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拋開芭芭拉的話題，避開報紙和電視，我繼續自己在1993年溫網的程式。在擊敗卡巴切爾後，我又戰勝了葡萄牙的若昂·庫尼亞·席爾瓦、澳大利亞的帕特里克·拉夫特和荷蘭的理查德·克拉吉賽克。我進入了四分之一決賽，與皮特對決。又是皮特。他的發球已然成為一種武器，我懷疑我的手腕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發球。但皮特此時也被其自身的傷痛所困擾，他的一個肩膀疼痛難忍，所以他在比賽中的表現比平常稍微差些——或者他們是這樣說的。你絕不會知道他是如何對付我的：他迅速地拿下了第一盤，花費的時間比我穿賽服的時間還要短，然後又以同樣的速度贏得了第二盤。
又是一場短命的比賽，我心裡想。我抬頭看了看我的包廂，芭芭拉坐在那裡，閃光燈在她周圍不停地閃著。我想：這真的就是我的命運嗎？
第三盤開始時，皮特連續失誤，這給了我喘息的機會。我贏了這一盤，接著又拿下了第四盤。我們戰平了，各勝兩盤。命運的車輪似乎正在朝我的方向轉動，我看到恐懼悄悄爬上了皮特的雙頰，懷疑、明顯的懷疑之情就像下午時出現在溫布林登草場上那長長的影子一樣追隨著他。只有這一次，不是我，而是皮特在聲嘶力竭地咒罵自己。
在第五盤中，皮特退縮了，他揉著肩，請出了賽會醫生。在比賽中斷的這段時間裡，皮特接受了治療，我則暗暗發誓一定要拿下這場比賽。連續兩年溫網冠軍——難道這不是了不起的成績嗎？到時那些小報又會說些什麼，或者我將說些什麼，我們走著瞧。或者我會說：你們現在覺得你們的「漢堡王」如何呢？
但當我們重新開始比賽時，皮特完全換了一個人——不是重新恢復了生機或者重新煥發了活力，而是完全不同了。他從頭開始，完全丟棄了那個深陷自我懷疑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的皮特，就像蛇完成了蛻皮一樣。現在他正在一點點甩開我，以5:4領先。在這一盤的第十局一開始，他就連發了三個ace球，但與其他任何ace球都不同，它們甚至有自己獨特的聲音，就像內戰中加農炮的聲音。三個賽點。
突然間他朝球網走來，然後伸出了手，又一次以勝利者的身份。這次握手使我感到了切身的疼痛，但這並不是因為我那一觸即痛的手腕。
輸給皮特幾天後，我回到了我的單身公寓。在這裡，我只有一個簡單的目標：我不願再想起任何有關網球的事情，一個星期足矣，我只想短暫休息一下。我的心痛苦不已，我的手腕疼痛難忍，我的骨頭要散架了。我只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什麼也不做，只是安靜地坐著，沒有痛苦，沒有戲劇性，沒有發球局，沒有小報，沒有歌手，沒有賽點。我正在小口啜飲著我當日的第一杯咖啡，隨意翻看著一份《今日美國》報紙，然後一個標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為我的名字在裡面——「波利泰尼與阿加西分道揚鑣」。尼克告訴記者他已經和我徹底斷絕往來了，他想花更多的時間陪陪家人——10年了，他竟然以這種方式讓我獲得了這一訊息，甚至還不如我在他的椅子上放的那隻屁股朝天的大熊貓。
幾分鐘後，聯邦快遞送來了尼克的一封信，信上的說辭和報紙上的內容大同小異。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著這封信，看了不下數十遍，最後我把它塞進了一個鞋盒子裡。我走到鏡子前。我並沒有感覺有多糟——我已經什麼感覺都沒有了，我已經麻木了。彷彿可的松的藥力已經蔓延到了我的全身，吞沒了我的知覺——我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
我開車到了吉爾那裡，和他坐在健身房裡。聽我講完這件事後，他和我一樣感覺很糟，並且憤怒不已。
「嗯，」我說，「我猜現在是‘同阿加西決裂’時間，首先是溫迪，然後是尼克。」
我身邊的人比我的頭髮減少得還快。
儘管似乎說不通，但我還是想再次踏上球場，我想要「享受」只有網球才能賜予我的那種痛苦。
