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你把咖啡杯子倒扣著，什麼意思啊，你？」
「那個，我琢磨著，儘管你活兒忙，你還是不得不到廚房去拿個湯碗；然後呢，你就不得不慢慢兒慢慢兒、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滑到桌邊兒……」
「可不就那麼辦的嘛，」她發開牢騷了，「可裡頭沒水啊！」
我搗蛋的傑作，是在兄弟會里搞的。有天早晨，我醒得很早，約摸五點來鍾，睡不著了，於是我就從寢室溜下樓，發現繩子上掛著一些告示，說的是「門！門！誰偷了門？」之類。我看到某人把門從合葉上摘走了，在門原來的地方，掛著個標牌，上面寫著，「請把門關上！」這個標牌本來是掛在那個不翼而飛的門上的。
我立刻琢磨出了個主意。在那個房間裡，有個叫彼得·伯內斯的，還有另外兩個傢伙，都非常用功，總希望靜悄悄的。如果你溜達到他們屋子找個什麼玩意兒，或者問他們怎麼解決什麼什麼問題，當你告辭的時候，你總聽見這幾個傢伙尖叫，「請把門關上！」
毫無疑問，某人煩了他們這一套，把門給弄走了。這屋子碰巧有兩道門，於是我有了個主意：我把另一個門從合葉上摘下來，扛到了樓底，把它藏在地下室油桶的後面。然後，我悄悄回到樓上，上了床。
早上晚些時候，我裝模作樣地好像才起床似的，稍晚下了樓。別的傢伙都在到處亂轉悠，彼得和他的倆朋友都氣壞了：他們的兩道門都沒了蹤影，他們得為這個研究研究了，嘰嘰咕咕，嘰嘰咕咕。我正下樓梯呢，他們說：「費曼！你把那兩個門拿走了？」
「啊，是啊！」我說，「是我拿了那個門。瞧，我手指節都擦破了，我把那門搬到地下室的時候，手蹭在牆上，都蹭破了。」
他們對我的回答不滿意；事實上，他們不相信我。
拿走了第一個門的那幾個傢伙，已經留下了許多線索——比方說，標牌上的字跡——他們很快會被發現。我的主意是：當大家發現是誰偷了第一個門的時候，人人都會認為他們也偷了第二個門。果不出所料：大家給偷了第一個門的那幾個傢伙一頓老拳，外加折磨、審問。直到最後，吃了不少苦頭，費了不少事兒，他們才讓那些折磨他們的人相信，他們只偷了一個門，雖然這或許很難讓人相信。
我聽著這一切，心裡偷著樂。
另一個門，失蹤整整一個星期，對還想在那屋子裡學習的傢伙們來說，找到另一個門，這事兒變得越來越重要。
到末了，為了解決這問題，兄弟會會長在晚飯時候說：「關於另外那個門的問題，我們必須解決。我自己解決這問題，怕是無能為力。因此呢，我願意聽聽你們各位的高見，把這事兒弄出個頭緒，因為彼得和另外兩個人要學習啊。」
有人提出了個建議，然後又有一個人提出建議。
稍作沉吟，我站起來，提了個建議。「好吧，」我連諷帶刺地說，「無論是誰偷了這門，大家都知道你很厲害。你太聰明了！我們琢磨不出你是誰，因此，你必定是個某種超級天才。你大可不必告訴我們你是何方神聖；我們想知道的，是這門在哪兒啊。所以，如果你在什麼地方留下個條子，告訴大家那門在哪兒，大家就承認你是爺，永遠承認你是一個超級神人，你可太聰明，你能把那另一個門弄走，可大家琢磨不出來你是哪位。但給老天爺一點面子吧，在什麼地方留個條子吧，我們將為此永遠感激你。」
下一個傢伙也提了一個他的建議。「我倒有另外一個主意，」他說，「鄙人以為，你，作為會長，應該要求每一個人，以本兄弟會的誠實誓言為重，問問各位，他偷還是沒偷那個門。」
會長說：「這主意非常好。以本兄弟會的誠實誓言為重！」於是他就圍著桌子走，逐個地問每個傢伙：「傑克，你拿了那門嗎？」
「沒有，先生，我沒拿那門。」
「迪姆，你拿了那門嗎？」
「沒有，先生，我沒拿那門！」
「毛里斯，你拿了那門嗎？」
「沒有，我沒拿那門，先生。」
「費曼，你拿了那門嗎？」
「是啊，我拿了那門。」
「你省省，費曼；這不是開玩笑！山姆！你拿了那門嗎……」——這麼問了一圈兒。大家都震驚了。這兄弟會里，必定有一隻真正的老鼠，他不尊重本兄弟會的誠實誓言！
那天晚上，我留下了一個紙條兒，上面畫了一幅小畫兒，畫的是那個油桶，緊挨著油桶的是那個門，第二天他們找到了那個門，把它又安了上去。
