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9年的網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點：在你前進的道路上，生活會剝奪你幾乎所有的家當，你要做的就是避開障礙。如果你因它們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沒有做好自己的分內事，而這一點將使你懊悔不已。這種懊悔會比背傷更讓你無法前行。
我睜開雙眼，卻不知身在何處，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我一半的人生都是這麼度過的。然而，這一次感覺有些不同。這一次，這種錯亂感更令人驚恐，更完全，也更徹底。
我向上看了看，發現自己正躺在床邊的地板上。這使我回過了神，想起午夜時我從床上移到了地板上。大多數晚上我都會這樣做，因為在柔軟的床墊上躺得過久會給我造成極大的痛苦，而在地板上我的背會舒服些。我數到三，然後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站立之旅。伴隨著一聲咳嗽，我呻吟著側過身，像胎兒一樣蜷縮起來，然後再突然翻轉過來屈身跪在地板上。此刻，我等待著，等待著血液重新開始在身體裡湧動。
相對而言，我還算年輕，僅僅36歲，但每次醒來，我都覺得自己似乎已經96歲了。在將近30年的疾速奔跑、猛然停住、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後，我的身體似乎已經不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頭腦似乎也不再屬於我。每當睜開雙眼，自己就成了一個陌生人。長久以來，我一直在經歷著這些，而尤其早晨醒來時，這種感覺就更為強烈。我快速回憶著我的基本資訊：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的妻子是施特芬妮·格拉芙；我們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兒子5歲，女兒3歲；我們居住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不過現在我們住在紐約四季酒店的一間套房裡，因為我正在參加2006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這是我的最後一次美網公開賽，事實上，也是我參加的最後一項職業賽事。我以網球為生，儘管我憎惡網球，以一種隱秘的激情憎惡著它，一直都是。
此時此地，我網球生涯的最後一章即將翻過。我雙膝跪地，喃喃自語道：請讓這一切結束吧。
然而，我身體裡的另一個聲音卻在說：我還並未準備好就此結束。
在隔壁房間裡，施特芬妮和孩子們正在吃早餐，我聽到他們彼此交談著，不時還會開懷大笑。一種想要見到他們、撫摸他們的強烈願望從心中油然而生，再加之此刻迫切想來上一杯咖啡，這讓我獲得了力量。我必須站起來，藉助身旁的床站起來。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憎惡使我屈服，而愛卻使我重新挺立。
我看了一眼床邊的鐘，剛剛7點半。施特芬妮讓我多睡一會兒，遲些再起。在我職業生涯最後的這些日子裡，我總是疲憊不堪。這不單單是因為身體上的傷痛。因為即將退役，情感的洪流得以奔瀉而出，這也常常使我精疲力竭。現在，第一波疼痛從我疲勞的中心源——後背——擴散開來。我抓住後背，後背的疼痛使我不堪忍受，感覺就像有人在夜裡偷偷地溜了進來，用某種方向盤防盜鎖鎖住了我的脊柱。後背上戴著一個防盜鎖，我又怎麼能在美網公開賽上打球？難道我的最後一場比賽要因傷退出？