但也不是這種劇痛。可的松的藥力完全消失了，所以我手腕中那種針扎刀刺的感覺再度迴歸，而且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我又見了一個新醫生，他說我的手腕需要手術。然後我又見了另一個醫生，他說休息可能會起作用。我贊同第二個醫生的看法，所以我選擇了休息。但當四周後我踏上球場，只是揮了一下拍後，我就意識到手術可能是我唯一的選擇了。
我就是不信任外科醫師。我信任的人本來就很少，我尤其不贊同別人說可以信任某個完全陌生的人。把自己交給一個剛剛見過面的人，由他掌控自己的命運，我實在厭惡這樣做。一想到要毫無意識地躺在一張臺子上，而某個人會切開我賴以為生的手腕，我就想打退堂鼓。如果那天他注意力不集中怎麼辦？如果失誤怎麼辦？我總是會在球場上看到這一幕，而一半的時候，它就發生在我身上。我排在世界前十名，但某天你會覺得我只是個不折不扣的業餘選手而已。如果我的外科醫生恰巧就是醫學界的安德烈·阿加西怎麼辦？如果他那天未在最佳狀態怎麼辦？如果他喝醉了或者吸毒了怎麼辦？
我讓吉爾在我手術時待在手術室裡，陪在我的身旁。我想讓他充當我的警衛、監視器、後盾以及見證人，換句話說，我想讓他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為我站崗、守衛著我，只不過這次要穿著一身長袍，戴著一副口罩。
他皺起了眉頭。他搖搖頭。他不知道。
吉爾有幾個可愛的特性，比如說他很恐懼太陽。但是最可愛的就是他那神經質的個性——他見不得針，他一打流感疫苗心裡就直發毛。
但是，為了我，他會鼓起勇氣。他說：「我會堅持住的。」
「算我欠你一個人情。」我對他說。
「你從來都不欠我的，」他說，「我們之間不存在誰欠誰的問題。」
1993年12月，吉爾和我飛到了聖巴巴拉市，然後我住進了醫院。當護士在我周圍忙來忙去、為我做手術前的準備時，我對吉爾說我非常緊張，我會暈過去的。
「這樣他們就不用給你打麻藥了。」
「吉爾，這可能會是我網球生涯的終點。」
「不會的。」
「如果是的話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他們給我戴上了口罩，然後對我說：「深呼吸。」我的眼瞼變得很重很重，我掙扎著不讓它們合上，掙扎著不讓自己失去意識。「別走開，吉爾，別離開我。」我凝視著吉爾。他此時正戴著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只有那雙黑眼睛露在外面。他注視著我，眼睛一眨都不眨。吉爾在這裡，我心裡暗暗想，吉爾做到了這一點，他在守護著我，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我閉上了眼睛，讓某種迷霧吞噬了我。而彷彿剛剛過了一瞬間，我就清醒了過來，吉爾則靠在我病床邊對我說我手腕的狀況比預料的還要糟，事實上要糟得多。「不過，他們已經清理乾淨了，安德烈，現在讓我們心存希望，默默等待最好的結果吧。這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對吧？」心存希望，期待最好的結果。
我棲身在綠色鵝絨沙發上，對一隻手敬而遠之，用另一隻手打電話聊天。醫生說我必須使我的手腕在幾天之內保持抬起狀態，於是我用一個大的硬枕頭墊著手腕躺在沙發上。儘管我一直在吃強力止痛藥，但手腕仍然隱隱作痛，而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擔憂之情，我依然很脆弱。不過至少還有事情可以轉移我的注意力——一個女人，肯尼·基的妻子琳迪的朋友。
我是通過邁克爾·波頓認識肯尼·基的，而前者則是我在戴維斯盃上結識的，我們全都住在一個酒店裡。然後，琳迪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她遇見了一個完美的女人。
「嗯，我喜歡完美的女人。」
「我覺得你們真是天生一對。」
「為什麼？」
「她漂亮、聰明、雅緻，而且幽默。」
「我可不這麼認為。我還沒忘了溫迪呢，而且我不想通過別人介紹尋找心儀物件。」
「你會願意和這個人聯絡的，她的名字叫波姬·小絲。」
「我聽說過她。」
「再說，你和她聯絡又不會失去什麼。」
「我會失去很多。」
「安德烈。」
「我會考慮的。她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你沒法給她打電話，她正在南非拍電影。」
「她肯定有電話吧。」
