嘶嘶的信管
戰爭在歐洲開始了，美國還沒宣戰，那時就起了許多議論，說是要準備打仗，要愛國。報紙上有大塊兒的文章，說商人們自告奮勇，到了紐約州東北的普拉茨堡（plattsburg），去接受軍事訓練什麼的。
我開始想了，我也該做點兒什麼貢獻啊。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了學業之後，我兄弟會里的一個朋友，在「陸軍訊號團」的毛里斯·邁耶（mauricemeyer），就帶我去見在紐約的訊號團部的那位團長。
「長官，我願意為國家出力，因為我有技術頭腦，或許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
「那個，你最好直接去普拉茨堡的新兵營，去接受基本訓練，然後呢，我們才能用你。」團長說。
「可是，有沒有什麼更直接的法子，來用用我的本事啊？」
「沒有；軍隊嘛，就是這麼組織的。按部就班地來吧。」
我到了外邊兒，坐在公園裡想這事兒。我想啊想啊：做貢獻的最好辦法，或許還是得按照他們的路子來。可是，幸運的是，我又動了點兒腦子，說：「見它的鬼去！我還是等等吧。或許會發生點什麼事兒，到時候他們就能更有效地用我。」
我到普林斯頓讀研究生去，春天的時候，我又去了趟在紐約的貝爾實驗室，想為暑假找份工作。我喜歡到貝爾實驗室去。比爾·肖克利，就是發明電晶體的那傢伙，帶我到處看。我記得有個人的房間，他們在那窗玻璃上畫了些道道：喬治·華盛頓大橋正在施工，那些傢伙在實驗室裡看它。在主鋼纜吊起來的時候，他們把主鋼纜的曲線描在了窗玻璃上；到大橋懸掛在主鋼纜上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條拋物線，他們就能測量出一些小小的變化。這種事兒，就是我想幹的。真羨慕這幫傢伙；我總在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他們一道幹活兒。
實驗室的幾個傢伙，把我弄到一個海鮮館吃午飯。有牡蠣，大家都眉開眼笑。我住在海邊，可這種東西，我都懶得睜眼看；我不吃魚；牡蠣，更甭提了。
我心裡說：「我得勇敢點兒。我一定得吃個牡蠣。」
我吃了一個牡蠣，這東西絕對恐怖。但我對自己說：「這並不足以證明你是條漢子。你原本並不知道它有多麼恐怖。在它是什麼味兒還不清楚的時候，吃它就不算是頂難的事兒。」
別人一直在吵吵牡蠣有多麼美，我於是又吃了一個，實在比第一個更難以下嚥。
這次，一定是我第四或第五次到貝爾實驗室來，他們接納了我。我非常高興。那年頭，要找到個工作，和別的科學家在一塊兒，難了。
但是，那時普林斯頓大學，有個激動人心的大事。從軍隊來的特雷徹爾（trichel）將軍，給我們講話：「我們一定要有物理學家！物理學家，對我們這些在軍隊裡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三個物理學家！」
你一定得明白，那年頭，大家不怎麼知道物理學家是個什麼東西。比方說，愛因斯坦以數學家知名——有人需要物理學家，這事兒透著稀奇。我想：「這是我做貢獻的機會啊。」我就志願去為軍隊工作了。
我問了貝爾實驗室，他們讓不讓我在夏天為軍隊工作，他們說，他們也有戰時的工作，何必捨近求遠。但我被愛國狂熱衝昏了頭，失去了這個好機會。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那要聰明得多。但人在那個時候，都有點兒傻。
我去了位於費城的法蘭克福兵工廠（frankfordarsenal），在一頭恐龍身上工作：那是一臺用來為炮兵定向的機械計算機。每當有一群飛機飛過，炮手會用望遠鏡觀察，這個機械計算機，裝著些齒輪和凸輪什麼的，能預言飛機會往哪兒飛。這機器的設計和建造，都是頂漂亮的。其中重要的主意之一，是非圓齒輪——齒輪不是圓的，但無論如何還能互相齧合。因為齒輪的半徑是變的，所以一個軸轉，就能對另一個軸產生作用。然而，這機器已經英雄遲暮了，那之後不久，電子計算機應運而生。
物理學家對軍隊有多麼重要，說了這麼一通之後，他們讓我乾的頭一件事兒，是檢查齒輪的設計圖，看看資料對不對。這事兒做了好長時間。後來，漸漸地，負責這個部門的那傢伙，看出我在別的事兒上能派上用場。隨著夏天一天一天地過去，他跟我討論事兒的時間越來越多。
法蘭克福兵工廠有個機械工程師，老想設計個什麼玩意兒，可是怎麼也不能把事兒弄停當。有一次，他設計了一個滿是齒輪的盒子，其中有一個直徑20釐米的大齒輪，有六根輪柄。這夥計興高采烈地說：「好了，老闆，怎麼樣？怎麼樣？」
「蠻不錯的！」老闆回答，「你們該做的，是確定每條輪柄的過軸器，好讓這齒輪轉得起來！」這傢伙設計的過軸器，卻剛好卡在兩個輪柄中間！
老闆繼續告訴我們，真有過軸器這麼個東西（我還以為他一直在開玩笑呢）。在戰爭期間，德國人在水下一定深度弄了纜繩，上面掛著水雷；為了不讓英國的掃雷艇掃到這個纜繩，德國人發明了這個東西。用這些過軸器，德國纜繩允許英國的纜繩滑過去，跟走過了一道旋轉門兒似的。因此，在每個輪柄上裝上過軸器，是可能的，但老闆的意思，並不是讓機工去弄得那麼麻煩；那傢伙倒是應該重新設計一下，把軸挪一挪。
軍隊時不時地派箇中尉來檢查事兒搞得怎麼樣。我們老闆說，我們這是個民營單位，那個中尉比我們任何人地位都高。「什麼事兒，也別告訴中尉，」他說，「一旦他明白我們在幹什麼，就會發號施令，把事情搞亂。」
那時我正在設計一些東西，中尉從旁邊走過的時候，我就假裝我不明白我在做什麼，我只是聽人家吩咐而已。
「你在這兒幹什麼，費曼先生？」
「那個，我在以一些連續角度畫一組直線，然後，人家讓我照著這個表格，來測量到中心點的不同距離，然後再把……」
「好了，那是什麼啊？」
「我猜是個凸輪。」實際上那東西是我設計的，但我演得就好像我是在亦步亦趨地按照別人的吩咐做活兒。
中尉在任何人那裡都得不到資訊，我們倒逍遙自在，用這臺機械計算機工作，沒有遇到任何干涉。
一天，中尉走過來，問了我們一個簡單的問題：「假定觀察員和炮手不在同一個位置——你們怎麼處理這個事兒？」
我們嚇了一跳。我們用的是極座標，是用角度和半徑距離，來設計這整個東西的。用x、y座標，對在別處的觀察員來說，是容易矯正錯誤的。那僅僅是個加減法的問題。但是用極座標的話，那就一團亂麻了！
這個中尉，我們一直什麼也不告訴他；可到頭來，是他告訴了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我們在設計這個裝置的時候，給忘了：炮和觀察站有可能不在同一個地方啊！改正這個，費了老勁。
到夏末，我得到了我第一個真正的設計工作：英國有了一項新發明，叫「雷達」，用來追蹤飛機。它每15秒出來一個點兒。我得設計一臺會把一組點兒連成一條連續曲線的機器。那是我第一次設計機器，所以我有點兒害怕。
我去找另外那些傢伙中的一個，說：「你是個機械工程師；怎麼搞機械工程，我不懂，我剛接了這個活兒……」
「那沒什麼，」他說，「瞧，讓我弄給你看。設計這些機器，有兩個原則，你得知道。第一，每個軸承上的摩擦力是多少多少，以及每個齒輪接合處的摩擦力是多少多少。有了這個，你算得出來，你需要多大力量來驅動這玩意兒。第二，你有了齒輪齒數比，比方說2比1，你就琢磨了，是弄成10齒對5齒、24齒對12齒還是48齒對24齒，要決定這事兒，得這麼辦：你查查《波士頓齒輪目錄》，從列表裡選你要的齒輪。表上靠高的那一頭兒，齒兒太多，難造得很。假如他們能把齒兒造得更精細一些的話，那列表還得更高。在列表低的那頭兒，齒輪的齒數太少，很容易斷的。因此，最好的設計，是用表中間的那些齒輪。」
我在設計那臺機器的時候，得到了不少樂趣。僅僅從列表的中間部分挑選齒輪，再把他給我的那兩個資料的轉矩加起來，我就是個機械工程師了！
那個夏天之後，軍隊不想讓我回普林斯頓去讀學位。他們不停地讓我做這種愛國的事兒；如果我願意留下來，他們會把一個專案整個給我，還讓我管理。
這個問題是設計一臺機器，像上一臺那樣——他們稱之為指揮家——但這次我覺得這問題容易些，因為炮手將在同一高度咬住另一架飛機。炮手會把他的高度和他到被他咬著的飛機之間的大體距離，弄進我的機器裡。我的機器將自動把炮昂到正確的角度，然後點燃信管。
作為這個專案的主任，我要旅行到阿伯丁市（aberdeen）去拿射表。可是，他們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資料。我注意到，在飛機會飛到的比較高的高度上，大多數沒有什麼資料。於是我打電話想搞清楚為什麼沒有資料，原來他們用的信管不是定時信管，而是在那樣的高度不管用的導火線信管——在稀薄的空氣裡，嘶地一聲就滅了。