我出生時脊椎前移，腰骶部的一塊椎骨與其他椎骨是分離的。這塊椎骨特立獨行，如反叛者那樣（這也是我走路內八字的原因）。由於這塊「與眾不同」的椎骨，我脊柱內部神經的活動空間相應縮小。正常人那裡的空間本就不是很大，我的則非常小，因此哪怕只是微微地動一下，那裡的神經都會受到擠壓；加之還有兩處椎間盤突出，以及一塊想要保護整個受損的區域而徒勞瘋長的骨頭，我的那些神經感受到了徹底的壓抑。當那些神經開始抗議其狹促的立足之地或發出求救訊號時，疼痛就會在我的腿部四處遊走。這種疼痛使我呼吸困難，甚至語無倫次。在這種時候，唯一的緩解之道就是躺下來，等待。然而有時在比賽的過程中，疼痛也會不期而至，這時唯一的療法就是改變我的競技風格——不同的揮拍方式，不同的跑動方式，所有的一切都要有所不同，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肌肉痙攣時。每個人都厭惡改變，但肌肉卻不能服從常規。受到改變的召喚，我的肌肉也加入了脊柱的反叛運動中，不久，我的整個身體都陷入了一場自我混戰中。
吉爾是我的體能教練、我的朋友，同時更像我的父親一樣。他曾經這樣解釋我的疼痛：你的身體正在告訴你，它再也不想幹這個了。
我對吉爾說，我的身體早就告訴過我了，幾乎在我開始想退出時它就這麼「認為」了。
然而，自從2006年1月起，我的身體便開始大聲抗議了。它已經不再想要退役——因為它已經退役了。我的身體已經搬到了佛羅里達，在那裡買了公寓並過上了上流社會的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與我的身體談判，請求它暫停退休生活，到這兒駐留片刻，再到那兒待上幾個小時。大多數時候，談判都以可的松sup/sup為中心。打上一針可的松，疼痛可以暫時得到緩解。但是在可的鬆起作用之前，要經歷非常痛苦的注射過程。
我昨天打了一針，這樣今晚我才能夠比賽。這是這一年的第3針，我職業生涯的第13針，也是迄今為止最為駭人的一次。首先，醫生讓我選定一種姿勢，於是我趴在了桌子上，然後護士一把拉下了我的短褲。醫生說他必須得使那根7英寸長的針頭儘可能地靠近發炎的神經；但是由於我的椎間盤突出和骨刺的阻擋，他無法使針頭直達神經附近。於是他嘗試「繞道」注射，希望能破除我背部的「枷鎖」，這使我疼痛異常，不堪忍受。他首先將針頭刺入，然後把一個大型x光檢查儀壓在我的背上，檢視針頭離神經有多遠。他說，他得使針頭緊靠神經，但又不能碰到神經。如果針頭碰到了神經，哪怕僅僅是輕輕掠過，那種痛苦也足以毀了我的整個賽事，甚至可能改變我的一生。刺進去，拔出來，動一動，他不斷調整著針頭的位置，直到我疼得眼裡充滿了淚水。
最後，他終於找準了位置。「正中靶心。」他說。
可的松被注射進去了，那種灼人的痛感使我咬住嘴唇。然後壓力如約而至，脊柱周圍神經得以棲息的微小空間開始被擠壓。壓力不斷增加，一度我甚至認為我的背即將爆炸。
醫生說，做任何事都會有壓力。
至理名言，醫生！
旋即，疼痛感之於我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因為你知道，這種疼痛馬上就會消失，你將獲得救贖。不過再仔細想一想，也許所有的痛苦都是如此。
我家人的聲音越來越大了。我艱難地挪著步子，向套間的起居室走去。兒子傑登和女兒傑姬看見了我，高興地叫起來。爸爸，爸爸！他們一蹦一跳地跑過來，想要撲到我懷裡。我停住腳步，挺直身軀，像模仿冬日裡的大樹的啞劇演員一樣立在了他們面前；而他們也恰在撲到我懷裡之前停住了，因為他們知道爸爸這些天來有些虛弱，如果太用力地碰他，他就會垮掉的。我拍了拍他們的小臉，親吻了他們的臉頰，然後和他們一起坐到了早餐桌前。
傑登問我今天是不是那一天。
「是的。」
「今天你就要比賽了嗎？」
「對。」
「那麼今天之後，你就要退役（retire）了嗎？」
他和傑姬剛剛學會「退役」（retired）這個詞。他們說這個詞時總是把最後一個字母（d）丟掉。對於他們來講，退役一直都在進行著，永遠都是現在時。也許他們確實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兒子，如果爸爸贏了，那就還不能。如果我今晚贏了，我得繼續打下去。」
「但是如果你輸了——我們能養只狗嗎？」
