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是簡單的，熟才能生巧。你得學會怎麼緊緊把東西壓住——壓得足夠緊，栓子才會待在那兒，但也不能太緊，否則栓子就不往上走了。大家經常把自己鎖了起來，把鎖開開不那麼難，而大多數人其實都不知道這個。
在我們開始在洛斯阿拉摩斯搞原子彈專案的時候，一切都是匆匆上馬，實際上沒準備好。這專案的全部機密——所有和原子彈有關的東西——都放在檔案櫃裡。要是檔案櫃鎖了的話，也是用的掛鎖，這種鎖或許只有三個栓子：開這種鎖，跟掰開餅似的容易。
為了加強保密工作，車間為每個檔案櫃加了一根挺長的鐵棍兒，把抽屜把手串起來，再用掛鎖絆住鐵棍兒。
有個傢伙對我說：「瞧車間弄出的這個新生事物——現在你能把櫃子開啟嗎？」
我看了看櫃子背面，看到抽屜底不結實。每個抽屜上都有了狹縫，狹縫裡有一根鐵棍，鐵棍絆著一個可以滑動的板（它在抽屜裡邊把檔案攏住）。我從後邊把手伸進去，把那個板往後推，然後從狹縫往外扯檔案。「瞧！」我說，「連鎖都不用撬。」
在洛斯阿拉摩斯，大家都很合作，我們覺得指出應該得到改善的事兒，是我們的責任。我一直在發牢騷，說檔案不安全，可別人都認為那很安全，因為有鋼棍兒，有掛鎖，可那頂個什麼用啊。
為了證明那些鎖不頂用，每當我需要一個人的報告而他又不在旁邊的話，我就徑直到他們的辦公室，開啟檔案櫃，把東西拿走。我把事情做完了，就把東西還給那個傢伙：「謝謝你的報告。」
「你從哪兒弄的？」
「從你檔案櫃裡拿的。」
「但我把它鎖了啊！」
「我知道你鎖了。鎖不頂用。」
終於來了一些檔案櫃，裝了「莫斯勒鎖業公司」造的密碼鎖。櫃子上有三個抽屜。把最上邊的抽屜拉開，掛鉤就開了，另外兩個抽屜也就跟著開了。最上邊的那個抽屜是這麼開的：按照密碼，轉動密碼輪，往左，往右，再往左，然後往右轉到10，這就把裡邊的一個閂挑開了。整個檔案櫃是這麼關的：首先關上底下的兩個抽屜，然後關最上邊的那個抽屜，轉動密碼輪離開10，這就把那個閂扣上了。
自然，這種新檔案櫃立刻成了我的挑戰。我喜歡難題。一個傢伙搞出個東西，來為難另一個傢伙；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必須首先理解這種鎖是怎麼工作的，所以我就把我辦公室的那個拆了。它工作的道理是這樣的：一根杆上有三個圓盤，一個挨著一個，每一個圓盤都在不同的地方有凹槽。這個想法，是把三個凹槽排成一條線，這樣，當你把密碼輪轉到10的時候，一點點摩擦力會把那個閂帶進由那三個圓盤組成的狹縫裡。
現在，轉動三個圓盤，就有一個栓子從密碼輪的後面伸出來，還有一個同樣半徑的栓子是從第一個圓盤上豎起來的。把密碼輪轉一圈，你就會把第一個圓盤帶起來。
第一個圓盤背後有一個栓子，其半徑和第二個圓盤前邊的那個栓子的半徑一樣，因此，等到你把密碼輪扭到第二圈的時候，你也把第二個圓盤帶起來了。
繼續轉動密碼輪，第二個圓盤背後的栓子，會連動第三個圓盤前面的那個栓子，現在你就把第三個圓盤弄到了跟密碼輪的第一個數字相符合的合適位置上了。
現在，你必須向相反的方向轉動密碼輪一整圈，以便從另一邊連動第二個圓盤，然後繼續按照密碼輪的第二個數字轉動。以便把第二個圓盤弄到合適的位置上。
你再次反轉方向，把第一個圓盤弄到合適的位置上，現在，三個凹槽在一條直線上，把密碼輪轉到10，櫃子開了。
我折騰了一番，沒有進展。我買了兩本開鎖的書，都是大同小異的。書開頭講關於這位開鎖匠非凡業績的幾個故事，比方說，一個女人把自己鎖在了藏肉的冰箱裡，快要凍死了，這位開鎖的，把自己倒掛在房樑上，兩分鐘就把它開啟了。或者海底下有一些昂貴的皮毛和金條，他潛到水下，把箱子開啟了。
書的第二部分，告訴你怎麼開保險櫃。書裡有各種各樣的傻里傻氣的東西，比方說「把某個日子當密碼試試，或許是個好主意，因為許多人喜歡把日期當密碼」，或者「考慮一下保險櫃主人的心理，他可能把什麼數字當作密碼」，以及「秘書常常擔心把保險櫃的密碼忘了，所以她或許把密碼寫在如下這些地方——寫字檯的邊上、通訊錄裡……」等等。
怎麼開啟一般的保險櫃，這些書確實告訴了我某些有意思的東西，而且也很容易理解。一般的保險櫃，有一個多餘的把手，因此，如果在你轉動密碼輪的時候，往下壓那個把手，事情就不公平了（對鎖不公平）。把手上的力，試圖把閂推到凹槽裡（並沒有排成一條線），而一個圓盤受的力會比另外一個多。當那個圓盤上凹槽走到閂的下面的時候，會有一聲輕微的啪啦，用聽診器是可以聽到的，或者你手上可以感覺到摩擦力增加了一點兒（要感到摩擦力，你不必用砂紙來擦你的指尖），你知道，「找到一個數碼了」！
你不知道那是第一、第二還是第三個數碼。但是，你很可能猜得出是哪一個，只要你看看你需要反轉密碼輪多少次才又能聽到那聲啪啦就行了。如果不需要轉一圈兒，那就是第一個圓盤；如果少於兩圈兒，那就是第二個圓盤（你必須根據栓子的粗細做相應的矯正）。
這一有用的手法，只能對付有把手的一般的保險櫃，所以我又沒轍了。
我在檔案櫃上把各種各樣的輔助手段都試過了，諸如不開啟頂上那個抽屜，把前面的螺絲釘卸掉一個，然後插進一段曬衣服用的鐵絲，想把下面的兩個抽屜的插銷弄開。
我試過快速轉動密碼輪，然後轉到10，這樣會增加一點兒摩擦力，我指望這會使一個圓盤以某種方式停住。我把什麼東西都試過了。我都急眼了。
我還進行了不少系統的研究。比方說，一種典型的密碼組合是69-32-21。在你想把保險櫃開啟的時候，密碼允許多大的誤差？假如密碼是69，那麼68也管用嗎？67也管用嗎？就我們的這種特別的鎖而言，答案是：68和67都管用，但66不管用。在兩個方向上，允許的誤差都是2。這意味著，每五個數碼，你就得試其中的一個，所以你可以試0、5、10、15，等等。在一個有100個刻度的密碼輪上，就有20個這樣的數碼，這樣就有8000種可能的數碼組合；如果你想試遍全部數碼的話，那麼就有100萬種可能的數碼組合。