一段時間以後，我終於承認拿了那另一個門，我受到了大家的指責，說我撒謊。他們記不起我曾經說過什麼話。他們能夠記得的全部事情，是會長在圍著桌子走了一圈兒問過每個人之後所下的那個結論，沒人承認拿走了那門。這個結論，他們記得；當時我說了什麼，他們記不得。
大家經常認為我弄虛作假，但我通常是誠實的，某種方式的誠實——這麼一種方式的誠實，竟然常常沒人相信！
拉丁語還是義大利語？
布魯克林有家義大利語電臺，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總聽它。我喜歡它那抑揚起伏的聲音撲面而來，我宛如在大海邊，波浪不太大。我通常坐在那兒，一任海水向我湧來，把自己沉浸在漂亮的義大利語中。在這些義大利語節目中，總有某種家庭場景，媽媽和爸爸之間發生了討論或者吵架：
尖尖的聲音說：「尼奧特卡提葉託卡皮託圖土……」
洪亮而低沉的聲音說：「布饒託恩尼帕拉圖土！」（伴隨著用手擊打出來的聲音。）
太棒了！因此我學會了做作各種感情：我可以哭，我可以笑；諸如此類。義大利語是一種怪可愛的語言。
在紐約，有不少義大利人住在我們附近。每當我騎腳踏車的時候，有的義大利卡車司機就把腦袋探出駕駛室，手還比畫著，叫著類似這麼一種聲音：「米啊如查拉姆皮伊塔提車！」
我覺得自己像個傻瓜。他對我說什麼啊？我怎麼回敬他？
於是我就問我學校裡的一個義大利朋友，他說：「你就說，‘啊提！啊提！’——意思是‘你才是呢！你才是呢！’」
我覺得這主意不賴。我可以說「啊提！啊提！」給他頂回去——當然，也得拿手比畫著。於是我就獲得了自信，而且我還培養了另外一些本事。要是騎車出去，某個開車的女的擋了我的道，我就說：「普齊呀啊拉瑪羅車！」——看她不蔫兒！有個義大利壞小子，罵她如此之兇！
別人想聽出我說的是假冒的義大利語，不那麼容易。有一次，那時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我騎著腳踏車去帕爾默實驗室的停車場，有人擋了路。我的習慣總是這樣：我向那傢伙比畫，「噢瑞則卡幫卡米車！」用一隻手的手背，猛擊另一隻手。
在一大塊草坪的另一邊，一個義大利園丁正忙著栽什麼植物。他停下手裡的活兒，揮著手，興高采烈地喊：「瑞咋瑪里亞！」
我向他喊：「讓提巴爾塔！」也向他打招呼。他不知道我不知道義大利語，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他也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但沒關係！簡直絕了！這招兒管用！他們聽到那種語調的時候，畢竟立刻就聽得出來那是義大利語——或許是米蘭方言吧，不是羅馬方言，管它是什麼方言。可他是個義大利人！所以這就很好玩兒。但你必須絕對自信。你自顧自地說下去就成，不會出什麼破綻。
有一次我放假回家，我妹妹有幾分不高興，幾乎要哭了：她們女童子軍要舉行父女宴會，但爸爸出門在外賣制服，在路上呢。於是我說，我帶她去，以哥哥的身份（我比她大9歲，所以這也不算腦袋發熱）。
我們到那兒的時候，我在那些爸爸們中間坐了一會兒，但很快就煩了他們。全部的爸爸都是帶著女兒來參加這個可愛的小小宴會的，但他們都在討論股票的事兒——他們不知道怎麼和自己的孩子說話，更不知道怎麼和孩子的朋友們說話。
在宴會過程中，小姑娘們為我們表演了一些小劇兒，還背誦詩歌，等等。突然，她們拿出了個樣子古怪、有點兒像圍裙的東西，上面有個窟窿可以套在頭上。小姑娘們宣佈，現在得由爸爸們為她們表演節目。
這麼說，每個父親都必須站起來，把頭套在那個圍裙裡，說點兒什麼——有個傢伙背誦《瑪麗有一隻小羊》——他們都不知道表演什麼才好。我也不知道做什麼好，但等到我站在那兒，我告訴她們，我要背誦一首小詩；抱歉的是，那不是英語詩，但不管怎麼樣，我保證她們會喜歡的。
啊，圖佐蘭託
——頗伊齊·迪·帕熱
彈託薩卡圖爾那提，那普塔於西普提提拉
如恩託卡塔產託產塔滿託尺拉提大
牙塔卡熱蘇爾達米拉查塔皮查皮諾提諾布啊爾達
皮特尺那那那春大拉拉親大拉拉春大！
讓託皮提卡拉，啊彈諾親託昆塔拉爾達
啊，拉提恩塔大拉拉爾塔，因塔普茶拉拉塔爾塔！
我就這麼朗誦了三四段，運用我從義大利語電臺那裡聽來的所有感情，把孩子們搞得莫名其妙，她們樂得前仰後合，哈哈大笑。