對於孩子們來說，退役只是意味著一隻小狗。施特芬妮和我曾經答應孩子們，如果我不再訓練了，我們也不再需要像這樣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時，我們就可以買一隻小狗。也許可以叫它可的松。
「對，小夥子，如果我輸了，我們就買只狗。」
他微笑了一下。他希望爸爸輸掉，希望爸爸體驗到那種壓倒一切的失落感。他無法理解——我又怎麼能向他解釋清楚——失敗的痛苦，還有比賽的痛苦。我用了將近30年才得以理解痛苦的真諦，才得以解答內心深處的疑問，才得以破解自相矛盾的密碼。
我問傑登他今天要做什麼。
「去看骨頭。」
我看看施特芬妮。她提醒我說，她要帶孩子們去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館，去看恐龍。此時我卻想起了我扭曲的椎骨，想到我的骨架和其他恐龍一起在博物館展出，骨架上標著：霸王龍，網球沃魯斯。
傑姬打斷了我的思緒。她把她的鬆餅遞給我，要我把藍莓挑出來，這樣她才能吃。這已成為早上的例行之事。要如外科手術般精準地弄掉每一顆藍莓，你需要一絲不苟，精神專注。把刀子插入鬆餅，轉動刀子，使其剛好可以剜出藍莓，而又不會碰到藍莓。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她的鬆餅上，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我終於可以想一想網球之外的事情了。
早餐後，施特芬妮和孩子們跟我道別後，直接去了博物館。我靜靜地坐在桌子旁，四下觀望起這間套房。它跟我以前住過的酒店套間大同小異，清潔、雅緻、舒適——這裡是四季酒店，所以它還是蠻可愛的，但是這裡只是又一個我稱之為「非家」的地方，只是作為運動員的我們暫時的棲息地。我閉上雙眼，試圖考慮一下今天晚上，但卻不知不覺地陷入回憶中。這些天來，我的思緒總是不經意間就回到過去，而半數情況下，它總是想要回到最開始的地方，這很可能是由於我已如此接近終局。但是，現在我還不能沉溺於過去，現在還不行。哪怕是對過去的點滴回憶，我都承受不起。我站起身，繞著桌子來回走著，檢測我的身體是否平衡。當我感覺身體已相當平穩了，才小心翼翼地走向淋浴間。
衝著熱水，我呻吟著，痛苦地尖叫著。我慢慢地彎下身，摸了摸四頭肌，精神為之一振。我的肌肉終於鬆弛下來，皮膚開始愉悅地吟唱，毛孔也暢通了，溫暖的血液在我的血管裡流淌。我感到希望已開始蠢蠢欲動。然而，我並未進行突然或劇烈的運動。我不想做任何驚動我脊柱的事情，我想讓它再沉睡一會兒。站在浴室的鏡子前擦拭身體，我盯著鏡子裡的臉，紅紅的眼睛，灰白的鬍子——與我職業生涯開始時迥然不同，而且也與我去年在這面鏡子裡看到的面容相異。無論我會是誰，我已然不是那個開啟這一漫長旅程的男孩了。我甚至也已不是3個月前宣佈職業生涯即將結束的那個男人了。我就像一個已經更換了4次拍柄繃帶、7次拍線的網球拍，稱這個球拍還是原來那個球拍準確嗎？在那雙眼睛的某處，我仍能看到那個一開始並不想打網球的男孩，那個想要退出而且也確實多次退出的男孩。我看到了那個憎恨網球的男孩，我不禁想知道那個金髮男孩會如何看待眼前這個謝了頂的男人。這個男人仍然憎恨網球，卻還在繼續打著網球。他會震驚、感到有趣，還是會為之驕傲？這一問題使我筋疲力盡，而現在才剛剛中午。
請讓這一切結束吧。
然而，我還並未準備好就此結束。
職業生涯的終點線與一場比賽的終點線並無差別，目標就是觸及那條終點線，因為它散發著一股極富磁性的力量。當你接近終點線時，你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吸引著你，你可以藉助那股力量實現穿越。但是就在你即將獲得那股力量時，你又感覺到了另一股同樣強大的力量，正將你推離終點。這一點令人費解，神秘玄妙，但這兩股力量確實同時存在。我深有感觸，因為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都在追尋著其中一股力量，同時在與另一股力量進行鬥爭。有時，我被困其中，搖擺不定，像網球一樣在兩點之間不停往復。