現在的問題是，試完8000種數碼組合，要花我多長時間？假定我們已經得到了我想得到的前兩個正確的數碼組合，比方說，是69-32。但是我並不知道，我得到的數碼組合是70-30。我可以試20種可能的第三個數碼組合，而不必每次都確定前兩個數碼組合。現在，假定只有第三個數碼組合是對的。在第三個圓盤上把20個數碼試完了之後，我就稍微轉動一下第二個圓盤，然後在第三個圓盤上試另外20個數碼。
我一直在我自己的保險櫃上練習，所以我能以我最快的速度進行這個過程，而且腦子不亂，不會忘記該試的數碼到了哪一個，從而把前一個數碼搞亂。就像練習變戲法似的，我在試數碼的時候，絕對有節奏，不到半小時，就能試遍後面的400個可能的數碼組合。這意味著我最多隻需要8小時開一個保險櫃——平均4小時開一個。
洛斯阿拉摩斯還有另一個傢伙，叫斯塔雷（staley），也對鎖感興趣。我們時不時地談開鎖的事兒，但沒談出個什麼。等我琢磨出怎麼在平均4小時內開啟保險櫃的時候，我想向斯塔雷顯示一番這是怎麼弄的，所以我走進計算部的一個傢伙的辦公室，問道：「用一下你的保險櫃，介意嗎？我想讓斯塔雷長點兒見識。」
與此同時，計算部的幾個傢伙過來看熱鬧，一個傢伙說：「嗨，各位；費曼想讓斯塔雷見識見識怎麼開保險櫃，哈、哈、哈！」我本來沒真的打算開保險櫃；我只是想向斯塔雷顯示怎麼快速地試後兩個數碼，卻又不會忘記試到哪兒了，以至於不得不再確定第一個數碼。
演示開始。「讓我們假定第一個數碼是40，我們把15作為第二數字來試。我們往前和往後轉到刻度10；再往後多轉5個刻度，再往前轉到刻度10；如此這般。現在，我們已經試過了可能的第三個數碼。現在，我們把20當作第二個數碼來試；我們往後轉到刻度10，往前轉到刻度10；再往後多轉5個刻度，往前轉到刻度10；往後再轉5個刻度，往前，咔嚓！」我下巴都掉下來了：第一和第二個數碼碰巧對了！
沒人看到我什麼表情，因為我背對著他們。斯塔雷看來吃驚不小，但我們倆都很快知道是怎麼回事兒，於是我興高采烈地把頂上的抽屜拉了出來，說：「搞定了！」
斯塔雷說：「我看明白了你什麼意思；這辦法非常棒。」——我們倆邁步出門。大家都傻了眼。那純粹是瞎貓碰到了死耗子。但我確實名聲大噪，我會開保險櫃。
花了我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我才有這造詣。（當然，我也在搞原子彈！）我覺得我已經把保險櫃打敗了，這意思是說，如果確實真出了麻煩——如果有人失蹤了或者死了，沒其他人知道密碼，但我們急著要檔案櫃裡的東西——我是能把它開啟的。在讀過了開鎖匠書裡的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之後，我覺得我這一次堪稱壯舉。
我們在洛斯阿拉摩斯沒什麼娛樂，我們得為自己找點兒樂子，因此擺弄我檔案櫃上的莫斯勒鎖，成了我的一項娛樂活動。有一天，我觀察到了一個有趣的事兒：當鎖開著的時候，抽屜也拉出來了，密碼輪停在刻度10（人在開啟檔案櫃往外拿檔案的時候，就是這麼幹的），鎖閂還扣著呢。鎖閂還扣著，這什麼意思？這意思是：鎖閂仍然在排成一條直線的三個圓盤形成的凹槽裡啊。哇噻！
現在，假如我把密碼輪稍微轉離刻度10，鎖閂就從凹槽裡抬起來了；如果我們立刻返回刻度10，鎖閂就又掉進了凹槽，因為我還沒把凹槽搞亂。如果我每次轉5格轉動密碼輪離開刻度10，那麼到某一個刻度，即使我再返回刻度10，鎖閂也不會掉在凹槽裡了：凹槽已經搞亂了。緊前面那個數，即仍然允許鎖閂掉到凹槽的那個數，就是密碼組合的最後一組數！
我意識到，我可以依照此法發現第二組數：一旦我知道了最後一組數，我就可以朝另一個方向，還是每次轉5格，一點一點地轉第二個圓盤，直轉到鎖閂掉下去，而緊前面那個數就是第二組數碼。
如果我很有耐心，我會把三組數都這樣搞出來，但用那種很細緻的辦法弄到第一組數碼組合需要的勞動，要比在檔案櫃關著的時候並且在你已經知道後兩組數碼的前提下去試那20個可能的第一組數碼所需要的勞動多得多。
我練啊練啊，練到我連密碼輪都不怎麼看，就能從開著的檔案櫃上搞到後兩組數碼。然後，等我在某個傢伙的辦公室裡討論物理問題的時候，我就倚著他開啟的檔案櫃，就跟人在談話的時候，漫不經心地擺弄鑰匙似的。我不過是在前前後後、來來回回地扭密碼輪而已。有時我用手指頭去摸鎖閂，所以我也不需要看看它是不是從凹槽裡出來了。用這種辦法，我搞來了好些檔案櫃的後兩組數碼。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把這些數字寫在一張紙上，藏在我的檔案櫃裡。每次我要看那張紙的時候，都要把鎖拆開——我覺得把它藏在這地方，是安全的。
過了一陣子，我的名聲傳揚開了，因為下面這種事兒是會發生的。有人會說：「費曼，克里斯蒂出城了，我們需要他保險櫃裡的一份檔案——你可以開啟嗎？」
如果我知道我沒有那個保險櫃的後兩組數碼，我就敷衍道：「抱歉，可我眼下騰不出身啊；我得把這個工作做完。」如果我有那兩組數，我就說：「好的，可我得去找工具。」我不需要什麼工具，但我要回我辦公室，把我的檔案櫃開啟，把那張紙拿出來：「克里斯蒂——35，60。」然後，我帶著把螺絲刀，到克里斯蒂辦公室裡，順手把門帶上。很明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看我是怎麼弄的！
我一個人待在那兒，幾分鐘就把保險櫃開啟了。我要乾的，僅僅是最多需要20分鐘搞到第一組數碼，然後坐下來看雜誌什麼的。讓人看出這事兒很容易辦，那又何必；有人會琢磨出這其中必定有竅門！過一陣子，我開了門，說：「開了。」
大家以為我能把保險櫃開啟，每次都要摸索。我能把鎖開啟，是碰巧了，讓他們那樣想好了，那都是因為和斯塔雷的那次偶然的事兒。沒人琢磨出我把他們保險櫃的後兩組數碼搞了去，儘管我一直這麼搞，或許正是因為我一直這麼搞，他們才不知道，就像一個靠玩撲克騙錢的騙子一樣，走哪兒都帶著一副撲克。
我經常到橡樹嶺檢查鈾工廠的保密工作。一切都是匆匆上馬，因為那是戰時。有一次，我非得在週末去不可。那是個星期天，我們在那個傢伙的辦公室裡——一個將軍，一個頭兒，或者某個公司的副總裁，幾個大人物什麼的，還有我。我們聚在那兒討論一份報告，這報告在這傢伙的保險櫃裡——一個機密保險櫃——他那時突然意識到他不知道密碼。知道密碼的，只有他秘書一個人，於是他給她家裡打電話，結果她到山上野餐去了。