我想，我只好矯正一番，以適應不同高度的空氣阻力。可我的工作是發明一種機器，讓炮彈在該爆炸的時候爆炸，而那時信管是不著的！
我斷定這事兒對我太難了，於是我回了普林斯頓大學。
考驗獵犬
我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時候，有點兒閒工夫，經常坐幾小時的車，去看在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住院的妻子阿琳（arlene）。有一次我去看她，不能馬上進病房，於是我就到醫院圖書館看書。
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我讀到一篇關於獵犬的文章，說它們的嗅覺如何了得。作者說了他們做得好幾個實驗——獵犬能確定哪些物件被人動過，等等——我開始想：聞東西，獵犬確實是非同凡響，能追蹤人留下的氣味兒，諸如此類；可是，我們到底怎麼樣？
到可以看我妻子的時候，我就去看她了，說：「我們做個實驗。那裡的那些可樂瓶子（她積了六捆空可樂瓶子，好一起送出去）。你好幾天沒動它們了，對吧？」
「對啊。」
我把六捆瓶子拿到她那兒，手沒碰瓶子，說：「好了。我現在出去，你拿一隻瓶子，在手裡摩挲大約兩分鐘，然後放回去。然後，我回來，看能不能說得上來是哪隻瓶子。」
於是我就出去了，她拿起一隻瓶子，摩挲了好長時間，因為我可不是獵狗啊！照那文章上的說法，你就觸控一下，獵狗也嗅得出來。
然後，我回來了，絕對明顯！我甚至不必聞那破玩意兒，因為溫度當然就不同。氣味兒也很明顯。你一把它湊近你臉邊，你就聞得出來它潮乎乎的，熱乎乎的。因此，那個實驗不算數兒，因為太明顯了。
然後，我看了看書架，說：「那些書，你有日子沒看了，是不是？這次，我出去的時候，你從架子上拿一本書，就那麼一翻——別再幹別的——再合上，放回去。」
我又出去了，她拿了一本書，翻開，合上，放回原處。我進來了——這也沒什麼！容易。你只要聞聞那些書就行了。這很難解釋，因為我們通常不談論這個。你把每本書湊近鼻子，嗅幾次，你就認得出來。那是很不同的。一本書，在那裡放了一陣子，有一種乾燥無趣的味兒。但是有一隻手動過它，就有溼度，就有一種明顯的氣味兒。
我們又另外做了幾個實驗，我發現，獵犬確實是能耐不小，可人類也不像自己想的那樣無能：只是人的鼻子離地面太高罷了！
（我注意到，我的狗聞聞我的腳印，就能正確地認出我在家裡走的路線，特別是在我赤腳的時候。因此，我也想試試這個：我手腳並用，在地上爬，一邊還嗅著，想看看我能不能認得我走過的和沒走過的地方有什麼不同，而我發現不可能。因此，狗比我強得多。）
許多年後，在我初入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在巴舍爾（bacher）教授家裡有個聚會，加州理工學院的許多人都在那兒。我不知道怎麼提到了這事兒，但是我把聞瓶子、嗅書的故事告訴了他們。自然，他們一個字兒也不相信，因為他們總以為我弄虛作假。我就不得不演示一番了。
我們小心地從架子上取下八九本書，沒直接用手動，然後我出去了。三個不同的人動了三本不同的書：他們各自拿起一本書，開啟，合上，放回去。
然後，我回來了，聞聞每個人的手，然後把那幾書都聞遍了——我忘記先聞的是哪一本——絲毫不差地找到了那三本書；但把一個人認錯了。
他們仍然不相信我；他們以為我在變什麼戲法。他們不停地琢磨我是怎麼弄的。這種把戲人盡皆知，人群裡有個托兒，給你發暗號兒，他們都在琢磨誰是托兒。從那以後，我經常想，這倒是一個不錯的牌戲：拿一副紙牌，讓一個人抽出一張，再放回去，而我在另一個房間裡。你說：「我會告訴你，你抽的是哪一張，因為我是一隻獵犬：我要把每一張牌都嗅一嗅，然後告訴你抽的是哪一張。」當然，你這麼喋喋不休的，大家就一時不會相信你實際上做的那件事！
人的手，其味殊異——所以狗能辨人；你可得試試！全部的手，都有一種潮乎乎的味兒。一個菸民的手，其味兒大不同於不抽菸的。女士所用的香水常常不同，諸如此類。如果有人碰巧口袋裡裝著硬幣，碰巧他在口袋裡玩弄那些硬幣，你也聞得到。
從低處看洛斯阿拉摩斯
當我說「從低處看洛斯阿拉摩斯」的時候，我是實話實說。在目前，在我的專業領域裡，儘管我是個有點兒名氣的人，可在當時，我完全不是個有名氣的人。我開始參加「曼哈頓計劃」的時候，甚至連個學位也沒有。對你講洛斯阿拉摩斯的故事的許多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對某些軍國大計都憂心忡忡。沒什麼軍國大計讓我憂心忡忡。我總在下層撲騰。
有一天，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我的房間裡工作，鮑勃·威爾遜（bobwilson）進來了，說他已經得到資金，要做一項秘密工作。他本不該對任何人提起這個，但他要告訴我，因為他知道，一旦我知道他要乾的是什麼，我就會明白我非得入夥兒不可。因此，他告訴我，把鈾的幾種同位素分離開，最終為了造一個炸彈。他有一種辦法，可以把鈾的同位素分離開（和最終用來造炸彈的那一種不同），他想發展這種方法。他把這個告訴了我，說：「有個會……」
我說，我不想幹這個。
他說：「那好吧，三點有個會。會上見。」
我說：「你把這個秘密告訴了我，沒關係，因為我不會告訴任何人，但我不幹。」
因此我就回頭去忙我的學位論文了——忙了大約3分鐘。然後，我在地板上來回踱步，想這事兒。德國人有希特勒，他發展原子彈的可能性是明擺著的。他們在我們之前發展起這東西，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決定三點去開會。
到四點，我已經在一個屋子裡伏案工作了。我在忙著計算，看這個特別的辦法，是不是會受到從離子束中得到的電流總量的牽制，等等。我就不說得過細了。但我得在那兒工作，我得寫論文。我儘可能賣力地工作，儘可能快地工作，好讓那些在那兒建造裝置的人馬上進行實驗。
這像是那種電影，你看到一臺裝置在「嘟、嘟、嘟」地響。我每次去看這裝置，它就變大了些。當然，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所有的夥計都決定為此工作，都把他們的科研停了下來。在戰爭期間，全部的科研工作都停了，除了洛斯阿拉摩斯做的這一小塊兒。這也不算什麼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它屬於工程。
來自各種科研專案的全部裝置，都湊一塊兒，弄成了這麼一個新裝置，好做實驗——分離鈾的同位素。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把自己的工作停了，儘管過了一陣子之後，我確實休了6個星期的假，把學位論文寫完了，剛好在到洛斯阿拉摩斯之前，拿到了學位——因此，我的地位並不像我讓你相信的那樣，低到那麼個程度。
我在普林斯頓見到了許多大人物，這是我參加這個專案較早時候的有趣經歷之一。我以前沒見過幾個大人物。但是，有個評估委員會，不得不一直幫我們的忙，並且幫我們在最後決定我們將用什麼辦法來分離鈾的同位素。這個委員會有像康普頓、塔爾曼（tolman）、史密斯（smyth）、尤里、拉比、奧本海默這些人。我參加這個委員會，是因為我懂分離鈾同位素的方法的理論，因此他們要問我問題，跟我討論。在這樣的討論中，一個人先提出一個論點。然後，比方說，康普頓會解釋一個不同的論點。他會說，那個事兒會是這個樣子，而他完全對。另一個傢伙會說，那好，也許吧，但存在另一種與它相左的可能性，我們不得不加以考慮。
因此，滿桌子的人，意見不一，眾說紛紜。康普頓不重複也不強調自己的論點，這叫我既吃驚，又不安。最後，塔爾曼，他是主席，會說：「好了，聽了這麼多論點，我猜康普頓的論點是最好的，現在我們必須開始幹了。」
委員們可以提出一大堆想法，每個人都考慮到了一個新的方面，還得記住別的夥計們說的是什麼，因此，到最後，決定是根據最好的看法做出的——把一切做了歸納——不需要說上三遍。看到這麼個搞法，我深受震撼。這些人真是非常了不起。
最終的決定是：他們將用來分離鈾的計劃，不是這個計劃。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將停下來，因為，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摩斯，他們將啟動一個真正用來製造那種炸彈的計劃。將會有一些我們必須做的實驗，也有理論上的工作要做。我做的是理論工作。其他夥計都做實驗工作。