我提醒自己，為了應對今晚可能出現的任何困難，我必須擁有鋼鐵般的自制力，無論這種困難是背痛、糟糕的天氣，還是自我厭惡感。這種提醒是一種擔憂，但同時也是一種思索。在29年的網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點：在你前進的道路上，生活會剝奪你幾乎所有的家當，你要做的就是避開障礙。如果你因它們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沒有做好自己的分內事，而這一點將使你懊悔不已。這種懊悔會比背痛更讓你無法前行。
我躺在床上，喝了杯水，然後讀起書來。一會兒，覺得眼睛有些累了，就開啟了電視，這時播放的正是關於此次比賽的報道：今晚，美網公開賽將進行第二輪比賽。這將是阿加西的告別秀嗎？我的臉閃現在螢幕上。與鏡子中的那張臉大不相同——這是我比賽時的面容。我開始仔細打量起這張臉，這一次它是通過電視這面失真的鏡子呈現在我面前的。我換了一兩個頻道，都是關於這場比賽的報道。我開始焦慮起來，而且愈加強烈。這是有關我的最後的商業宣傳嗎？這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後一次大力報道我的比賽嗎？
那種行將覆滅的情緒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在我看來，網球使用生活中的語言絕非偶然。佔先、發球、失誤、破發、零分——網球的基本元素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這是因為每一場比賽都是現實人生的縮影。甚至網球比賽的架構——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層層巢狀——也反映出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格局。得到一定分數，一局終了；幾局過後，一盤完結；等到數盤打下來，勝負分出，即是一場比賽。各個環節都聯絡得如此緊密，以至於任何一分都有可能成為轉折點。這令我不禁想起秒、分鐘、小時之間的那種關聯。生活中的任一小時都有可能成為最美好的時光，但也有可能留下最黑暗的記憶，這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但如果網球就是人生，那麼球賽終局之後，則必是不可捉摸的空虛和寂寥。一想到這點，我就十分沮喪。
施特芬妮和孩子們突然開門進來。孩子們一下子便倒在了床上，兒子問我感覺怎麼樣。
「很好，很好。骨頭怎麼樣？」
「好玩！」
施特芬妮給他們拿了三明治和果汁，然後又催著他們出了門。
她說，他們與其他孩子約好了要出去玩。
誰不是呢？我也與人約好了要去「玩」網球。
現在我可以打個盹兒了。36歲了，唯一可以使我打下一場有時甚至會過半夜的夜場比賽的方法就是提前打個盹兒。而且，既然我已經大概知道我是誰了，我希望合上雙眼，暫時「告別」阿加西。當我再睜眼時，一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我大聲說：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不能再繼續逃避了。我又一次走進淋浴間，但是這次與早上那次不同——這次至少多用了22分鐘，估計應該差不多。而且這次不是為了清醒，也不是為了洗掉泥垢——這次淋浴是為了鼓勵自己，訓練自己。
網球是一項自言自語的運動，任何其他運動員都不會像網球運動員這樣自言自語。棒球投球手、高爾夫球手、足球守門員，當然也會自己小聲嘟囔，但是網球運動員是自己提問然後回答。在比賽最激烈的時刻，網球運動員看起來就像公共廣場上的瘋子，大聲叫嚷、詛咒謾罵，不斷與自我進行著辯論。為什麼？因為網球這種運動太孤獨了，只有拳擊手才能理解網球運動員的孤獨。就算是拳擊手，也有助手和經紀人陪伴著，他們甚至還可以將拳擊場上的對手視作某種意義上的夥伴，和他們扭鬥，對他們咕噥。然而在網球比賽中，你和對手永遠是面對面地廝殺，卻永遠不會碰觸對方或是跟對方以及其他任何人交談。網球規則禁止網球運動員在比賽時與人交談，甚至與教練交談都不行。