正當這麼折騰著的時候，我說：「要是我來擺弄一下這保險櫃，你不介意吧？」
「哈、哈、哈——一點也不介意！」我就走到保險櫃那兒，開始搗鼓。
他們開始商量，從哪兒弄輛車去找找那個秘書。那傢伙越來越尷尬，因為他讓大家在這兒空等，他是這麼一頭蠢驢，連自己的保險櫃都打不開。在場的每個人都煩了，都跟他急眼，正在此時，啪啦！——保險櫃開了。
在10分鐘之內，我就把這個裝著和工廠有關的全部機密檔案的保險櫃給開啟了。他們目瞪口呆。這保險櫃顯然不怎麼保險啊。這可是沉重的打擊啊：所有這些「只可閱讀、不可帶走」的東西，這些絕密檔案，鎖在這麼一個美妙的機密櫃裡，而這個傢伙，10分鐘就把它開啟了！
我當然能把這個保險櫃開啟，因為我搞走人家保險櫃的後兩組密碼，都成了習慣。我在前一個月來橡樹嶺的時候，來過這個辦公室，其時這個保險櫃開著呢，我呢，就漫不經心地把它的兩組數碼弄出來了——我總在操演我的這個嗜好。儘管我沒把數碼寫下來，但我還能模模糊糊地記得。第一次，我試了40-15，然後試了15-40，但這都不管用。然後我試了10-45，和可能的第一組數碼一起試，於是就開啟了。
在另一個週末，還是在橡樹嶺，發生了一件相似的事兒。我寫好了一份報告，這報告必須讓一個上校認可，而報告放在他的保險櫃裡。這裡的每個人都把檔案放在像洛斯阿拉摩斯那樣的檔案櫃裡，但他是個上校啊，所以他的櫃子花花兒得多：兩扇門，裝了兩個把手，把手把四個2釐米粗的鋼製鎖閂從構架上拉了回來。大黃銅門晃開了，他把我的報告拿出來讀。
我還沒有機會見識一下這麼好的保險櫃呢。我對他說：「在你讀報告的時候，我看看你的保險櫃，介意嗎？」
「隨你看。」他說，確信我做不了什麼事。我看了看一扇厚重的黃銅門的背後，發現那個密碼輪連著一個小鎖，這小鎖就跟我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檔案櫃上的那個小部件一模一樣。同一個公司，同樣的小閂子，不同的僅僅是：這裡的鎖閂下來的時候，保險櫃上的大把手能把一些鋼棍撥到側路上，而且藉助一串槓桿，你可以把那些2釐米粗的鋼棍拉回原處。這整個的槓桿系統，依靠的仍然是把我的檔案櫃鎖住的那樣一些小閂子。
僅僅是出於職業完美主義的原因，為了確定這個保險櫃實在沒什麼兩樣，我把它的兩組密碼弄到手了，方法和我從其他檔案櫃上搞密碼一樣。
與此同時，他在那裡讀報告呢。讀完了，他說：「行，不錯。」他把檔案放在保險櫃裡，抓著那兩大把手，把兩扇大黃銅門晃上。關門的聲音，鏗然悅耳，但我知道那全是心理戰術，因為它除了是同樣的破鎖之外，什麼也不是。
我禁不住想刺撓刺撓他（我對軍隊裡的傢伙總有看法，瞧這身神氣活現的軍裝），我就說：「從你關這保險櫃的派頭來看，我猜，你覺得東西放那兒，挺安全。」
「那還用說。」
「你覺得東西放那兒挺安全，唯一的理由，是因為老百姓把那玩意兒叫作‘保險’櫃。」（我在這節骨眼兒上用了「老百姓」這詞兒，聽起來好像他已經被老百姓愚弄了似的。）
他非常惱火。「什麼意思啊，你——它不保險？」
「開鎖的好手，30分鐘就弄開它。」
「你能30分鐘把它弄開嗎？」
「我說的是開鎖好手嘛。我來開，大約需要45分鐘。」
「也罷！」他說，「俺老婆在家等俺吃晚飯來著，可俺打算待在這兒看看熱鬧。你給我坐那兒，弄那倒霉玩意兒弄上45分鐘，要是弄不開的話……」他坐在他的大皮椅子上，把腳翹在寫字檯上，看起報紙來。
我信心十足，拉了把椅子，坐在保險櫃前頭。我開始隨機轉動密碼輪兒，這是故作姿態而已。
約莫5分鐘之後，當你坐著等的時候，5分鐘顯得好長，他有點兒不耐煩了：「我說，進展如何？」
「對付這麼個東西，開就徹底開了，否則就是開不了。」
我琢磨著，再過一兩分鐘，也就差不多了，於是我就真用心地開它，兩分鐘之後，啪啦——開了。
上校的下巴掉下來了，眼珠子爆出來了。
「上校，」我說，語氣嚴肅，「讓我跟你說點兒這些鎖的事兒。在保險櫃的門敞著的時候，或者頂上的那個抽屜拉開的時候，把密碼弄到手，易如反掌。就在你讀報告的時候，我正弄這事兒呢，僅僅是為了表明這種危險。你應該堅決要求大家在工作的時候，把抽屜鎖上，因為抽屜敞著，這櫃子真是不堪一擊呀。」
「敢情！我明白你什麼意思。這事兒好玩哈！」從此，我們站在了同一立場上。
下次我到橡樹嶺的時候，那兒的秘書，那兒的人，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老對我說：「別打這兒過！別打這兒過！」
原來，上校已經給工廠的每個人發了通知，通知說：「在費曼先生上次來訪期間，在任何時間，他是否進過你的辦公室，是否靠近過你的辦公室，或者是否穿過你的辦公室？」有些人說是，另一些說否。那些說是的，又得到了個通知：「請更改你保險櫃的密碼。」
那就是他的解決方案：我成了危險。因此，由於我，他們全體都不得不更改密碼。更改密碼，再記住新密碼，這事兒真是可惱啊，因此他們全體都跟我急了眼了，不想讓我靠近他們：他們或許還得再次更換密碼。當然，在他們工作的時候，抽屜仍然敞著！洛斯阿拉摩斯有個圖書館，藏著我們工作的全部檔案：那裡有一個堅固的水泥房間，有一扇漂亮的大門，門上有個能轉的輪子——跟銀行金庫似的。在戰爭期間，我曾想湊近看看。我認識在那兒當圖書館員的那個女孩兒，我求她讓我玩玩那門。我對這門著了迷：它是我見過的最大的鎖！我發現，我要想進去，用搞到兩組密碼的那老辦法，不靈了。在門敞著的時候，我一扭把手，實際上是把鎖鎖上了，鎖頭伸出來了，沒辦法再把門關上，偏得等那女孩兒來再開啟鎖才成。我就此罷手，不再玩那鎖了。我沒工夫琢磨這鎖是怎麼工作的；它大大超過了我的本事。
在戰後的那個夏天，我有一些檔案要寫，有些工作要掃尾，所以我從康奈爾大學回到了洛斯阿拉摩斯（那年我在康奈爾大學教書）。我工作到中間，必得引用我以前寫的一個檔案，但我記不得了。那檔案就在那個圖書館裡。
我到那兒去找那個檔案，那兒有個當兵的，走來走去的，還有槍呢。那是個星期六。在戰後，這圖書館星期六不開門。