問題是——現在幹什麼？洛斯阿拉摩斯還沒準備好。鮑勃·威爾遜想利用這段時間，除了其他的事情要辦之外，派我到芝加哥去發現和這炸彈有關的任何東西和問題。接下來，在我們的實驗室裡，我們開始製造儀器、各種各樣的計算器等東西。等我們到了洛斯阿拉摩斯，這些東西都會用得上。沒時間可浪費了。
我受命到了芝加哥，到各個研究單位，告訴他們我會跟他們一起工作，讓他們足夠細緻地為我解釋某個問題，那樣我才能真正坐下來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一到這個程度，我就去找另一個傢伙，問另一個問題。這樣我就理解了一切事情的細節。
這是個很好的主意，但我有點兒歉疚，因為他們都要賣力氣為我解釋事情，而我拍拍屁股就走了，也不幫他們一把。但我很幸運。有個傢伙對我解釋一個問題的時候，我說：「你為什麼不在積分符號內取微分？」半小時後，他就把這問題解決了，而他們已經為此忙活了3個月。因此，利用我的「與眾不同的工具箱」，我也做了一點事兒。然後，我從芝加哥返回，把情況交代了一番——釋放出來的能量有多大，這炸彈會是什麼樣子，等等。
我記得和我一起工作的一個朋友，保羅·奧拉姆（paulolum），一個數學家，事後過來對我說：「等人家為這事兒拍部電影的時候，他們會讓那個從芝加哥回來的傢伙，為普林斯頓那兒的人做一場關於這個炸彈的報告。他會穿一身西服，夾著公文包，如此這般——可現在，你袖子髒乎乎的，就跟我們講這件驚天動地的事兒。」
似乎還得拖延，威爾遜趕到洛斯阿拉摩斯，看看到底什麼事情扯了後腿。等他到了那兒，他發現，建築公司很賣力氣，劇院蓋好了，幾個他們明白的建築也蓋好了；可是，怎麼蓋實驗室——需要幾條煤氣管道，供水量是多少，他們還沒得到明確指示。威爾遜騰地一下就站起來了，當即告訴他們多少水、多少煤氣等事情，告訴他們開始建造實驗室。
等他回到我們這兒，大家都躍躍欲試，急不可待了。因此，他們都湊在了一起，決定我們無論如何該出發了，儘管那兒還沒準備好。
順便說一句，我們都是奧本海默和其他幾個人招到這兒的。他可真沉得住氣。每個人的困難，他都看在眼裡。他為我妻子擔心，她得了肺結核，那兒有沒有醫院，有沒有這個那個。我這麼親密地跟他接觸，這是第一次，他是個好人。
我們奉命要小心行事——比方說，不要在普林斯頓買火車票，因為普林斯頓是個小站，如果大家都在普林斯頓買票到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有人就會猜疑，有大事兒了。因此，大家都是從別的地方買的票，只有我是個例外，因為我琢磨著，如果人人都在別的地方買票……
因此，到了火車站，我說：「我要到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那人說：「哦，這麼說，那麼多東西，全都是給你準備的！」成箱成箱的儀器，我們已經託運了好幾個星期，沒指望他們會注意地址是阿爾伯克基。因此，我至少得解釋我們為什麼要託運那些箱子；是我要去阿爾伯克基啊。
好了，我們到的時候，房子、宿舍什麼的，還沒準備好。實際上，連實驗室也差得遠。我們提前來，是催他們。因此，他們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把附近農場的房子都租了下來。我們先是待在一所農場的房子裡，早晨開車去基地。第一個早晨，我開車的時候，印象太深刻了。美麗的景色，對一個不怎麼旅行的東邊人來說，真是大飽眼福啊。那兒有你或許在畫裡才能看到的萬丈懸崖。你是從下邊開車上來的，可在山頂的平地上極目四望，真令人瞠目結舌。在我往上走的時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東西，我說，印第安人或許在那兒住過，開車的夥計把車停了，走過拐彎，指給我看你能看到的印第安人的一些洞穴。真令人興奮。
等我第一次到了目的地，我看到有個技術區，那最後是應該用圍欄圍起來的，但仍然敞著。還應該有一個小鎮子，也就得有大圍欄把鎮子圍起來。但是，他們現在還在建造呢，我朋友保羅·奧拉姆，他是我的助手，手裡拿著個寫字夾板，站在門口，對出入的卡車進行檢查，告訴他們該往哪邊去，把材料卸在不同的地方。
走進實驗室的時候，我見到了一些人，我在《物理評論》上看過他們的文章，那時是隻聞其名，未見其人。「這是約翰·威廉姆斯（johnwilliams）。」他們說。其時有個傢伙從鋪著圖紙的桌子後面站起來，挽著袖子，朝窗外喊，命令卡車和東西跟著建築材料往不同的地方去。換句話說，在建築和裝置準備停當之前，實驗物理學家無事可做，於是他們就去蓋房子，或者到建築工地上當小工。
另一方面，理論物理學家，可以馬上開始工作，因此事情決定了，他們不住在農舍裡，而住在基地。我們當即開始工作。沒有黑板，只有一個帶輪子的黑板。當我們推著這個帶輪子的黑板到處走的時候，羅伯特·瑟伯（robertserber）就告訴我們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berkeley）對原子彈、核物理這類事情所做的思考。我對這些東西，知道得不很多；我以前乾的是別的。因此，我要做的事情，太多。
我每天都研究、閱讀、研究、閱讀。那時流行肺結核。可我有點兒運氣。全部的大腕兒，碰巧在那個時候都離開了，除了漢斯·貝特。貝特需要個人跟他談話，跟他唱唱對臺戲。好了，他到辦公室找到了我這個小碎嘴子，開始論證，解釋他的看法。我說：「不，不，不，你發瘋啊。它是這麼弄的。」他說：「稍等。」解釋為什麼說他沒瘋，我瘋了。我們就這麼不停地吵吵。你瞧，我聽到有人講物理，我滿腦子全是物理，我忘記我在跟誰講話，所以我就說些傻話：「不，不，不，你錯了」或者「你瘋了」之類。但結果證明，那正是他需要的。由於這個，我倒升了一級，在貝特手下當了個小組長，管著四個傢伙。
當我第一次到那兒的時候，我已經說過，宿舍還沒準備好。但理論物理學家無論如何必須待在那兒。他們先是把我們扔到了一所老舊的學校建築裡——有個小夥子以前在那兒上學。我住在一座名叫「力學山居」的什麼玩意兒裡邊。我們全擠在那裡的雙層床上，而且那兒不那麼有秩序，羅伯特·克里斯蒂（robertchristy）跟他老婆到浴室，必得經過我們的房間。因此，很不舒服。
宿舍終於蓋好了。我就到分派房間的那地方，他們說，你可以挑房子了。你知道我怎麼辦的？我在看女孩兒們的宿舍在哪兒，然後我挑了一間正對著她們宿舍的房間——儘管我後來才發現，那個房間的窗戶前邊，正好有一棵大樹。
他們告訴我，一個房間住兩人，但那僅僅是暫時的。每兩個房間共用一個洗澡間，每個房間有一張雙層床。但我不想兩人住一個房間。
我住在那兒的那天晚上，沒別人，我就企圖把這個房間據為己有。我妻子在阿爾伯克基患著肺結核，但我有她的幾箱子東西。於是我把一件小睡裙拿出來，把上床的被子扯開，把小睡裙漫不經心地放在那兒。我還拿出幾雙拖鞋，在洗澡間地上撒了一些撲面粉兒。我就是要弄得好像那兒有別人住似的。結果怎麼樣？哈，那本該是男宿舍，明白吧？因此，那天晚上我回來的時候，我的睡衣疊得好好的，放在枕頭下，拖鞋整整齊齊地放在床下。女睡裙疊得好好的，放在枕頭下，床都拾掇好了，整理好了，拖鞋放得整整齊齊。洗澡間地板上的撲面粉兒擦乾淨了，沒人在上床上睡。
第二天晚上，照舊。起床的時候，我把上床弄亂，把睡衣邋里邋遢地扔在上面，在洗澡間撒了撲面粉兒，等等。我這麼折騰了四個晚上，大家也都搬過來住了，沒有往這房間再塞進一個人的危險了。每天晚上，每件東西都整理得整整齊齊，儘管這是一個男人的宿舍。
我當時不知道，這個小小的詭計把我捲進了政治。那兒有各種各樣的小幫派，這是當然的——家庭婦女幫，機修工幫，技術人員幫，如此等等。好了，住在這宿舍的單身漢和單身女，覺得他們也得有個幫，因為公佈了一條新規定：「婦女不得留宿男宿舍。」哈，這絕對是荒唐嘛！畢竟，咱都是成年人！這是扯的什麼淡啊？我們一定要採取政治行動。於是我們對這事兒進行了辯論，大家推舉我，在鎮議會里做住宿舍的這些人的代表。
到我來這裡大約一年半，我對漢斯·貝特談了點事兒。他一直在這個大議會里擔當職務，我把我用我妻子的睡裙和拖鞋玩兒的那套把戲告訴了他。他哈哈大笑，「原來你是這麼混到鎮議會里的。」
事兒得從頭說起。有個女人在宿舍裡打掃衛生，一不留神，出了個麻煩：有個女的在跟一個男人睡覺！她把這事兒向女工長打了報告，女工長又向中尉打了報告，中尉又向少校打了報告。就這麼逐級上報，報告通過將軍們，一直到了管理委員會那兒。
他們要幹什麼？他們會考慮這事兒，還能怎樣！可是，與此同時，有指示通過總指揮，下達到少校，下達到中尉，下達到工長，下達到女工長。什麼指示呢？「不要打草驚蛇，一切都照原樣兒，把衛生收拾乾淨，靜觀其變。」第二天，還是同樣的報告。過了四天，他們著急了，不知所措了。最後，他們宣佈了一條規定：「婦女不得留宿男宿舍！」這使得下面的人大發牢騷，他們不得不推舉一個人做代表……