人們有時會說田徑中的賽跑運動員才更為孤獨，我不得不一笑置之——至少賽跑運動員可以感受和嗅到對手的氣息，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幾英寸，而在網球比賽中，你卻身處孤島。在所有男女比賽專案中，網球是最接近單獨禁閉的，不可避免地催生自言自語。我的自言自語是從下午這次淋浴開始的。我開始自己和自己說話，不斷地說些瘋狂的事，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對此深信不疑。比如說，那個半殘的人可以在美網公開賽中進行比賽，那個36歲的老男人可以擊敗一個剛剛步入全盛階段的對手。我在職業生涯中贏過869場比賽，在網球歷史上位居第五，而其中很多次勝利都是在下午淋浴後贏得的。
水在我耳邊嘩嘩地響，就像兩萬名球迷的吶喊聲。我回想起那些特別的勝利——那些球迷們不會記得的，但卻仍會令我難以入眠的勝利——在巴黎對陣斯奎拉里、在紐約與布萊克鏖戰，在澳大利亞與皮特一爭高下。我珍惜其中的分分秒秒，當然也會回想起一些失敗，想到失望之處時我搖搖頭。我告訴自己，今晚不過是場考試而已，而且考的是我已經學了29年的東西。不論發生什麼，我至少已經經歷過一次。或是身體上的測試，或是精神上的考驗，沒有什麼新鮮的。
請讓這一切結束吧。
我不想就這樣結束。
我開始大聲哭泣，斜靠在淋浴間的牆上，讓眼淚盡情流淌。
我在刮鬍子的時候給自己下了嚴格的指令：一分一分地打，為每一分而全力以赴，無論發生什麼都要昂起頭。看在上帝的份上，就算痛苦和失敗在所難免，也要享受過程，至少享受其中的某些瞬間。
我想起了我這場比賽的對手——巴格達蒂斯，他此時正在幹些什麼呢？他在巡迴賽中是個新手，但卻絕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種典型的新手。事實上，他現在世界排名第8位。他是一個來自塞普勒斯的身強體壯的希臘大男孩，在這個賽季中一直有上佳表現，曾一路殺進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的決賽和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的半決賽。我很瞭解他。在2005年的美網公開賽中，我們打了一場練習賽。通常在大賽時我是不會和其他選手打練習賽的，但是巴格達蒂斯的坦率足以打消我的疑慮。而且，當時塞普勒斯的一家電視臺正在錄製一期有關他的節目，巴格達蒂斯問我是否介意拍攝我們比賽的過程，我說：「當然不介意，為什麼要介意呢？」最後，我贏了那場練習賽，6:2，賽後他一直保持著笑容。於是，我想他是那種高興或是緊張的時候都會笑的人，但是你很難區分他是高興還是緊張。這讓我想起了某個人，但我卻一時想不起來那個人是誰了。
我告訴巴格達蒂斯，他的打法有點兒像我。他說那一點兒也不意外，他是看著我的球賽長大的，他在臥室裡貼滿了我的照片，總是邊看我的比賽邊模仿我的動作。換句話說，今晚我會像和鏡子裡的我打比賽一樣。他會固守底線，在球的上升期便早早地擊球，喜歡孤注一擲，就像我一樣。這將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我們兩個人都想盡辦法控制局面，都想要尋找機會擊出一記漂亮的反手直線球。他的發球並非勢不可擋，我的也不是，這意味著雙方要通過長時間的對打才能得分，也就是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我要為一場雙方不得不全力以赴的長時間消耗戰——也就是這種運動中最殘酷的形式——做準備。