宴會結束後，女童子軍團長和學校的一個老師走過來，告訴我說，她們一直在討論我的詩。她們有一位認為那是義大利語，另外一位認定那是拉丁語。那位老師問：「誰說得對啊？」
我說：「你們一定得去問問小姑娘們——她們立刻就知道那是什麼語言。」
總想逃避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當學生的時候，只對科學感興趣；別的事情，我全不擅長。但學院有個規矩：你必須得修一些人文課程，以便得到更多的「教養」。除了英語課之外，還有兩門選修課，於是我就瀏覽選課表，立刻發現了天文學——這竟然是人文課啊！因此，那年我選了天文學，算是逃過一難。第二年，我再往那張選課表下邊瞧，在法國文學這樣的課的後邊，我發現了哲學。那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科學的課。
在我告訴哲學課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讓我告訴你一些英語課上的事兒。我們不得不寫好幾篇作文。比方說，穆勒寫過關於自由的什麼玩意兒，我們呢，必須批評他。但我不是像穆勒那樣論述政治自由，我卻寫在社交場合中的自由——為了顯得禮貌不得不裝模作樣和撒謊這個問題，以及在社交場合總是做這種裝模作樣的遊戲，將導致「社會道德意志力的崩潰」這問題。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但這不是佈置給我們的題目。
另一篇我們必須批評的文章，是赫胥黎的《論一截粉筆》，他在這篇文章中，講的是他拿著的那截粉筆，是動物骨頭的遺留物，地球內部的力量把它往上推，所以它才成了白崖的一部分，然後呢，它被採挖出來，如今被用來在黑板上寫寫畫畫，傳達思想觀念。
還是那樣，我不按照教授佈置的那樣去批評這篇文章，卻寫了一篇滑稽的模仿之作《論一粒塵土》，說的是一粒塵土是怎麼弄成了多彩的落日，怎麼有助於雨滴的凝結，諸如此類。我總是造假貨，總是想逃避。
但是，到了我們不得不寫一篇關於歌德的《浮士德》的作文的時候，我就無計可施了！這作品太長了，模仿不得，沒辦法掛羊頭賣狗肉了。我在兄弟會里反覆吼叫：「我做不了。我不想寫了。俺不弄了！」
我兄弟會里的一哥們兒說：「行了，費曼，那你別做得了。可教授會以為你不寫，是因為你懶得做這作業。你怎麼著也得寫個什麼玩意兒——還不能少於規定的字數——交上去的時候，夾張紙條兒，說你就是理解不了《浮士德》，你對它還不開竅，要寫點兒評論它的東西，不大可能。」
我就這麼辦了。我寫了一篇很長的作文，《論理性的限度》。我一直都在思考解決問題的科學技術，怎麼會有某種限度：道德價值問題，不能由科學方法來決定，嗚啦哇啦、嗚啦哇啦，一通胡謅。
然後，兄弟會的另一哥們兒，又出了個主意。「費曼，」他說，「交上一篇作文，卻跟《浮士德》風馬牛不相及，交不了差的呀。你必得做的事情，是把你寫的那什麼玩意兒，搞進《浮士德》裡去。」
「滑稽！」我說。
但兄弟會的其他傢伙們，以為這是個好主意。
「好吧，好吧！」我硬著頭皮說，「我試試還不成嗎？」
於是，我在我已經寫了的那些東西上，又加了半頁，說是墨菲斯托菲里斯代表理性，浮士德代表精神，歌德試圖表明理性的限度。我一陣折騰，把折騰出來的玩意兒，都勉強塞進了作文裡。
教授讓我們一個一個單獨進去和他討論作文。我進去了，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
他說：「導言部分的材料，不錯；但《浮士德》的材料，有點兒過於簡單了。否則，還是很好的——b+。」又逃過一難！
現在說哲學課。這課是一個老胡子教授講的，名叫魯賓遜，他老是嘟嘟囔囔地說話。我去聽課，他也那麼嘟嘟囔囔，而我什麼也聽不明白。班裡別的人似乎更明白一點兒，可他們似乎精神不集中。我碰巧有一把小錐子，大約1.5毫米的那種，就拿它來在課堂上打發時間，在兩個手指頭之間，在鞋底上鑽窟窿，一星期一星期這麼混。
最後，有一天，接近下課的時候，魯賓遜教授「咿哩哇啦、咿哩哇啦、咿哩哇啦、咿哩哇啦」——大家都興奮起來！他們都互相交談、討論，因此我猜他說出了什麼有趣兒的話，謝天謝地！可他說了什麼啊？