我願意告訴你一點兒關於那裡的檢查制度的事兒。他們決定做某種全然違法的事情，對美國人民的信件進行檢查——他們是沒權力這麼辦的。事情非常敏感，要立規矩，那也得出於自願。大家往外發信的時候，都主動不把信封糊上；他們也可以隨便檢查發給我們的信。我們讓信封敞著，如果信ok，他們就把信封糊上。如果在他們看來信不ok，他們就把信退給我們，還別上個紙條兒，說，根據我們的「諒解」，信裡有一段違反了什麼什麼。
就這麼著，在這些特別在乎思想自由的科學家中間，檢查制度終於建立起來了，條條槓槓多的是。我們可以對這種管理特色發表評論，因此我們也可以寫信給我們的參議員，告訴他我們不喜歡這麼個搞法。他們說，如果有什麼不妥，他們會通知我們的。
規矩立起來了，檢查制度執行的第一天到了：電話！丁零零零零！
我問：「什麼事兒？」
「請過來一下兒。」
我過來了。
「這是什麼？」
「家父書信。」
「那，這是什麼？」
那是張印了橫線的信紙，橫線是小點點兒組成的——四個點兒在下頭、一個點兒在上頭、兩個點兒在下頭、一個點兒在上頭，點兒在點兒下頭——
「這是什麼？」
我說：「密碼。」
他們說：「是啊，是密碼，可它說的是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它說的是什麼。」
他們說：「那好，解碼錶呢？你怎麼翻它？」
我說：「哈，我不知道。」
他們說：「這是什麼？」
我說，「拙荊來函——它說tjxywztw1x3。」
「那是什麼。」
我說：「另一套密碼。」
「解碼錶呢？」
「我不知道。」
他們說：「你收到了密碼，卻不知道解碼錶？」
我說：「正是如此。我做了個遊戲。我向他們挑戰，任由他們給我發來什麼密碼，我都能破譯，明白吧？所以呢，他們就在那邊兒造密碼，把密碼發到這兒來，他們可不會把解碼錶告訴我。」
檢查制度裡有一條：要是你在信裡寫些一般的東西，他們一點兒也不會找你麻煩。因此，他們說：「好吧，你一定得告訴他們，請把解碼錶和密碼一塊兒寄來。」
我說：「我不想看解碼錶！」
他們說：「那好，我們會把解碼錶拿出來。」
於是我們就達成了這麼個協議。行不行？沒問題。第二天，我收到了我妻子的一封信，信裡說：「給你寫信可真難，因為我老感覺那個……在我肩膀頭上偷看呢。」那個詞兒所在的地方，是一片用橡皮擦出來的汙跡。
我因此到局子裡去了一趟，我說：「要是你們不喜歡這信，你們也不該在信上動手動腳啊。你們可以看，但你們不該把信上的什麼東西弄沒了。」
他們說：「不要無理取鬧。你以為那是檢查官的工作方式——用橡皮擦？他們是用剪刀把東西剪掉啊。」
我說，得。於是我給我妻子回了封信，說：「你用橡皮擦過你的信嗎？」她回信說：「沒有啊，我沒用橡皮擦過我的信啊，那一定是……」——紙上給剪了個窟窿。
於是我就去找少校大發牢騷，他得負責所有這類事兒。你知道，這得費點時間，但我覺得自己好歹也是個代表啊，是非曲直，得搞明白。上校跟我解釋說，那些身為檢查官的人，我們教過他們怎麼辦事，但他們理解不了這種新的工作方式，我們必須非常細緻才成。
不管怎麼樣，他說：「怎麼樣，你認為我心腸不壞吧？」
我說：「是的，你心腸好得不得了，但我認為你沒權力。」因為，你知道，他走馬上任幹這個工作已經三四天了。
他說：「我倒要看看馬王爺長了幾隻眼！」他抓起電話，一切都擺平了。沒人再對信動剪刀了。
然而，還有另外許多麻煩。比方說，有一天我收到了我妻子的一封信，帶著檢查官的條子：「裡面的信是用密碼寫的，但沒有解碼錶，因此我們把這封信儲存在別處。」
那天我到阿爾伯克基去看我妻子的時候，她說：「那，那東西都哪兒去了啊？」
我說：「什麼東西啊？」
她說：「一氧化鉛，丙三醇，熱狗，換洗衣服。」
我說：「稍等——是一個列表？」
她說：「是的。」
「那是密碼啊，」我說，「他們都以為那是密碼——一氧化鉛，丙三醇，等等。」（她要一氧化鉛和丙三醇來製造一種黏合劑，好修補她的瑪瑙盒子。）
頭幾個星期，總有這種事兒，然後我們才把事情擺平了。無論如何，有一天我在擺弄計算器，我注意到一件很奇異的事。如果你用1除以243，得數是0.004115226337……這很好玩兒。你要是把小數點後的數一直寫下去，那麼到559之後，那數就有點兒歪歪扭扭了，但它很快就又整齊了，好好地重複自己。我認為這是個樂事兒。
好吧，我就把這個東西塞在信封裡，寄出去，信又回到我這兒。這信沒過關，小紙條兒說：「看第17條b款。」我看了第17條b款，是這麼說的：「信件要用英語、俄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拉丁語等語言來寫。用任何其他語言來寫信，必須得到許可。」然後，它還說：「不準用密碼。」
於是我就給檢查官寫了一個小紙條兒，附上我的信，紙條兒說，我覺得這封信當然不可能是密碼，因為如果你真的用1除以243，事實上你確實會得出那樣的得數，因此，在0.004115226337……這個數中，難得有別的情報。如此等等。我因此就要求允許我在信裡使用阿拉伯數字。我因此讓那封信通過了。
來往信件總是遇到某種麻煩。比方說，我妻子老是提起她寫信時的那種不自在勁兒，好像檢查官老隔著她肩膀偷看。現在，作為一條規定，我們不準提檢查制度的事兒。我們是不會提這個的，可他們怎麼告訴她呢？因此，他們老是給我發條子：「你妻子提到了檢查制度。」我妻子提到檢查制度，那是肯定的。因此，他們最後給我發了個條子，說：「請通知你妻子，不要在她的信中提到檢查制度。」於是我這麼開始寫信：「我得到了指示通知你，在你的信中不要提到檢查制度。」哈，哈哈，這怎麼又提啊！於是我寫道：「我得到指示通知我妻子不要提到檢查制度。可我怎麼弄這個事兒？另外，我為什麼必得指示她不要提到檢查制度？你們有什麼事兒瞞著我？」
有趣的是，那個檢查官自己不得不告訴我讓我告訴我妻子不要告訴我她……但是，我們早有應對。我們說，是的，他們擔心信件在從阿爾伯克基的來路上被截獲，如果有個人看了信，他或許就會發現這裡有檢查制度，她能不能正常一點兒。
因此，我下次到阿爾伯克基，跟她說：「注意了，我們別再提檢查制度了。」但我們有過這麼多麻煩，我們最後真的想出了一種密碼，這可是違法的。如果我在我的署名後邊加一個小點兒，那意味著我又遇到了麻煩，她就採取她早已炮製好了的下一個步驟。她一天到晚坐著無事，因為她病了，會想出怎麼辦的辦法。她最後辦的一件事，是給我寄了一張廣告。她發現這廣告完全合法。廣告上說，「給您的男朋友寄一個拼字遊戲。我們把空白組合卡賣給您，您在上面寫信，然後打亂它，裝進一個小袋子，寄出去。」我收到了這個，紙條上說：「我們沒有時間玩遊戲。請告訴你妻子自我約束，按常規方式寫信。」
我們還準備了兩個點的密碼，但他們及時改進了工作，我們也就不必用它了。我們為下一封信準備的東西是這樣：信在開頭說，「我希望你開啟這信的時候小心點兒，因為我把給你的胃藥粉末裝在這信封裡了。」那封信裡會裝滿藥粉兒。我猜他們在辦公室拆信的時候會拆得很快，藥粉兒會撒了一地，他們都會氣壞了，因為你不想讓任何人生氣。他們還得把藥粉兒收拾起來……但我們不必用那些藥粉兒的。
有了這些和檢查制度打交道的經驗，我就完全知道什麼信是通得過的，什麼信是通不過的。沒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因此還為此打賭，贏了一點兒小錢。
有一天，我發現住在遠處的工人，想進來的時候，懶得繞遠路走正門，就在圍欄上扯了一個洞。我就從大門口出去，從那個洞進來，再出去，再進來，直到那個中士感覺到什麼事兒不對勁了。這傢伙，只見人出去，不見人歸來，這是怎麼搞的？當然，他自然的反應，是把中尉喊了來，想為此把我扔到監獄裡。我解釋說，有個洞。
你看，我總是幫助人家改進工作，因此，我跟一個人打賭，我可以把圍欄上有個洞這回事兒寫在信裡，我就把信寄出去了。我真的這麼做了。我做的方式，正像這裡說的。你應該看到他們是怎麼管理這地方的（我們得到允許，可以說這樣的話）。離什麼什麼地方71英尺的地方，圍欄上有個洞，有多麼多麼大，你可以走過去。
現在，他們能幹什麼呢？他們沒辦法跟我說，沒這麼個洞。我的意思是，他們會做什麼？有這麼個洞，算他們倒霉。他們應該把洞補上。因此，這封信通過了。
還有一封信也通過了，信裡說的是在我小組裡工作的一個小夥子，約翰·肯馬尼（johnkemeny）。軍隊裡的幾個白痴，半夜裡把他弄醒，拿燈晃著審問他，因為他們發現了和他父親有關的什麼事兒，相信他父親是個共產黨什麼的。肯馬尼現在是個有名的人。