於是我記起了我很要好的一個朋友，弗裡德里克·德·霍夫曼（fredericdehoman）做的事兒。他是「解密部」的。戰爭之後，軍隊考慮著把某些檔案解密，他不得不來來回回跑那個圖書館——看看這個檔案，看看那個檔案，檢查這個，檢查那個——簡直快要發瘋！他於是就把每一份檔案——關於原子彈的全部檔案——都複製了，放在他辦公室裡的九個檔案櫃裡。
我到了他辦公室，燈亮著呢。看來那兒有人——或許是他的秘書——剛出去幾分鐘，於是我就等。我一邊等，一邊開始搗鼓一個檔案櫃上的密碼輪。（插一句，我不知道德·霍夫曼檔案櫃後兩組密碼。這些檔案櫃是在戰後、在我離開後送來的。）
我開始玩其中的一個密碼輪兒，開始想那幾本開鎖的書。我心裡想：「我從來沒把書裡寫的那些招數放在眼裡，因此我也沒試過，那就讓咱們試試，照書上的點子，看咱能不能開啟霍夫曼的保險櫃。」
第一招，秘書：她擔心把密碼忘了，就把密碼寫在什麼地方。我開始踅摸書裡提到的幾個地方。寫字檯抽屜鎖著，但那鎖是列奧·拉法特里教我開的那種普通鎖——啪地一聲就開了！我看了抽屜邊兒：什麼沒有。
然後，我翻看秘書的檔案。我找到了一張紙，所有秘書都有這種紙，整整齊齊地寫著希臘字母——以便她們能在數學公式裡能認出這些字母——還注了音。就在那兒，沿著紙的上緣，漫不經心地寫著π=3.14159。好了，六位數，那麼為什麼秘書必得知道圓周率的數值呢？明擺著的；沒別的理由！
我走到檔案櫃那兒，試第一個：31-41-59。沒開。然後，我試59-41-31。也不靈。然後，95-14-13。往前，往後，頭朝下，這麼擺，那麼放——都不管用！
我把寫字檯抽屜關了，走到門外，又想到了開鎖的書；其次，試試心理法。我對自己說：「弗裡迪·德·霍夫曼，鐵定是那種用數學常數當保險櫃密碼的傢伙。」
我回到第一個檔案櫃那裡，試27-18-28——啪啦！開了啊！（在重要性上僅次於圓周率的數學常數，是自然對數的底，e：2.71828……）有九個檔案櫃，我已經把第一個開了，但我要的檔案不在裡面——櫃子是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順序排的。我試著開第二個櫃子：27-18-28，啪啦！密碼相同，也開了。我想，「妙哉！我已經開啟了關於原子彈的機密檔案，但是，如果我在將來要講這故事的話，那我一定得拿準全部密碼真的一個樣兒！」有幾個檔案櫃在下一個房間裡，於是我就在其中的一個櫃子上試27-18-28，開了。現在，我已經開了三個保險櫃——全是一樣。
我心裡想：「現在，我現在可以寫一本開鎖的書了，管保打遍天下無敵手，因為，在開頭，我會講我是怎麼開啟那些內容更牛、更有價值的保險櫃的，任何地方的任何開鎖匠開過的保險櫃，裡頭的東西都沒辦法跟這個比——櫃子裡關的是人，就另當別論了——比毛皮或者金磚厲害。我把他們都比下去了，我開的保險櫃，裝著和原子彈有關的全部機密：鈽的生產程式，純化工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彈是怎麼工作的，中子是怎麼發生的，原子彈是怎麼設計的，尺寸是多大——洛斯阿拉摩斯那地方所知道的全部情報：一應俱全！」
我返回第二個檔案櫃，拿出了我需要的那份檔案。然後，我拿了一支紅鉛筆，在辦公室裡到處都是那種黃紙片上寫道：「借用編號la4312檔案一份——撬鎖賊費曼。」我把這紙片放在一摞檔案頂上，把櫃門關上。
然後，我到我開啟的第一個櫃子那兒，寫了另一張紙條：「這個櫃子也並不比另一個難開——聰明的傢伙」，把櫃子關上了。
然後，在另一個房間裡的另一個櫃子裡，我寫道：「要是密碼全都一樣，那就全都容易開——同一個傢伙。」我也把這個櫃子關了。我返回我的辦公室，寫我的報告。
那天晚上，我去了咖啡館吃晚飯。弗裡迪·德·霍夫曼在那兒。他說他要到辦公室去工作，所以我就跟他去了，僅僅是為了好玩。
他開始工作了，不一會兒他就到了另一個房間去開那裡的一個檔案櫃——這事兒，我倒沒想到——他先開的櫃子，碰巧是我放第三張紙條的那個。他開了抽屜，看到了那個異物——那個黃燦燦的紙條，上頭還用鮮紅的鉛筆塗鴉了什麼玩意兒。
我在書上看到過，說是受了驚嚇的人，臉會變成菜色，但我以前還沒見識過。敢情，絕對是真的。他臉發灰了，接著變成了黃綠色——他那樣子，真是可怕。他拿著這個紙片，手在哆嗦，「看……看……看這是什麼啊！」他說，渾身篩糠。
紙條上說：「要是密碼全都一樣，那就全都容易開——同一個傢伙。」
「這是什麼意思啊？」我說。
「我保險櫃的密……密啊……密碼，全是一……一……一樣的！」他連話都說不成個兒了。
「那可不是個好主意哦。」
「現……現在我……我知道了。」他說，抖作一團。
血液從臉上流走的另外一個效果，一定是腦子不靈。「他還簽了名，還簽了名啊！」他說。
「什麼？」（我名字沒在這張上面啊。）
「沒錯，」他說，「和那個一直企圖闖入歐米伽大樓（omegabuilding）的傢伙，是同一個人！」
在整個戰爭期間，甚至在戰後，總有傳言說：「有人一直企圖闖入歐米伽大樓！」你知道，在戰爭期間，他們為了原子彈在做實驗，想得到足夠的材料，以便把材料聚攏起來發生連鎖反應。他們把一塊兒材料，扔到另一塊兒上，讓它從另一塊兒中間穿過，當它穿過去的時候，反應就會發生，他們就測量得到了多少中子。那一塊材料從另一塊材料中間落得太快，因此沒什麼東西能夠聚集起來，也不會爆炸。但，他們需要足夠強烈的反應，那樣他們才能知道事情真的以正確的方式發生了，才能知道一切都按預期的那樣進行——這實驗太危險！
他們自然不會在洛斯阿拉摩斯鎮中心做這個實驗，而是在好幾英里開外、翻過好幾個臺地的一個峽谷裡，一切都封鎖了。這座歐米伽大樓也圍著柵欄，還有崗樓呢。在夜半時分萬籟俱寂的時候，兔子會從草叢中竄出來，闖到柵欄上，弄出一些動靜來。衛兵開槍。執勤的中尉走過來了。衛兵能怎麼說——不過是隻兔子？那不成。「有人一直企圖闖進歐米伽大樓，我把他嚇跑了！」
所以呢，德·霍夫曼面如死灰、渾身發抖，他沒意識到他的邏輯裡有漏洞：那個一直企圖闖進歐米伽大樓的傢伙，和站在他身邊的這個傢伙，究竟是不是同一個傢伙，這事兒還不清楚呢。