我問了一個人，他們說：「我們得寫一篇文章，四個星期後交差。」
「寫什麼？」
「寫一年來他講過的那些東西。」
我傻了眼。整個學期，我記得，我聽到的唯一的東西，是有那麼一次，教授一下子來了興致，「咿哩哇啦咿哩哇啦意識流咿哩哇啦咿哩哇啦，哇啦」，哎喲喂！——然後又是亂七八糟的。
這個「意識流」，讓我記起了若干年前我爸爸交給我的一個問題。他說，「假定一些火星人將要光臨地球，而火星人從來不睡覺，他們一刻不停地動彈。假定他們沒有我們這種名為睡覺的怪異現象，於是他們就問你這個問題：‘入睡是什麼感覺？當你入睡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兒？你的思想是突然停止了呢，還是逐漸逐漸逐漸不啊不不啊不那麼迅迅迅迅速？這個心靈到底是怎麼關了開關的？」
我覺得有意思哦。現在，我必須回答這麼一個問題：當你入睡的時候，意識流是怎麼停止的？
就這樣，在接下來的四個星期的每個下午，我都得寫我的作文。我把我屋子裡的遮陽簾拉下來，把燈也關了，睡覺。我倒要看看，當我入睡的時候，發生了什麼。
在晚上，又睡，因此每天我有兩次觀察的機會——很不錯！
起初，我注意到了許多和入睡無關的雞毛蒜皮的事情。比方說，有一次，通過在內心裡對自己說話，我思考了不少。我還能想象我看到了許多東西。
然後呢，我逐漸累了，我注意到我能同時想兩個事兒。我是在這個時候發現這個的：我在內心裡對自己談論著什麼事兒，而我同時也在做那件事兒，我漫不經心地想象到了兩根繩子，分別系在我的床頭和床尾上，繩子卷在一個轉動的轆轤上，慢慢地把我的床往上升。直到我擔心一根繩子別和另一根絞在一塊兒，那樣就卷不利索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那兩根繩子原來是我想象的。但是，我說，在內心裡，「哦，繩子上的張力自然不會讓它們絞在一塊兒的」，可這干擾了我正在進行的第一個思想，並使我意識到，我正在同時想著兩個事兒。
我還注意到，當你入睡的時候，思想觀念還在繼續，但它們之間的聯絡，變得越來越不講邏輯。你沒注意到它們之間的聯絡越來越不講邏輯，直到你問你自己：「我怎麼鬼使神差地想到了這個啊？」然後，你試圖回頭考察一番，可你常常記不得到底是什麼玩意兒使你想到那個！
就這樣，你得到了邏輯關係的每一種幻覺，但真正的事實是：那些思想變得越來越醉眼矇矓，到最後它們完全分崩離析，再往後，你已然沉沉睡去。
一直睡了四個星期的覺之後，我開始寫我的作文，解釋我得到的觀察結果。在文章的結尾部分，我指出，所有這些觀察，都是正在觀察我自己入睡的時候得到的，我並不真的知道入睡究竟是怎樣的，我睡了的時候，我沒在觀察我自己啊。我以我自己拼湊的一首小詩來表達這篇文章的結論，它指出內省有多麼難：
我納悶為什麼。我納悶為什麼。
我納悶我為什麼納悶。
我納悶為什麼我納悶為什麼
我納悶為什麼我納悶！
大家都交了作業，下次大家上課又都湊一塊兒了，教授讀了其中的一篇：「嗯啊哇啦嗯啊哇啦……」我說不上來這傢伙寫的什麼。
他又讀了另外一篇：「咿哩哇啦嗯啊哇啦哇啦……」我也不知道這傢伙寫的什麼，可到末了，他念道：
啊哇啦哇。啊哇啦哇。
啊哇啦哇啦哇啦。
我哇啦烏啊哇啦哇
啊哇啦哇啦哇啦。
「啊哈！」我說，「那是我的作文啊！」實話實說，到最後，我才聽出那是我的。
文章我是寫完了，可我的好奇心還在繼續，在我去睡覺的時候，還是堅持觀察我自己這種搞法。一天晚上，我正在做夢，我意識到我在夢中正在觀察自己呢。我把一切都一股腦兒地弄進了睡眠本身當中！
在這夢的頭一部分，我在一列火車頂上，火車正衝向一個隧道——嗚的一聲！我對自己說：「這麼著，你可以體會到害怕的感覺；火車進了隧道，你還能聽出聲音的變化。」
我還注意到，我能看到顏色。有人說，夢是黑白的，但不是的，我的夢是彩色的。
現在，我在一個車廂裡，我感覺到，火車搖搖晃晃。我對自己說：「你在夢裡可以有肌肉運動知覺。」我費了點事兒，走到了車廂一頭，我看到了一扇大窗戶，跟商店櫥窗似的。窗戶後面——不是塑膠假人，而是三個活生生的女孩，穿著游泳衣，而且長得都很漂亮！