當然，我們倆有一個最明顯的區別，那就是體力。我們有不同的身體。他就像年輕時的我——動作敏捷迅速、精力充沛。為了讓現在的我生存，我必須打敗年少的我。我閉上眼睛，對自己說：控制那些你所能控制的！
我又大聲說了一遍。大聲說出來讓我覺得自己所向披靡，無所畏懼。
我關上水龍頭，呆立著，渾身不停地顫抖，不禁想起自己在不斷流出的熱水下是多麼容易變得勇敢起來。但是，我提醒自己，那並不是真正的勇敢。說到底，你的感覺並不重要，你的行為才能最終成就你的勇敢。
施特芬妮和孩子們回來了。是吉爾水上場的時候了。
我出汗比大多數運動員都多，因此在賽前數小時內我需要大量飲水。我倒了幾百毫升吉爾發明的神奇的「靈丹妙藥」。吉爾是陪伴了我17年的體能教練。吉爾水裡含有碳、電解質、鹽、維生素和一些吉爾從不外傳的秘密成分。他從20年前就開始不斷完善他的秘方了。他通常在比賽的前一夜就開始不斷地強迫我喝吉爾水，直到比賽開始為止。然後隨著比賽的進行，我會不時地抿一口。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版本的吉爾水，且每一階段的顏色都不同：粉色是用於攝入能量的，紅色是用來恢復體力的，棕色的則是用來補充營養的。
孩子們很喜歡幫我製作吉爾水，他們為了誰用勺子舀出那些粉末、誰端著漏斗、誰將那些粉末倒進塑膠水壺裡而吵來吵去。但是隻有我可以將那些水壺放進我的包裡，和我的衣服、毛巾、書、墨鏡以及護腕放在一起。我的球拍通常最後才會放進去。我不允許別人碰我的網球包。當我打包完畢後，通常把它放在門邊，就像一個殺手的裝備一樣，標誌著出發的時刻已迫在眉睫。
5點的時候，吉爾從酒店大堂打來電話。
他說：「你準備好了嗎？大幹一場的時刻到了。時間到了，安德烈。開始了。」
現在每個人都在說「開始了」，但是吉爾從很多年前就開始這麼說，而且沒有人能說出他那樣的感覺。當吉爾說「開始了」，我感到自己的助推器被點燃了，我的腎上腺素像鍋爐裡的熱水一樣汩汩湧動。我感覺自己可以將一輛小汽車舉過頭頂。
施特芬妮將孩子們聚到門口，告訴他們爸爸要出發了。「你們有什麼要對爸爸說的，孩子們？」
傑登喊：「爸爸，狠狠地打他們！」
「狠狠地打他們！」傑姬也學著哥哥說。
施特芬妮只是給了我一個吻，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一切盡在不言中。
在車裡，吉爾坐在前排。他穿得很入時，黑襯衫、黑領帶、黑夾克，並時不時用後視鏡檢查自己的髮型——每次比賽他都打扮得像是要去相親或是要去大出風頭似的。我和教練達倫坐在後排。達倫是澳大利亞人，有著一身好萊塢明星似的棕色皮膚，總是帶著像是中了彩票似的微笑。有幾秒鐘的時間，沒有人說話，然後吉爾哼出了我們最喜歡的一首歌，一首羅伊·克拉克的老歌，他深沉的男低音在車裡飄蕩：
只想要體驗假裝的感覺，
假裝還有剩下的東西可供我們獲取……
然後，他看向我，等待著。
我說，我們也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啊。
他笑了，我也笑了。這一刻，我忘記了緊張。
緊張是一種很可笑的情緒。有些時候它會使你不得不跑到洗手間，有些時候它讓你感到怒火中燒，還有些時候它又會讓你開懷大笑，並有一種想要去戰鬥的渴望。在你駕車駛往賽場前，第一要務是要確定你是哪種緊張。弄明白你是哪種緊張，破譯其中所蘊涵的有關你身體和心理狀態的密碼，是控制它並讓它為你服務的第一步。這是我跟吉爾學到的成千上萬條經驗中的一條。
我問達倫對巴格達蒂斯的看法。今天晚上我要展現何種程度的進攻性？網球就是對不同程度的進攻性的演繹。你要展現出足夠的進攻性以掌握分數，但也不能攻擊得過了頭，以至於犧牲了控制權，將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風險當中。我關於巴格達蒂斯的問題是：他會如何打擊我？如果我以反手斜線球來發球，有的運動員會很有耐心，有的則會立即做出反應，或是回擊一記大力直線球，或是直接殺到網前。因為除了那場練習賽之外，我從來都沒有跟巴格達蒂斯對打過，我想要知道他對保守的打法會做出怎樣的反應——他是會衝向前，放棄運用常規的斜線球打法，還是會守在底線等待時機？