他問我，這該如何是好。
「得，看看少沒少檔案。」
「看樣子沒事兒，」他說，「我看不出少了什麼。」
我設法把他領到我從裡面取了檔案的那個櫃子那兒。「哦對了，如果全部密碼是相同的，備不住他會從另外一個抽屜裡拿點兒什麼。」
「是啊！」他說，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把第一個檔案櫃開啟，發現了我寫的第二個條子：「這個櫃子也並不比另一個難開——聰明的傢伙。」
到那時候，作孽的究竟是「同一個傢伙」還是「聰明的傢伙」，並無區別：他完全明白，就是那個一直企圖闖進歐米伽大樓的傢伙。因此，要說服他把我放第一張紙條兒的那個檔案櫃開啟，還真費勁。我記不得我說了什麼，把他說動了。
他開啟那櫃子，於是我就往門廳那兒溜，因為我有點兒害怕了。等他發現是誰給他搞的這一套，他會割斷我喉嚨！
不出所料，他把我追到了門廳。他倒沒發怒，卻是實實在在地摟住了我，因為他心裡完完全全地一塊石頭落了地：原子彈機密失竊，不過是我的一場惡作劇啊。
幾天後，德·霍夫曼告訴我，他需要從克斯特的保險櫃裡取個東西。唐納德·克斯特（donaldkerst）回伊利諾伊州去了，很難找到他。「如果你用心理方法能開啟我全部的保險櫃，」德·霍夫曼說（我已經告訴過他我是怎麼弄的），「或許你也能這樣把克斯特的保險櫃弄開。」
到那個時候，這故事已經到處傳揚了，因此好幾個人都過來看熱鬧，看我開啟克斯特的保險櫃的這一匪夷所思的過程——我對這櫃子是陌生的。沒必要避著人了。我沒有克斯特保險櫃的後兩組密碼；要運用心理方法，我需要周圍認識克斯特的人。
我們大家都到了克斯特的辦公室，我檢查了抽屜，希望能發現線索：什麼也沒有。然後，我問他們，「克斯特會用哪種密碼——數學常數嗎？」
「啊，不！」德·霍夫曼說，「克斯特乾的事兒，非常簡單。」
我試了10-20-30，20-40-60，60-40-20，30-20-10。不靈。
然後，我說：「你們覺得他會用什麼日期嗎？」
「沒錯兒！」他們說，「他這種傢伙，就是用日期的主兒。」
我們試了若干日期：8-6-45，原子彈爆炸的日子：86-19-45；這個日期；那個日期；原子彈專案的啟動日期。什麼也不管用。
到這個時候，大多數人都溜了。他們沒耐心看我搗鼓這一套，但解決這類事兒，唯一的辦法就是耐心！
然後，我決定把大約1900年以來到現在所有特別的日期都試一遍。這聽起來不老少，但沒多少，第一組數是月份，1～12，我只試3個數，10、5和0。第二組數是日，1～31，我可以試其中的6個數。第三組數是年，到當時只有47個數，我可以試其中的9個數。因此，8000個可能的密碼被縮減為162個，我在15～20分鐘之內就可以試完。
幸運的是，我是從12月份這頭開始的，因為到最後我把櫃子開啟的時候，密碼是0-5-35。
我轉過頭問德·霍夫曼：「1935年1月5號前後，對克斯特有什麼特別的？」
「他女兒是在1936年出生的，」德·霍夫曼說，「那想必是她的出生日了。」
現在，我已經把兩個陌生的保險櫃開啟了。我越發老練了。現在，我到專業水平了。
還是戰爭結束後的那個夏天，資產部的那個傢伙，打算把政府買的一些東西收回去，再當剩餘物資賣掉。其中有一件是上尉的保險櫃。我們都認識這個保險櫃。這位上尉，是在戰爭期間來的，斷定那些檔案櫃對他將要搞到的那些機密檔案是不夠安全的，因此他必得要一個特別的保險櫃。
我們的辦公室都在一些稀鬆的木頭樓裡，上尉的辦公室在一個木頭樓的二樓上，他訂購的那個保險櫃是個鋼造的、很重的保險櫃。工人不得不先搞了木頭底座，再用特別的起重機把它弄上臺階。因為我們沒什麼娛樂活動，大家都在看熱鬧，看這個大保險櫃，費那麼大勁，移往他的辦公室，大夥兒都在開玩笑，說他會把什麼機密藏在這個保險櫃裡啊。有個夥計說，倒不如把我們的東西放在他的保險櫃裡，讓他把他的東西放在我們的保險櫃裡。因此，大家都知道這個保險櫃。
資產部這主兒，想把它賣掉，但首先得把裡頭的東西拿出來。知道密碼的人，那位上尉是一個，可他在比基尼（bikini）；阿爾瓦雷茨（alvarez）也知道，可他忘了。那主兒就求我開啟這個保險櫃。
我到了他辦公室，對那個秘書說：「為什麼不給那個上尉打個電話，問他密碼啊？」
「我不想打擾他。」她說。
「哦，你倒要打擾我打擾八小時。除非你打打電話，否則本人不伺候。」
「行啊，行啊！」她說，她拿起電話，我進了另一個房間，看那個保險櫃。就是這玩意兒，那個巨大的、鋼製的保險櫃，它的門大開著呢。
我回到秘書那兒：「開了。」
「神了喂！」她一邊放電話，一邊說。
「沒什麼神的，」我說，「本來就是開著的。」
「哦！我猜呀，資產部畢竟也能把它開啟。」
我跑到資產部找那主兒。「我去看了那櫃，本來就開著嘛。」
「啊對，」他說，「抱歉我忘告訴你了。我們把我們的固定鎖匠叫到那兒，打算鑽開它；但在開鑽之前，他想試試能不能開啟，他把它開啟了。」
原來如此！第一項情報：洛斯阿拉摩斯現在有固定鎖匠啊。第二項情報：這人知道怎麼鑽保險櫃，我對此倒一無所知。第三項情報：他能開啟陌生的保險櫃——在幾分鐘之內。這是個貨真價實的職業選手，一個貨真價實的情報來源啊。這傢伙，我得會會。
我發現他是個鎖匠，戰後他們僱了他來處理這種事兒（戰後他們不怎麼擔心安全問題了）。原來他沒多少開鎖的活兒，所以他也修理我們用過的那些計算器。在戰爭期間，我一直在修那些玩意兒——所以我有門路去會會他。
我去見人，從來不會鬼鬼祟祟、拐彎抹角的；我徑直走過去，自我介紹。但目前這檔子事兒，會會這主兒蠻重要的。我也知道，我要是不向他顯顯本事，他是不會告訴我開保險櫃的秘訣的。
我找到了他的房間在什麼地方——在理論物理學部的地下室裡，我就在那兒工作——我還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沒人在晚上用那些機器。因此，首先，我在晚上經過他門口到我的辦公室。如此而已；我不過是打那兒走過去罷了。
幾個晚上之後，都不過是「嗨」，打個招呼。過了一陣子，他認出打這兒走過的，是同一個傢伙，他說「嗨」，或者「晚上好」。