還有另外一些事兒。跟指出圍欄上的洞相似，我總想旁敲側擊地指出這些事兒。在這些我想指出的事兒當中，有一件，是我們一開始就有一些極端重要的機密；我們已經得到了許多關於炸彈和鈾的研究成果，這炸彈是怎麼工作的，等等；所有這些東西都寫在檔案裡，放在木標頭檔案櫃裡，櫃上鎖著普通的小鎖。當然，有好些東西都是車間裡造的，比方說，一個可以放下來的鐵桿兒，然後用一把鎖把它扣住，但搞來搞去不過是一把鎖。再說，不必把鎖弄開，你也可以把東西拿出來。你只要把櫃子向後傾斜就辦得到。下層的抽屜裡有一根小鐵桿兒，指望用它來把檔案攏在一起，但在下面的木頭之間，有一道又長又寬的縫隙。你可以從下邊把檔案拖出來。
因此，我總是把鎖開開，指出這很容易辦到。每次我們全體開會的時候，我都站起來說，我們有非常重要的機密，我們不應該把它們放在這種玩意兒裡；我們需要好一點兒的鎖。一天，特勒（teller）在會上站起來，他對我說：「我沒把我最重要的機密放在我的檔案櫃裡；我把它儲存在我的寫字檯的抽屜裡。那該好些吧？」
我說：「我不知道。我還沒見過你的寫字檯呢。」
他靠前坐著，我坐得很靠後。會議還在繼續，我溜了出去，去見識一下他的寫字檯。
我甚至不需要把抽屜上的鎖開開。結果是這樣：如果你把手從下邊把手伸進去，你可以像從圈兒上扯衛生紙那樣把檔案拿出來。你拖出一份兒，它又連著另一份兒，它再連著另外一份兒——我把這破抽屜弄個精光，把全部東西都放在一邊，回到了樓上。
會快開完了，大家都往外走，我走進人群裡，跑過去扯住特勒，說：「哦，讓我順便看看你的寫字檯。」
「沒問題。」他說，讓我看他的寫字檯。
我看了看，說：「看起來蠻不錯。讓我看看你藏了些什麼寶貝。」
「我很高興給你展覽展覽。」他說，把鑰匙插進去，開啟抽屜。「如果，」他說，「你自己沒看過的話。」
跟像特勒這樣有高度智力的人惡作劇，有個麻煩：從他琢磨出好像有什麼事兒不對勁，到他明白了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兒之間，時間太短，你都來不及樂一下兒！
我在洛斯阿拉摩斯遇到的一些特別的麻煩，特別有趣。其中的一件事，是和田納西州的「橡樹嶺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有關。洛斯阿拉摩斯在準備製造原子彈，但是橡樹嶺卻在想辦法分離鈾的同位素——鈾238和鈾235（會爆炸的那種）。他們才剛剛從實驗中提取了一丁點兒235，一邊還要熟悉其中的化學原理。他們將要建造一個大廠子，生產出大桶大桶的東西，然後他們要把提煉過的東西再次提煉，好為下一階段的工作做好準備。（你不得不經過好幾個階段來提煉它。）因此，他們一方面要熟悉程式，另一方面用一個實驗裝置提取了一丁點兒鈾235。他們在努力學習怎麼對它進行化驗，搞清楚那東西里有多少鈾235。儘管我們把技術指南發給了他們，他們還是理解不透。
因此，最後埃米利奧·塞格雷（emilsegrè）說，把事情搞妥，唯一可能的辦法，是他下去看看他們在搗鼓什麼。軍隊裡的人說：「不行，我們的政策，不允許把洛斯阿拉摩斯的任何情報傳到別的地方。」
橡樹嶺的人不知道鈾235要派什麼用處；他們只知道努力埋頭幹他們的活兒。我的意思是，高層的人知道他們在分離鈾，但他們不知道那種炸彈有多麼厲害，也不知道它是個什麼道理。下邊兒的人完全不理解自己在幹什麼。軍隊希望的，就是這樣。沒有什麼資訊交流。但塞格雷竭力強調他們做不好化驗，整個事情要泡湯的。因此，他到底是下去了，看他們在搗鼓什麼。他在廠子裡走的時候，看見他們用手推車在運大桶的水，綠色的水——那是硝酸鈾溶液。
他說：「啊啊，等到這東西再次提煉之後，你們也這麼推來推去？你們準備這麼個搞法？」
他們說：「那是——不行嗎？」
「不會爆炸嗎？」他說。
啊！爆炸？
於是，軍隊裡的人說：「你看！我們什麼也不該讓他們知道！現在可好，他們都慌了神兒了。」
需要多少原料才夠造炸彈，軍方原來已經知道了——怎麼也得20千克——他們也知道，這麼多提煉好的原料，怎麼也不會放在廠子裡，因此不會有什麼危險。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雖然中子在水裡的運動速度會慢下來，但其效力會大大增加。在水裡，它發生反應放出輻射所需要的原料，不到十分之一——不，不到百分之一。它會把周圍的人和其他什麼殺死。它十分危險，而他們對安全問題完全漫不經心。
因此，一封電報從奧本海默那兒發給了塞格雷：「對整個工廠進行檢查。根據他們設計的工作程式，注意材料集中在什麼地方。我們同時要計算出，多少材料集中在一起才不會發生爆炸。」
兩個小組為此展開工作。克里斯蒂小組調查水溶液，我的小組調查裝在箱子裡的乾粉。我們在計算可以把多少原料集中在一起，才安全。克里斯蒂打算到橡樹嶺，把情況告訴他們，因為整個事情要失去控制了，我們必須去告訴他們。因此我高高興興地把全部資料交給了克里斯蒂，說，東西齊了，去吧。克里斯蒂得了肺炎，必得我去了。
我以前從來沒坐飛機旅行。他們把機密放在一個小玩意兒裡，綁在我背上！在那年頭，飛機就跟公共汽車似的，只是站與站之間的距離要大些。遇到站，得落下來，停在那兒等人上來。
站在我後面的那傢伙，手裡甩著個鏈子，說了這麼一種意思：「這些日子，沒優先權想坐飛機，難透了。」
他說得沒錯兒。我說：「哦，我不知道。我有優先權。」
過了一會兒，他又忍不住了：「要來些將軍。他們會把咱們擠到三等艙。」
「沒關係，」我說，「我在二等艙。」
他多半會給他的眾議員寫信——如果他自己不是眾議員的話，他說：「在戰爭期間，他們幹嗎讓這些小毛孩子到處亂轉悠，還坐二等艙？」
無論如何，我是到了橡樹嶺。我讓他們做的頭一件事，是帶我去工廠。我什麼也不說，只是什麼都看。我發現，情況比克里斯蒂的報告還糟糕，因為他注意到一個房間裡摞著許多箱子，但沒注意到在隔壁房間裡，挨著同一面牆，還摞著許多箱子——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如果你把過多的原料放在一塊兒，砰地一聲，你明白嗎？
我走遍了整個工廠。我記性很差，但我高強度工作的時候，短期記憶還不錯。所以我記得從90～207號樓，以及多少多少號桶等各種各樣的發瘋的事情。
當晚我回到房間，把整個事情理了一遍，對他們解釋，危險在哪兒，應該怎麼補救。事情很簡單。你把鎘加在溶液裡，把水裡的中子吸收掉；按照規定，把箱子分開放置，別放得太密集。
第二天，要開個很大的會。我忘了說一件事兒：我離開洛斯阿拉摩斯之前，奧本海默對我說：「聽著，在橡樹嶺那邊，如下人員是懂技術的：朱利安·韋伯（julianwebb）先生、什麼什麼先生、什麼什麼先生。我希望你一定讓這些人來開會，告訴他們，事情怎麼辦才安全，那樣他們才真能聽得明白。」
我說：「如果他們不能到會，那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他說：「那你就說：洛斯阿拉摩斯方面將不為橡樹嶺工廠的安全問題負責，除非……！」
我說：「你的意思是，小小的費曼，到那兒去，對他們說……？」
他說：「是的，小小的費曼，你去，就這麼辦。」
我長得實在太快了！
等我到會場的時候，果不出所料，我想見到的公司裡的大腕兒、技術人員，都在。將軍們，還有那些對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感興趣的人，都在。這很好，因為，如果沒人注意這個問題的話，這工廠會被炸上天。那兒有個贊姆沃爾特（zumwalt）中尉，負責照顧我。他告訴我，少校說我不應該告訴他們中子是怎麼工作的，也不要說任何細節，因為我們是想把東西分開，因此只告訴他們怎麼保障安全，就行了。
我說：「照我看，除非他們理解它是怎麼工作的，否則要他們遵守一大堆規則，那是不可能的。照我看，只有我告訴他們，他們才能知道怎麼工作，洛斯阿拉摩斯方面將不為橡樹嶺工廠的安全問題負責，除非他們完全知道它是怎麼工作的！」
這感覺不錯。中尉把我領到上校那兒，對他重複了一遍我的看法。上校說：「給我5分鐘。」然後他走到視窗那兒，站在那兒，思考。這是他們很拿手的事兒——決策。關於原子彈工作原理的資訊，應該不應該傳達到橡樹嶺的工廠這問題，必須而且也能夠在5分鐘內得到決定，我覺得這很了不起。我因此對軍隊裡的這些傢伙們肅然起敬，因為要是讓我來決定任何重大的事兒，無論給我多長時間，我也決定不了。
5分鐘之後，他說：「好吧，費曼先生，照你說的辦吧。」
我坐下來，我把中子的事兒都告訴了他們，中子是怎麼工作的，這個這個，那個那個，太多的中子都湊在一塊兒了，你們一定得把原料分開放啊，用鎘吸收啊，噼裡啪啦講了一通——在洛斯阿拉摩斯，這都是些基礎的東西，他們可是聞所未聞，因此在他們看來，我跟個大天才似的。
結果，他們決定成立許多小組，自己計算，學習怎麼弄。他們開始重新設計廠房，而且工廠的設計師在場，建築設計師，機械師，化學工程師，都在忙活新工廠怎麼把原料分開。
他們告訴我，過幾個月再來；等工程師們完成了工廠的設計的時候，我就又來了。現在，我該看看工廠了。