「老兄，」達倫說，「我覺得如果你在對打中太保守的話，那個傢伙就會伺機而動，用他的正手重擊你。」
「我知道了。」
「至於他的反手擊球，他無法輕易地打出直線球，也就不會那麼快地扣動扳機。所以如果你發現他一直在用反手打直線球的話，那麼就一定意味著你沒能在你們的對打中釋放足夠的力量。」
「他跑動迅速嗎？」
「是的，他跑動很迅速，但是當他處於防守狀態時，他就會不舒服。他處於進攻時的跑動狀態比防守時表現得要好。」
「嗯。」
我們來到了運動場。球迷們在四周徘徊。我為幾個人簽了名，然後就閃進了一個小門裡，走過一個長長的通道進入了更衣室。吉爾走過去和保安協商，他通常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去場地練習和回來的確切時間。達倫和我放下包，直接朝訓練室走去。我趴在桌子上，讓第一個賽會醫生來幫我按摩背部。達倫迅速走了出去，5分鐘後，他拿著8把新穿了線的網球拍回來了，然後把它們放在了我的包上。他知道我希望親自把它們放進包裡。
我對我的網球包有種異樣的迷戀。我總是把它收拾得極其整齊，而且並不認為自己這種過於注重小節的行為有什麼不妥。包就是我的資料夾、手提箱、工具箱、午餐盒和調色盤，我需要它一切就位。這個包是我帶到賽場上並從賽場上帶回來的東西，這是兩個極具壓力的時刻，因此我可以感覺到它的每一分重量。如果有人悄悄往我的包裡塞進一雙襪子，我想我也能感覺得到。這個網球包就像你的心一樣，你必須一直知道里面裝了些什麼。
同時，這也是一個純功能性的問題。我需要我的8把球拍嚴格地按時間順序排列在我的網球包裡，最新穿線的球拍放在最底下，穿線時間最久的球拍放在最上面。一把球拍放的時間越久，它的網線就會變得越松，所以每場比賽開始時我用的通常都是那把穿線時間最久的球拍。
我的穿線師羅曼是一個老派的、活在舊世界的捷克藝人。他是最棒的，而且他也必須是，因為穿線這一環節可以使比賽的結果大為不同，而對一個人來說，一場比賽則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職業生涯，而一種職業生涯則意味著完全不同的人生。當我從包裡拿出一把新的球拍，試著打完一場比賽時，這個球拍的球弦磅數的價值可能高達數十萬美元。因為我是在為我的家人、我的慈善基金、我的學校打球，球拍的每根弦就跟飛機發動機的每個零件一樣重要。世上存在那麼多我控制不了的事情，因此我對自己能控制的少有的幾件事情異常痴迷——球拍的球弦鬆緊就是其中一件。
羅曼對於我的比賽非常重要，因此我在各地參賽時總是將他帶在身邊。他本是紐約的正式居民，但是當我參加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時，他住在倫敦，當我參加法網公開賽時，他又變成了一個巴黎人。有時，在一些外國的城市我會感到迷茫和孤獨，這時我會和羅曼坐在一起，看他給球拍穿線。並不是我不信任他，事實上正好相反：當我注視著一個能工巧匠工作時，我會感到平靜、踏實，並備受鼓舞。這讓我想到，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份出色完成的工作都具有非凡的重要性。
球拍最初從工廠裡用一個巨大的箱子運到羅曼那裡時，通常都是一團糟。在一般人的眼裡，它們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羅曼看來，它們就像人海中的芸芸眾生一樣，面目各異。他旋轉它們，前前後後地看，皺皺眉，然後作出評價，最後才正式開始工作。他先是除去工廠的拍柄，裝上我自己的拍柄。我自從14歲起就開始使用這種拍柄了，它就跟我的指紋一樣私密，不僅和我的手形與手掌的長度相吻合，還與我手上老繭的形狀和我的握力相匹配。羅曼有我球拍拍柄的模具。他會把小牛皮包在這個模具上，並連續敲打，使其越來越薄，直到達到他滿意的厚度為止。在長達4個小時的比賽行將結束時，毫釐的差距也會像你的鞋子裡有一顆石子一樣，讓你惱怒不已。