「沒有，她此時正在茫茫蠻荒中，住的不過是在灌木叢中臨時搭起的帳篷或者小木屋，你只能通過傳真和她取得聯絡。」
我沒有傳真。在我家裡什麼小裝置都有，但就是沒有傳真機。
我只好把菲利的傳真號碼給了她。
就在我手術前，我接到了菲利的電話。
「我這兒有一個你的傳真——來自波姬·小絲？」
我們之間就這樣開始了。我倆你來我往地不斷髮著傳真，就這樣我和一個素未謀面的女人開始了這種遠距離的通訊聯絡。以這種方式開始本來就略顯奇怪，而在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我們之間的這種聯絡方式就顯得更加奇特。交談的節奏極其緩慢，而這對於我們兩個人來說都再合適不過了——我們都不心急，而且這種空間上的巨大距離使我們迅速放下了對彼此的戒心。發了幾次傳真後，我們之間就從彼此只是無關痛癢的調情轉換到傾訴內心最深的秘密了；而幾天之後，我們之間的傳真就呈現出一種相互吸引，進而是親密的語氣了。我感覺我正在與這個從未見過面甚至交談過的女人發展成為關係確定的情侶。
我也不再給芭芭拉打電話了。
此時此刻，我困居於沙發的一角，綁著繃帶的手腕架在枕頭上，除了焦急地等待波姬的傳真，我別無他事可做。吉爾會隔三差五地來看看我，並幫我擬了幾份傳真的草稿。波姬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擁有法國文學學位，而我則在9年級就輟學了，這一點使我有些膽怯。吉爾則對我的這種想法置之不理，而是不斷鼓勵我，提升我的信心。
「除此之外，」他說，「別擔心她是否喜歡你，而是要好好考慮你是否喜歡她。」
「嗯，」我語帶嘲諷地說，「對，你說得很對。」
因此我叫他幫我租來了波姬·小絲的作品集，然後我們開始了兩個男人的電影盛宴。我們買來爆米花，把燈光調暗。吉爾播放的第一部電影是《藍色珊瑚島》，波姬在其中扮演一個尚未到青春期的美人魚，她與一個男孩困在了一個風景如畫的小島上，故事情節則與亞當和夏娃的傳說大同小異。我們不斷地倒回、快進或定格錄影帶，討論波姬·小絲是否是我喜歡的型別。
「還不錯，」吉爾說，「很不錯，你繼續給她發傳真毫無疑問是值得的。」
這種通過發傳真進行的約會維持了幾個星期，隨後，波姬發給我了一份簡短的傳真，說電影已經完成拍攝，她即將回到美國，她的飛機兩個星期後將在洛杉磯著陸。而我恰巧也得在她到達後的一天抵達那裡，因為我要做客吉姆·羅梅主持的節目，接受他的採訪。
我們是在她家見的面。在接受完羅梅的採訪後，我從演播室一出來就直奔她那裡，連臉上的濃妝都沒來得及卸掉。她猛地推開了門，看起來星味十足，脖子上戴著一個松垂的圍巾似的東西，沒有化妝（或者至少妝沒有我化得這麼濃）。但她的頭髮剪得很短，這使我頗為吃驚，因為一直以來我都想象著她有著飄逸的長髮。
「我扮演的一個角色需要剪短頭髮。」她說。
「哪部電影？《少棒闖天下》（badnewsbears）？」
她的母親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我們握了握手，她表現得很熱情，但難掩生硬。我有一種奇怪的直覺——無論發生什麼，這個女人絕對不會和我相處得很好。
在開車載著波姬去吃晚餐的路上，我問她：「你和你母親一起住啊？」
「是啊。嗯，不是，不完全是，這很複雜。」
「涉及父母的問題時的確總是很棘手。」
我們去了位於聖維森特的一家小型義大利餐廳pastamaria。我主動要求在餐廳的一個角落裡就座，這樣我們才能有一定的私人空間。很快我就忘記了波姬的母親、她的髮型以及其他所有的事情。她舉止優雅，魅力非凡，而且極為風趣。一位服務生來到我們桌邊問道：「請問兩位女士看過選單了嗎，需要什麼呢？」聽到他這麼說，我們都大笑了起來。
「我可能是該剪頭了。」我說。
我問了她關於那部剛剛在南非拍攝完畢的電影。我問她喜歡當演員嗎，她滿懷激情地談論著拍電影這一激動人心的經歷以及與有天賦的演員和導演一起工作的樂趣。她這一點與溫迪正好相反，溫迪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而波姬則總是十分明確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這種深刻的反差使我印象尤為深刻。她看到了自己的夢想，並且毫不猶豫地把這些夢想描繪出來，即使她也不完全知曉如何將這些夢想變為現實。她比我大5歲，所以更加老於世故，更加具有世俗智慧，但她也流露出一種快樂天真的氣質，一種需要別人的神情，這使我不禁想要保護她。她喚醒了我體內的「吉爾」，我以前從未意識到我還有這一面。