我繼續走到下一個車廂，一邊走一邊拉著頭頂上的吊環，那時我對自己說，「嗨！搞得興奮起來——性興奮——會很好玩兒——所以我想，還是回到剛才那個車廂吧。我發現我能轉彎兒，沿著火車往回走——我能控制我的夢的方向。我回到了那個窗戶特別的車廂，看到三個老傢伙在拉小提琴——但他們又變成三個女孩！所以，我能修改我夢的方向，但修改得不完美。
那個，我開始興奮起來，在性方面，也在智力方面，我說：「哇噻！它管用哦！」我就醒了。
我在做夢的時候，還得到了另外一些觀察結果。除了老是問我自己：「我真的夢到彩色了嗎？」我還納悶：「你看到什麼東西的時候，看得準不準？」
下一次，我夢見了一個女孩兒，躺在草叢裡，她的頭髮是紅色的。我想知道，我能不能看清楚每根頭髮。你知道，當有陽光照著的時候，只有一小塊兒是有顏色的——所謂衍射效應，我能看到那個！我能隨便把每根頭髮看得真真切切：完美的視覺！
另有一次，我夢見一枚圖釘按在門框上。我看到了這枚圖釘，我的手指頭沿著門框往下滑，接著就觸控到了那圖釘。這麼說，大腦的「視覺部」和「觸控部」似乎是連在一塊兒的。於是我對自己說，這兩個部不連在一塊兒，是可能的嗎？我又看那門框，圖釘沒了，我的手指頭沿著門框往下滑，而我摸到了圖釘！
還有一次，我在做夢的時候，聽見「砰砰，砰砰」。夢中發生了什麼事兒，和這敲門聲合拍了——但合得不怎麼完美——那聲音好像是從外面來的。我想：「我敢絕對保證，這敲門聲是從我的夢外邊來的，而我設計了夢的這一部分與之相合。我一定得起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事兒。」
敲門聲還在繼續，我醒了——死寂一片。什麼事兒也沒有啊。這麼說，這敲門聲跟外界沒關係啊。
別人告訴過我，他們曾經把外邊的聲音結合到了夢裡，但是，當我有了這樣的經歷的時候，仔細地「從下面觀察」，拿得準那聲音是從夢外面來的，然而卻不是。
在夢中做觀察的那段時間裡，醒來的過程挺可怕的。正當你開始醒來的時候，有那麼一刻，你覺得身體僵硬，跟綁在床上似的，也好像被壓在好幾層棉絮下面。這很難解釋，但有那麼一刻，你有一種憋在裡邊的感覺；你不敢肯定你能不能醒來。你總是能夠醒來。在告訴了我自己好多遍之後，我變得越來越不害怕了，而且實際上我發現醒來的過程很是令人振奮——有點兒像坐過山車：過上一些日子，你不那麼害怕了，你有點兒喜歡它了。
或許你想知道，這種觀察我自己的夢的過程，是怎麼停下來的（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大多數時間是在觀察；這種事情只發生過幾次而已）。有一天晚上，我像往常那樣做夢，我看到在我面前的牆上，有一面細長的三角形的航海訊號旗。我回答25遍了：「是的，我夢見了顏色。」然後，我意識到自己睡的時候，後腦勺硌在黃銅杆兒上。我把手墊在腦袋下，我感覺到我的後腦勺是軟的。我想：「啊哈！那就是我一直能在夢中進行觀察的原因啊：那個黃銅杆兒，干擾了我的視覺腦皮層。我要做的，僅僅是枕著黃銅杆兒睡覺即可，那樣我就能在任何我想觀察的時候做這些觀察。」於是，我想，我要停止對這件事的觀察，然後進入比較深度的睡眠。
過一陣子，我醒了，沒什麼黃銅杆兒，我的後腦勺也不是軟的。我不知怎麼已經厭煩了做這樣的觀察，而我的大腦，也就發明了一些虛假的理由，告訴我為什麼我不應該再觀察了。
作為這些觀察的結果，我開始弄了一個小小的理論。我喜歡看自己的夢，原因之一是我好奇，好奇的是，當你閉著眼、什麼也沒進來的時候，你是怎麼看到一個形象的，比方說，一個人的形象。你說，那或許是隨機的，是無規則的神經放電；但是，你沒辦法在你睡覺的時候，讓你的神經以你醒著看東西時的同一個細膩的模式來放電。那麼，我在睡覺的時候，我怎麼可能「看到」顏色，而且看得更細緻？
我料定，必定有一個「翻譯部」。當你真的在看什麼東西的時候——看一個人，一盞燈，或者一面牆——你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些色塊兒。有個什麼東西告訴你那是什麼玩意兒；那玩意兒必得經過翻譯。在你做夢的時候，這個翻譯部仍然在運作呢，但它變得稀里咣噹。它告訴你，你正在看一根人類的頭髮，看得再細緻不過，可那時你什麼也沒看。它把那些進入大腦的東一塊兒西一塊兒的下腳料，翻譯成了一個清晰的形象。