這工廠還沒蓋呢，你怎麼看啊？我不知道。贊姆沃爾特中尉，老在我周圍轉悠，因為我在哪兒，都得有人跟著。他帶我到一個屋子裡，裡頭有兩個工程師，和一張好長好長好長的桌子，上頭放著一堆圖紙，告訴擬建的工廠每層樓是什麼樣子。
我在學校裡學過機械製圖，但我不太會識圖。於是他們就把那一堆圖紙鋪開，開始為我解釋，以為我是個天才。在這個廠房中，他們應該避免的事情之一，是不要把原料堆積起來。他們有些麻煩，比方說，有乾燥器在工作的地方，乾燥器就趨向於把過多的原料積累起來；如果閥門卡住了什麼的，過多的原料就積聚起來，那就會爆炸。於是他們對我解釋說，這個廠房設計成這樣：如果有一個閥門把原料卡住了，什麼事兒也不會發生。每個地方都需要兩個閥門。
接著，他們解釋這是怎麼工作的。四氯化碳從這兒進來，硝酸鈾從這兒進到這兒，它往上，再往下，它穿過地板上了樓，通過管道上來，是從二樓上來的，啪啦啪啦啪啦——一張一張地翻圖紙，下去上來，下去上來，說得很快，解釋這個非常非常非常複雜的化學工廠。
我整個暈了。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圖紙上的符號是什麼意思！有個什麼玩意兒，我開始還以為是窗戶呢。那是小方框兒，中間打個叉兒，到處都畫這鬼東西。我以為是窗戶，但不是啊，不可能是窗戶，因為它不總在邊上。我想問他們那是什麼東西。
想必你也曾經處境如此尷尬：後悔你不早問。不懂就問，早沒事兒了。可現在，人家都講了那麼一大堆了。你也猶豫了老長時間。要是你現在才問，他們會說：「你浪費我這麼長時間，什麼意思啊？」
我可該怎麼辦啊？我有了個主意。那或許是個閥門。我伸出一根手指頭，把它壓在第三頁圖紙中間的那個神秘的小叉兒上，說，「如果這個閥門給卡住了，那會怎麼樣？」——我心裡盤算著他們會說：「那不是個閥門，先生，是個窗戶。」
於是，兩個人面面相覷，說：「那個，如果那個閥門卡住了——」在圖紙上，一個人上上下下地比畫，另一個人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地比畫，他倆都看著對方。他們轉過來，看著我，張著口，像受了驚嚇的魚，說：「您完全正確，先生。」
於是，他們把圖紙捲起來，離開了，我們也走了出來。贊姆沃爾特先生，一直跟著我，說：「您是個天才。您在廠子裡走一趟，第二天早晨就能跟他們講90～207號樓裡c-21乾燥器的事兒，我當時就知道您是個天才。」他說：「您做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想知道，您是怎麼辦到的？」
我告訴他，搞清楚那玩意兒是不是個閥門，就行了。
我處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樣：我們不得不用瑪珍（marchant）計算機來進行大量計算。順便插一句，讓你對洛斯阿拉摩斯有個印象：這些瑪珍計算機是手搖的，上頭有許多數碼兒。你拿手搖它，它就加減乘除什麼的，但不像如今那麼容易。它是機械的玩意兒，經常在關鍵時候掉鏈子，那就必得送回工廠修理。我們有幾個人把計算機的外殼卸掉了。（我們不該這麼幹的。上頭有警告寫得明白：「如果把外殼拆除，我們便不負責……」）我們把外殼卸掉，就學會了怎麼修它；因為修的部位越精細，我們就越來越熟悉它。我們遇到太複雜的問題的時候，就把它送回廠子；但容易修的，我們自己修，活兒也不耽誤。結果，所有的計算機都由我來修，可車間裡有個負責維修打字機的傢伙。
無論如何，我們看得很準，那個大問題——就是精確地計算出原子彈爆炸時是個什麼情況，就是說，你得精確地計算出有多少能量釋放出來這類事兒——這需要很多計算，多得我們招架不過來。有個叫斯坦利·弗蘭克（stanleyfrankel）的聰明夥計，意識到這事兒用ibm的機器或許能辦得了。ibm有些商用機器，名叫製表機的加法機器；還有個乘法機，你可以把卡片放進去，它就能把一張卡上的兩個數乘起來。還有校對機和分類機什麼的。
弗蘭克就琢磨出了一個很妙的方案。如果我們在一個房間裡擺的這種機器足夠多，我們轉著圈兒地往機器裡放卡片。搞計數的人都很清楚我說的是什麼，但這在當初還是新生事物——用機器進行的大規模生產。我們在加法機上幹過這樣的事。你通常是一口氣把一個步驟計算完，事兒都是你一個人做的。但這個方案有所不同——你先去用加法機，然後用乘法機，然後用加法機，等等。弗蘭克因此就設計了這麼一個系統，從ibm公司訂了許多機器，因為我們意識到，這是個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我們需要有個人來修理這些機器，別讓這些機器停擺。軍隊總是把他們的一個人派來，而他總是姍姍來遲。現在，我們的活兒總是急的。我們做的每一樣事兒，我們都得儘快地幹。在這種特別的情況下，我們把打算讓機器乾的所有計算步驟都搞出來了——乘以這個，然後幹這個，然後除以那個。我們把程式搞出來了，可沒有機器來試驗。於是，我們騰了一個屋子，弄了些女孩兒在裡面。每個女孩兒都有一臺瑪珍：一個管乘法，另一個管加法。這一位是算立方——她只管把索引卡上的數的立方算出來，然後傳給下一個女孩兒。
我們如此這般轉圈兒地試驗，最後把這個過程中的一些小瑕疵都去掉了。結果證明，其速度要比老方式，即每個人單獨完成所有的計算步驟，快多了。我們這個系統的速度，趕得上ibm機器的設計速度。唯一的不同，是ibm機器不知疲倦，不用三班倒。可我們的女孩兒，過一陣子，都累倒了。
不管怎麼樣，我們把程式的毛病都克服了，最後機器到了，可維修工沒到。這是那個時代技術最複雜的機器，都是些大傢伙，得拆卸了，一塊兒一塊兒地運來，許多許多電線，還有圖紙告訴你怎麼做。斯坦利·弗蘭克、我和另外一個夥計，我們自己動手，把機器組裝起來，但我們遇到了麻煩。最大的麻煩，是那些大腕兒們總是過來說：「要把東西搞壞的啊！」
我們把機器裝起來了，有的時候，它執行正常，有的時候組裝錯了，不轉了。最後我搗鼓乘法機，我看到它裡面有個零件彎曲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為它可能啪地一下子斷了——人家一直對咱說，咱非得弄出點兒不可挽回的事兒不可。到修理工來了的時候，他把我們還沒準備好的機器裝了起來，一切正常。但那臺讓我遇到麻煩的機器，他也覺得麻煩。三天之後，他仍然在跟這最後一臺機器忙活。
我湊過去，說：「哎，我發現那個玩意兒彎了。」
他說：「啊，可不是嘛，都是它惹的禍！」扳直了！一切正常了。這麼說是它惹的禍啊。
哈，弗蘭克先生，發起這個方案的，就是這主，得了計算機病，如今玩計算機的人，都知道這種病。這病很嚴重，會完全妨礙正經事兒。和計算機有關的麻煩，是你和它玩。計算機可太妙了。按鈕都由你掌握著——你按這個，它就是個偶數，你按那個，它就是個奇數——如果你聰明，用這麼一臺機器，過不了多久，你就能幹越來越老道的事兒。
過了一陣子，整個系統崩潰了。弗蘭克心不在焉，沒監督著大家。系統執行得很慢很慢——此時此刻，他卻坐在另一個屋子裡，琢磨怎麼讓一臺製表機自動列印出角度x的反正切，那樣機器就開始執行，列印縱表，然後，吱、吱、吱，一邊列印，一邊通過積分計算把反正切值計算出來。一次執行，就弄出一整套反正切表來。
絕對是吃飽了撐的。我們有反正切表嘛。但是，只要你曾經用計算機工作過，你就理解這種病——它能讓你看看自己有多大能耐，這是一樂子！但他是第一個得這病的人，這個作繭自縛的可憐傢伙。
領導要我把在小組裡的工作放下，接管ibm小組。我竭力避免染上那種病。儘管在9個月裡只解決了3個問題，但我這個小組還是很不錯的。
真正的麻煩，是沒人告訴這些夥計任何事情。軍隊從全國選了他們這幫人來，說是來做所謂「特遣工程」的事兒——都是些有工程能力的高中生。他們被派到洛斯阿拉摩斯來，住在兵營裡，不知道要幹什麼。
然後他們來工作了，他們用ibm機器工作——打孔，那是些他們不知何物的數字。沒人告訴他們那是什麼。事情做得很慢。我說，頭一件應該做的事兒，是讓這些懂技術的傢伙，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奧本海默去跟安全部門談了談，得到了特別許可，這樣我才去講了很好的一堂課，告訴他們，我們在幹什麼。他們歡呼雀躍：「我們在打仗啊！我們明白那是什麼！」他們知道了那些數字是什麼意思。如果計算出的壓力高，那就意味著釋放出的能量大，等等。他們知道了自己在幹什麼。
他們整個變了！他們開始發明一些辦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他們改善了程式。他們加夜班。在晚上也不必有人監督他們；他們什麼也不需要。他們什麼都理解；他們發明了我們需要的好幾種程式。