我們談論的大都是在傳真裡談過的話題，但現在，在餐桌上，這些話題聽起來已然不同，更加私密。現在彼此之間的表達能夠更加精確細膩，談話中也蘊涵著豐富的潛臺詞，肢體語言也在其中起著作用。她使我不停地大笑，也使她自己笑聲不斷，而且她笑得很可愛。就同在手腕手術中的感覺一樣，3個小時眨眼間就過去了。
她對我的手腕尤其關注，並且表現得呵護有加。她仔細觀察著約一英寸長的粉紅色傷疤，輕輕地觸控著它，然後關切地問這問那。她也頗有些同病相憐之感，因為她也面臨著手術——她的腳趾由於多年的舞蹈訓練已經受到了損傷，醫生需要把它們弄斷然後再重新接上。我告訴她在我手術時，吉爾站在手術室裡守護著我，而她則笑著問我是否可以把吉爾借給她。
我們發現，儘管表面上看來我們的生活很不同，但我們有著相同的起點。她深深知道在自以為是、野心勃勃且生硬粗暴的刻板父母的管教下成長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從11歲開始，她的母親就當起了她的管家，而與我不同的是，她的母親現在還在管理著她的大小事務。現在她們已瀕臨破產，因為波姬的事業正江河日下。非洲的這部電影是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裡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在歐洲拍咖啡廣告賺的錢只夠付房屋按揭款。她對我講類似這樣的事情，驚人地坦白，好像我們已經認識了幾十年，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此前互發傳真已經使彼此之間的氣氛頗為和緩。她只是生性坦率，我敢說，她一直都如此。如果我能有她一半那麼坦率，我就心滿意足了。我尚不能毫無顧忌地向她傾吐我內心的痛苦，儘管我不得不承認我對網球的厭惡。
她不禁笑了起來。「你不是真的痛恨網球。」
「我是真的討厭。」
「但你並不痛恨它。」
「我確實痛恨它。」
我們談論我們的旅行、我們最喜歡的食物和電影。我們在最近的一部電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上找到了共同話題，這部電影講述的是英國作家c.s.劉易斯的故事。我對波姬說這部電影在我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鳴。劉易斯和他的兄弟很親近，他的生活處處受人庇護，與世隔絕；他害怕冒險，也承受著愛的痛苦，但後來他遇到了一個女人，這位異常勇敢的女人使他認識到那種痛苦是生而為人的代價，經歷那種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在電影的結局，劉易斯對他的學生們說：痛苦是上帝喚醒這個常常聽而不聞的世界的擴音器。他告訴他們：我們就像一塊塊石頭，上帝拿鑿子的重擊雖然使我們飽受磨難，但是也使我們臻於完美。我對波姬說，佩裡和我已經看過這部電影兩遍了，而且能夠背出半數臺詞。波姬也很喜歡這部電影，對於這一點我深為感動。而當得知她還讀過劉易斯的幾部書時，我不禁心生些許敬畏之情。
已經過了午夜，咖啡杯也早已見底，我們不能再無視服務生和餐廳老闆不耐煩的目光了。我們得走了。我開車送她回家。在她家外面的人行道上道別時，我有種感覺，覺得波姬的媽媽正透過樓上的窗簾注視著我們。我禮節性地吻了波姬一下，並且問她我是否可以打電話給她。
「請一定要打電話。」
當我轉身離開時，她注意到我的牛仔褲在腰背部處有一個洞。她把手指伸了進去，用她的指甲劃了一下我的尾骨，然後跑向房門，並在進屋前衝我會心一笑。
我在日落大道上開著租來的車。我之前本打算約會後開回拉斯維加斯的，未曾料到此次約會進展得如此順利並且持續了這麼長時間，而現在乘飛機也來不及了。於是我決定在我經過的第一家旅店過夜，結果我停在瞭如今已破敗不堪的假日酒店門前。10分鐘後，我躺在了二樓的一間散發著黴味的房間裡，窗外日落大道和405州際高速公路上車輛不時呼嘯而過。我試圖重溫這次約會的種種，更為重要的是得出一些關於這次約會以及它意味著什麼的結論，但是我的眼皮很重很重。我掙扎著睜著眼睛，就像任何時候行將失去意識，似乎也將因此失去最終的選擇權那樣抗爭著。