這過程太慢，持續了幾個星期，然後我看到他在修瑪珍計算器。關於計算器，我什麼也沒說；還不到說話的時候。
我們之間話逐漸多了一點兒：「嗨！我看你幹活，蠻賣力氣的！」
「敢情，蠻賣力氣！」——如此而已。
最後，出現了一個突破：他請我喝湯。現在我們相處融洽。天天晚上我們都在一塊兒喝湯。現在，我開始說了一點兒加法機的事兒，他說他遇到了個麻煩。他一直想把一組帶彈簧的輪子裝回到那個軸上，可他沒有順手的工具什麼的；他已經為這事兒忙了一個星期了。我告訴他，在戰爭期間，我就是用這些機器工作的。「我會告訴你是怎麼回事兒：今天晚上，你把這機器放那兒就成了，我明天瞧瞧它。」
「好。」他說，因為他已經沒轍了。
第二天，我看了這個鬼東西，想用手抓著那些輪子把它們安回去。它總是啪啦一聲跳回來。我心裡想：「如果他試同樣的辦法試了都一個星期了，我也試了，可辦不到，那就不是個正確的搞法！」我停下來，仔細看它，我注意到，每個輪子上都有個小洞——僅僅是個小洞。我恍然大悟：我把第一個輪子彈了上去；然後，我把一段鐵絲穿在那個小洞裡；然後，我把第二個輪子彈上去，再在它的小洞裡穿鐵絲。然後，下一個，下一個——跟往線上穿珠子相似——我試了頭一次，就把整個東西裝上去了，裝得整整齊齊，把鐵絲抽出來，一切都辦妥了。
那天晚上，我讓他看那個小洞，讓他看我是怎麼弄的。打那兒以後，我們談機器談得多了去了；我們成了好朋友。他辦公室裡有許多小格架，裡頭都是拆到一半兒的鎖，還有保險櫃鎖的零件。哇，漂亮啊！但我仍然沒提鎖和保險櫃的事兒。
最後，我琢磨著，日子到了，於是我決定丟擲個誘餌，關於保險櫃的：關於保險櫃，我會告訴他一樁讓他瞧得上眼的事兒——當保險櫃開著的時候，你是能把它後兩組密碼搞到手的。「嗨！」我看著那些小格架說。「你在搗鼓摩勒斯保險櫃啊。」
「是啊。」
「你知道，這些鎖啊，不堪一擊。
如果保險櫃開著，你是能把它後兩組密碼搞到手的……」
「你能？」他說，終於表現出一點兒興趣來了。
「是啊。」
「讓我看看怎麼弄。」他說，我給他演示怎麼弄，他把頭轉朝我。「尊姓大名？」到那時候，我們還沒互相通名報姓呢。
「迪克·費曼。」我說。
「我的個老天爺！」他頗為敬畏地說，「開鎖大家啊！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真是相見恨晚啊！我想向您請教，怎麼開保險櫃。」
「這話兒怎麼說的？你知道怎麼開保險櫃。」
「不知道。」
「聽著，上尉的那個保險櫃的事兒，我聽說過。這一次，我動了這麼大心思，因為我想跟你會面。你可倒好，告訴我你不知道怎麼開保險櫃。」
「真不會。」
「得，那你必定知道怎麼鑽保險櫃。」
「那個我也不知道啊。」
「什麼？」我叫起來，「資產部那主兒說，你帶著傢伙，去鑽上尉的那個保險櫃來著。」
「假定您是吃開鎖匠這碗飯的，」他說，「一個傢伙過來讓你去鑽個保險櫃。你怎麼辦？」
「我嘛，」我回答，「我就裝模作樣地把我的傢伙備齊了，帶著傢伙去找那保險櫃。然後呢，在保險櫃上隨便找個地方，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一通亂鑽，飯碗就保住了。」
「確確實實，我就這麼幹的。」
「但你把它開啟了啊！你必定知道怎麼開保險櫃。」
「哦，是啊。我知道那些鎖，在出廠的時候，設定的密碼是25-50-25或者50-25-50，我就想啦，‘誰知道，或許那傢伙懶得換密碼呢’，第二個密碼果然管用。」
因此，我確實從他那兒學到了東西——他開保險櫃，和我用的是相同的妙法。但更好玩兒的是，那個牛氣沖天的上尉，必得要一個超級保險櫃，興師動眾，費那麼大勁，把這玩意兒吊到他辦公室，可他自己卻懶得重設密碼。
我一個接一個地走訪我們樓裡的辦公室，試那兩個出廠密碼，五個保險櫃，我就能開啟一個！
山姆大叔不要你了
戰爭之後，軍隊千方百計讓大夥兒去充當在德國的佔領軍。在那之前，軍隊還考慮大家身體之外的原因而准予延緩服役（我可以延緩服役，因為我為原子彈工作過），可是現在他們翻雲覆雨，要每個人都首先接受體檢。
那個夏天，我在紐約州斯卡奈塔第市（schenectady）的「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electric）為漢斯·貝特工作。我記得，我不得不走老遠的路——我想是到奧爾巴尼（albany）——去體檢。
我到了徵兵的那地方，得填許多表格，然後我到各個不同的體檢棚子去。他們在一個棚子裡查視力，在另一個棚子裡查聽力，又在別的一個棚子裡採血樣，等等。
說著說著，最後你來到了第十三號棚子：精神病醫生的棚子。你等在那兒，坐在長條椅上。我在那兒等的時候，可以看到他們都在幹什麼。有三張桌子，每張桌子後邊都坐著個精神病醫生。「犯人」呢，只穿著褲衩兒，坐在精神病醫生對面，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時，有許多講精神病醫生的電影。比方說，有一部《愛德華大夫》（ispellbound/i），裡頭有個女的，曾經是個偉大的鋼琴家，現在呢，雙手五指張開，動彈不得，家人就找了個精神病醫生來幫她的忙，那個精神病醫生和她一塊兒到了樓上，進了一個房間，你看到他隨手把門關上了，樓下呢，一家人在吵吵會出什麼事兒，然後，她從那房間裡出來了，手還是那樣怪可怕地張著，頗為戲劇性地走下樓梯，走到鋼琴那兒，坐下，把手舉到琴鍵上，突然之間——可叮噹叮，當、當、當——她又能彈了。嚯，我受不了這些聊齋故事，我拿得準，精神病醫生都是騙子，我可不和這些人打交道。因此，輪到我和那個精神病醫生談話的時候，我就這心態。
我靠桌子坐下來，那個精神病醫生開始瀏覽我的檔案。「哈嘍，迪克！」他用一種挺愉快的語調說，「哪兒工作呀？」
我在想：「他以為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我的暱稱，也能是他亂喊的？」我呢，冷冷說道：「斯卡奈塔第。」
「哪個單位的呀，迪克？」精神病醫生說，又掛著三分笑。
「通用電器。」
「喜歡你的工作嗎，迪克？」他說，臉上仍然是膩味人的笑容。