關於夢，還有一件事兒要說。我有個叫達伊弛（deutsch）的朋友，他媳婦出身於維也納的一個精神分析世家。有天晚上，討論夢討論了好長時間，他說夢是有意義的：夢裡有象徵，象徵可以用精神分析方法得到解釋。這些說法，大部分我都不相信，但那天晚上我做了個有趣的夢：我們在臺球桌上用三個球玩遊戲——一個白的，一個綠的，一個灰的——這種遊戲的名字叫「奶頭兒」。怎麼把球弄到袋子裡去，是有門道的。白球和綠球，很容易弄到袋子裡去，但灰球，我就是弄不進去。
我醒了，這夢很容易解釋：當然，這遊戲的名字洩露了一些秘密：三個球代表三個女孩兒！那個白球，很容易猜出是什麼，因為我偷偷地和一個有夫之婦出去，她當時在一家餐廳當出納，穿一身白色的工作服。那個綠球，也很容易，因為我曾經有兩個晚上和一個女孩到汽車電影場去看電影，她穿一身綠裙子。但那個灰球——那個灰球到底是什麼玩意兒？我知道，它一定代表某人：我感覺得到。那就像你努力要記起一個名字，這名字就在你舌頭尖兒上，可你就是想不起來。
我費了半天工夫，才想起我曾經對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女孩說拜拜了，她在兩三個月之前去了義大利。她是個很漂亮的女孩，我拿定主意，等她從義大利回來，我還去看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穿一套灰套裝，但我一想到她，事情就再清楚不過了，她就是那個灰的球。
我回到我朋友達伊弛那兒，我告訴他，他的看法一定是對的——分析夢，還是有道理可說的。但是，在他聽完我這個有趣的夢的時候，他說：「不是這樣，這個夢太完美了——太整齊，太一般了。通常你需要進行更深入一些的分析。」
米特普拉斯特公司的首席化學家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學業之後，想在暑假找個工作。我向「貝爾實驗室」申請了兩三次，還親自去了好幾趟。比爾·肖克利，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認識我，每次都帶我到各處轉悠，我每次都喜歡得不得了，但我就是不能在那裡得到一份工作。
我的幾位教授，為我向兩個特別的公司寫了推薦信。有一封信是寫給「寶石藍公司」（ebauschandlombcompany）的，這家公司使用透鏡來追蹤光線。另一家公司屬於「紐約電器檢驗實驗室」（electricaltestinglabsinnewyork）。那年頭，甚至沒人知道物理學家是幹什麼的，工業界也沒有物理學家的位置。工程師，敢情好；但是，物理學家，沒人知道怎麼用他們。有意思的是，很快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事兒就剛好反過來了：物理學家，哪兒都用得著。因此，在大蕭條那年月，作為一個物理學家，我連個工作都難找。
大約是在那個時候，在我們家鄉法洛克維的海灘上，我遇到了我的一個老朋友，我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七八歲的時候，我們結伴上學，是很好的朋友。我們都有科學頭腦。他有個「實驗室」，我也有個「實驗室」。我們經常一塊兒玩，一塊兒討論事。
我們常常為街道上的孩子搞些魔術表演——化學魔術。我的朋友是個很好的街頭藝人，我也是。我們在一張小桌子上玩把戲，桌子兩頭兒，還一直點著本生燈。把放了碘的兩個玻璃皿放在燈上加熱。在表演過程中，桌子兩頭兒，兩股漂亮的紫色蒸氣冉冉升騰。這很棒！我們變了許多戲法，比方說，「葡萄酒」變水，以及其他一些化學顏色的變化。作為壓軸戲，我們用我們自己發現的某種東西來變戲法。我把我的手（秘密地）放在一個水槽裡，然後再放在汽油裡，然後，我「不小心」掃過一隻本生燈，那隻手就著火了。我鼓掌，結果兩隻手都著了。（手是燒不壞的，因為火著得很快，況且手上的水能隔熱。）然後，我揮動著雙手，一邊跑，一邊叫：「起火了！起火了！」大家歡呼雀躍，跑出屋子，表演就結束了！
後來，我在大學把這個故事告訴兄弟會的哥們兒的時候，他們說：「胡說八道！你做不到的！」