因此，我的小夥子們出息了，只需要告訴他們那是什麼，就成了。結果，儘管他們以前花費了9個月解決了3個問題，現在我們用3個月解決了9個問題，幾乎快了10倍。
但我們解決問題的秘密方式之一，是這樣：一捆卡片，都得走一圈兒。首先是加法，然後是乘法——這樣，它得在這屋子裡經過一圈兒機器，很慢的，因為它老這麼轉來轉去。於是我們琢磨出了一個辦法，把另一套不同顏色的卡片也加到轉圈兒計算中，但時間和前一套不一致。我們一次就可以解決兩三個問題。
但這讓我們有了另外一個麻煩。比方說，接近戰爭結束的時候，就在我們在阿爾伯克基試爆之前，來了問題：釋放的能量有多少？我們已經計算過好幾種設計不同的炸彈的能量釋放，但還沒計算過最終用來試爆的這一種。因此，克里斯蒂來跟我們說：「我們在1個月之內，想知道這東西炸起來有什麼結果」——這麼說吧，很短的時間，比方說3個星期。
我說：「不可能。」
他說：「什麼呀，你們1個月解決了兩個問題。每個問題，只需要2個星期，或者3個星期。」
我說：「我知道。解決問題，實際上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我們是平行地解決問題。整個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沒辦法更快了。」
他出去了，我開始想。有沒有辦法讓它轉得更快？沒有別的事情來佔著機器，沒別的事情來打岔兒，辦得到嗎？我在黑板上寫了「我們辦得到嗎？」向小夥子們挑戰。他們全喊起來，「辦得到，我們幹兩班兒，我們加班加點。」都這麼個說法。「辦了！辦了！」
有了規定：別的問題都放下。只有一個問題，全力以赴解決這一個。於是他們開始投入工作。
我妻子阿琳患了肺結核——病得確實厲害。好像任何時候都會出事兒，因此我提前做了準備，借了宿舍裡的一個朋友的汽車，以便到時候好緊急趕往阿爾伯克基。他名叫克勞斯·富克斯（klausfuchs）。他是個間諜，用他的汽車把原子彈機密從洛斯阿拉摩斯送到了聖達菲（santafe）。但當時沒人知道這個。
阿琳病危的時刻來臨了。我借了富克斯的車，捎帶了兩個搭便車的，以免這車在往阿爾伯克基的路上出問題。不出所料，我們一到聖達菲，就爆了胎。那兩個傢伙幫我換胎，正當我們準備離開聖達菲的時候，另一個輪子又爆了。我們就把車推到了附近的一家加油站。
加油站的傢伙在修另一個人的車，我們得等上一陣子，才能輪到他來幫我們的忙。我甚至不想說什麼，倒是那兩個搭便車的，到加油站那裡跟他說明了情況。我們很快就有了一個新輪胎（但沒有備用的了——在戰時，輪胎很難搞到）。
大約離阿爾伯克基50千米的地方，第三個輪子癟了。我就把車扔在路上，搭便車走完餘下的路。我給一家修車行打了電話，讓他們過來把車弄走，與此同時，我去了醫院看我妻子。
我趕到之後才幾小時，阿琳死了。一個護士進來填寫死亡證明書，又出去了。我和我妻子多待了一會兒。我看了看我7年前送給她的那個鍾，那時她剛剛患了肺結核。在那年頭，這算是個好東西：那是個用數碼顯示的電子鐘；隨著機械部分的運轉，數碼會變化。這鐘很嬌氣，經常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停擺——我必須時不時地修修它——但在那些年月中，我沒讓它停過。現在，它又停了——停在9：22，死亡證明書上寫的就是這個時間！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兄弟會的房子裡，冷不丁地，腦子裡出現了一個想法：我祖母死了。接著就來了電話，事兒是這種事兒，卻是打給彼得·伯內斯（petebernays）的——我的祖母還活著。我記得這事兒，萬一這電話就是打給我的呢？我琢磨著，這種事兒，有時候碰巧會發生——我祖母畢竟也是風燭殘年了——儘管大家或許相信，這種事兒的發生，是某種超自然的現象。
阿琳在生病期間，一直把這鐘放在她的床頭櫃上；現在，它停在她死去的那一刻。有的人，對這種事情的可能性，將信將疑，沒有善於懷疑的頭腦——尤其身在那樣的情勢之下——一時搞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是會這樣解釋的：沒人動過那個鍾，把它解釋成尋常現象，是不可能的。我很能理解他們這種想法。但鐘不過是停了而已。這就成了那些匪夷所思的現象的一個很有戲劇性的例證。
我看到房間裡光線很暗，我記得當時那個護士把鍾拿起來，轉到燈光這邊兒，看鐘面好看得清楚些。這就很容易把鍾弄停。
我到外邊走走。或許我在自欺欺人，但讓我驚訝的是，我沒有人們在這種情況下該有的那種感覺。我沒有高興，但也沒覺得特別難過，這或許是因為，7年來，我已經知道這事兒是免不了的了。
我不知道我如何面對我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朋友們。我不希望大家拉長著臉跟我談這事兒。當我返回的時候（在路上又爆了一個胎），他們都來問我發生了什麼事兒。
「她死了。工作進行得怎麼樣？」
他們立刻明白了，我不想為此終日哀傷。
（我顯然為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安慰的事：現實是重要的——我一定要理解，從生理學上說，阿琳究竟是怎麼了；我沒哭，直到幾個月之後。當時我在橡樹嶺，我正走過一家百貨商店的櫥窗，裡頭掛著女式服裝，我想阿琳或許喜歡其中的一件。此時此刻，我不勝悲慼。）
等我回去進行計算工作時，我發現那裡一團糟。有白色的卡，有藍色的卡，有黃色的卡，我開始說：「沒人要你們解決另外的問題——只有一個問題嘛！」他們說：「出去、出去、出去。稍安勿躁——我們會把一切解釋清楚。」
那我就稍安勿躁，事情是這樣的：當卡片在裡面走的時候，這機器有時會出錯兒，或者他們也可能把卡片塞錯了。在發生這樣的事情時，我們以前通常的搞法，是返回去，從頭再來。但他們注意到，在一圈兒計算的某一點上發生的一個錯誤，僅僅影響附近的幾個數，下一圈兒也影響附近的幾個數，如此等等。它是論每包卡片計算的。如果你有50張卡，你在39號卡那兒出了個錯誤，它會影響37、38、39號卡。下一圈兒受影響的，是36、37、38、39和40號卡。下一次，這錯誤就像一種病那樣蔓延開來。
他們往回走一段兒，發現了一個錯誤，於是就得到一個主意。他們只計算那個錯誤周圍的一小疊卡片。因為往機器裡塞10張卡，要比塞50張的一疊卡，快得多，所以他們在繼續計算那傳播疾病的50張卡的同時，快速地計算10張卡的那一疊。因為10張卡的那一疊計算得很快，他們就把它封起來，並糾正它的錯誤。好聰明啊。
這幫傢伙幹得如此神速，靠的就是這辦法。假如他們停下來從頭再來，我們就損失了時間。我不一定能想出這法子啊。他們卻在做這不一定的事兒。
當然，正當他們在忙活的時候，發生了個事兒。他們在藍色的那疊卡里發現了一個錯誤。於是他們弄了張數少一些的黃色的一疊卡；這黃的一疊比藍的一疊走得快。正當他們為此瘋魔的時候——因為在他們把這個弄好了之後，他們不得不去糾正那一疊白卡里的錯誤——我這當老闆的踱進來了。
「別來煩我們。」他們說。我不去煩他們了，一切都搞妥了。我們及時解決了問題。事兒就是這麼辦成的。
起初我是個小卒子。過了一陣子，我當了小組長。我見到了一些大人物。見到那些魅力四射的物理學家，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經歷之一。
其中當然有恩里科·費米。他曾經從芝加哥來了一趟，稍微問了問情況；如果我們有問題，他就幫我們。我們曾經和他開了個會，我一直在搞計算，也取得了一些結果。那些計算太精細了，非常難。在這方面，我通常是專家；我總是能告訴你結果會是怎麼個樣子；在我得到結果的時候，我也能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個結果。但是，現在的事情太複雜，結果為什麼是那個樣子，我解釋不了了。
因此，我告訴費米我正在解決這麼一個問題，開始解釋那些結果。他說：「等一下，在你告訴我結果之前，讓我想想。結果會是這個樣子（他說對了），結果之所以會是這個樣子，那是因為這個這個那個那個。這太明顯了，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他這一招兒，本該是我的拿手好戲，可他比我強十倍。真是山外有山啊。
接著是約翰·馮·諾伊曼，大數學家。我們通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我們在峽谷裡走，貝特和鮑勃·巴舍爾也經常入夥兒。那真是一樂子。馮·諾伊曼給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你不必為你身在其中的這個世界負責。由於馮·諾伊曼的這個建議，我形成了對社會強烈的不負責任感。這使我從此以後成了一個很快樂的人。是馮·諾伊曼播下了這顆種子，這種子在我的思想里長成了活躍的不負責任感！