「一般般吧。」我就是不想跟他套詞兒。
三個可愛的問題，接著，第四個問題，徹底變味兒了。「你認為大家都在談論你嗎？」他問，聲調兒低沉，嚴肅。
這我倒來了精神，說：「可不是咋的！我回家的時候，我媽經常告訴我，她是怎麼怎麼跟她的朋友們講我的事兒來著。」他不聽我解釋，卻在我的檔案上寫下了什麼東西。
然後，又來了，聲調兒低沉，嚴肅，他說：「你認為大家都盯著你嗎？」
我剛要說不認為，他卻說：「比方說，你認為那些坐在那邊兒長條椅上的小夥子，現在都在盯著你嗎？」
剛才我坐著等和這個精神病醫生談話的時候，我注意到長條椅上坐著大約12個傢伙在等這仨精神病醫生檢查，他們也沒什麼別的東西可看的嘛。我就用12除以3，每個醫生檢查4個，可我保守著點兒，所以我說：「是啊，或許他們當中有兩個人在看著我們。」
他說：「那你轉過頭去看看。」——他自己卻懶得看看！
於是我就轉過頭去，果然，兩個傢伙在看。所以我就指著他們，說：「是啊——那個傢伙，還有那邊兒那個傢伙，在看我們呢。」當我轉過頭的時候，那個樣子拿手指著人家，其他人當然就開始看我們，所以我說：「現在，他，那邊兒還有兩個——現在椅子上的人都在看啊。」他仍然不抬頭看看我說的對不對。他忙著在我的檔案上寫下了更多的東西。
然後，他說：「你在你腦袋裡聽到有人說話嗎？」
「很少。」我正要告訴他，有那麼兩次，確有這樣的事兒，可他說：「你自言自語嗎？」
「是啊，有的時候，我在刮臉的時候，或者在想問題的時候；偶爾吧。」他又寫了更多的東西。
「我知道你妻子去世了——你和她說話嗎？」
這問題真把我惹惱了，但我耐住性子，說：「有的時候吧，我到山上去的時候，就想她。」
他又寫。然後，他問：「你有沒有家庭成員住在精神病院？」
「敢情，我有個姨媽，在瘋人院裡。」
「你為什麼把那個叫作瘋人院？」他說，怫然不悅，「你為什麼不把那個叫作精神病院？」
「我覺得那是同一個玩意兒。」
「那你認為精神錯亂是怎麼回事？」他生氣地說。
「那是人類的一種怪異的疾病。」我說得很真誠。
「它比盲腸炎也沒什麼怪異的！」他反駁。
「我不這麼認為。就盲腸炎而言，我們理解它的起因，理解得好得多，理解它的機理是怎麼回事兒。可說到精神錯亂，事情就複雜得多，也神秘得多。」我不必在這裡把這整個的辯論講一遍；我的意思是，精神錯亂在心理學上是怪異的，他卻以為我是說，社會認為精神錯亂是怪異的。
直到那時，儘管我對那個精神病醫生一直不友好，但我說的一切，還是認真的。但是，當他要我把兩隻手伸出來的時候，我就忍不住要耍花招了。這個花招，是我在排隊「抽血」的時候，有個傢伙告訴我的。我琢磨著，沒人能得著個機會玩這個把戲。我呢，索性破罐子破摔，我準備玩兒它一玩兒。於是，我就把兩隻手伸出來，一隻掌心向上，一隻掌心朝下。
那個精神病醫生沒注意到這個，他說：「把手翻過來。」
我把兩隻手都翻過來了。掌心向上的那隻，變成了掌心朝下；掌心朝下的那隻，變成了掌心向上。他還是沒注意到，因為他一直都在專注地看著一隻手，看它是不是發抖。因此，這把戲沒玩兒成。
最後，問題都問完了，他又變得友好了。他有興致，說：「我看到你有博士學位，迪克。你是在哪兒上的學？」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頓。你是在哪兒上的學？」
「耶魯和倫敦。你學的是什麼，迪克？」
「物理。你學的是什麼？」
「醫學。」
「這是醫學？」
「怎麼，是啊。那你以為它是什麼？你到那邊去坐了，等幾分鐘。」
我於是又坐在長條椅上，在那兒等著的一個傢伙，湊過來說：「嚯！你在那兒磨蹭了25分鐘！別的傢伙也就5分鐘！」
「是啊。」
「嗨，」他說，「你知道怎麼涮那些精神病醫生嗎？你只需要咬指甲就可以了，像這樣。」
「那你為什麼不像那樣咬你的指甲？」
「哦，」他說，「我真想參軍呢！」
「你想涮那幾個精神病醫生嗎？」我說，「你只要把你剛才說的告訴他就行了。」
過了一陣子，有人把我招呼到一個不同的桌子那兒去見另外一個精神病醫生。頭一個精神病醫生很年輕，天真無邪的樣子；這一位，頭髮灰白，神態不凡——顯然是老資格的精神病醫生。我琢磨著，這一切該到了擺平的時候了，但無論會發生什麼事兒，我是不打算待見他們的。
這第二個精神病醫生看了我的檔案，滿臉綻笑，說：「哈嘍，迪克。我知道，在戰爭期間，你在洛斯阿拉摩斯工作。」
「沒錯兒。」
「以前那兒有一所男子中學，對不對？」
「對。」
「那學校裡有很多建築？」
「只有幾座。」
三個問題——一個技巧——下個問題，完全變味兒了。「你說，你在你腦袋裡聽到人說話。請說說看。」
「這種事兒，不常見。在我很注意一個說話帶外國味兒的人說話的時候，到我入睡的時候，我聽見他的聲音，聽得很清楚。第一次發生的時候，我還在麻省理工學院唸書。我聽見一個老教授法拉塔（vallarta）說，‘則個則個電場啊。’另一次是在芝加哥，在戰爭期間，那時特勒教授在跟我解釋那個炸彈是怎麼工作的。因為我對各種各樣的現象都感興趣，我就納悶啊，我聽這些帶外國口音的聲音，怎麼能聽得這麼真切，可我模仿他們卻模仿得不那麼好……人人都會有這樣的事兒嗎？」
這個精神病醫生把手捂在臉上，在他的指頭縫兒之間，我看到了那麼一絲笑容（他不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呢，這個精神病醫生檢查了別的什麼東西。「你說你和你去世的妻子說話。你對她說什麼？」
我火了，我琢磨著，我說什麼，關你個屁事兒，我說：「我告訴她我愛她，希望這沒礙著你什麼事兒！」
一來一往地互相說了幾句刻薄話之後，他說：「你相信超正常現象嗎？」
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超正常’現象。」
「什麼？你，一個博士，學物理的，不知道什麼是超正常現象？」
「不知道。」
「那就是奧利弗·洛奇（oliverlodge）爵士和他的學派所相信的那個東西嘛。」
這不算什麼提示，但這事兒，我知道。「你說的是超自然現象？」
「你願意那麼叫它，就那麼叫唄。」
「那好，我願意那麼叫它。」
「你相信心靈感應嗎？」
「不相信。你信嗎？」