（為這些夥計展示他們不相信的事情，我常有這種麻煩——就說那次吧，我們爭論尿是不是依靠重力排出體外的。我向他們展示事情不是那樣的，我讓他們看，你打倒立，也還是能撒尿。或者說另外一次，有個人聲稱，如果你把阿司匹林和可口可樂一塊兒嚥下去，你立刻就會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告訴他們，我認為這純粹是胡扯，自告奮勇把阿司匹林和可口可樂嚥下去。然後，他們展開爭論，你是應該先吃阿司匹林，後喝可口可樂，或者先喝可口可樂，後吃阿司匹林，或者把阿司匹林混在可口可樂里面。因此，我先後以這三種不同方式，吃了六片阿司匹林，喝了三瓶可口可樂。首先，我吃了兩片阿司匹林，喝了一瓶可口可樂；然後，我們把兩片阿司匹林溶解在一瓶可口可樂里，我喝了；接著，我喝了一瓶可口可樂，再吃兩片阿司匹林。每一次，那些相信這很危險的白痴們，都圍著我站著，等著在我暈倒的時候，好扶住我。什麼事兒也沒有。我倒記得，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於是我就起來，做了許多光學玻璃冷加工的活兒，還推匯出了幾個和所謂黎曼-澤塔函式那玩意兒有關的公式。）
「得，夥計們，」我說，「大家出去找點兒汽油來。」
他們把汽油準備好了，我把手放在水槽裡，然後放在汽油裡，然後點火……疼得要命！你知道，那時我手背上長出了汗毛，這汗毛就跟燈芯兒似的，起火的時候，把汽油固定在皮膚表面，我在小時候玩兒這一套的時候，我手背上沒有汗毛啊。為兄弟會的哥們兒做了這個試驗之後，我手背上就一毛不剩了。
哦，對了，我朋友和我在海灘上碰了面，他告訴我，他搞了一種給塑膠電鍍的處理方法。我說，那不可能，因為沒有導電性啊；你把電線系在哪兒啊。但他說，他能給任何東西電鍍，我仍然記得他從沙裡撿起一個桃核兒，說他也能給這個東西電鍍——為了打動我。
他讓我在他的小公司幹活兒，太妙了。公司在紐約的一座建築物的頂層。公司裡大約只有四個人。蒐羅錢的是他爸爸，我想他是公司「總裁」。朋友是「副總裁」，還有另一個夥計，管推銷。我是「首席化學家」，我朋友的兄弟，不大聰明，洗瓶子。我們有六個電鍍槽。
他們真能給塑膠電鍍，過程是這樣的：首先，在待鍍物上沉澱上銀，銀來自加了還原劑的硝酸銀溶液池（好像製造鏡子）；然後，把帶著作為導體的銀的待鍍物，放在電鍍槽裡，銀就得到了電鍍。
麻煩是：銀能粘在被鍍物上嗎？
不能。銀很容易剝落。因此，這中間有一個步驟，以便讓銀結結實實粘在待鍍物上。這要看鍍的是什麼材料。像膠木這種東西（那年頭，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塑膠），我朋友發現，如果先給它噴沙，然後放在氫氧化亞錫溶液裡浸泡若干小時，氫氧化亞錫就會鑽到膠木的微孔裡，銀就會牢牢地附著在膠木的表面上。
但這方法只對幾種塑膠管用，新型塑膠層出不窮，比方說甲基丙烯酸甲酯（現在叫樹脂玻璃），開始時是不能直接電鍍的。醋酸纖維素，很便宜，是另外一種我們起先不能電鍍的東西。最後，我們發現，把它放在氫氧化鈉溶液裡泡一會兒，然後用氯化亞錫溶液一泡，就能把它鍍得相當好。
作為「化學家」，我在公司裡頗為成功。我的長項，在於我的夥計對化學一竅不通；他不做什麼實驗；他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我大動干戈，把一大堆門把手放在一些瓶子裡，然後在瓶子里加上各種各樣的化學物質。什麼東西都試，把每種東西都搞明白了，我就發現了許多方法，能鍍許許多多種塑膠，比他能鍍的還多。
我還能簡化處理過程。那是從書裡看的，我試用了很多種還原劑，從葡萄糖到甲醛都試過了，結果能馬上把銀百分之百地置換出來，而不需要在事後從溶液裡回收剩下的銀。
我還通過在水裡加一點兒鹽酸，把氫氧化亞錫溶解在水裡——我記得這是我在大學的化學課上學來的——這樣，一個原本需要幾小時的步驟，大約5分鐘就完成了。
我的那些實驗，總受到那位推銷員的干擾。他從潛在的客戶那裡帶回一些塑膠。我把全部的瓶子都擺好了，上面都貼了標籤，突然之間，「別弄實驗了，到銷售部來做件‘高階的工作’！」就這樣，許多實驗都得重新做。