我還見到了尼爾斯·玻爾。他那時名叫尼古拉斯·貝克（nicholasbaker），他是和他兒子吉米·貝克（jimbaker），他的名字實際上叫亞奇·玻爾（aagebohr），一起來到洛斯阿拉摩斯的。他們是從丹麥來的，父子倆都是非常著名的物理學家，這個你都知道。即使對那些大腕的傢伙來說，玻爾也是一尊大神。
我們一起開過會，他第一次來的時候，人人都想一睹偉大的玻爾的風采。因此那兒人很多，當時我們在討論原子彈的問題。我坐在後邊哪個角落裡。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只能從大家腦袋之間的縫隙看他。
在他第二次來的那天早晨，我接到了個電話。
「喂——費曼嗎？」
「是我。」
「我是吉米·貝克，」是他兒子，「我父親和我想跟你說說話。」
「和我？我是費曼。我只是個……」
「好了，好了。八點可以嗎？」
因此，在早晨八點，在大家醒來之前，我去了那地方。我們進了技術區的一個辦公室，他說：「我們一直在考慮怎麼讓這炸彈更有威力，我們考慮的是下面這個看法。」
我說：「不成，那不管用。那沒威力……嘰裡呱啦、嘰裡呱啦。」
於是他說：「如此這般，怎麼樣？」
我說：「那聽上去好那麼一點兒，但透著點兒蠢勁。」
就這麼談了大約兩小時，來來往往地說了很多想法，還發生了爭論呢。偉大的玻爾，不斷拿火點他的菸斗，菸斗總是滅。他講話的方式，不大好懂，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很難聽明白。他兒子的話，我聽得比較清楚。
「好吧，」他最後點著菸斗說，「現在，我猜我們可以把那些大腕們招呼來了。」於是他們把別的傢伙們都叫來了，和他們討論。
後來，他兒子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了我。上次他來的時候，玻爾對他兒子說：「還記得坐在後邊那個小傢伙叫什麼名字嗎？就他這麼一個傢伙，不怕我。我想法走火入魔的時候，他敢直言。因此，下次咱們想討論的時候，不能和那些張口閉口是的、是的玻爾博士的傢伙們說了。把那小子找來，咱們先跟他聊聊。」
我總是這麼傻乎乎的。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在跟誰講話。我總是為物理學操心。如果那個想法看起來糟糕，我就說它看起來糟糕。如果它看起來好，我就說它看起來好。我不會拐彎抹角。
我總像這樣過日子。這很好，很快樂——但願你也能這麼辦。在我的一生中，我很幸運，可以這麼辦。
我們把計算搞出來了，下一件事兒，當然，就是試爆。那個時候，我實際上在家裡休了一個很短的假期，那是在我妻子去世不久，傳來訊息說：「小寶寶在哪天哪天要降生了。」
我飛了回去，我到的時候，大巴剛剛要開，所以我就直接去了現場。我們在那兒等著，在30千米開外。我們有個收音機，他們該告訴我們這東西什麼時候爆炸之類的，可收音機壞了，因此我們根本不知道下面會發生什麼事兒。但是，就在它應該爆炸的前幾分鐘，收音機好了，那邊告訴我們還有20來秒，這是對我們這些站在遠處的人而言的。另一些人，靠得比較近，在10千米的地方。
大家發了墨鏡，好戴著墨鏡看。墨鏡啊！30千米之外，透過墨鏡，你啥玩意兒也看不到。我琢磨著，真對你眼有害的（亮光怎麼也傷不了眼），只有紫外線。我坐在一輛卡車的擋風玻璃的後邊兒，因為紫外線穿不透玻璃，這該安全吧，這樣我才好看那個鬼東西。
時候到了，那邊一團巨大的閃光，晃得我貓下腰去，我卻在卡車的底板上看到一片紫色。我說：「不對勁。這是視覺殘留的餘像。」我於是抬起頭，看到白光變成了黃的，又變成了橘紅的。雲朵形成又消散——這是衝擊波壓縮和膨脹的結果。
最後，一個橘紅的大球，中心明亮異常，它變成了一個橘紅的球，開始升騰，稍作洶湧狀，邊緣稍微黑了一點兒，然後你看到它成了一個閃閃發光的大煙團，內部的火突突竄出，還有熱。
這一切持續了大約1分鐘。那是一個由明到暗的序列，我都看見了。或許我是看清楚了這鬼東西的唯一的一個人——第一次「三合一」試爆。別人都戴著墨鏡；10千米處的人，什麼也沒看到，因為他們按照指示趴在地上。我多半是用肉眼看它的唯一的傢伙。
最後，大約一分半鐘，突然，一聲巨響——嘣，然後作隆隆之聲，猶如滾雷一般——這聲音讓我心裡有底了。在這整個過程中，沒人說一句話。我們只是默默地看。但這聲音，讓大家如釋重負——特別讓我如釋重負，因為，這聲音，從那麼遠傳來，厚實，這意味著，事兒真的成了。
站在我旁邊的那人，說：「那什麼玩意兒？」
我說：「那就是那炸彈了。」
那人是威廉·勞倫斯（williamlaurence）。他在那兒，是為了寫一篇文章來講述整個情況。我本是負責帶他到各處看的。後來發現，事情對他來說，太技術性了，因此後來來了個史密斯（h.d.smyth），我就帶他到處看。我們做過的一件事，是我們到了一個房間，在一個窄窄的基座的頂上，有一個鍍銀的小球。你可以把手放在這球上。它熱乎乎的。它有放射性。它是鈽。我們站在這房間的門口，在談論它。這是一種人造的新元素，在地球上是前所未有的，或許它只在地球剛形成的時候，存在了非常短暫的一段時間。此時此地，它被分離了出來，有放射性等性質。我們把它造出來了，因此，它是個無價之寶。
與此同時，你知道大家在談話的時候，都是個什麼德性——渾身亂動什麼的。他在踢那個制門器，我說，你明白吧。「沒錯，這制門器和這門可真是太般配了。」這個制門器是個直徑25釐米的黃燦燦的金屬半球——金的，真的。
話得從頭說起：我們需要做一個實驗，看看不同的材料能把多少中子反射回來，這為的是節約中子，那樣我們就不必用掉那麼多材料了。我們試過許多不同的材料。我們試過白金，我們試過鋅，我們試過黃銅，我們試過金。因此，在用金做實驗的時候，我們有了一些碎金子。某人出了這麼個聰明的點子，用這個大金球當存放鈽的那房間的制門器。
這玩意兒爆炸了以後，洛斯阿拉摩斯一片興奮。大家都在聚會，我們到處亂跑。我還坐在吉普車後座打鼓什麼的。只有一個人，羅伯特·威爾遜，坐在那兒，悶悶不樂。
我說：「怎麼悶悶不樂的呀？」
他說：「那是個可怕的東西，我們造的。」
我說：「這可是你挑頭兒的。你把我們大夥都扯了進來。」
你瞧：我都幹了什麼——這其餘的人都幹了什麼——我們蠻有理由，就動手幹了，然後你賣勁幹活兒，弄成了一個東西，這很快樂，很刺激。你知道，你停止思想了；你就是停止思想了嘛。此時此刻，只有羅伯特·威爾遜一個人，還在那兒思考這事兒。
此後不久，我返回了文明世界，到康奈爾大學教書。我的第一感覺很奇怪。我不理解那種感覺，但當時是很強烈的。我坐在紐約的一家飯店裡，比方說，看著窗外的建築物，開始想，你知道，廣島原子彈的破壞半徑有多大……第34大街離這兒多遠……所有那些建築物，全部夷為平地——等等。我一邊走，一邊看有人在造大橋，或者在鋪新路，我想，他們都瘋了，他們就是不明白，他們不明白啊。我們為什麼要造新東西？都在瞎忙活。
但幸運的是，這種瞎忙活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將近40年，不是嗎？因此，說造大橋是瞎忙活，可見是錯了；別人有勇往直前的勇氣，我很欣慰。
撬鎖賊碰到了撬鎖賊
我跟一個名叫列奧·拉法特里（leolavatelli）的傢伙學會了開鎖。我發現，一般的旋轉彈簧鎖——如耶魯鎖——容易開。你把螺絲刀插在鎖眼兒裡（你得貼著一邊往裡插，好讓鎖眼兒留出空隙），試著轉動。這麼轉，是轉不動的，因為裡頭有一些栓子，一定得把栓子抬到一定的高度（用鑰匙）。因為鎖造得不那麼地道，因此經常只有一個栓子在吃力，其他栓子不起作用。現在，如果你把一段鐵絲——或許是一個曲別針，頭上有個小凸起的最好——插進去，然後再在鎖裡前後哆嗦著，你最後就能把那個吃大部分力的栓子，撬到合適的高度。鎖就鬆動了，但只鬆動了一點兒，第一根栓子在上面待著，卡在邊上。現在，大部分的力，是第二根栓子吃著，你再花幾分鐘重複剛才這個隨意的過程，直到把全部的栓子都拉起來。
經常發生的事兒，是螺絲刀打滑，你聽到吱啦、吱啦、吱啦，這讓你急得發瘋。在鑰匙拔出來的時候，有一些小彈簧就把栓子推到下邊了；把螺絲刀一拔出來，你就聽得見栓子啪啦一下掉下去了。（有時你故意把螺絲刀拔出來，為的是看看你插的地方對不對——比方說，你可能插錯地方了。）這過程有點兒像西西弗斯（sisyphus）：你總是從山頂上滾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