「我嘛，我總是寬容而無偏見。」
「什麼？你，一個精神病醫生，總是寬容而無偏見？哈！」就這麼彼此較勁，折騰了好一陣子。
然後，到將近結束的時候，「你覺得生命值多少？」
「64。」
「為什麼說是‘64’？」
「你要我說出個數來，為生命定價，又有什麼道理？」
「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你說‘64’，而不是‘73’，比方說？」
「如果我說了‘73’，你還不是問同樣的問題！」
這個精神病醫生用三個友好的問題收場，別的精神病醫生也是這麼做的，把我的檔案遞給我，我就到了下個棚子去。
在我排隊等著的時候，我在看檔案，上面寫著到目前為止我接受的所有檢查的結論。完全是為了惡作劇，我把我的檔案給我後邊的那傢伙看，我用一種愚蠢的聲調兒問他：「嗨！你的‘精神病科’得了什麼？哦！你得了個‘n’。我別的東西都得‘n’，但‘精神病科’得了個‘d’。那什麼意思啊？」我知道那什麼意思：「n」是正常，「d」是有缺陷。
那傢伙拍著我的肩膀說：「哥們兒，挺不錯的。那說明不了什麼。別為那個操心！」然後，他走到這房間的另一個角落裡，嚇壞了：這是個瘋子啊！
我開始看那幾個精神病醫生寫了字的檔案，看起來情況頗為嚴重！第一個傢伙寫道：
以為人們談論他。
以為別人盯他。
睡前幻聽。
自言自語。
與去世的妻子談話。
姨母在精神病院。
眼神非常怪異。（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當我說「這是醫學？」的時候，眼神確實怪異。）
第二個精神病醫生顯然更重要，因為他字如蟹腿，更難辨認。他寫了些「確定有睡前幻聽現象」之類的話。（「睡前」這個詞兒，意思是你正在沉沉入睡的時候，你有幻聽。）
他寫了許多聽起來很專業的東西，看起來頗為糟糕。我琢磨著，我一定得想想辦法，得跟軍隊澄清這些事兒。
到整個體檢結束的時候，有個軍官來決定你是參軍還是淘汰。比方說，如果你聽覺有毛病，他來決定那是不是真嚴重到不能參軍的程度。因為軍隊是不遺餘力地要擴充兵員，這個軍官是不會輕易放過你的。他像根釘子似的不肯通融。比方說，我前邊的那夥計，脖子後頭有兩塊兒骨頭凸出來——脊椎移位什麼的——這軍官不得不從桌子後頭站起來，拿手去摸那兩塊兒骨頭——他得搞清楚那是不是真的！
我琢磨著，這是我澄清誤解的地方了。輪到我的時候，我把檔案遞給軍官，正要跟他把一切解釋清楚，可這軍官，頭也不抬。他一眼就看到了「精神病科」後面的那個「d」，伸手就去摸「拒收」的大印，連問題都不問，什麼也不說；利利索索地在我的檔案上蓋了「拒收」的戳子，然後把我那4-f（徵兵體檢不合格）的檔案遞給我，眼卻還是盯著桌子。
所以呢，我就出去了，上了去斯卡奈塔第的公共汽車。我坐著車，琢磨剛才發生的這些荒唐事兒，不禁失笑——都笑出聲了——我對自己說：「我的老天爺！要是他們看見我現在這副樣子，那就更確信無疑了！」
等我最後到了斯卡奈塔第的時候，就去看漢斯·貝特。他在寫字檯後頭坐著，他開玩笑地對我說：「怎麼樣，迪克，通過了？」
我拉長個臉，慢慢地搖搖頭：「沒通過。」
他突然很緊張，以為他們發現我有什麼重病，他就以關切的口吻問我：「怎麼回事兒，迪克？」
我拿手支著我腦門子。
他說：「沒那麼嚴重吧！」
「就那麼嚴重！」
他叫起來：「沒……那……麼……嚴……重！」他笑得山響，通用電器公司的屋頂差點兒給震塌下來。
我把這故事講給許多人聽，人人都笑，但有幾個例外的。
我回紐約的時候，我爸爸、媽媽和妹妹都到機場接我，坐車回家的路上，我把這故事整個講給他們聽了。末了，我媽媽說：「嗨喲，這可該怎麼辦啊，邁爾（mel）？」
我爸爸說：「你別犯蠢，露西爾（lucille）。簡直是胡鬧嘛！」
事兒就這樣了，可後來我妹妹告訴我，等我們到家，我不在場的時候，我爸爸說：「聽著，露西爾，你不該當著他的面兒說那些個。現在，這可該怎麼辦？」
但到那個時候，我媽媽已經冷靜下來了，她說：「你別犯蠢，邁爾！」
還有一個人，這故事讓他鬧心。事情是在「物理學會」的會議飯桌上，斯萊特（slater）教授，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老教授，說：「嗨，費曼！給我們講講我聽過的那個徵兵的故事。」
我為全體物理學家們講了整個故事——除了斯萊特，別人我都不認識——他們從頭到尾一直笑個不停，但是故事完了，一個傢伙說：「呵，那個精神病醫生，或許還是有些想法的。」
我率爾說道：「你幹哪行的，先生？」當然，這是個叫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因為大家都是參加專業會議的物理學家。但一個物理學家會冒出這麼一句，我很驚訝。
他說：「那個，呃，我本來實在不應該坐在這兒，我是受我兄弟的邀請，到這兒做客的，他是個物理學家。鄙人呢，精神病醫生。」我和尚面前罵禿子，把他給罵出來了！
過了一陣子，我開始擔心。他們會說，這裡的這個傢伙，在戰爭期間，一直免服兵役，因為他在造原子彈。徵兵委員會一直接到信，說他是個重要人物，可他在「精神病科」得了個「d」——結果他是個瘋子！顯然，他不是個瘋子；他是變著法兒地讓我們相信他是個瘋子——我們得把他抓回來！
形勢看來對我不利啊，因此我必須想個出路。幾天之後，我琢磨出了個解決辦法。我給徵兵委員會寫了封信，信是這麼寫的：
親愛的先生們：
我認為我不應該去當兵，因為我在給科學學生教書。我們國家的福祉，部分地依賴於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兵力強不強。然而，根據我的體檢報告，也就是說，從精神病學的角度看，我是不合格的，各位或許會決定免除我的兵役。我覺得，那份報告不應該得到任何重視，因為我認為它滿篇都是低階的錯誤。
我之所以敦請諸位注意這個錯誤，乃是因為我腦子太瘋了，瘋得都不想佔這個錯誤的便宜。
理查德·費曼謹上
結果：「緩服兵役。徵兵體檢不合格。健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