有一次，我們遇到了一大堆麻煩。有個藝術家，想為汽車雜誌的封面製作照片。他非常小心地用塑膠做了一隻輪子，不知怎麼的，這位推銷員告訴他，我們什麼都能鍍，這藝術家就想要我們把輪軸鍍了，那樣它就成了一個閃閃發亮的銀軸子。車輪是用一種新塑膠做的，我們不大知道怎麼鍍它——事實是這樣：這位推銷員從來不知道我們能鍍什麼，因此他總是大包大攬——結果第一次沒鍍成。於是，我們得把殘留的銀去掉，把銀去掉可不容易。我決定用濃硝酸，一下子就把銀去掉了，但也把塑膠弄得坑坑窪窪。那會兒，我們可真的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實際上，我們做了許多「水深火熱」的實驗！
公司的另外那些夥計，決定在《現代塑膠》雜誌上做廣告。好幾種東西，我們鍍得異常漂亮。在廣告裡看上去特棒。我們還在櫥窗裡擺了幾樣東西，指望潛在的客戶能瞟上一眼，但沒有人能從廣告或者櫥窗裡把東西拿在手裡，看看鍍層粘得怎麼樣。事實上，有些東西，可能做得非常棒，但那是特別費心做出來的；別的產品沒那麼好。
那個夏末，我一離開公司到普林斯頓大學，他們就得到了一大筆訂貨，有個人想讓他們鍍塑膠鋼筆。現在大家都有銀色的鋼筆，閃閃發光，便於使用，外加便宜。這種鋼筆立刻銷售一空。看到大家彆著這種鋼筆滿世界亂逛，而你知道這鋼筆是哪兒來的，這事兒挺讓人興奮。
但公司對這種材料經驗不足——也許是對塑膠裡的填料經驗不足（大多數塑膠不是純的，裡頭有「填料」。在那年頭，加多少填料，沒人管你）——這攙和進去的東西會發泡兒。你把個長泡泡的玩意兒拿在手裡，它還開始脫皮兒，你就禁不住擺弄它。所以，大家都在擺弄從鋼筆上搓下來的小皮皮兒。
現在公司有了修鋼筆這種當務之急，我那哥們兒很肯定，他需要一架大顯微鏡什麼的。他不知道怎麼找到問題，不知道怎麼會有這問題；要做這種假模假式的研究，還得花公司一大筆錢呢。結果他們麻煩大了：問題沒解決，公司卻給折騰倒了，因為他們出師不利，一開始就吃了敗仗。
幾年後，我在洛斯阿拉摩斯（losalamos），那裡有個叫弗裡德里克·德·哈夫曼（fredericdehoman）的，也算是個科學家吧，對經營他很在行。書念得不多，卻愛數學，幹活兒很賣力氣；他靠苦幹來補足書念得不多。後來，他成了「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atomics）總裁或者副總裁，從此就成了個企業大腕兒。可人在當初，他不過是個精力非常充沛、閃乎著大眼、滿腔熱情的小夥子，盡其所能為專案打打幫手而已。
有一天，我們在富勒洛奇（fullerlodge）吃飯的時候，他告訴我，在來洛斯阿拉摩斯之前，他一直在英格蘭工作。
「你在那兒做什麼？」我問。
「我在一家塑膠電鍍廠工作。我和幾個傢伙在實驗室裡。」
「搞得怎麼樣？」
「相當不錯，但我們也有麻煩。」
「哦？」
「正當我們要把廠子做大的時候，紐約的一家公司……」
「紐約的什麼公司？」
「叫米特普拉斯特公司。他們比我們搶先了一步。」
「你怎麼知道的？」
「他們不停地在《現代塑膠》上做整版的廣告，把他們能鍍的東西，都拿來炫耀。我們意識到，他們比我們走得快。」
「你有他們做的活兒嗎？」
「沒有，但從廣告上看得出來，他們在我們的前頭。我們廠不賴，但要和美國那家廠子較量，門兒都沒有。」
「你們實驗室裡有幾個弄化學的？」
「有六個弄化學的在幹。」
「你覺得米特普拉斯特公司有幾個弄化學的？」
「啊！他們一定有個真正的化學系！」
「你能給我說說，米特普拉斯特公司的首席化學家，可能是個什麼樣子，以及他的實驗室是怎麼工作的？」
「我猜啊，他們一定有25～50個搞化學的，首席化學家有自己的辦公室——特別是，他戴眼鏡，跟電影裡的似的——那些傢伙，總是進來問些關於正在進行的專案中的問題，從他那裡得到建議，然後衝出去再做進一步的研究，那些人總在進進出出的。人家有25～50個搞化學的，咱怎麼能跟人家較勁啊？」
「你要是知道，你正在和米特普拉斯特公司的首席化學家交談，會覺得很有趣吧，他手下只有一個洗瓶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