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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馬上要在美國國會就「人工智慧」的話題做證，我堅信人工智慧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無論如何，我都要讓大家知道，科學的力量依然值得我們滿懷樂觀。
酒店的大堂樸實無華，反映出這次行程安排更重視便捷，而不是住宿的奢華。大堂內氣氛溫和、秩序井然：客人和禮賓員禮貌地交談，滾動的行李箱輪子嗡嗡作響，不時開合的玻璃門呼呼有聲。但我卻忐忑不安，靴子踩在薄薄的地毯上，發出急促的咔嗒聲，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作為一名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學者，我馬上要在美國眾議院科學、太空和技術委員會就「人工智慧」的話題做證，自然難免緊張不安。就在此前一天，我剛從美國西海岸乘坐紅眼航班抵達華盛頓，幾乎一夜未眠，一遍又一遍緊張地演練自己的發言。這是2018年6月26日，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我越來越接近職業生涯的又一個里程碑：到國會做證。
我走出酒店，來到人行道上。華盛頓特區的清晨陽光蒼白，街道兩旁聯邦政府的辦公大樓鱗次櫛比，風格樸素，色彩單調，與我習慣的加州街景截然不同。在加州，目之所及是大片的住宅區和時髦的辦公園區，偶爾可見一些教會風格的建築。而在這裡，即便是磚石建築，也顯得更有質感、更加古老。首都不愧是一座將歷史刻在街頭巷尾的城市。
我不禁想到自己第一次來這裡時的情形，當年我還不知人工智慧為何物，還沒有進入學術界，與矽谷也沒有任何聯絡。當時我的整個身份（至少對外部世界而言）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移民」。對一個經濟拮据、英語蹩腳的家庭來說，出門旅行困難重重。大多數活動可以按照免費和太貴來篩選安排；而且所有活動都是英語講解，英語非母語的陰霾始終籠罩著我，似乎永遠難以消散。即便如此，參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的場景仍在我的記憶深處熠熠生輝。博物館裡實物大小的展品展示了波瀾壯闊的航空航天發展歷史，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想象力也隨之飛揚。我意識到，即便身為一個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少女，我心目中的理想國度依然是科學世界。
儘管當時看起來遙不可及，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路，來到了科學世界的最前沿。這個領域不是航空航天，而是心智科學，以及對智慧機器的初步探索。我的職業生涯開啟短短十年之後，一項名為「深度學習」的突破性技術開始創造歷史，人工智慧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演算法、大規模資料和原始算力等在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在21世紀初匯聚在一起，形成合力。雖然這些人工智慧發展的必要條件用了半個多世紀才得以融合，但它們釋放的能力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就將整個世界改頭換面。商業模式徹底變革，相關行業投資額高達數十億美元，人工智慧似乎一夜之間從一個小眾的學術領域爆發成為推動全球變革的力量——從行業分析師到政治評論員再到哲學家，所有人都在競相解讀這項技術的意義。人工智慧的崛起速度和影響範圍可謂史無前例，僅僅從這個角度看，也值得我即將面對的立法者們予以關注。
當然，人工智慧的發展並沒有這麼簡單。短短幾年內，這個技術行業的繁榮發展就受到了質疑和抵制，因為媒體、倡導團體甚至政府機構的擔憂都與日俱增。媒體開始持續報道演算法偏見造成的日益加劇的危害、人工智慧可能導致的大量失業，以及這一技術被用於監控帶來的不安。相關報道使公眾對人工智慧形成了負面看法，這在整個科技領域都是非常罕見的。
幾個月前，我曾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嘗試總結這些緊張關係。雖然文章只有800字左右，但我分享了我對人工智慧領域發展前景的興奮之情，分析了批評者提出的合理擔憂，儘自己所能實現兩者的平衡。我寫道，人工智慧對世界的真正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推動這項技術發展的動機——在人臉識別功能和定向廣告投放不斷發展的時代，這一觀點挑戰了現有認知。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拓寬對人工智慧設想的邊界，明確提出人工智慧需要「對人類和社群產生積極影響」的要求，如果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可以包含類似提法，我相信人工智慧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時至今日，我對這一點依然深信不疑。
這種對未來的信念似乎是我受邀做證的部分原因。我前不久剛與幾位夥伴聯合創立了非營利教育組織ai4all，推動向處於高中階段的女生、有色人種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開放大學實驗室，提高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的包容性。事實上，國會表示，他們有意讓我做證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正在努力推動人工智慧領域參與人員的多元化。鑑於人工智慧的功用令人擔憂，如果我能帶來些許積極的改變，會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對未來充滿期待，願意為此付出，無怨無悔。
我加快了步伐。國會大廈赫然聳立於我的眼前，一如照片上那般雄偉，儘管此時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裡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不過，我的確留意到一個明顯的變化——周圍的遊客沒有一個人在用紙質地圖，而我十幾歲來這裡旅遊的時候，紙質地圖幾乎從不離手。在此後的這些年裡，智慧手機已經改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自然也不例外。但與人工智慧一樣，智慧手機也顯露出其負面影響，在2018年代表科技界宣揚以人為中心的樂觀主義，時機不對。
不管怎樣說，我的專欄文章發表時正值「科技抵制浪潮」高漲之際：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矽谷的野心已經走向了巧取豪奪的極端。在我職業生涯的其他任何時候，類似的爭議並不會波及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學者。但事有湊巧，作為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我在21個月的學術休假期間擔任了谷歌雲的首席人工智慧科學家，任期才過半，我就被捲入爭議的中心。除了和家人經營過一家乾洗店，谷歌是我第一個學術界以外的僱主，當時距離我徹底重返大學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但那天下午，我在公眾眼中的身份已經無法改變。
矛盾的是，一方面，我擔心自己會被誤認為是科技產業內部人士；另一方面，我又作為一個局外人，經歷了漫長的奮鬥和掙扎。像許多移民一樣，我感到被各種縱橫交錯的文化鴻溝所束縛。一些鴻溝不可名狀，另一些則清晰地橫亙在我的面前，難以跨越。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但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必須用英語來交流；我是一名女性，而我所在的領域由男性主導，「帽衫男」一直是科學領域的典型形象，以至這個詞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諷刺的意味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屬於哪個世界，而國會似乎不太可能是一個能讓我放下警惕的地方。
如果委員會對人工智慧技術的未來感到擔憂，就會更加凸顯他們與我之間的共同點，因為我也同樣憂心忡忡。我一直都對科學的力量持樂觀態度，從未改變，但之前那些動盪的歲月讓我明白，樂觀的結果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未來可能是光明的，但不能守株待兔，前行之路尚不明確，需要我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