裝好拍柄後，羅曼會為球拍穿線。他將弦放鬆，拉緊，再放鬆，就像琴師給大提琴調絃那樣小心翼翼地調弄著。然後他會用模板在球線上塗抹出商標字樣。為了使印出的圖案快點兒變幹，他會在空中用力揮舞球拍。有的穿線師在比賽快要開始時才用模板印出圖案，我覺得那樣是極不專業和粗心的。這些圖案的印跡會蹭在網球上，對於我來說，再沒有比跟一個使網球蹭上紅黑圖案的人比賽更難過的事了。我喜歡一切都井然有序、整齊乾淨，即使網球上也不能蹭上汙點。無序會令人分心。在球場上，任何令人分心的事都可能是個潛在的轉折點。
達倫開啟兩筒球，在他的兜裡塞了兩個球。我猛喝了一口吉爾水，並在熱身前最後去了一趟盥洗室。保安詹姆斯帶我們進入通往球場的地下通道。就像平時一樣，他穿著緊身的黃色保安襯衫，並朝我使了個眼色，彷彿是在說：我們保安人員本應保持中立的，但我絕對站在你這邊。
詹姆斯在美網公開賽待的時間差不多和我一樣長。在無數場比賽前，都是他領著我走過這條長長的通道走向賽場的；無論是輝煌的勝利，還是痛苦的失敗之後，也都是他領著我離開的。這個善良的、身上有著引以為豪的戰爭傷疤的大塊頭和吉爾很像。在場上的這幾個小時，我將置身於吉爾的氣場之外，而詹姆斯則彷彿暫時替代了吉爾的位置。有一些人，像工作人員、球童、賽會醫生，他們和你一起待在場上，見到他們你就會更加安心；他們幫助你時刻謹記你現在所處的位置，以及你是誰。詹姆斯就處在這個名單的最前列。他是我走進阿瑟·阿什網球場時最期望見到的面孔之一。見到他，我就明白我又回到紐約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自從1993年一個漢堡的球迷在比賽中衝進賽場並刺傷了莫妮卡·塞萊斯之後，美網公開賽中，每次換邊期間，每個選手的座位後面都會有一個安保人員。詹姆斯總是確保他待在我的座位後面，這種對我的關照讓他顯得分外迷人和可愛。在遇到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時，我常常會看到詹姆斯表現出一臉的擔心，這時我就會悄悄地跟他說：「別擔心，今天晚上我會打得這個笨蛋俯首稱臣的。」我的話通常都會令他暗自發笑。
現在，他正領著我前往練習場地，但他沒有笑，而是看起來很傷心。他知道這可能是我們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個晚上，但他依舊陪我走完賽前的例行程式。他也說著跟以往相同的話：「讓我幫你拿那個包吧。」
「不用了，詹姆斯，這個包只有我才能拿。」
我告訴詹姆斯，在我7歲的時候，我曾經看到吉米·康納斯讓別人替他拎包，儼然把自己當成了愷撒大帝。從那以後，我就發誓一定要自己拿自己的包。
「好啦，」詹姆斯笑著說，「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記得的，只不過想幫幫忙而已。」
接著我問道：「詹姆斯，你今天站在我身後嗎？」
「放心吧，我會的，孩子。一切都不用擔心，只要好好打就行了！」
這是9月的一個昏暗的夜晚，天空中飄著紫色、橘色和灰灰的色彩。在進行練習前，我走到觀眾席前和一些觀眾握手，又給幾個人簽了名。這裡有四個練習場地，詹姆斯知道我最喜歡那個離人群最遠的場地，因為那樣我就可以私下裡和達倫商量一些比賽戰術。
當我朝著達倫的正手位打出一記反手直線球時，我忍不住失望地嘆了口氣。「今晚不要打這條線路，」他說，「巴格達蒂斯會抓住這個機會重擊你的。」
「真的嗎？」
「相信我，兄弟！」
「你還說他跑動迅速？」
「是呀，跑動迅速。」
我們對練了28分鐘。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注意到這些細節：下午淋浴的時間、練習的時間、詹姆斯襯衫的顏色等等。我不想注意這些細節，但我卻總是不自覺地注意著，而這些細節將會一直保留在我的腦海裡。我很清楚自己的網球包裡裝了哪些東西，但是卻不清楚自己腦子在想什麼。我好像一直在向腦袋裡塞東西，但卻從來不扔出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