上面所說的那種擺動卻主要發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關於這些人的風俗習慣的可靠記載，幾乎沒有。要令人滿意地記錄下一個民族在一段時期內在這方面的歷史，需要善於觀察的人花費一生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做不間斷的細緻觀察與研究。研究內容包括以下一些方面：成年人數與結婚人數比例是什麼；限制結婚會在什麼程度上使邪惡的風氣盛行；與生活較優越的階級相比較，社會上最貧窮的階級具有怎樣的兒童死亡率；勞動的實際價格如何變動；在某一時期的不同時間內，社會下層階級的安樂與幸福會發生怎樣可見的變化。
這樣一部歷史對於說明經常性的抑制如何影響人口是非常有幫助的，並有可能證明上述那種擺動的存在，儘管由於有許多因素的干擾，擺動的節奏也許是不規則的。這些因素包括：某些製造業興起或衰落；農業企業經濟增強或減弱；年成好或壞；爆發戰爭；流行時疫；實施濟貧法；發明出減少勞動的方法而勞動市場卻並未相應擴大，尤其是勞動的名義價格與實際價格發生差異，這種差異也許比其它任何因素更容易掩蓋勞動者生活境況的變動。勞動的名義價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們經常看到，當食物的名義價格逐漸上升時，勞動的名義價格卻往往保持不變。這等於使勞動的價格降低了，這個時候，社會下層階級的生活境況必然趨於惡化。資本家們卻因為勞動的真實低廉，而越來越富有。資本的增加使他們能夠僱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機會增多，勞動價格因而會上升。但是，在所有社會之中，勞動市場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這或者是教區法造成的，或者是富人容易聯合而窮人不容易聯合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這會阻止勞動價格上升，使其保持較長時間的下降趨勢；也許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勞動價格的呼聲太高時，才不得不提高勞動價格。
就這樣，勞動價格上升的真正原因被掩蓋了。富人們以為，他們提高勞動價格乃是在荒年時對窮人表示同情和給予恩惠，一旦年成轉好，他們對勞動價格未回落的抱怨便接踵而來，儘管他們只需稍微想一想，就會明白，要不是他們聯合起來壓低勞動價格，勞動價格本來早就會上升的。但是，雖說富人通過不正當的聯合常常可以延長窮人受苦的時間，可是卻沒有哪一種社會形態能在不平等的國度避免大多數人經常陷於貧困，或能在平等的國度避免所有的人經常陷於貧困。這一觀點的真實性所依據的理論，在我看來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認為無法否認該理論的任何組成部分。人口沒有生活資料便無法增加這一命題是極其明瞭的，無需再加以任何說明。只要有生活資料，人口便會增加，任何民族的歷史都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佔優勢的人口增殖力如果不產生貧困與罪惡便不會受到抑制，人們在人生經驗中已飽嘗了貧困和罪惡這兩顆苦果，而且產生這兩顆苦果的物質原因似乎仍在發揮作用，這些都為上述命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但是，為了更充分地證實這三個命題的正確性，讓我們考察一下人類迄今所經歷的各種狀態。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們相信，這些命題是顛撲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